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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能戏说的
20多年前，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全剧以乾隆微服下江南寻访同父异母兄弟为背景，一路上经历种种奇遇，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收视率百分比，当时可谓家喻户晓。由此，引发了中国大陆长达20多年的戏说历史之风潮。
然而，历史是不能戏说的。历史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进步的历程是真实的、复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怎么可以戏说呢？历史，在国人心中的位置，早已走出简册和书本上的文字，成为一种价值观、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信仰。中华民族是一个敬畏历史、坚信历史、依循历史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子孙怎么可以戏说自己民族的历史呢？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听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诸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样的名言，也早已远我们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历史是一块抹布”，“历史是一个女人”，“历史是什么玩意”等等，似乎历史是可以随便涂抹、任意打扮、信口戏说，甚至成为随意换钱的东西。这种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和言论颠覆了人们的历史敬畏感，以至人们对历史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与依循；颠覆了人们的历史方向感，以至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颠覆了人们的历史价值观，以至人们辨不清历史和现实中的是与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
那么，如何刹住戏说历史之风呢？如何阻止这种愈演愈烈的颠覆历史价值观之风呢？我以为，提倡学国学便是方法之一。因为五经中的《春秋》经，恰恰为阻止这种颠覆，给我们从源头树立了一个经典范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典籍，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孔子生活的时代。
“春秋”两个字，原本是一年四季中两个季节的称谓，但在中国先秦时代，也是各诸侯国对历史记载的一种通称。
尽管先秦时期出现过“百国春秋”，但由于简册保存之难，加上战乱频仍，存世传承至今的，仅有这唯一的一本《春秋》。这本《春秋》的传世，首先要感谢孔子的编修和讲授，还要感谢后儒们将其奉为经典，各家不断为其作传注疏。这部《春秋》，就在最早注疏的三部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中保存了下来。
孔子编修的《春秋》，是以《鲁春秋》为原本的。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最后到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为止，涵盖了鲁国12位国君在位的时间，一共242年。
根据古籍记载，孔子编修《春秋》，是他在各国漂泊14年后，晚年从卫国回到故乡鲁国开始的，直至他去世。为什么孔子晚年花费那么大精力，要编修《春秋》呢？孟子的解释一语中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是在告诉我们，“孔子生活的西周晚期，周王室的统治已经衰败，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已经很微弱，而异端邪说和暴力行为却大肆泛滥，以至当臣子的杀害国君谋反篡位之事、儿子杀害父亲的忤逆不孝之事到处发生。孔子十分担心这种社会现状，于是开始编修《春秋》一书。”孟子在这里十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孔子编修《春秋》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也就是孔子编修《春秋》的社会原因。
那么，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孔子到底惧怕、担心什么呢？我们读过《春秋》一书，便可以领悟到：孔子担心史官不加褒贬地记录下混乱的社会现状，传承下去，以致后人分不清历史的是与非；孔子担心史官不加褒贬地记录下礼崩乐坏的利益纷争，传承下去，以致后人分不清历史的善与恶；孔子担心史官不加褒贬地记录下暴政、称霸、战争等，传承下去，以致后人分不清历史的正义与非正义。孔子将这一褒一贬贯注到《春秋》一书的编修中，体现了孔子的立场、观点和他遣词造句的方法。这让我们看到了孔子朴素的唯物史观。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是人书写的。而写史书的人，除了为后人留下史实以外，还应该为后人留下历史的敬畏感、历史的方向感、历史的价值观。孔子正是这样编修史书的人。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一书贯穿的正义推行开去，就会使天下的乱国之臣和忤逆之子感到恐惧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是中国宝贵的历史遗产，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历史观遗产。《春秋》这部中国最早的编年史，与其他所有严肃的正史一样，是一部无言的教科书，世世代代地教导着中华子孙，让中华子孙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走来，今后应该向哪里走去。
“春秋三传”共存于四书五经之中
“春秋三传”是指《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孔子去世后，为《春秋》一书注释作传的儒家学者共有五家。他们是：《左氏传》30卷，《公羊传》11卷，《梁传》11卷，《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后两家在汉代以后失传，便只剩了前面的三家。
《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或简称《左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太史左丘明所撰。
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记载：“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译成白话就是，“鲁国的君子左丘明担心孔子的弟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去传授孔子的《春秋》，这样必然丢失掉孔子编修《春秋》的真实意图，所以，就按照孔子《春秋》中的历史记载，具体论评解读书中的每句话，于是，写成了《左氏春秋》一书。”
《春秋左氏传》的文字是《春秋》一书的9倍之多，达到18万余字。《春秋左氏传》中一方面对《春秋》所载的史实记录逐一进行了详解，另一方面又补充了不少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重大事件，以及各地区发生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更为详实系统地勾勒出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轮廓，很像一部以《春秋》为大纲的内容更加充实的编年史。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是汉代公羊寿所撰（一说公羊高所撰）。《春秋公羊传》以《春秋》经中的人物、事件为主干，以问答的形式阐释其中的义理，颇具特色。
《春秋梁传》，又称《梁传》，是战国时期子夏的学生梁赤所撰（一说是梁赤学生所撰）。梁赤与公羊高都曾在孔子的学生子夏那里学习《春秋》经，因此，《梁传》与《公羊传》都在阐释义理上，也就是阐释《春秋》中蕴涵的儒家思想上有所贡献。
《春秋》具有不容小觑的珍贵价值。首先是史料价值。《春秋》一书，是中国迄今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其次是思想价值。《春秋》一书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思想价值：历史的敬畏感、历史的方向感、历史的价值观。
“三传”中传递给我们的儒家思想，其思想价值也是极其珍贵的。比如《左传》中通过褒扬政治家“重民”而体现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比如《左传》中敢于怀疑“天道”权威，不信鬼神的人文精神；比如《公羊传》中提出的“大一统”观念等。
第三是社会价值。这里主要是指《春秋》一书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本身的价值。《春秋》一书的存世，证明了中国人自古就懂得用历史做航标，导引一个民族不断告别野蛮，走向文明。
20多年前，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全剧以乾隆微服下江南寻访同父异母兄弟为背景，一路上经历种种奇遇，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收视率百分比，当时可谓家喻户晓。由此，引发了中国大陆长达20多年的戏说历史之风潮。
然而，历史是不能戏说的。历史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进步的历程是真实的、复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怎么可以戏说呢？历史，在国人心中的位置，早已走出简册和书本上的文字，成为一种价值观、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信仰。中华民族是一个敬畏历史、坚信历史、依循历史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子孙怎么可以戏说自己民族的历史呢？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听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诸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样的名言，也早已远我们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历史是一块抹布”，“历史是一个女人”，“历史是什么玩意”等等，似乎历史是可以随便涂抹、任意打扮、信口戏说，甚至成为随意换钱的东西。这种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和言论颠覆了人们的历史敬畏感，以至人们对历史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与依循；颠覆了人们的历史方向感，以至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颠覆了人们的历史价值观，以至人们辨不清历史和现实中的是与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
那么，如何刹住戏说历史之风呢？如何阻止这种愈演愈烈的颠覆历史价值观之风呢？我以为，提倡学国学便是方法之一。因为五经中的《春秋》经，恰恰为阻止这种颠覆，给我们从源头树立了一个经典范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典籍，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孔子生活的时代。
“春秋”两个字，原本是一年四季中两个季节的称谓，但在中国先秦时代，也是各诸侯国对历史记载的一种通称。
尽管先秦时期出现过“百国春秋”，但由于简册保存之难，加上战乱频仍，存世传承至今的，仅有这唯一的一本《春秋》。这本《春秋》的传世，首先要感谢孔子的编修和讲授，还要感谢后儒们将其奉为经典，各家不断为其作传注疏。这部《春秋》，就在最早注疏的三部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中保存了下来。
孔子编修的《春秋》，是以《鲁春秋》为原本的。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最后到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为止，涵盖了鲁国12位国君在位的时间，一共242年。
根据古籍记载，孔子编修《春秋》，是他在各国漂泊14年后，晚年从卫国回到故乡鲁国开始的，直至他去世。为什么孔子晚年花费那么大精力，要编修《春秋》呢？孟子的解释一语中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是在告诉我们，“孔子生活的西周晚期，周王室的统治已经衰败，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已经很微弱，而异端邪说和暴力行为却大肆泛滥，以至当臣子的杀害国君谋反篡位之事、儿子杀害父亲的忤逆不孝之事到处发生。孔子十分担心这种社会现状，于是开始编修《春秋》一书。”孟子在这里十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孔子编修《春秋》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也就是孔子编修《春秋》的社会原因。
那么，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孔子到底惧怕、担心什么呢？我们读过《春秋》一书，便可以领悟到：孔子担心史官不加褒贬地记录下混乱的社会现状，传承下去，以致后人分不清历史的是与非；孔子担心史官不加褒贬地记录下礼崩乐坏的利益纷争，传承下去，以致后人分不清历史的善与恶；孔子担心史官不加褒贬地记录下暴政、称霸、战争等，传承下去，以致后人分不清历史的正义与非正义。孔子将这一褒一贬贯注到《春秋》一书的编修中，体现了孔子的立场、观点和他遣词造句的方法。这让我们看到了孔子朴素的唯物史观。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是人书写的。而写史书的人，除了为后人留下史实以外，还应该为后人留下历史的敬畏感、历史的方向感、历史的价值观。孔子正是这样编修史书的人。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一书贯穿的正义推行开去，就会使天下的乱国之臣和忤逆之子感到恐惧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是中国宝贵的历史遗产，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历史观遗产。《春秋》这部中国最早的编年史，与其他所有严肃的正史一样，是一部无言的教科书，世世代代地教导着中华子孙，让中华子孙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走来，今后应该向哪里走去。
“春秋三传”共存于四书五经之中
“春秋三传”是指《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孔子去世后，为《春秋》一书注释作传的儒家学者共有五家。他们是：《左氏传》30卷，《公羊传》11卷，《梁传》11卷，《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后两家在汉代以后失传，便只剩了前面的三家。
《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或简称《左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太史左丘明所撰。
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记载：“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译成白话就是，“鲁国的君子左丘明担心孔子的弟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去传授孔子的《春秋》，这样必然丢失掉孔子编修《春秋》的真实意图，所以，就按照孔子《春秋》中的历史记载，具体论评解读书中的每句话，于是，写成了《左氏春秋》一书。”
《春秋左氏传》的文字是《春秋》一书的9倍之多，达到18万余字。《春秋左氏传》中一方面对《春秋》所载的史实记录逐一进行了详解，另一方面又补充了不少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重大事件，以及各地区发生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更为详实系统地勾勒出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轮廓，很像一部以《春秋》为大纲的内容更加充实的编年史。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是汉代公羊寿所撰（一说公羊高所撰）。《春秋公羊传》以《春秋》经中的人物、事件为主干，以问答的形式阐释其中的义理，颇具特色。
《春秋梁传》，又称《梁传》，是战国时期子夏的学生梁赤所撰（一说是梁赤学生所撰）。梁赤与公羊高都曾在孔子的学生子夏那里学习《春秋》经，因此，《梁传》与《公羊传》都在阐释义理上，也就是阐释《春秋》中蕴涵的儒家思想上有所贡献。
《春秋》具有不容小觑的珍贵价值。首先是史料价值。《春秋》一书，是中国迄今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其次是思想价值。《春秋》一书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思想价值：历史的敬畏感、历史的方向感、历史的价值观。
“三传”中传递给我们的儒家思想，其思想价值也是极其珍贵的。比如《左传》中通过褒扬政治家“重民”而体现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比如《左传》中敢于怀疑“天道”权威，不信鬼神的人文精神；比如《公羊传》中提出的“大一统”观念等。
第三是社会价值。这里主要是指《春秋》一书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本身的价值。《春秋》一书的存世，证明了中国人自古就懂得用历史做航标，导引一个民族不断告别野蛮，走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