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影明星群，星光璀璨。尤其是老明星群体，似乎超过了中国明星群的“半壁江山”。过目一下“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获奖名单，在老明星群体中，上影明星的名单几乎就是中国电影史的活化石：上官云珠、王丹凤、白杨、石挥、刘琼、孙道临、阮玲玉、吴茵、张瑞芳、周璇、金山、金焰、胡蝶、赵丹、秦怡、黄宗英、舒适、舒绣文……后来，电影厂多了，明星四起了，上影明星群的星光渐趋暗淡。但是在至少35岁以上中国观众的心目中，除了以上老明星之外，还有若干“中老明星”同样星光灿烂，他们的名单排列开来，同样具有见证电影发展史的作用：仲星火、杨在葆、向梅、达式常、梁波罗、牛犇、张瑜、陈冲、龚雪、郭凯明、吴冕、赵静、何麟、王诗槐、肖荣生……在中年以上的观众心目中，他们的地位并不亚于现今如日中天的那些当红明星。他们的银幕形象，陪伴了一代观众的生命历程。
也许，称呼他们为表演艺术家更合适，因为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演技，塑造过很多耳熟能详的角色；然而，我们更爱称呼他们为明星，他们身上的明星气质和明星风范各呈异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至今还活跃在银幕上，塑造着各种形象。当然，也有若干昔日明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让我们走近他们吧，看看这些中老明星在干什么，想什么。同时，满足我们久已期待的好奇。
本期走近的是其中的五位，在若干期后，我们还会走近其他的上影明星。
杨在葆，硬汉的理解
杨在葆，著名演员，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代表作品：《红日》、《白求恩大夫》、《年青的一代》、《从奴隶到将军》、《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原野》、《血，总是热的》、《代理市长》等。
杨在葆，多次荣获“金鸡”“百花”奖的双料影帝，这位重量级的表演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履历表上可谓硕果累累。可对于出生于80后的本刊记者来说，杨在葆这个昔日耳熟能详的名字却有点陌生，的确这位永远的银幕硬汉淡出我们的视线已经很多年。但当记者在上海八月炎热的午后，重温杨在葆主演的经典电影《红日》、《年青的一代》、《从奴隶到将军》、《原野》、《血，总是热的》和《代理市长》时，却发现他和他的电影，即使沉寂多年，却依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和感动人的力量，而这恰恰是如今电影大制作化、娱乐化、商业化年代里所最缺乏的东西，那种过目不忘的触动和激情。带着这样的感慨，本刊记者决定走近这位昔日影帝。
八月。北京。在杨在葆家楼下的小花园。身着黄灰相间T恤衫的他，神采奕奕地走来，身材很挺拔，尽管两鬓已染了风霜。带着由衷的微笑，他老远就伸出了手。握手的瞬间，记者感觉到了一个细节：杨在葆是重重一握而非蜻蜓点水，宽大的手掌传达出一种真诚与信任的力量。
关于表演
记者：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刚毕业时出演过几部话剧的重要角色。但后来您的表演历程中，主要是演电影。您是怎样看待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的？
杨在葆：可以说1978年我出演电影《从奴隶到将军》是我表演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让我自觉地对表演观做了一番新调整。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虽然同是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在表现手段上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在舞台上，演员采取的方法一般会借助形体语言，比如摘下眼镜，抹下眼泪。这时观众知道，这个人物是在哭。舞台上的表演，有人说是夸张，那是不对的。用形体语言表现出来可能就会不同。而面对镜头的话，这些肢体语言可能会显得多余，导演一般会给演员面部表情近景和特写。那就得需要演员将真实的情感流露出来，这样会使大家看的时候真实感比较强，不会感觉银幕上的演员在演话剧。
关于硬汉
记者：有人说您是“银幕硬汉专业户”，《血，总是热的》里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罗厂长、《年轻的一代》里的肖继业、《代理市长》中的肖紫云等，都被当时的观众牢记在心。您是怎么理解硬汉的？
杨在葆：我觉得并不是身材高大、轮廓粗犷就是硬汉。硬汉也有柔情的一面，硬汉也可以长得很清秀，但必须要有一颗坚强的心和坚定的信念，而且能够感染周围的每个人，也就是人格魅力。
记者：也许有了您对硬汉如此人性化的理解，才使观众能牢记您。
杨在葆：（笑）我很高兴观众们还能记住我。有好几次，我遇到打车或买东西时，被一些40多岁的影迷认出后，就是不愿意收我的钱，他们说他们年轻时就是看杨在葆的戏。
记者：这让您感到欣慰吗？
杨在葆：当然。前不久，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不少过去的经典老片，《血，总是热的》播出后，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些青年观众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示，仍能为罗心刚献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奋斗精神所感动。这让我很欣慰，并不是因为他们记住了我，而是记住了我塑造的角色，和角色带给他们的深刻的感动和铭记。
记者：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我们还是很需要一些英雄主义的东西。
杨在葆：是的。
记者：我听说在拍《血，总是热的》时有个插曲，说您差一点就和罗心刚这个角色擦身而过？
杨在葆：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改革初期，一些港台地区拍摄的影片正进入中国内地，冲击着电影市场。所以在看到一个描写普通工厂生活的剧本时，大家都劝我不要去演，当时我正在拍《上海屋檐下》。后来有一天闲着，我就随便翻翻那个剧本，一翻就翻到后面有一大段的讲话台词。我当时看到这段台词时非常激动，像我们这个年龄都有忧患意识，看这个片子这里说的话，这都是我们平时要说的话。
记者：那段台词您能给念念吗？
杨在葆：（清清嗓）……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住了，咬死了，可只要用我们的血做润滑剂。这话已经说烂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
记者：我认为这段话是这部片子的点睛之笔。就是说这段话说出了您对当时社会的思考，也通过您的表演，在观众心田中产生了共鸣。
杨在葆：我也这么认为。二十多年了，我始终都一字不差地记得。每次重温时，我都能感到激情的涌动。
关于上海
记者：您自从20岁考进上海戏剧学院之后，就一直在上海居住了几十年，后来因为拍戏的缘故才在北京定居。拍戏跑过很多城市，您对上海的感觉是怎样的？
杨在葆：上海一直都是我的最爱。上海是全国最好的城市，就经济发展而言，她是走在一个良性发展的道路上。上海人在工作上有一种求实精神，有责任心，具有一定的职业道德。我身边有些朋友，老是觉得上海人很难相处，觉得上海人不好，我不这么觉得，这可能是他们认识上的偏见。
记者：您怎样看上海人？
杨在葆：上海人比较喜欢把各方面都放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大家都不会相互占便宜。因为在半殖民地的时候，现实迫使他们这样生活。有人说上海人小气，那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开销什么都要钱。而有些小的家庭还要讲究体面，比如一件衣服补的话，能补得让人看不见。那时候都拿这点钱，他们哪有闲钱去支援别人去啊。因为这些就责怪上海，这样是不对的。上海这个城市既不长青菜，也不长粮食，连一棵葱都要用钱去买。现在上海人生活好了，富起来了，国家有需要捐献的，他们都捐啊。所以，有人对上海人有指责，我只能说他们对上海不了解，倒不是因为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才这么说。我很喜欢和上海人相处，现在每年都会抽空去上海。上海人很有礼貌，处处都给人很有教养的感觉，文明程度很高。
关于现状
记者：1986年以后，您就基本上处于“半息影”的状态，但一直会有很多剧本找上门，都被您婉言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
杨在葆：近些年，银幕上更多的充斥着歌舞、打斗、搞笑、娱乐，我是不适合拍这些的，或许我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希望银幕上出现的事能够真正反映整个时代的精神。我想，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应当关注它时代的、主体的东西，它不应是强加于人的。在改革开放时期，它就应当反映它的时代气息、竞争精神，对于那时候的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主体。改革开放中，有很多人为人民作出了贡献，他们是英雄，而现在的银幕，太少见到这样的英雄了，而那些搞笑的太多了，光让观众无意义的笑是不行的。
记者：如今怎样的角色您会考虑去演？
杨在葆：我对于角色的选择通常很慎重。我不认可的人物，绝对不会违背良心去出演。“不为五斗米折腰”（笑）。如今很多剧本不是虚假编造，就是简单图解生活。我本想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生活去修改，但是往往会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只好作罢。
记者：您怎样看时下被娱乐、搞笑、选秀、打斗、古装充斥的荧幕？
杨在葆：说实话，我是有点无奈的。我不反对写爱情，不反对为了高票房而拍摄，我对于这些不排斥，但是觉得所占的比例不妥当。我特别反感那些不鼓励、不激励人民，反而丑化人民的影视作品。这不是我们的老师、前辈教授给我们的东西。对于这些我有一种陌生感。
记者：在一般人看来，演员是个被光环围绕的职业，您怎样看演员这个职业？
杨在葆：我认为电影演员是个出名的职业，所以演员不要把自己看作是高于别人的人。这个职业应该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负责任。我从20岁考进上海戏剧学院到现在，有51年了，从事51年这个工作，我至今不悔。
记者：您有时会不会感到一种光环渐渐淡去后的寂寞？
杨在葆：很少会有这种感觉。演员也是普通人。演员要靠角色的塑造去感染观众，而不是演员本身。寂寞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状态，能让人沉静，沉淀，理性地去思考很多问题。
在结束采访时，杨在葆给记者看了他1979年自作的白话自勉诗——
莫徒有虚名，
莫做行云浮萍。
已有的只是过去，
未获的尚在征程，
不可稍停。
挣脱世俗的羁绊，
鄙视粉饰的花红。
浮云易成梦，
瓶花瞬凋零。
铸心中前行，前行，无止境。
人生路难行，
立大智大勇，
百折不回。
风吹浪打，信步闲庭。
也许本次采访我们只是剖开了银幕硬汉生活的冰山一角，但其内心的丰赡豁达，人生观的深刻广阔却渗透在他举手投足、一言一笑的每个瞬间，成了沉淀了岁月的酒。
向梅，人淡如菊
向梅，中国著名演员。代表作品，电影：《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保密局的枪声》、《蓝色档案》、《一代枪王》、《地狱天堂》、《飞向太平洋》、《月随人归》等。电视剧：《长夜行》、《新郎之死》、《鼓浪屿号》、《永不凋谢的红花》、《蓝屋》、《丁香别墅》、《流逝的岁月》等。
向梅的家，坐落在上海西南一个居民小区里。炎夏的午后，静谧的小区里偶有出租车进出。小区的房子有点年头了，从外观上看，似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建造的，朴素而结实。
向梅家的客厅和书房不华丽，甚至有些凌乱，分布最多的就是她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书。向梅未施粉黛，皮肤白皙，身材依旧纤细，笑容得体而由衷。穿芭宝莉格子的米色T恤、米色阔腿长裤、缀着金色水钻的夹脚趾凉拖鞋，有点云淡风清的味道。书房的空调有点凉，向梅时而挽上一条深蓝底色米色花纹的纱披肩，时而拿下，时而戴上一副无框眼镜看她为本次采访准备的资料。而当我凝神注视她秀美的眼睛时，她也会下意识地摘下眼镜，沉浸在一种回忆的状态里。我想女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某些细节暗示了她的内心。在随意与刻意之间，向梅的拿捏并非滴水不漏，但却显得格外优雅、感性。
有些女人是没有年龄分野的。你知道她的年龄，她的眼角也有皱纹，但你依然会觉得她美，她的美就有份量了。美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漂亮是具体资质的组合。这是我对女人的理解。向梅显然也对女性话题很感兴趣，我们的话题也就是从女人开始的——
解读《长恨歌》
记者：前不久看了您在电视剧《长恨歌》里饰演“外婆”的角色，虽然是个配角，但却把“外婆”的荣辱不惊、大气通透拿捏得很到位，是该剧最出彩的人物之一，您怎样看“外婆”这个角色？
向梅：我喜欢外婆这角色，虽然她戏不多。我觉得外婆是一种知书达理、处世老练、心气高、把世间的人事都看得透彻的女人，是当年的女强人。比如外婆和李主任吃饭时，那管家来说“外头税务局知道你这儿请客就借机会给你点颜色看看，来逼税。”外婆不动声色说了句“我现在和李主任在吃饭，请他们明天来，我明天再准备一桌酒水。”就把这事给打发掉了，接下来就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喝酒。几句话就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圆满，还不失礼貌。所以外婆这种女强人，是属于江南的，委婉，话露一点，你就明白了的那种，骨子里却很强。
记者：您怎样理解外婆与王琦瑶、与李主任、与程先生、与管家的关系？
向梅：王琦瑶是外婆最最喜欢的外孙女。在当时，外婆的外孙女一定不止一个。为什么是王琦瑶？因为王琦瑶聪敏伶俐，心气很高，她觉得和自己非常相似。当然你说内心有没有为瑶瑶隐隐担忧？肯定是有的。李主任是国民党高官，解放以后外婆必然为瑶瑶的处境担忧，但还是常常用话开导他。外婆是个很开明、善于开导的人，这在当年十分难得。
以外婆这种眼力，一看就知道李主任是个非凡的、不同一般的大人物。但她不去寻根问底他是做什么的，也不存在来了大人物，就趋炎附势，绝对没有。她欣赏李主任，因为他俩都有很高的学识修养、才干气质。两人饮酒对诗，外婆是通过这个来了解一些李主任的为人。我拍饮酒那个动作时，导演说“好，保持这个豪气！这就是外婆。”
外婆知道李主任是属于那种强势的男人，从他的年龄，外婆估计得出来他不可能给王琦瑶一个稳定的婚姻。像这样一个老练的人物，一看就知道了。外婆的心气和王琦瑶的心气是相通的，正因为了解王琦瑶心气高，所以知道她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平庸的男人。从前的女人多数要的是稳定的婚姻。但实际上外婆一开始就很开明地接受了瑶瑶和李主任的事——没有婚姻的爱情——这样一个事实。她看透了这一点，王琦瑶是要追求爱情，而且只能接受这种强势的男人。
李主任遭暗杀，王琦瑶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外婆心痛，但只能安慰瑶瑶，并关照她绝口不能提与李主任的那层关系，因为解放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程先生出现在邬桥，外婆一眼就看出程先生对王琦瑶忠心耿耿，觉得她是瑶瑶的大救星。所以她对程先生更像是对待自己人。因为她知道程先生能给王琦瑶稳定的一生。
记者：但刚才您说外婆知道瑶瑶是个心气高的女人，需要强势的男人，而程先生显然不是，而且外婆更欣赏的是李主任。
向梅：（笑）所以在码头送别李主任和王琦瑶，同送别程先生和王琦瑶，我用绝对不同的方法处理。对于送李主任和瑶瑶走，外婆既然接受了这个事实，她还是对王琦瑶的未来寄予希望的，内心还是满意的。虽然也掉眼泪，但是，是那种有希望的伤感。送程先生和王琦瑶走，我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没有，我自己感觉内心像要死了一样，就是一个人到了极度绝望的那种状态。从小说来看，果不其然，没有多久，外婆就去世了。
外婆与管家，小说很模糊，剧本戏不多，两个人的关系，暧昧含蓄，处理起来复杂不明确。但不明确才有味道。外婆与管家的这段戏，我们拍了很多条。演员和导演共同在摸一个不明确的内容。我的理解，对于一个长期守寡的女人来说——而且外婆年轻时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很需要一个男人的爱护。从她的家业来说，她也需要有一个忠心耿耿的男性帮她管理这个家。但当时的习俗，像这样一个大家庭，对于一个守寡的女人，不能太外露，不能让事情进一步发展，管家只要一太露了你就要制止，不论是一个动作还是一个眼神。
关于女性
记者：您在银幕中塑造了不少经典的上海女人形象，我们都觉得您很有味道，您怎样理解上海女人的味道和处世态度？
向梅：从历史来说，上海是个很洋化的移民城市，上海女人传承了江南女人的干练，再加上大城市见多识广的洋气，就把江南女人小家碧玉的“形”去掉了一些，骨子里却仍然是江南女人。上海女人很懂着装，样式合体，虽然追求时尚，但绝对不挑那个头，大胆的是青岛女人。上海女人在色彩搭配上讲究协调，给人雅致、细致的感觉。上海女人讲究打扮，精心但不显山露水。我在接《蓝色档案》的时候，对人物一时找不到感觉。导演说了一件事：荣毅仁的夫人每次随夫出访，都爱穿一件淡蓝色旗袍，外面罩一件同色的西式小外套。她的出场有种“风”，淡雅而高贵，回头率绝对高。后来我逐渐体会到了她最吸引人的是精致。
为人处世，上海女人很客气，有种柔性美。过去上海大家庭在吃饭时，儿媳夹个狮子头给婆婆，婆婆笑笑，再夹回半个给儿媳，上海女人特别善于委婉客气地处理人物关系。生活中，上海人精打细算。王琦瑶又要时尚，又要艰难抚养女儿，把旧旗袍翻出来自己改，这是上海人很拿手的。买一块料子，上海人左裁右裁最后只留下几丝不用的。同样买块料子，上海人可以做三件，北方人最多两件。我去买短袖衬衫的衣料，上海营业员说三尺半四尺够了，我说不够不够，买了五尺，结果剩下一大块。后来发现，上海营业员特别会帮你精打细算，这是上海整体的风气。
上海人在吃的方面也考究，冬天进补，什么搭什么，什么菜怎么洗，我全跟邻居学。我有个十年的邻居，她家有保姆，但是每天早晨不管冬天夏天，她都自己去买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她能搭配，什么配什么，保姆也揩不到她的油，二是她的保姆脚不太好，邻居能显得很照顾保姆。这就是上海人过日子，很客气，很精于计算，却很在台面上。
记者：您也塑造过许多知识女性的形象，而且您本人非常知性、优雅，您是怎样拥有了您的知性气质？
向梅：我出身于一个高知家庭。父亲17岁留美，24岁便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立志报效祖国。母亲也是知识女性，毕业于中西女中，英语基础特别好，当时在她的一代人中也属于凤毛麟角。母亲说她的奶奶思想非常透彻，支持我母亲一定要自己靠自己，不能依附男人。所以从小我们姐妹在民主自由的氛围下长大的，包括我们读什么学校都是自己选择，但是三条是必须的：第一：不可说脏话粗话，对人要有礼貌；第二：必须诚实不说假话，弄得我现在什么话都是真话；第三：没有得到别人许可不能乱翻别人的东西。所以我说小时候往往能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准则。我从小爱看小说、绘画和舞蹈。我上的是北师大附中，学校的业余生活丰富，看话剧、油画展览，我还参加了话剧团。小时候这点见识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19岁进了上影之后，老一辈艺术家对我们这批新人要求特别严格。一次讲座，列出了140多部经典著作要我们看，还给我们讲不同的电影流派。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看书。所以这种知性的东西是在长期的渗透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记者：您出生于北京，在北方生活多年，您认为北京女人和上海女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举例说明。
向梅：北方人直率，大大咧咧，不精致，好恶分明，喜欢把情绪摆脸上，上海人爱摆心里。北方人喜欢抱团，讲义气，四合院里都不分你我。上海人客气，不喜欢你也不摆在脸上，居家过日子各归各，不干预别人的事情，有自己的保护层。上影人至今都很少串门。
记者：在《蓝色档案》中，你坚持穿黑色丝绒旗袍，而不穿别人给你选的，最后艳压群芳。您在很多剧里都喜欢穿旗袍，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您在生活中审美观是怎样的呢？您认为怎样的女人是最美的？
向梅：美丽没有一成不变的。“四人帮”时浓眉大眼被认为是美的，有正气，而现在流行的韩剧，小眼睛给人感觉更妖娆，浓眉大眼的只能演配角了。从前流行樱桃小口，现在流行大嘴。我是个不喜欢浓妆艳抹的人，只要纯真质朴、有自己的味道和特点，我觉得就是美。
《蓝色档案》里我对黑旗袍的选择其实得益于我之前学美术的经历。当时他们给我选的是件大红色的旗袍，说黑色是丧服，导演、美工、摄影都不同意我穿黑旗袍，我就一个一个去说服他们。说看《安娜·卡列尼娜》里安娜的出场，在一群红黄蓝绿少女中，这个少妇是多么高雅成熟，多么惊艳，多么夺人眼球！而且丝绒有光泽，配上装饰，会显得特别高贵。旗袍给人长盛不衰的感觉，西方也流行，出国我常穿。那时我的工资才一百块，哪有那么多钱买时装，旗袍是最经济而不落伍的。记得上官明珠去苏联访问，穿着白底配绿色小碎花的泡泡纱旗袍，美得苏联人都惊呆了！直呼是东方美人！其实泡泡纱是多便宜的衣料啊（笑）。
关于表演
记者：从1964年到文革结束的这十几年，您的演艺生涯几乎是空白。您在这十几年中是怎样保持自己演技不褪色的？您成熟稳重，高雅脱俗的表演主要得益于怎样的生活经历？
向梅：我觉得每个女演员都有一段沉寂的阶段，少女阶段很快要过去的。而这种沉寂给人身心转换，让人沉思。如果是真的立志于长期从事表演事业的话，只有让自己多充电，才能跳出以前，才可以去演中年。在空白的14年间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事情的。配音《红与黑》、《红舞鞋》、《漂亮朋友》，给了我很多教育，一遍又一遍对口形，让我对西方电影也有了认识。干校的生活差点让我失去自信，我怀疑我是不是没有才干？我反复在想，我一直是要求上进的人啊，怎么不被承认呢？经过那段时间的磨难，我的感情闸门打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窍的过程，苦难是必要的，要去体会世态炎凉。我是个体验型的演员，只有体验到了，我才能演得好。
记者：您这一代表演艺术家作风踏实，有着深厚基本功，有些甚至是“十年磨一剑”。而年轻一代演员中很多都是比较浮躁的，而很多时候你们还得去迁就他们，您是怎么看的？
向梅：一部经久的作品，只有在长期刻苦的磨练中才能完成。托尔斯泰花了十年完成《安娜·卡列尼娜》。《红色娘子军》我们前前后后也用了三年多时间。为了拍半夜一个日出的剪影镜头，我们多少次半夜两点起来去拍。有时追求一个角色也要花几十年的工夫。比如《雷雨》里的繁漪，我小时候就想自己去试试，后来看赵丹导演的那个《雷雨》，繁漪的形象和我心中的样子不一样，再看看其他版本的还是和我想的不一样。直到80年代我才实现了这个愿望，在一次内部演出中我表演了一次繁漪，把我的理解给表演出来，表达我的理解，他们后来都说我演得很有想法，不错。
现在的年轻演员，喜欢比谁带的助理多，谁被等的时间长，他们见多识广，我们是被骂出来的，他们是被捧出来的，但艺术生命的长久还是要靠磨练的。
记者：您觉得年轻演员中谁演技不错？
向梅：蒋雯丽的《牵手》、《中国式离婚》演得很好，不做作，徐帆不算很漂亮，但她是舞台剧演员出身，演技真的不错。我觉得中国需要章子怡这样的演员，年轻、漂亮、大方，能代表中国走向世界。周迅很有灵气。中年男演员中有一批不错的，比如王志文、陈保国、李幼斌，戏路子宽，有男人气。王志文就很尊敬老演员。我们拍《黑冰》时演母子，他不吃饭，就和我们讨论这地方怎么拍那地方怎么拍。里面有场戏，他给我洗脚，我很快就要流泪了，王志文轻轻地说，“别别，我们把高潮再往后拖。”他是很懂得表演的。
记者：如今怎样的剧本您会去演？您以前创造了自己表演生涯的辉煌，今后将怎样超越以前？会不会感觉压力巨大？
向梅：女演员都有自己的年龄局限，我是个面对现实的人，从小身体不好，现在没有想过要怎么超越。一般在选择剧本时，我都先让他们把本子给我看，我感兴趣才会演，不像有的演员，不看本子先问价钱。
记者：怎样的角色您会感兴趣呢？
向梅：人物要有鲜明的特点我才会考虑，并不是要戏份有多重。如果人物没特点，即使她贯穿全剧我都不会对这个角色感兴趣。
关于现状
记者：您最近在拍摄什么影片或电视剧？出演什么角色？
向梅：我1992年退休。这些年都是一年两部，春天一部，秋天一部。夏天太热，妆都化不上去，所以我坚决不拍。去年运气特别好，一个夏天四五部，都是主角。我想我力不能及了，都没有去。2005年我拍了个《阿诗玛新传》，去年冬天拍的《老人的故事》，还没有播，但是我还寄予希望，因为这一组统统都是我这个年纪的老演员。
记者：电影厂的改革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么？您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向梅：我退休快十几年了，退休工资不高，但是我从不过问什么，我知足了，加上自己拍戏还有外快，我觉得已经很小康了。80年代后电影确实在走下坡路，领导也真不容易，靠卖地皮发工资怎么行？有些人说现在电影有起色了，我不这么看，以前的创作班子多好啊！有一套规矩、工作守则，才能出不错的电影，现在都去接电视了，人才流失非常严重。客观环境才能出人才，我觉得现在中国文艺不在高峰期，抗日时期出了一大批好作品，是那个时代需要。如今要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确实还要多磨练多实践，有长期的路要走。
记者：您如何看待时下的娱乐圈和越来越多的选秀节目？
向梅：“娱乐圈”这个称呼我就不习惯，以前叫“文艺工作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让人有了使命感，要弘扬正气、讲真善美。“选秀”这个名词太刺耳了，迎合了年轻人喜欢文艺的心理。我们小时候参加话剧团，也喜欢文艺，我觉得大力开展业余群众文艺活动可以。但现在有些人利用年轻人急于成名得利的心理，不少媒体也跟风炒作，把文艺当成商业化的手段，这是一种误导。很多年轻人会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演艺事业是很艰苦的，上戏每届有几个人能跳出来？
记者：您是一代人心中的偶像，关注的焦点。但现在人气最高的是超女、章子怡，中年的宋春丽、张瑜也是银幕的活跃分子，比您年纪大的周谅量等则跻身“时髦外婆”之列屡现荧屏。相对而言，您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似乎有点寂寞，年龄上似乎也有点尴尬。您是怎样看的？是否有一点失落感？
向梅：宋春丽很正气，有才能，戏路宽，气质质朴。张瑜和我是老相识了。她很守工作秩序，而且在国外这些年她学管理、制作，提升了很大一步。周谅量大我四岁，其实我们是一辈的人，我还演过她女儿呢。经常有电视台邀我做节目，我不太会说话，到了节目现场我更是说不出什么来了，况且我身体不好，没有能力做电视节目。和我同辈的一批演员有些的确很不幸，年轻时，上有老的压着出不来，等出来时又青黄不接，被年轻的替代了。我们是夹板，位置十分尴尬，我很知足，毕竟我还演了一些。
记者：您虽已经年近七旬，却保养得很好。这让很多年轻人很是羡慕。您是如何保养的？
向梅：关键是心态，我一般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生活有规律，从不去美容院，有机会就去参加我们这一辈演员的聚会，大家嘻嘻哈哈很开心，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记者：您认为女人最重要的、可以受用一生的特质（美貌、气质、智慧、财富、美满婚姻、成功事业……）是什么？为什么？
向梅：都很重要。上帝是公平的，不会把美好的事物都集中于一个人身上。秦怡那么美丽，但她的家庭又是那么不幸。通常美貌和青春是在一起的，过了就没了。气质一部分是天生的，一部分是后天的环境和自我修养。美满的婚姻很重要，但是事情总是有变数的，如果把自己的精神都寄托在这上面是很危险的，女人会失去自我。一个女人必须要有承受力，要有自强自立的精神。我觉得一个有思想的、智慧的头脑是女人可以受用一生的财富。
记者：您给人的感觉是经历过大风浪、见识过大世面后的平静沉着，理性多于感性，有岁月沉淀下来的味道。您认为在生活中自己是怎样的人？您曾经惧怕过美人迟暮吗？
向梅：（笑）评价自己不容易。我从小体质不好，害羞，胆子小，小时候出来见生人就想往地下钻。但我很能体察别人，小时候自己家有保姆，我远远看到她端菜进来，就会跑去把帘子拉开，别人都很喜欢我。中学到大学，我是喜欢文艺的好学生，但不是领袖人物，最多就当过文艺干事。我从不和别人争角色，领导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胸无大志，不善于与人搞关系，不会套近乎。但我做事脚踏实地，在干校的时候锄草，很多人是工察队检查时做出锄草的样子，工察队一走就玩去了，而我是一直锄到结束，在场不在场一个样。我脑筋不活，不喜欢热闹的场面。80年代时我有七八个头衔，有了很多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是我不在乎，与领导拍的照片我总是溜边站。我不太干家务，结婚后，饭也不会烧，不善于理财，一年八个月在外头拍戏，所以我对丈夫和孩子都有很多亏欠。我先天就有种知识分子的孤傲矜持，别人说我迂、傻，以前叫我冷美人。但其实与我接触过的人都说我还是很平易近人的。
退休后我保持绝对低调，这其实是我争取来的寂寞和低调。衰老是自然规律，我不怕，倒是怕老年痴呆，几年前我得了“命名性记忆退化症”，见到熟人叫不出名字。后来朋友说，你开发点别的啊，后来就学电脑，学拼音，到现在能打字，发发邮件了。
在结束此次采访时，向梅动情地说，她曾在80年代初《上影画报》创刊的第一期写过一篇稿子，名为《我热爱它，爱得让我惧怕！》我把演员与爬山运动员作比较：辛苦地爬到山腰，氧不够了，体力不足了，跌落下来，经过休息，又爬上来，爬上山峰，抬头一看，却发现有比它更高的山峰。
“演员是个遗憾的职业，表演需要体验和反思。当你能演的时候，你体验不到，反思不到，当你能体验到，反思到的时候，你发觉你已经不能演了。”向梅说。在她清秀的眼角眉梢，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淡淡的悲情。伤逝似水流年，每个人都无可避免。
刘子枫，中庸哲学
刘子枫，生于1939年，中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电影《火红的年代》、《流亡大学》、《黑炮事件》、《错位》等。电视剧《三个和一个》、《我们的父亲》等。因在《黑炮事件》中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赵书信的形象，1986年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刘子枫的家在闹中取静的曹杨路上，几栋高耸的楼房一点都不觉得突兀。四周郁郁葱葱的绿荫将一切的喧嚣都化为平静，小区中的篮球场上不时地能看到孩子们打篮球的身影，老远就能闻到他们的嬉闹声，这就是日子，过日子么，平平常常。即使老演员，也不例外。
家居状态下的刘子枫，橙色汗衫,墨绿色中裤,纯朴的笑容,迎面就能感觉到一种舒坦的气息。90平米的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看不出一丝杂乱。书房中的厚重书橱，桌上的砚台毛笔显示着老人的生活情趣。整个房间的基调是白色，而客厅中的绿色沙发又让人耳目顿觉清新。
说话间,刘子枫举手投足都让人感受到那种历经世事之后重新脱胎换骨，既入世又出世。
关于表演
记者：最近您有什么安排和打算？
刘子枫：前阵子在北京拍《纽约人在北京》，就是那个《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他们的孩子到北京来了，就呆我家里，我是房东，就这个关系，这部戏拍完了，正好天也热了，我就休息。
记者：您通常选择春天或者秋天的戏？
刘子枫：一般看本子和戏我喜欢不喜欢，夏天、冬天的时候拍得不多，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吃不起苦了。但如果角色好，本子好，我还是会接。比如我喜欢的一个电视电影《为奴隶的母亲》听说过么？那就是大冬天拍的，在安徽的歙县。
记者：您比较喜欢演什么角色呢？
刘子枫：我喜欢演的角色，通常是我太太喜欢的角色。（微笑着看看坐在身边的太太）
记者：您的演艺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刘子枫：我原来学数理化的，人一生啊，所学不一定所用，但是所学必定在生活中有所用。你学这个不一定干这一行，但是在另一行隐隐约约有用的。我1956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班主任帮我填的志愿，第一清华，第二北大……但是一检查身体，肺结核，一下子把我的壮志全熄灭了！好在我在学校是爱好文艺的，拉个京胡，吹个笛子，跳个舞，演个戏，打个腰鼓都行。1956年我回老家。我老家在农村，高中生算知识分子，让我代课教书，让我当民办中学的教导主任，带了八个班级，缺什么教什么，农闲的时候教。干了大概两年多，后来一次放暑假，闷着太难受了，就出去走走。那是1959年，我到西安，正好上戏在那里招人，我就报名，没事情嘛。谁知道考试复试再考再复，西安七八百个考生里最后招了两名，我这外来户占了一名。人生就是这样一下子就把我支到上海，开始走上革命文艺工作的道路，21岁！（高中毕业三年社会大学），还真是上戏需要的社会大学。
有的人太嫩了，刚毕业，他没有社会经验，搞文艺这个东西啊，需要社会经验。我正合适啊。现在的学生就知道考试，一离开卷子什么都不会了。生活中每个人的阅历很重要。
关于父亲
记者：前不久看了您拍的《我们的父亲》，我们对片中您演的父亲这一角色印象深刻，您演得非常质朴、催人泪下，您是怎样理解这一角色的呢？
刘子枫：《我们的父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这部剧我觉得十年以后再放，仍然能引起人们的反思。当时我在山西拍戏，导演打电话给我，让我看看这个戏怎么样，我一看，感人啊。父亲应该亲么，不是表面上的。这些孩子都大了有工作、有自己的家了，他们也当父亲了。但对父亲，却是那么冷漠。它最吸引我的是：它非常有时代意义。任何时代父亲和孩子的关系都是这样的。父亲总想维护孩子。你们的父亲总是让你们干这个干那个。你烦归烦，但是里面包含的意思是父亲从骨子里舍弃不得的一种关系，这是孩子所需要的。但是现在你按他们的话来做是不行的呀。现在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是这样，满清的时候也这样，50年，100年后也这样，他们总是有着很大的矛盾，父亲这一代总是有着过时的一面，不被人理解的一面。但是，一旦没有了父亲，孩子又是非常伤心，怀念。而且这部剧里很多悲剧的东西是用轻幽默的方式来写的，这就显得非常特别。
记者：这部剧您拍得很辛苦吧？
刘子枫：真辛苦，上房，犁地，淋雨，赤脚在马路上跑，吵架……基本人生的酸甜苦辣，在这剧里面再演绎了一遍。但这部戏，还是令我很怀念的。观众中，中年的很多人，看得很压抑，很多人看不下去，流泪了，熟人碰到我总是说，“啊呀，演得太苦了！”
记者：生活中您是怎样的父亲呢？
刘子枫：生活中我绝对开明，只有一个女儿，无话不谈。那个剧中的父亲太……！（摇头）他农村的人去管人家城里人的事情。农村的事情还没有管好，又要面子，又守旧，又有农民的鬼点子。我不是的，我很随和。和年轻人关系很好，摄制组里面我年纪最大，但是我总把大家当孩子一样，什么都谈得来，从来不摆长者的身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记者：以前一直看您演知识分子，现在好像农民的戏不少？
刘子枫：（笑）原来我一直是演知识分子，《黑炮事件》、《错位》里演的都是知识分子，唉，最近开始往农村发展了！他们居然发现我也能演农民。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对的。唉，我们中国的演艺界啊，看你知识分子演好了，所有的人都来找你演知识分子，可是就没有发现人家第一个导演发现这个人去演知识分子时候的用心，后面都跟着来了。后来有导演让我演农民了，一看，哟！刘子枫演农民了，而且还演得不错，好，一系列的农村的戏都跟着来了。其实我还是喜欢第一个来找我的人。
记者：您觉得您更合适演知识分子呢还是农民？
刘子枫：我最能把握的还是知识分子，农民也还能把握。为什么，我们都是农民么！你查查你们家三代，肯定和农村有关系！我们国家本身就是农业社会，农民占80%—90%呢！
关于人生
记者：您写过一首诗：游五湖四海，会三教九流，演苍生百态，悟因果原由。这是您的人生写照吗？
刘子枫：应该算是理想中的人生状态。我拍戏天南海北除了西藏和台湾哪儿都去过。游到那地方除了拍戏，就是会交往，只要人家愿意，只要他有本事，有我看重的本事，我就交。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三六九等我不管，我对任何人不分三六九等，最后落到一个悟字上。我是文人，要有点感慨。以前想入党，人家老批判我什么感恩思想，小农经济，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感恩啊。有次他们找我入（等我成名了），我说我没有变啊，还是感恩思想，当时你们怎么不让入啊。想想哪里都一样。
还有记者老问我，你有什么人生计划。其实只要我脚步还在不停地走，那就可以了。人家说我没有雄心壮志，我是无所谓，我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我只要每天都往前走就可以了。
记者：您说你成不了大事，只能做小事，您怎么理解自己说的这句话？
刘子枫：没大本事，只能演演戏，当不成主席、大官啊（笑）。其实这些是调侃，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能当个普普通通的好人，这就学问大了。你能在生活中一辈子过好日子，学问大了。我演好每一个角色都是大学问。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不得了了，趾高气扬的，你准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毛病。谦虚一点么，干嘛那么张扬。我是不太张扬的，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当人家问，你最近干什么啊？我都说三个字：过日子。这就是禅！世界上谁不在过日子。你们采访也在过日子，当主席了，也要过日子，大家都过日子，我在家柴米油盐过日子，我去演戏也是我日子的一部分。过日子旅游也是，接受采访也是过日子。你们不用看的！任何平常的东西你忽略也就转瞬即逝，但如果你能很有心地注视你眼前的每一个细节，平平淡淡的东西，别人都放过了，你注意了，那么你就比别人强，成事的因素也就在这里。
他们常形容我比较睿智啊，有头脑啊，有生活情趣，比较哲理啊，有文化啊。人总归是多侧面的，过日子如果没有欢笑那也能过一辈子，能开开心心过一天，我为什么要皱着眉头过一天？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但是你想快乐就快乐了？没那么容易，你得把烦心事变成快乐事，换个角度嘛！
记者：现在年轻人比较浮躁，没有你们那一辈踏实，您怎么看待他们的？
刘子枫：如果我倒退到他们那年纪，我会和他们一样，这是社会的需要。你看人家浮躁，人家还看你守旧、迂腐呢！这样容易形成不容易沟通的状况。为什么我和我女儿关系好，就是我们能沟通，我能设身处地为她想。如果用我的观点，那一定是几十年前的观点，那就犯了《我们的父亲》里父亲的毛病了。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现在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不要去指责，倚老卖老，当然任何事情都要踏踏实实。至于你说浮躁，现在有，我们那时候也有。
我也有坏习惯，但人家如果说出来，我就能虚心接受，如果我缺点深，改不了了，那也只能说抱歉，惯性啊。比如我妻子老说我，但是我改不了啦，怎么办，嘿嘿。
记者：我们听您讲话很有哲理。您工作之余研究哪方面的哲学？
刘子枫：周易、老子、庄子我都研究，我研究的是理。中庸点，我就当中间那个。中庸其实很难，什么都要控制，没有定论的。阴阳二字概括一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看你成功的时候，其实你失败的因素也产生了，可是当你最失败、最低谷的时候，你成功的因素也有了，别放弃！
记者：您怎么看上海人？
刘子枫：这就是地域文化。北京怎么也产不了上海人。上海也产不了内蒙的人。现在上海人好多了，原来上海排外，以前去杭州人家睬都不睬你。北方豪气，上海精致，上海人相对信誉比较好！
关于现状
记者：您退休几年了？
刘子枫：我1997年退休的，当时上影人太多，鼓励早退，我当时就想早退，工资少了，但是人自由啊！
记者：您对目前的生活满足么？
刘子枫：生活绝对不要抱怨，生活不会亏待一个人，不会亏让你吃尽，福让你享尽，生活不要抱怨，乐观点！普希金有一首名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悲伤，不顺心的时刻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尽管困在阴郁的现在，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失去的将变得可爱。”心态要好就对了。这是最好的保健医生。
记者：未来的道路您是会选择安享生活还是继续演绎事业？
刘子枫：因为我们是演员，为了说明我们对艺术的虔诚，好像我们应该死在舞台上。也有些艺人，知道自己力所能及了，见好就收了。我在他们之间，我顺其自然，有能演的，我喜欢的，我力所能及的我就演，不演了，不及了，我就算了。任何时候都乐中有苦，苦中有乐，就看你怎么看待。
牛犇，小人物
牛犇，1935年生，中国著名演员。代表作：《甦凤记》、《火葬》、《山间铃响马帮来》、《春天来了》、《燎原》、《蚕花姑娘》、《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泉水叮咚》、《大丈夫的私房钱》、《多此一女》等。
牛犇家在肇嘉浜路上的一个不显眼的居民小区里。上海今夏酷热的一天，我们走进他的家。屋里很干净，他的老伴穿着居家服在做家务。兰花布置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钢琴被安置在客厅餐桌前。一切都看上去那么“家常”，就像牛犇多年来塑造的那些角色，平凡得容易被人遗忘，但重新拾掇起来回顾，却发现这些人物，其实一直都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从来不曾离开。
牛犇正心急火燎地要赶着去拍戏，虽然演的照例还是个配角，但他却非常敬业。楼下等着接他去片场的车，我们的到访让他有点忙乱。他匆匆把我们领进狭小的书房里，搬来凳子。书房中最显眼的是墙上一镶框的艺术字，名曰《乐观》。
因为时间匆忙，此次采访我们只围绕一个话题展开，那就是牛犇为表演事业兢兢业业奋斗几十年的—个个小人物。
记者：您今天赶着要去拍什么影视剧？出演什么角色？
牛犇：这部戏叫《天经地义》。8月底就应该拍完。过一两个月，在北京剪辑审查，如果通过的话，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可以放。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蛮感人的，我们现在都是欠债还债，债务的问题，常常反映了一个人的基本道德水准。所以现在文艺上也要表现这种东西。杨白劳和王世仁在世的话，如今地位整个发生了变化。
记者：大致情节是怎样的呢？
牛犇：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人做股票，他因为集资，很多人都委托他做股票。没想到一下子他的股票被人给骗了，那个当事人逃走了。他本来是个中间人，他就用自己原本在群众中的影响，把这个账全部承担下来，由他来偿还。他卖过菜，做过饮食店，很多的职业他都做了，然后积攒下钱，用十年的时间把债务还清，总共100多万。这个故事很感人。
记者：您在里面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牛犇：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车间主任，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徒弟身上。
记者：您在这剧中演的是车间主任，而之前，您演的很多是小人物，城市乞儿、小流浪汉，青年时演青工、解放军小战士等等。
牛犇：是啊，我从艺六十年了，我是1946年拍的第一部戏，今年在纪念中国百年电影道路的时候，我的历史也是在很重要的阶段了。
记者：您演绎的都是些小人物，你怎么看小人物的？
牛犇：我觉得人物不管大小，关键是在戏里起了什么作用，在矛盾冲突的时候起了什么作用，或者对于人物的成长性格或者事件的发展有什么作用。我从来不属于贯穿人物，那是主演。我常常扮演在事件进程中或人物发展当中，在戏的结构当中，起一点承上启下作用的人物，我多半都是这样的。我认为小人物不小，少了他们剧就不完整、不真实，用心演绎，一样精彩。
记者：小人物之间的差别，您是怎么拿捏的呢？
牛犇：作为我们演员来讲，创作一个角色都应该是一样的，花的心血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一个戏中不管他多重要，或者说他的戏多还是少，都应该给观众留下一个印象。比如说这个人说话很结巴，这就是这个人的特点，但是你不能用结巴，你要给角色具有生命的东西。
记者：您怎样做到给角色“具有生命的东西”？
牛犇：我会熟读剧本，然后我来定义这个角色，要什么样的衣服，要什么样的道具，说话以什么样的节奏，这是我赋予角色的东西，至于成功与否这就是我用得合适不合适，这也取决于我这个演员的经验足不足，最后由观众来说：这个角色给人的印象很深。如果都是观众喜欢的，那就说明这个剧是成功的。
记者：您在演戏的时候，会从观众角度出发，考虑观众喜欢什么吗？
牛犇：我从来不从观众角度出发，我肯定不考虑观众，如果考虑观众的话，最多就是镜头前我的这个动作是否恰当。我演戏不能考虑观众，因为那个是属于你意识之外的，我们应该投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不应该考虑这些东西，这些都属于杂念。
记者：您演小人物，演什么像什么，您是如何体验生活的？
牛犇：体验生活是演员在创造角色时的一个最基本的素养。比如说我演一个瘸子的农民，对待劳动有什么状态，这是靠观察，靠对生活的积累，不是靠我接到剧本以后再去模仿。我的一生都是我的积累，我眼睛里有很多劳动人民、小商贩，店家也好，农民也好，我都有形象。360行，每个人物都有所不同，他们的习惯不同，他们的劳动对象也都不同。接到剧本我再去看，这就属于临时观察，走马观花，或者你走马都不走，你只能用记忆。
记者：所以生活中你会特别注重去观察人？
牛犇：对，我的那些老领导都是这样号召的。毛主席在延安座谈会上也这样说嘛，我们是来源于生活，你要到生活里头去，要学习他们、要体会他们、分析他们、研究他们。这是一种职业素养。你们也有职业素养，你们也有你们的观察，也有选取。平常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观察，这个人的衣着打扮很有特点，将来我可以用。
记者：您退休很久了吧？
牛犇：是啊，我很久以前就退休了。我现在73岁了。在电影的历史里，我是属于40年代的演员。
记者：您在退休以后，还一直拍戏工作？
牛犇：对，我一直在拍戏，在上影做演员之外我还承担了上影电视部部长的职务，中国最早最长的电视剧就是我们电视部生产的，也是我自己导演的，叫《娃女》。上海不是太重视第一，但是我们在这方面都是第一。宋佳还因《娃女》获得了十佳演员。
记者：年纪大了，您的记忆力还能那么强，背得出那么多台词。
牛犇：不是记忆力好，是我笨鸟先飞。比别人多用点心，辛苦点。
采访结束时，本刊实习记者李志春请牛犇签了个名。牛犇很认真地坐下来，问怎么签。然后在本子上签了写意而巨大的、酷似象形文字的四个“牛”字。幽默个性跃然纸上。
王诗槐，儒雅依旧
王诗槐，1957年生，中国著名演员。代表作：电影《张衡》、《漂泊奇遇》、《蜜月的风波》、《日出》、《美食家》、《孙中山》（上下）、《午夜两点》、《燃烧的婚纱》等。电视剧：《华罗庚》、《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儿女情长》、《茶马古道》等。
8月。莘松路的哥顿咖啡，优雅的轻音乐在大厅内迂回缠绕，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脑中闪过一个个身影：单纯文弱的方达生、帅气痴情的何幕天、阴险狡诈的曹东明、儒雅与豪放并兼的石达开、爱国主义英雄拉萨巨商尼玛次仁……它们重叠交织，不断地叩击着我的疑问：几分钟以后，走下银幕的王诗槐将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一桌之隔的沙发上呢？
一身白色的体恤、一顶白色的鸭舌帽，一副黑色的墨镜、一个米色的休闲包，他一走进咖啡馆，我和摄影记者就认出了他，一声招呼，王诗槐朝我们潇洒地一挥手，转眼就落座于对面的沙发上。摘下墨镜，岁月掩不住的依旧儒雅的脸，让我明白什么叫人如其名。一直觉得“王诗槐”这个名字太诗情画意了，一提起，脑中就浮现这样的画面，郁郁葱葱的槐树下，一位游吟诗人抒发着内心的感怀，太琼瑶化了，于是自然而然地，我们的话题就回溯到了二十多年前王诗槐所演过的琼瑶剧。
忆“琼瑶”
记者：当初怎么会想到演琼瑶剧的？为此，您还赢得了“大陆秦汉”的美誉。
王诗槐：那时比较早了，大陆的第一部琼瑶剧是我拍的，《在水一方》。然后我又拍了《几度夕阳红》，就拍了两部，后来觉得大同小异，没有再拍。当初海峡两岸还有些隔阂，琼瑶剧一播，引起很多琼瑶迷的关注。琼瑶剧比较唯美、很诗意，人物刻画也都偏向完美，当时中国的观众比较需要这样的情感上的体验。在播《在水一方》时，有很多的观众给我写信，他们写信的方式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信中很多词用的都是琼瑶的词，文绉绉的：王诗槐，你演得好美好美啊……都是琼瑶的味道。以前的观众，也就是如今所谓的粉丝吧，不像现在那么狂热，他们很理智，既要表达他们对你作品的喜爱程度，表达的方式又很含蓄。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直到今天，碰到一些中年观众，也就是一些琼瑶迷，还常常提起以前的角色。
记者：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内心就如同琼瑶剧一般，柔情似水？
王诗槐：不一定，当时演了《华罗庚》、《漂泊奇遇》，包括《日出》，都有很浓的书生气，但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改变一下自己。直到遇到了《在水一方》中的朱诗尧，当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改变戏路的机会。朱诗尧性格很暴躁，有自卑感，心理上变形，这在我前面的影视作品中从来没有展现过，当时我看完本子之后，很有创作欲望，可能我内在的一些东西跟朱诗尧有些相同，希望可以把它们调度出来。
记者：演那么唯美的琼瑶剧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王诗槐：我觉得演琼瑶的戏很过瘾，剧情的发展、人物的走向、矛盾冲突，戏剧性非常强，演员发挥空间很大。因为琼瑶剧很唯美，所以你不必像演现代戏，必须按照生活中的场景，与生活的原型差距大了，观众马上就否认，觉得你演得很假。琼瑶剧不一样，加上大陆观众对台湾的生活也比较陌生，演员可以根据想像加以发挥。
话角色
记者：您从艺20多年来，在荧屏上塑造过各种职业的艺术形象，大元帅、理发师、科学家、工人、校长、土匪……正面的、反面的都有，您觉得演什么样的角色最有把握？这和什么有关系？
王诗槐：我自己本身学的是话剧表演，在学校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演不同的角色。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应变能力比较强的演员，对什么样的角色都有兴趣。这么多戏，记忆比较深的，现在回忆起来在创作上有快感和成就感的就是《杜公馆》中的杜月笙，我觉得它可以算是我创作上的里程碑。因为当时导演都认为王诗槐只能演正面人物，但杜月笙是很反派的。《杜公馆》播出后收视率很高，记得很清楚，我到了广东福建，从飞机上下来，很多影迷都抱拳说：“杜大哥，你来了。”还有《诈骗犯》，在我今天看来，还是一部很满意的作品，尽管成本非常低，与《同归于尽》一起拍摄，50天里拍了两部电影，有点不可思议。《诈骗犯》里理发师的角色过去没有演过，是个小人物，完全市民阶层，带了点喜剧色彩，反映了人物生存的艰难。
记者：《茶马古道》是您近来的一出剧。剧中渗透着很浓的爱国情怀，当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作为每个炎黄子孙我们都有着炽热的爱国心，这种力量是足以让人振奋的，在这剧中我们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这是你看上这部作品，决定去演的初衷么？是因为您骨子中也一直有着这种情结？
王诗槐：肯定有。说实话，我比较痛恨日本人，我祖辈的家业就被日本人毁于一旦，这种国恨家仇忘不了，演尼玛次仁的时候就很容易勾起那段记忆。此外，我有着一份很浓的西藏情结，当初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做学生的时候，同届有一藏族班，这个班的同学现在大多是拉萨文艺界的台柱，如《茶马古道》中演贡布的多布杰。在学校的时候，就时常听他们说起西藏怎么怎么好，而且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藏族人的一种豪爽，一种奔放。那种东西已经融入到他们艺术创作中了。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想去西藏看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而且还有点恐惧，怕高原反应，去了之后，对心脏不好。一方面越是恐惧，一方面就越有神秘感，就越是想去。也很巧，有一次，导演王文杰在上海找我帮一天的忙，演上海滩上一个商会的会长。以前我俩没合作过，仅仅一天的时间，王文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两人一见如故，这回不算，下回再合作。果然，没隔半年，他就给我看了《茶马古道》的本子，我一看，非常激动，本子很有分量，我演的是一个藏族人，我一口就答应了，我去，我去。
记者：据了解，《茶马古道》拍摄中，剧组共计转场4次，拍摄景地跨越了3个气候带，11个民族聚居区域。全体演职人员真的很用心！我很想了解，您在这一系列征程中的一些故事、一些感受。
王诗槐：去拉萨前，当时还有点担心，毕竟46岁了，有心理障碍，但一上飞机，所有的心理障碍都没有了。为什么？我周围的游客有一大半都是外国人，而且都60、70岁。人家60、70岁的老外身体都那么好，我才40多，还很年轻嘛！心里一下就踏实了。到了拉萨，刚开始还可以，到了下半夜，后脑勺有炸裂的感觉，这就是高原反应，但第二天就好了。别人要背着氧气袋，我都不用。拉萨每天都处在缺氧的状态，比上海要缺氧40％，烟都点不着。我的戏份很重，而且拍戏的场景很零散，像布达拉宫等，都搁在半山坡，我们的车子停在山脚下，得徒步走上去，我当时还戴了20多斤的首饰，对自己的身体确实是一个考验。此外，我们在拉萨的一个旧工厂搭出了贡布府、尼玛次仁府，为了视觉效果，以及表现藏族人的生活习惯，还在里面生了两大火盆。本来缺氧，再加两大火盆，眼睛被熏得都差不多……（笑）。尼玛次仁有大段大段的台词，我觉得有点记不住，搁在平常没问题的呀。以前，我背词的时候，除了大段的政论性、文件性的要回家准备一下外，其他的演戏前过一遍就可以了。是不是老了，记忆力不行了，后来一想，原来这也是缺氧的一个反应。
虽然缺氧，但是我在拉萨的一个月当中，一直处在兴奋点最高最旺的状态。一切都很新鲜，一出房间就是蓝天白云，在拉萨的商业街上，有很多的藏族工艺品。《茶马古道》是我从事影视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还渴望着再去拉萨。从拉萨回来后，我车里播放的都是西藏的音乐，有点莫名其妙，但就是喜欢。
记者：您怎样评价《茶马古道》中您演的尼玛次仁这个人物。这剧中的矛盾关系也十分复杂，既有对各个族帮的，又有对外对日的，还有对特务的。您这人物在剧中与他们也都有着关系，您如何把握这些复杂的关系？
王诗槐：这个角色，我尽力了，尽量让自己靠近这个人物，自我感觉不错，尼玛次仁这个正面形象与其他的不同在于：他也有情感方面的大胆展现，既有事业、爱国心，也有爱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演戏时我也设计了一些东西，本来在剧本中，尼玛次仁是要死的，但我建议他不死。我说尼玛次仁是一个很有魅力、凝聚力的人物，对于抗日、多民族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英雄人物要面临悲惨的结局呢。至于与其他人物关系的把握上，关键在于剧本的合理性，剧中人物关系写得很合理，演员就能很好地把握。
记者：您曾经在内地版《在水一方》中演朱诗尧，吴越版《连城诀》中演凌退思。似乎和《茶马古道》中的人物有着非常大的距离。这种人物跨度上的把握，能和我们说说么？
王诗槐：这主要在于外部表现以及内心的把握。那身服饰一穿，那个造型一换，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这还是我王诗槐吗？和我生活中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开了。除了外形上的变化，还有人物内在变化，藏族人的感觉，加上周围的环境，身上的豪爽马上就被放大。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性格侧面，一旦演人物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剧本把内在的性格有意识地放大。
谈表演
记者：您演了20多年的戏了，感觉现在拍戏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吗？
王诗槐：今天拍戏与过去很不一样，我们过去拍部戏，可以拍半年到一年，大家在一起反复斟酌、讨论，很愉快，感觉在搞艺术，一天也不是很累。现在不一样，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影视也成了快餐文化，要适应不同的摄制组、导演，一天要拍十几个小时，有些演员拍两天两夜也不休息。
记者：您和再老一代的表演艺术家们作风踏实，有着深厚基本功，有些甚至是“十年磨一剑”。而年轻一代演员中很多都是比较浮躁的，而很多时候你们还得去迁就他们，您是怎么看的？
王诗槐：那是代沟问题，一些演员觉得年轻就是成功的资本，不谦虚，牛哄哄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问题。
记者：您比较欣赏的年轻演员是谁？
王诗槐：很多，像陈坤，还有周迅，很有灵气。
记者：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比较谦虚，愿意向老前辈请教吗？
王诗槐：也不是说一定要向老前辈讨教，创作是一门群体艺术，不是个体的。打个比方，就像打篮球，光有姚明是不行的，还需要团队精神，演戏也是一个集体艺术，集体创作必须要沟通，自然流露不称为艺术，表演得像自然流露那才是最棒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时下的娱乐圈和越来越多的选秀节目？
王诗槐：不好，我女儿钢琴考级，我就跟她说艺高人胆大，只有有实力了，台上才会不发怵，学习也是这样，不要想着走捷径。娱乐圈里，有些人炒作自己，制造新闻，但功底不扎实，那是蒙骗观众的眼睛，一旦成了名，价值似乎提高了，却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如果靠不正当的手段，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升，那是很卑鄙的。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聊生活
记者：儿子多病，在过去，有十年时间，您承担着父亲的责任也要体现母亲的关爱，这当中什么是你最感慨的？
王诗槐：第一次婚姻失败，当时有点前功尽弃的感觉，而儿子是我一块心病，你也知道，心病对于演员是很不利的，心病能摧毁容颜啊。那时我就只想着多拍戏，多挣点钱给儿子治病。我时常感到有一种压力，有一种责任。后来重新组织了家庭，我又有了个女儿，现在一年级，我时常对她说要爱你的哥哥。我是Ｏ型血的人，把未来看得很重，万一我不在了，我儿子怎么办啊，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分担一些，将来儿子也有个亲人，来帮助他，关爱他。
记者：儿子多病，你一路走得很艰辛。是不是你把这种坎坷和艰难化作了另一种力量，恰到好处地融入到角色中，才塑造出那么动情的角色？
王诗槐：我体会到了生命中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对演员来说，这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资源，说不定哪天我就演这么个角色了。
记者：电影厂的改革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么？
王诗槐：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写履历的时候，发现90％都是上影厂拍的片子，我是上影人，要为上影做点贡献。我是安徽人，但我一直觉得上海人老实，很不错，办事讲规矩，有条理，以前圈子里提起上海人，印象不好，现在不一样了，上海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值得肯定。但是上海现在的影视发展状态与整个城市不太匹配，缺少自己的东西。
记者：您认为在生活中自己是怎样的人？有什么爱好？
王诗槐：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平民化的，很随意的人，喜欢跟圈外的人接触，那是最贴近生活的人群。等好戏比较难，但不能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去找。活到这个年纪就更加明白，人要真实，要说真话，虽然都说老实人容易吃亏，但宁愿吃亏也要说真话，否则内心会遭到谴责。我喜欢平民的自然的生活，干点家务活，小修小补什么的，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
记者：您未来有何计划打算？
王诗槐：一切随缘吧，顺其自然。
王诗槐比较低调，容易让人有少言寡语的印象，但在采访当中，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随意，很真实的人。他曾摘下帽子，给我们看他剪得很短的头发，他说，这是特意强迫自己夏天不再接戏，多陪陪家人。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王诗槐的语速不快不慢，声音不高不低，沉稳流畅，恰到好处，似乎咖啡厅的轻音乐是特地为他伴奏的。他没有很夸张的动作，却有着无数细腻的小表情。出演过琼瑶剧，而他自己的经历似乎就是一出让人感动的琼瑶剧。一开始还奇怪，有点黝黑的肤色，运动的装束为何掩不去他身上的儒雅，直到采访完，才明白儒雅并不是文弱，而是对生命的感悟和洞彻，是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如同暴风雨过后才有的一片宁静与从容。
也许，称呼他们为表演艺术家更合适，因为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演技，塑造过很多耳熟能详的角色；然而，我们更爱称呼他们为明星，他们身上的明星气质和明星风范各呈异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至今还活跃在银幕上，塑造着各种形象。当然，也有若干昔日明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让我们走近他们吧，看看这些中老明星在干什么，想什么。同时，满足我们久已期待的好奇。
本期走近的是其中的五位，在若干期后，我们还会走近其他的上影明星。
杨在葆，硬汉的理解
杨在葆，著名演员，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代表作品：《红日》、《白求恩大夫》、《年青的一代》、《从奴隶到将军》、《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原野》、《血，总是热的》、《代理市长》等。
杨在葆，多次荣获“金鸡”“百花”奖的双料影帝，这位重量级的表演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履历表上可谓硕果累累。可对于出生于80后的本刊记者来说，杨在葆这个昔日耳熟能详的名字却有点陌生，的确这位永远的银幕硬汉淡出我们的视线已经很多年。但当记者在上海八月炎热的午后，重温杨在葆主演的经典电影《红日》、《年青的一代》、《从奴隶到将军》、《原野》、《血，总是热的》和《代理市长》时，却发现他和他的电影，即使沉寂多年，却依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和感动人的力量，而这恰恰是如今电影大制作化、娱乐化、商业化年代里所最缺乏的东西，那种过目不忘的触动和激情。带着这样的感慨，本刊记者决定走近这位昔日影帝。
八月。北京。在杨在葆家楼下的小花园。身着黄灰相间T恤衫的他，神采奕奕地走来，身材很挺拔，尽管两鬓已染了风霜。带着由衷的微笑，他老远就伸出了手。握手的瞬间，记者感觉到了一个细节：杨在葆是重重一握而非蜻蜓点水，宽大的手掌传达出一种真诚与信任的力量。
关于表演
记者：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刚毕业时出演过几部话剧的重要角色。但后来您的表演历程中，主要是演电影。您是怎样看待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的？
杨在葆：可以说1978年我出演电影《从奴隶到将军》是我表演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让我自觉地对表演观做了一番新调整。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虽然同是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在表现手段上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在舞台上，演员采取的方法一般会借助形体语言，比如摘下眼镜，抹下眼泪。这时观众知道，这个人物是在哭。舞台上的表演，有人说是夸张，那是不对的。用形体语言表现出来可能就会不同。而面对镜头的话，这些肢体语言可能会显得多余，导演一般会给演员面部表情近景和特写。那就得需要演员将真实的情感流露出来，这样会使大家看的时候真实感比较强，不会感觉银幕上的演员在演话剧。
关于硬汉
记者：有人说您是“银幕硬汉专业户”，《血，总是热的》里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罗厂长、《年轻的一代》里的肖继业、《代理市长》中的肖紫云等，都被当时的观众牢记在心。您是怎么理解硬汉的？
杨在葆：我觉得并不是身材高大、轮廓粗犷就是硬汉。硬汉也有柔情的一面，硬汉也可以长得很清秀，但必须要有一颗坚强的心和坚定的信念，而且能够感染周围的每个人，也就是人格魅力。
记者：也许有了您对硬汉如此人性化的理解，才使观众能牢记您。
杨在葆：（笑）我很高兴观众们还能记住我。有好几次，我遇到打车或买东西时，被一些40多岁的影迷认出后，就是不愿意收我的钱，他们说他们年轻时就是看杨在葆的戏。
记者：这让您感到欣慰吗？
杨在葆：当然。前不久，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不少过去的经典老片，《血，总是热的》播出后，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些青年观众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示，仍能为罗心刚献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奋斗精神所感动。这让我很欣慰，并不是因为他们记住了我，而是记住了我塑造的角色，和角色带给他们的深刻的感动和铭记。
记者：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我们还是很需要一些英雄主义的东西。
杨在葆：是的。
记者：我听说在拍《血，总是热的》时有个插曲，说您差一点就和罗心刚这个角色擦身而过？
杨在葆：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改革初期，一些港台地区拍摄的影片正进入中国内地，冲击着电影市场。所以在看到一个描写普通工厂生活的剧本时，大家都劝我不要去演，当时我正在拍《上海屋檐下》。后来有一天闲着，我就随便翻翻那个剧本，一翻就翻到后面有一大段的讲话台词。我当时看到这段台词时非常激动，像我们这个年龄都有忧患意识，看这个片子这里说的话，这都是我们平时要说的话。
记者：那段台词您能给念念吗？
杨在葆：（清清嗓）……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住了，咬死了，可只要用我们的血做润滑剂。这话已经说烂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
记者：我认为这段话是这部片子的点睛之笔。就是说这段话说出了您对当时社会的思考，也通过您的表演，在观众心田中产生了共鸣。
杨在葆：我也这么认为。二十多年了，我始终都一字不差地记得。每次重温时，我都能感到激情的涌动。
关于上海
记者：您自从20岁考进上海戏剧学院之后，就一直在上海居住了几十年，后来因为拍戏的缘故才在北京定居。拍戏跑过很多城市，您对上海的感觉是怎样的？
杨在葆：上海一直都是我的最爱。上海是全国最好的城市，就经济发展而言，她是走在一个良性发展的道路上。上海人在工作上有一种求实精神，有责任心，具有一定的职业道德。我身边有些朋友，老是觉得上海人很难相处，觉得上海人不好，我不这么觉得，这可能是他们认识上的偏见。
记者：您怎样看上海人？
杨在葆：上海人比较喜欢把各方面都放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大家都不会相互占便宜。因为在半殖民地的时候，现实迫使他们这样生活。有人说上海人小气，那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开销什么都要钱。而有些小的家庭还要讲究体面，比如一件衣服补的话，能补得让人看不见。那时候都拿这点钱，他们哪有闲钱去支援别人去啊。因为这些就责怪上海，这样是不对的。上海这个城市既不长青菜，也不长粮食，连一棵葱都要用钱去买。现在上海人生活好了，富起来了，国家有需要捐献的，他们都捐啊。所以，有人对上海人有指责，我只能说他们对上海不了解，倒不是因为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才这么说。我很喜欢和上海人相处，现在每年都会抽空去上海。上海人很有礼貌，处处都给人很有教养的感觉，文明程度很高。
关于现状
记者：1986年以后，您就基本上处于“半息影”的状态，但一直会有很多剧本找上门，都被您婉言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
杨在葆：近些年，银幕上更多的充斥着歌舞、打斗、搞笑、娱乐，我是不适合拍这些的，或许我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希望银幕上出现的事能够真正反映整个时代的精神。我想，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应当关注它时代的、主体的东西，它不应是强加于人的。在改革开放时期，它就应当反映它的时代气息、竞争精神，对于那时候的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主体。改革开放中，有很多人为人民作出了贡献，他们是英雄，而现在的银幕，太少见到这样的英雄了，而那些搞笑的太多了，光让观众无意义的笑是不行的。
记者：如今怎样的角色您会考虑去演？
杨在葆：我对于角色的选择通常很慎重。我不认可的人物，绝对不会违背良心去出演。“不为五斗米折腰”（笑）。如今很多剧本不是虚假编造，就是简单图解生活。我本想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生活去修改，但是往往会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只好作罢。
记者：您怎样看时下被娱乐、搞笑、选秀、打斗、古装充斥的荧幕？
杨在葆：说实话，我是有点无奈的。我不反对写爱情，不反对为了高票房而拍摄，我对于这些不排斥，但是觉得所占的比例不妥当。我特别反感那些不鼓励、不激励人民，反而丑化人民的影视作品。这不是我们的老师、前辈教授给我们的东西。对于这些我有一种陌生感。
记者：在一般人看来，演员是个被光环围绕的职业，您怎样看演员这个职业？
杨在葆：我认为电影演员是个出名的职业，所以演员不要把自己看作是高于别人的人。这个职业应该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负责任。我从20岁考进上海戏剧学院到现在，有51年了，从事51年这个工作，我至今不悔。
记者：您有时会不会感到一种光环渐渐淡去后的寂寞？
杨在葆：很少会有这种感觉。演员也是普通人。演员要靠角色的塑造去感染观众，而不是演员本身。寂寞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状态，能让人沉静，沉淀，理性地去思考很多问题。
在结束采访时，杨在葆给记者看了他1979年自作的白话自勉诗——
莫徒有虚名，
莫做行云浮萍。
已有的只是过去，
未获的尚在征程，
不可稍停。
挣脱世俗的羁绊，
鄙视粉饰的花红。
浮云易成梦，
瓶花瞬凋零。
铸心中前行，前行，无止境。
人生路难行，
立大智大勇，
百折不回。
风吹浪打，信步闲庭。
也许本次采访我们只是剖开了银幕硬汉生活的冰山一角，但其内心的丰赡豁达，人生观的深刻广阔却渗透在他举手投足、一言一笑的每个瞬间，成了沉淀了岁月的酒。
向梅，人淡如菊
向梅，中国著名演员。代表作品，电影：《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保密局的枪声》、《蓝色档案》、《一代枪王》、《地狱天堂》、《飞向太平洋》、《月随人归》等。电视剧：《长夜行》、《新郎之死》、《鼓浪屿号》、《永不凋谢的红花》、《蓝屋》、《丁香别墅》、《流逝的岁月》等。
向梅的家，坐落在上海西南一个居民小区里。炎夏的午后，静谧的小区里偶有出租车进出。小区的房子有点年头了，从外观上看，似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建造的，朴素而结实。
向梅家的客厅和书房不华丽，甚至有些凌乱，分布最多的就是她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书。向梅未施粉黛，皮肤白皙，身材依旧纤细，笑容得体而由衷。穿芭宝莉格子的米色T恤、米色阔腿长裤、缀着金色水钻的夹脚趾凉拖鞋，有点云淡风清的味道。书房的空调有点凉，向梅时而挽上一条深蓝底色米色花纹的纱披肩，时而拿下，时而戴上一副无框眼镜看她为本次采访准备的资料。而当我凝神注视她秀美的眼睛时，她也会下意识地摘下眼镜，沉浸在一种回忆的状态里。我想女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某些细节暗示了她的内心。在随意与刻意之间，向梅的拿捏并非滴水不漏，但却显得格外优雅、感性。
有些女人是没有年龄分野的。你知道她的年龄，她的眼角也有皱纹，但你依然会觉得她美，她的美就有份量了。美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漂亮是具体资质的组合。这是我对女人的理解。向梅显然也对女性话题很感兴趣，我们的话题也就是从女人开始的——
解读《长恨歌》
记者：前不久看了您在电视剧《长恨歌》里饰演“外婆”的角色，虽然是个配角，但却把“外婆”的荣辱不惊、大气通透拿捏得很到位，是该剧最出彩的人物之一，您怎样看“外婆”这个角色？
向梅：我喜欢外婆这角色，虽然她戏不多。我觉得外婆是一种知书达理、处世老练、心气高、把世间的人事都看得透彻的女人，是当年的女强人。比如外婆和李主任吃饭时，那管家来说“外头税务局知道你这儿请客就借机会给你点颜色看看，来逼税。”外婆不动声色说了句“我现在和李主任在吃饭，请他们明天来，我明天再准备一桌酒水。”就把这事给打发掉了，接下来就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喝酒。几句话就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圆满，还不失礼貌。所以外婆这种女强人，是属于江南的，委婉，话露一点，你就明白了的那种，骨子里却很强。
记者：您怎样理解外婆与王琦瑶、与李主任、与程先生、与管家的关系？
向梅：王琦瑶是外婆最最喜欢的外孙女。在当时，外婆的外孙女一定不止一个。为什么是王琦瑶？因为王琦瑶聪敏伶俐，心气很高，她觉得和自己非常相似。当然你说内心有没有为瑶瑶隐隐担忧？肯定是有的。李主任是国民党高官，解放以后外婆必然为瑶瑶的处境担忧，但还是常常用话开导他。外婆是个很开明、善于开导的人，这在当年十分难得。
以外婆这种眼力，一看就知道李主任是个非凡的、不同一般的大人物。但她不去寻根问底他是做什么的，也不存在来了大人物，就趋炎附势，绝对没有。她欣赏李主任，因为他俩都有很高的学识修养、才干气质。两人饮酒对诗，外婆是通过这个来了解一些李主任的为人。我拍饮酒那个动作时，导演说“好，保持这个豪气！这就是外婆。”
外婆知道李主任是属于那种强势的男人，从他的年龄，外婆估计得出来他不可能给王琦瑶一个稳定的婚姻。像这样一个老练的人物，一看就知道了。外婆的心气和王琦瑶的心气是相通的，正因为了解王琦瑶心气高，所以知道她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平庸的男人。从前的女人多数要的是稳定的婚姻。但实际上外婆一开始就很开明地接受了瑶瑶和李主任的事——没有婚姻的爱情——这样一个事实。她看透了这一点，王琦瑶是要追求爱情，而且只能接受这种强势的男人。
李主任遭暗杀，王琦瑶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外婆心痛，但只能安慰瑶瑶，并关照她绝口不能提与李主任的那层关系，因为解放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程先生出现在邬桥，外婆一眼就看出程先生对王琦瑶忠心耿耿，觉得她是瑶瑶的大救星。所以她对程先生更像是对待自己人。因为她知道程先生能给王琦瑶稳定的一生。
记者：但刚才您说外婆知道瑶瑶是个心气高的女人，需要强势的男人，而程先生显然不是，而且外婆更欣赏的是李主任。
向梅：（笑）所以在码头送别李主任和王琦瑶，同送别程先生和王琦瑶，我用绝对不同的方法处理。对于送李主任和瑶瑶走，外婆既然接受了这个事实，她还是对王琦瑶的未来寄予希望的，内心还是满意的。虽然也掉眼泪，但是，是那种有希望的伤感。送程先生和王琦瑶走，我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没有，我自己感觉内心像要死了一样，就是一个人到了极度绝望的那种状态。从小说来看，果不其然，没有多久，外婆就去世了。
外婆与管家，小说很模糊，剧本戏不多，两个人的关系，暧昧含蓄，处理起来复杂不明确。但不明确才有味道。外婆与管家的这段戏，我们拍了很多条。演员和导演共同在摸一个不明确的内容。我的理解，对于一个长期守寡的女人来说——而且外婆年轻时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很需要一个男人的爱护。从她的家业来说，她也需要有一个忠心耿耿的男性帮她管理这个家。但当时的习俗，像这样一个大家庭，对于一个守寡的女人，不能太外露，不能让事情进一步发展，管家只要一太露了你就要制止，不论是一个动作还是一个眼神。
关于女性
记者：您在银幕中塑造了不少经典的上海女人形象，我们都觉得您很有味道，您怎样理解上海女人的味道和处世态度？
向梅：从历史来说，上海是个很洋化的移民城市，上海女人传承了江南女人的干练，再加上大城市见多识广的洋气，就把江南女人小家碧玉的“形”去掉了一些，骨子里却仍然是江南女人。上海女人很懂着装，样式合体，虽然追求时尚，但绝对不挑那个头，大胆的是青岛女人。上海女人在色彩搭配上讲究协调，给人雅致、细致的感觉。上海女人讲究打扮，精心但不显山露水。我在接《蓝色档案》的时候，对人物一时找不到感觉。导演说了一件事：荣毅仁的夫人每次随夫出访，都爱穿一件淡蓝色旗袍，外面罩一件同色的西式小外套。她的出场有种“风”，淡雅而高贵，回头率绝对高。后来我逐渐体会到了她最吸引人的是精致。
为人处世，上海女人很客气，有种柔性美。过去上海大家庭在吃饭时，儿媳夹个狮子头给婆婆，婆婆笑笑，再夹回半个给儿媳，上海女人特别善于委婉客气地处理人物关系。生活中，上海人精打细算。王琦瑶又要时尚，又要艰难抚养女儿，把旧旗袍翻出来自己改，这是上海人很拿手的。买一块料子，上海人左裁右裁最后只留下几丝不用的。同样买块料子，上海人可以做三件，北方人最多两件。我去买短袖衬衫的衣料，上海营业员说三尺半四尺够了，我说不够不够，买了五尺，结果剩下一大块。后来发现，上海营业员特别会帮你精打细算，这是上海整体的风气。
上海人在吃的方面也考究，冬天进补，什么搭什么，什么菜怎么洗，我全跟邻居学。我有个十年的邻居，她家有保姆，但是每天早晨不管冬天夏天，她都自己去买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她能搭配，什么配什么，保姆也揩不到她的油，二是她的保姆脚不太好，邻居能显得很照顾保姆。这就是上海人过日子，很客气，很精于计算，却很在台面上。
记者：您也塑造过许多知识女性的形象，而且您本人非常知性、优雅，您是怎样拥有了您的知性气质？
向梅：我出身于一个高知家庭。父亲17岁留美，24岁便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立志报效祖国。母亲也是知识女性，毕业于中西女中，英语基础特别好，当时在她的一代人中也属于凤毛麟角。母亲说她的奶奶思想非常透彻，支持我母亲一定要自己靠自己，不能依附男人。所以从小我们姐妹在民主自由的氛围下长大的，包括我们读什么学校都是自己选择，但是三条是必须的：第一：不可说脏话粗话，对人要有礼貌；第二：必须诚实不说假话，弄得我现在什么话都是真话；第三：没有得到别人许可不能乱翻别人的东西。所以我说小时候往往能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准则。我从小爱看小说、绘画和舞蹈。我上的是北师大附中，学校的业余生活丰富，看话剧、油画展览，我还参加了话剧团。小时候这点见识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19岁进了上影之后，老一辈艺术家对我们这批新人要求特别严格。一次讲座，列出了140多部经典著作要我们看，还给我们讲不同的电影流派。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看书。所以这种知性的东西是在长期的渗透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记者：您出生于北京，在北方生活多年，您认为北京女人和上海女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举例说明。
向梅：北方人直率，大大咧咧，不精致，好恶分明，喜欢把情绪摆脸上，上海人爱摆心里。北方人喜欢抱团，讲义气，四合院里都不分你我。上海人客气，不喜欢你也不摆在脸上，居家过日子各归各，不干预别人的事情，有自己的保护层。上影人至今都很少串门。
记者：在《蓝色档案》中，你坚持穿黑色丝绒旗袍，而不穿别人给你选的，最后艳压群芳。您在很多剧里都喜欢穿旗袍，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您在生活中审美观是怎样的呢？您认为怎样的女人是最美的？
向梅：美丽没有一成不变的。“四人帮”时浓眉大眼被认为是美的，有正气，而现在流行的韩剧，小眼睛给人感觉更妖娆，浓眉大眼的只能演配角了。从前流行樱桃小口，现在流行大嘴。我是个不喜欢浓妆艳抹的人，只要纯真质朴、有自己的味道和特点，我觉得就是美。
《蓝色档案》里我对黑旗袍的选择其实得益于我之前学美术的经历。当时他们给我选的是件大红色的旗袍，说黑色是丧服，导演、美工、摄影都不同意我穿黑旗袍，我就一个一个去说服他们。说看《安娜·卡列尼娜》里安娜的出场，在一群红黄蓝绿少女中，这个少妇是多么高雅成熟，多么惊艳，多么夺人眼球！而且丝绒有光泽，配上装饰，会显得特别高贵。旗袍给人长盛不衰的感觉，西方也流行，出国我常穿。那时我的工资才一百块，哪有那么多钱买时装，旗袍是最经济而不落伍的。记得上官明珠去苏联访问，穿着白底配绿色小碎花的泡泡纱旗袍，美得苏联人都惊呆了！直呼是东方美人！其实泡泡纱是多便宜的衣料啊（笑）。
关于表演
记者：从1964年到文革结束的这十几年，您的演艺生涯几乎是空白。您在这十几年中是怎样保持自己演技不褪色的？您成熟稳重，高雅脱俗的表演主要得益于怎样的生活经历？
向梅：我觉得每个女演员都有一段沉寂的阶段，少女阶段很快要过去的。而这种沉寂给人身心转换，让人沉思。如果是真的立志于长期从事表演事业的话，只有让自己多充电，才能跳出以前，才可以去演中年。在空白的14年间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事情的。配音《红与黑》、《红舞鞋》、《漂亮朋友》，给了我很多教育，一遍又一遍对口形，让我对西方电影也有了认识。干校的生活差点让我失去自信，我怀疑我是不是没有才干？我反复在想，我一直是要求上进的人啊，怎么不被承认呢？经过那段时间的磨难，我的感情闸门打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窍的过程，苦难是必要的，要去体会世态炎凉。我是个体验型的演员，只有体验到了，我才能演得好。
记者：您这一代表演艺术家作风踏实，有着深厚基本功，有些甚至是“十年磨一剑”。而年轻一代演员中很多都是比较浮躁的，而很多时候你们还得去迁就他们，您是怎么看的？
向梅：一部经久的作品，只有在长期刻苦的磨练中才能完成。托尔斯泰花了十年完成《安娜·卡列尼娜》。《红色娘子军》我们前前后后也用了三年多时间。为了拍半夜一个日出的剪影镜头，我们多少次半夜两点起来去拍。有时追求一个角色也要花几十年的工夫。比如《雷雨》里的繁漪，我小时候就想自己去试试，后来看赵丹导演的那个《雷雨》，繁漪的形象和我心中的样子不一样，再看看其他版本的还是和我想的不一样。直到80年代我才实现了这个愿望，在一次内部演出中我表演了一次繁漪，把我的理解给表演出来，表达我的理解，他们后来都说我演得很有想法，不错。
现在的年轻演员，喜欢比谁带的助理多，谁被等的时间长，他们见多识广，我们是被骂出来的，他们是被捧出来的，但艺术生命的长久还是要靠磨练的。
记者：您觉得年轻演员中谁演技不错？
向梅：蒋雯丽的《牵手》、《中国式离婚》演得很好，不做作，徐帆不算很漂亮，但她是舞台剧演员出身，演技真的不错。我觉得中国需要章子怡这样的演员，年轻、漂亮、大方，能代表中国走向世界。周迅很有灵气。中年男演员中有一批不错的，比如王志文、陈保国、李幼斌，戏路子宽，有男人气。王志文就很尊敬老演员。我们拍《黑冰》时演母子，他不吃饭，就和我们讨论这地方怎么拍那地方怎么拍。里面有场戏，他给我洗脚，我很快就要流泪了，王志文轻轻地说，“别别，我们把高潮再往后拖。”他是很懂得表演的。
记者：如今怎样的剧本您会去演？您以前创造了自己表演生涯的辉煌，今后将怎样超越以前？会不会感觉压力巨大？
向梅：女演员都有自己的年龄局限，我是个面对现实的人，从小身体不好，现在没有想过要怎么超越。一般在选择剧本时，我都先让他们把本子给我看，我感兴趣才会演，不像有的演员，不看本子先问价钱。
记者：怎样的角色您会感兴趣呢？
向梅：人物要有鲜明的特点我才会考虑，并不是要戏份有多重。如果人物没特点，即使她贯穿全剧我都不会对这个角色感兴趣。
关于现状
记者：您最近在拍摄什么影片或电视剧？出演什么角色？
向梅：我1992年退休。这些年都是一年两部，春天一部，秋天一部。夏天太热，妆都化不上去，所以我坚决不拍。去年运气特别好，一个夏天四五部，都是主角。我想我力不能及了，都没有去。2005年我拍了个《阿诗玛新传》，去年冬天拍的《老人的故事》，还没有播，但是我还寄予希望，因为这一组统统都是我这个年纪的老演员。
记者：电影厂的改革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么？您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向梅：我退休快十几年了，退休工资不高，但是我从不过问什么，我知足了，加上自己拍戏还有外快，我觉得已经很小康了。80年代后电影确实在走下坡路，领导也真不容易，靠卖地皮发工资怎么行？有些人说现在电影有起色了，我不这么看，以前的创作班子多好啊！有一套规矩、工作守则，才能出不错的电影，现在都去接电视了，人才流失非常严重。客观环境才能出人才，我觉得现在中国文艺不在高峰期，抗日时期出了一大批好作品，是那个时代需要。如今要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确实还要多磨练多实践，有长期的路要走。
记者：您如何看待时下的娱乐圈和越来越多的选秀节目？
向梅：“娱乐圈”这个称呼我就不习惯，以前叫“文艺工作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让人有了使命感，要弘扬正气、讲真善美。“选秀”这个名词太刺耳了，迎合了年轻人喜欢文艺的心理。我们小时候参加话剧团，也喜欢文艺，我觉得大力开展业余群众文艺活动可以。但现在有些人利用年轻人急于成名得利的心理，不少媒体也跟风炒作，把文艺当成商业化的手段，这是一种误导。很多年轻人会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演艺事业是很艰苦的，上戏每届有几个人能跳出来？
记者：您是一代人心中的偶像，关注的焦点。但现在人气最高的是超女、章子怡，中年的宋春丽、张瑜也是银幕的活跃分子，比您年纪大的周谅量等则跻身“时髦外婆”之列屡现荧屏。相对而言，您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似乎有点寂寞，年龄上似乎也有点尴尬。您是怎样看的？是否有一点失落感？
向梅：宋春丽很正气，有才能，戏路宽，气质质朴。张瑜和我是老相识了。她很守工作秩序，而且在国外这些年她学管理、制作，提升了很大一步。周谅量大我四岁，其实我们是一辈的人，我还演过她女儿呢。经常有电视台邀我做节目，我不太会说话，到了节目现场我更是说不出什么来了，况且我身体不好，没有能力做电视节目。和我同辈的一批演员有些的确很不幸，年轻时，上有老的压着出不来，等出来时又青黄不接，被年轻的替代了。我们是夹板，位置十分尴尬，我很知足，毕竟我还演了一些。
记者：您虽已经年近七旬，却保养得很好。这让很多年轻人很是羡慕。您是如何保养的？
向梅：关键是心态，我一般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生活有规律，从不去美容院，有机会就去参加我们这一辈演员的聚会，大家嘻嘻哈哈很开心，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记者：您认为女人最重要的、可以受用一生的特质（美貌、气质、智慧、财富、美满婚姻、成功事业……）是什么？为什么？
向梅：都很重要。上帝是公平的，不会把美好的事物都集中于一个人身上。秦怡那么美丽，但她的家庭又是那么不幸。通常美貌和青春是在一起的，过了就没了。气质一部分是天生的，一部分是后天的环境和自我修养。美满的婚姻很重要，但是事情总是有变数的，如果把自己的精神都寄托在这上面是很危险的，女人会失去自我。一个女人必须要有承受力，要有自强自立的精神。我觉得一个有思想的、智慧的头脑是女人可以受用一生的财富。
记者：您给人的感觉是经历过大风浪、见识过大世面后的平静沉着，理性多于感性，有岁月沉淀下来的味道。您认为在生活中自己是怎样的人？您曾经惧怕过美人迟暮吗？
向梅：（笑）评价自己不容易。我从小体质不好，害羞，胆子小，小时候出来见生人就想往地下钻。但我很能体察别人，小时候自己家有保姆，我远远看到她端菜进来，就会跑去把帘子拉开，别人都很喜欢我。中学到大学，我是喜欢文艺的好学生，但不是领袖人物，最多就当过文艺干事。我从不和别人争角色，领导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胸无大志，不善于与人搞关系，不会套近乎。但我做事脚踏实地，在干校的时候锄草，很多人是工察队检查时做出锄草的样子，工察队一走就玩去了，而我是一直锄到结束，在场不在场一个样。我脑筋不活，不喜欢热闹的场面。80年代时我有七八个头衔，有了很多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是我不在乎，与领导拍的照片我总是溜边站。我不太干家务，结婚后，饭也不会烧，不善于理财，一年八个月在外头拍戏，所以我对丈夫和孩子都有很多亏欠。我先天就有种知识分子的孤傲矜持，别人说我迂、傻，以前叫我冷美人。但其实与我接触过的人都说我还是很平易近人的。
退休后我保持绝对低调，这其实是我争取来的寂寞和低调。衰老是自然规律，我不怕，倒是怕老年痴呆，几年前我得了“命名性记忆退化症”，见到熟人叫不出名字。后来朋友说，你开发点别的啊，后来就学电脑，学拼音，到现在能打字，发发邮件了。
在结束此次采访时，向梅动情地说，她曾在80年代初《上影画报》创刊的第一期写过一篇稿子，名为《我热爱它，爱得让我惧怕！》我把演员与爬山运动员作比较：辛苦地爬到山腰，氧不够了，体力不足了，跌落下来，经过休息，又爬上来，爬上山峰，抬头一看，却发现有比它更高的山峰。
“演员是个遗憾的职业，表演需要体验和反思。当你能演的时候，你体验不到，反思不到，当你能体验到，反思到的时候，你发觉你已经不能演了。”向梅说。在她清秀的眼角眉梢，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淡淡的悲情。伤逝似水流年，每个人都无可避免。
刘子枫，中庸哲学
刘子枫，生于1939年，中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电影《火红的年代》、《流亡大学》、《黑炮事件》、《错位》等。电视剧《三个和一个》、《我们的父亲》等。因在《黑炮事件》中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赵书信的形象，1986年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刘子枫的家在闹中取静的曹杨路上，几栋高耸的楼房一点都不觉得突兀。四周郁郁葱葱的绿荫将一切的喧嚣都化为平静，小区中的篮球场上不时地能看到孩子们打篮球的身影，老远就能闻到他们的嬉闹声，这就是日子，过日子么，平平常常。即使老演员，也不例外。
家居状态下的刘子枫，橙色汗衫,墨绿色中裤,纯朴的笑容,迎面就能感觉到一种舒坦的气息。90平米的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看不出一丝杂乱。书房中的厚重书橱，桌上的砚台毛笔显示着老人的生活情趣。整个房间的基调是白色，而客厅中的绿色沙发又让人耳目顿觉清新。
说话间,刘子枫举手投足都让人感受到那种历经世事之后重新脱胎换骨，既入世又出世。
关于表演
记者：最近您有什么安排和打算？
刘子枫：前阵子在北京拍《纽约人在北京》，就是那个《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他们的孩子到北京来了，就呆我家里，我是房东，就这个关系，这部戏拍完了，正好天也热了，我就休息。
记者：您通常选择春天或者秋天的戏？
刘子枫：一般看本子和戏我喜欢不喜欢，夏天、冬天的时候拍得不多，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吃不起苦了。但如果角色好，本子好，我还是会接。比如我喜欢的一个电视电影《为奴隶的母亲》听说过么？那就是大冬天拍的，在安徽的歙县。
记者：您比较喜欢演什么角色呢？
刘子枫：我喜欢演的角色，通常是我太太喜欢的角色。（微笑着看看坐在身边的太太）
记者：您的演艺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刘子枫：我原来学数理化的，人一生啊，所学不一定所用，但是所学必定在生活中有所用。你学这个不一定干这一行，但是在另一行隐隐约约有用的。我1956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班主任帮我填的志愿，第一清华，第二北大……但是一检查身体，肺结核，一下子把我的壮志全熄灭了！好在我在学校是爱好文艺的，拉个京胡，吹个笛子，跳个舞，演个戏，打个腰鼓都行。1956年我回老家。我老家在农村，高中生算知识分子，让我代课教书，让我当民办中学的教导主任，带了八个班级，缺什么教什么，农闲的时候教。干了大概两年多，后来一次放暑假，闷着太难受了，就出去走走。那是1959年，我到西安，正好上戏在那里招人，我就报名，没事情嘛。谁知道考试复试再考再复，西安七八百个考生里最后招了两名，我这外来户占了一名。人生就是这样一下子就把我支到上海，开始走上革命文艺工作的道路，21岁！（高中毕业三年社会大学），还真是上戏需要的社会大学。
有的人太嫩了，刚毕业，他没有社会经验，搞文艺这个东西啊，需要社会经验。我正合适啊。现在的学生就知道考试，一离开卷子什么都不会了。生活中每个人的阅历很重要。
关于父亲
记者：前不久看了您拍的《我们的父亲》，我们对片中您演的父亲这一角色印象深刻，您演得非常质朴、催人泪下，您是怎样理解这一角色的呢？
刘子枫：《我们的父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这部剧我觉得十年以后再放，仍然能引起人们的反思。当时我在山西拍戏，导演打电话给我，让我看看这个戏怎么样，我一看，感人啊。父亲应该亲么，不是表面上的。这些孩子都大了有工作、有自己的家了，他们也当父亲了。但对父亲，却是那么冷漠。它最吸引我的是：它非常有时代意义。任何时代父亲和孩子的关系都是这样的。父亲总想维护孩子。你们的父亲总是让你们干这个干那个。你烦归烦，但是里面包含的意思是父亲从骨子里舍弃不得的一种关系，这是孩子所需要的。但是现在你按他们的话来做是不行的呀。现在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是这样，满清的时候也这样，50年，100年后也这样，他们总是有着很大的矛盾，父亲这一代总是有着过时的一面，不被人理解的一面。但是，一旦没有了父亲，孩子又是非常伤心，怀念。而且这部剧里很多悲剧的东西是用轻幽默的方式来写的，这就显得非常特别。
记者：这部剧您拍得很辛苦吧？
刘子枫：真辛苦，上房，犁地，淋雨，赤脚在马路上跑，吵架……基本人生的酸甜苦辣，在这剧里面再演绎了一遍。但这部戏，还是令我很怀念的。观众中，中年的很多人，看得很压抑，很多人看不下去，流泪了，熟人碰到我总是说，“啊呀，演得太苦了！”
记者：生活中您是怎样的父亲呢？
刘子枫：生活中我绝对开明，只有一个女儿，无话不谈。那个剧中的父亲太……！（摇头）他农村的人去管人家城里人的事情。农村的事情还没有管好，又要面子，又守旧，又有农民的鬼点子。我不是的，我很随和。和年轻人关系很好，摄制组里面我年纪最大，但是我总把大家当孩子一样，什么都谈得来，从来不摆长者的身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记者：以前一直看您演知识分子，现在好像农民的戏不少？
刘子枫：（笑）原来我一直是演知识分子，《黑炮事件》、《错位》里演的都是知识分子，唉，最近开始往农村发展了！他们居然发现我也能演农民。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对的。唉，我们中国的演艺界啊，看你知识分子演好了，所有的人都来找你演知识分子，可是就没有发现人家第一个导演发现这个人去演知识分子时候的用心，后面都跟着来了。后来有导演让我演农民了，一看，哟！刘子枫演农民了，而且还演得不错，好，一系列的农村的戏都跟着来了。其实我还是喜欢第一个来找我的人。
记者：您觉得您更合适演知识分子呢还是农民？
刘子枫：我最能把握的还是知识分子，农民也还能把握。为什么，我们都是农民么！你查查你们家三代，肯定和农村有关系！我们国家本身就是农业社会，农民占80%—90%呢！
关于人生
记者：您写过一首诗：游五湖四海，会三教九流，演苍生百态，悟因果原由。这是您的人生写照吗？
刘子枫：应该算是理想中的人生状态。我拍戏天南海北除了西藏和台湾哪儿都去过。游到那地方除了拍戏，就是会交往，只要人家愿意，只要他有本事，有我看重的本事，我就交。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三六九等我不管，我对任何人不分三六九等，最后落到一个悟字上。我是文人，要有点感慨。以前想入党，人家老批判我什么感恩思想，小农经济，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感恩啊。有次他们找我入（等我成名了），我说我没有变啊，还是感恩思想，当时你们怎么不让入啊。想想哪里都一样。
还有记者老问我，你有什么人生计划。其实只要我脚步还在不停地走，那就可以了。人家说我没有雄心壮志，我是无所谓，我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我只要每天都往前走就可以了。
记者：您说你成不了大事，只能做小事，您怎么理解自己说的这句话？
刘子枫：没大本事，只能演演戏，当不成主席、大官啊（笑）。其实这些是调侃，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能当个普普通通的好人，这就学问大了。你能在生活中一辈子过好日子，学问大了。我演好每一个角色都是大学问。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不得了了，趾高气扬的，你准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毛病。谦虚一点么，干嘛那么张扬。我是不太张扬的，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当人家问，你最近干什么啊？我都说三个字：过日子。这就是禅！世界上谁不在过日子。你们采访也在过日子，当主席了，也要过日子，大家都过日子，我在家柴米油盐过日子，我去演戏也是我日子的一部分。过日子旅游也是，接受采访也是过日子。你们不用看的！任何平常的东西你忽略也就转瞬即逝，但如果你能很有心地注视你眼前的每一个细节，平平淡淡的东西，别人都放过了，你注意了，那么你就比别人强，成事的因素也就在这里。
他们常形容我比较睿智啊，有头脑啊，有生活情趣，比较哲理啊，有文化啊。人总归是多侧面的，过日子如果没有欢笑那也能过一辈子，能开开心心过一天，我为什么要皱着眉头过一天？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但是你想快乐就快乐了？没那么容易，你得把烦心事变成快乐事，换个角度嘛！
记者：现在年轻人比较浮躁，没有你们那一辈踏实，您怎么看待他们的？
刘子枫：如果我倒退到他们那年纪，我会和他们一样，这是社会的需要。你看人家浮躁，人家还看你守旧、迂腐呢！这样容易形成不容易沟通的状况。为什么我和我女儿关系好，就是我们能沟通，我能设身处地为她想。如果用我的观点，那一定是几十年前的观点，那就犯了《我们的父亲》里父亲的毛病了。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现在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不要去指责，倚老卖老，当然任何事情都要踏踏实实。至于你说浮躁，现在有，我们那时候也有。
我也有坏习惯，但人家如果说出来，我就能虚心接受，如果我缺点深，改不了了，那也只能说抱歉，惯性啊。比如我妻子老说我，但是我改不了啦，怎么办，嘿嘿。
记者：我们听您讲话很有哲理。您工作之余研究哪方面的哲学？
刘子枫：周易、老子、庄子我都研究，我研究的是理。中庸点，我就当中间那个。中庸其实很难，什么都要控制，没有定论的。阴阳二字概括一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看你成功的时候，其实你失败的因素也产生了，可是当你最失败、最低谷的时候，你成功的因素也有了，别放弃！
记者：您怎么看上海人？
刘子枫：这就是地域文化。北京怎么也产不了上海人。上海也产不了内蒙的人。现在上海人好多了，原来上海排外，以前去杭州人家睬都不睬你。北方豪气，上海精致，上海人相对信誉比较好！
关于现状
记者：您退休几年了？
刘子枫：我1997年退休的，当时上影人太多，鼓励早退，我当时就想早退，工资少了，但是人自由啊！
记者：您对目前的生活满足么？
刘子枫：生活绝对不要抱怨，生活不会亏待一个人，不会亏让你吃尽，福让你享尽，生活不要抱怨，乐观点！普希金有一首名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悲伤，不顺心的时刻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尽管困在阴郁的现在，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失去的将变得可爱。”心态要好就对了。这是最好的保健医生。
记者：未来的道路您是会选择安享生活还是继续演绎事业？
刘子枫：因为我们是演员，为了说明我们对艺术的虔诚，好像我们应该死在舞台上。也有些艺人，知道自己力所能及了，见好就收了。我在他们之间，我顺其自然，有能演的，我喜欢的，我力所能及的我就演，不演了，不及了，我就算了。任何时候都乐中有苦，苦中有乐，就看你怎么看待。
牛犇，小人物
牛犇，1935年生，中国著名演员。代表作：《甦凤记》、《火葬》、《山间铃响马帮来》、《春天来了》、《燎原》、《蚕花姑娘》、《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泉水叮咚》、《大丈夫的私房钱》、《多此一女》等。
牛犇家在肇嘉浜路上的一个不显眼的居民小区里。上海今夏酷热的一天，我们走进他的家。屋里很干净，他的老伴穿着居家服在做家务。兰花布置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钢琴被安置在客厅餐桌前。一切都看上去那么“家常”，就像牛犇多年来塑造的那些角色，平凡得容易被人遗忘，但重新拾掇起来回顾，却发现这些人物，其实一直都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从来不曾离开。
牛犇正心急火燎地要赶着去拍戏，虽然演的照例还是个配角，但他却非常敬业。楼下等着接他去片场的车，我们的到访让他有点忙乱。他匆匆把我们领进狭小的书房里，搬来凳子。书房中最显眼的是墙上一镶框的艺术字，名曰《乐观》。
因为时间匆忙，此次采访我们只围绕一个话题展开，那就是牛犇为表演事业兢兢业业奋斗几十年的—个个小人物。
记者：您今天赶着要去拍什么影视剧？出演什么角色？
牛犇：这部戏叫《天经地义》。8月底就应该拍完。过一两个月，在北京剪辑审查，如果通过的话，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可以放。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蛮感人的，我们现在都是欠债还债，债务的问题，常常反映了一个人的基本道德水准。所以现在文艺上也要表现这种东西。杨白劳和王世仁在世的话，如今地位整个发生了变化。
记者：大致情节是怎样的呢？
牛犇：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人做股票，他因为集资，很多人都委托他做股票。没想到一下子他的股票被人给骗了，那个当事人逃走了。他本来是个中间人，他就用自己原本在群众中的影响，把这个账全部承担下来，由他来偿还。他卖过菜，做过饮食店，很多的职业他都做了，然后积攒下钱，用十年的时间把债务还清，总共100多万。这个故事很感人。
记者：您在里面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牛犇：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车间主任，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徒弟身上。
记者：您在这剧中演的是车间主任，而之前，您演的很多是小人物，城市乞儿、小流浪汉，青年时演青工、解放军小战士等等。
牛犇：是啊，我从艺六十年了，我是1946年拍的第一部戏，今年在纪念中国百年电影道路的时候，我的历史也是在很重要的阶段了。
记者：您演绎的都是些小人物，你怎么看小人物的？
牛犇：我觉得人物不管大小，关键是在戏里起了什么作用，在矛盾冲突的时候起了什么作用，或者对于人物的成长性格或者事件的发展有什么作用。我从来不属于贯穿人物，那是主演。我常常扮演在事件进程中或人物发展当中，在戏的结构当中，起一点承上启下作用的人物，我多半都是这样的。我认为小人物不小，少了他们剧就不完整、不真实，用心演绎，一样精彩。
记者：小人物之间的差别，您是怎么拿捏的呢？
牛犇：作为我们演员来讲，创作一个角色都应该是一样的，花的心血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一个戏中不管他多重要，或者说他的戏多还是少，都应该给观众留下一个印象。比如说这个人说话很结巴，这就是这个人的特点，但是你不能用结巴，你要给角色具有生命的东西。
记者：您怎样做到给角色“具有生命的东西”？
牛犇：我会熟读剧本，然后我来定义这个角色，要什么样的衣服，要什么样的道具，说话以什么样的节奏，这是我赋予角色的东西，至于成功与否这就是我用得合适不合适，这也取决于我这个演员的经验足不足，最后由观众来说：这个角色给人的印象很深。如果都是观众喜欢的，那就说明这个剧是成功的。
记者：您在演戏的时候，会从观众角度出发，考虑观众喜欢什么吗？
牛犇：我从来不从观众角度出发，我肯定不考虑观众，如果考虑观众的话，最多就是镜头前我的这个动作是否恰当。我演戏不能考虑观众，因为那个是属于你意识之外的，我们应该投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不应该考虑这些东西，这些都属于杂念。
记者：您演小人物，演什么像什么，您是如何体验生活的？
牛犇：体验生活是演员在创造角色时的一个最基本的素养。比如说我演一个瘸子的农民，对待劳动有什么状态，这是靠观察，靠对生活的积累，不是靠我接到剧本以后再去模仿。我的一生都是我的积累，我眼睛里有很多劳动人民、小商贩，店家也好，农民也好，我都有形象。360行，每个人物都有所不同，他们的习惯不同，他们的劳动对象也都不同。接到剧本我再去看，这就属于临时观察，走马观花，或者你走马都不走，你只能用记忆。
记者：所以生活中你会特别注重去观察人？
牛犇：对，我的那些老领导都是这样号召的。毛主席在延安座谈会上也这样说嘛，我们是来源于生活，你要到生活里头去，要学习他们、要体会他们、分析他们、研究他们。这是一种职业素养。你们也有职业素养，你们也有你们的观察，也有选取。平常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观察，这个人的衣着打扮很有特点，将来我可以用。
记者：您退休很久了吧？
牛犇：是啊，我很久以前就退休了。我现在73岁了。在电影的历史里，我是属于40年代的演员。
记者：您在退休以后，还一直拍戏工作？
牛犇：对，我一直在拍戏，在上影做演员之外我还承担了上影电视部部长的职务，中国最早最长的电视剧就是我们电视部生产的，也是我自己导演的，叫《娃女》。上海不是太重视第一，但是我们在这方面都是第一。宋佳还因《娃女》获得了十佳演员。
记者：年纪大了，您的记忆力还能那么强，背得出那么多台词。
牛犇：不是记忆力好，是我笨鸟先飞。比别人多用点心，辛苦点。
采访结束时，本刊实习记者李志春请牛犇签了个名。牛犇很认真地坐下来，问怎么签。然后在本子上签了写意而巨大的、酷似象形文字的四个“牛”字。幽默个性跃然纸上。
王诗槐，儒雅依旧
王诗槐，1957年生，中国著名演员。代表作：电影《张衡》、《漂泊奇遇》、《蜜月的风波》、《日出》、《美食家》、《孙中山》（上下）、《午夜两点》、《燃烧的婚纱》等。电视剧：《华罗庚》、《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儿女情长》、《茶马古道》等。
8月。莘松路的哥顿咖啡，优雅的轻音乐在大厅内迂回缠绕，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脑中闪过一个个身影：单纯文弱的方达生、帅气痴情的何幕天、阴险狡诈的曹东明、儒雅与豪放并兼的石达开、爱国主义英雄拉萨巨商尼玛次仁……它们重叠交织，不断地叩击着我的疑问：几分钟以后，走下银幕的王诗槐将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一桌之隔的沙发上呢？
一身白色的体恤、一顶白色的鸭舌帽，一副黑色的墨镜、一个米色的休闲包，他一走进咖啡馆，我和摄影记者就认出了他，一声招呼，王诗槐朝我们潇洒地一挥手，转眼就落座于对面的沙发上。摘下墨镜，岁月掩不住的依旧儒雅的脸，让我明白什么叫人如其名。一直觉得“王诗槐”这个名字太诗情画意了，一提起，脑中就浮现这样的画面，郁郁葱葱的槐树下，一位游吟诗人抒发着内心的感怀，太琼瑶化了，于是自然而然地，我们的话题就回溯到了二十多年前王诗槐所演过的琼瑶剧。
忆“琼瑶”
记者：当初怎么会想到演琼瑶剧的？为此，您还赢得了“大陆秦汉”的美誉。
王诗槐：那时比较早了，大陆的第一部琼瑶剧是我拍的，《在水一方》。然后我又拍了《几度夕阳红》，就拍了两部，后来觉得大同小异，没有再拍。当初海峡两岸还有些隔阂，琼瑶剧一播，引起很多琼瑶迷的关注。琼瑶剧比较唯美、很诗意，人物刻画也都偏向完美，当时中国的观众比较需要这样的情感上的体验。在播《在水一方》时，有很多的观众给我写信，他们写信的方式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信中很多词用的都是琼瑶的词，文绉绉的：王诗槐，你演得好美好美啊……都是琼瑶的味道。以前的观众，也就是如今所谓的粉丝吧，不像现在那么狂热，他们很理智，既要表达他们对你作品的喜爱程度，表达的方式又很含蓄。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直到今天，碰到一些中年观众，也就是一些琼瑶迷，还常常提起以前的角色。
记者：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内心就如同琼瑶剧一般，柔情似水？
王诗槐：不一定，当时演了《华罗庚》、《漂泊奇遇》，包括《日出》，都有很浓的书生气，但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改变一下自己。直到遇到了《在水一方》中的朱诗尧，当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改变戏路的机会。朱诗尧性格很暴躁，有自卑感，心理上变形，这在我前面的影视作品中从来没有展现过，当时我看完本子之后，很有创作欲望，可能我内在的一些东西跟朱诗尧有些相同，希望可以把它们调度出来。
记者：演那么唯美的琼瑶剧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王诗槐：我觉得演琼瑶的戏很过瘾，剧情的发展、人物的走向、矛盾冲突，戏剧性非常强，演员发挥空间很大。因为琼瑶剧很唯美，所以你不必像演现代戏，必须按照生活中的场景，与生活的原型差距大了，观众马上就否认，觉得你演得很假。琼瑶剧不一样，加上大陆观众对台湾的生活也比较陌生，演员可以根据想像加以发挥。
话角色
记者：您从艺20多年来，在荧屏上塑造过各种职业的艺术形象，大元帅、理发师、科学家、工人、校长、土匪……正面的、反面的都有，您觉得演什么样的角色最有把握？这和什么有关系？
王诗槐：我自己本身学的是话剧表演，在学校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演不同的角色。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应变能力比较强的演员，对什么样的角色都有兴趣。这么多戏，记忆比较深的，现在回忆起来在创作上有快感和成就感的就是《杜公馆》中的杜月笙，我觉得它可以算是我创作上的里程碑。因为当时导演都认为王诗槐只能演正面人物，但杜月笙是很反派的。《杜公馆》播出后收视率很高，记得很清楚，我到了广东福建，从飞机上下来，很多影迷都抱拳说：“杜大哥，你来了。”还有《诈骗犯》，在我今天看来，还是一部很满意的作品，尽管成本非常低，与《同归于尽》一起拍摄，50天里拍了两部电影，有点不可思议。《诈骗犯》里理发师的角色过去没有演过，是个小人物，完全市民阶层，带了点喜剧色彩，反映了人物生存的艰难。
记者：《茶马古道》是您近来的一出剧。剧中渗透着很浓的爱国情怀，当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作为每个炎黄子孙我们都有着炽热的爱国心，这种力量是足以让人振奋的，在这剧中我们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这是你看上这部作品，决定去演的初衷么？是因为您骨子中也一直有着这种情结？
王诗槐：肯定有。说实话，我比较痛恨日本人，我祖辈的家业就被日本人毁于一旦，这种国恨家仇忘不了，演尼玛次仁的时候就很容易勾起那段记忆。此外，我有着一份很浓的西藏情结，当初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做学生的时候，同届有一藏族班，这个班的同学现在大多是拉萨文艺界的台柱，如《茶马古道》中演贡布的多布杰。在学校的时候，就时常听他们说起西藏怎么怎么好，而且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藏族人的一种豪爽，一种奔放。那种东西已经融入到他们艺术创作中了。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想去西藏看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而且还有点恐惧，怕高原反应，去了之后，对心脏不好。一方面越是恐惧，一方面就越有神秘感，就越是想去。也很巧，有一次，导演王文杰在上海找我帮一天的忙，演上海滩上一个商会的会长。以前我俩没合作过，仅仅一天的时间，王文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两人一见如故，这回不算，下回再合作。果然，没隔半年，他就给我看了《茶马古道》的本子，我一看，非常激动，本子很有分量，我演的是一个藏族人，我一口就答应了，我去，我去。
记者：据了解，《茶马古道》拍摄中，剧组共计转场4次，拍摄景地跨越了3个气候带，11个民族聚居区域。全体演职人员真的很用心！我很想了解，您在这一系列征程中的一些故事、一些感受。
王诗槐：去拉萨前，当时还有点担心，毕竟46岁了，有心理障碍，但一上飞机，所有的心理障碍都没有了。为什么？我周围的游客有一大半都是外国人，而且都60、70岁。人家60、70岁的老外身体都那么好，我才40多，还很年轻嘛！心里一下就踏实了。到了拉萨，刚开始还可以，到了下半夜，后脑勺有炸裂的感觉，这就是高原反应，但第二天就好了。别人要背着氧气袋，我都不用。拉萨每天都处在缺氧的状态，比上海要缺氧40％，烟都点不着。我的戏份很重，而且拍戏的场景很零散，像布达拉宫等，都搁在半山坡，我们的车子停在山脚下，得徒步走上去，我当时还戴了20多斤的首饰，对自己的身体确实是一个考验。此外，我们在拉萨的一个旧工厂搭出了贡布府、尼玛次仁府，为了视觉效果，以及表现藏族人的生活习惯，还在里面生了两大火盆。本来缺氧，再加两大火盆，眼睛被熏得都差不多……（笑）。尼玛次仁有大段大段的台词，我觉得有点记不住，搁在平常没问题的呀。以前，我背词的时候，除了大段的政论性、文件性的要回家准备一下外，其他的演戏前过一遍就可以了。是不是老了，记忆力不行了，后来一想，原来这也是缺氧的一个反应。
虽然缺氧，但是我在拉萨的一个月当中，一直处在兴奋点最高最旺的状态。一切都很新鲜，一出房间就是蓝天白云，在拉萨的商业街上，有很多的藏族工艺品。《茶马古道》是我从事影视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还渴望着再去拉萨。从拉萨回来后，我车里播放的都是西藏的音乐，有点莫名其妙，但就是喜欢。
记者：您怎样评价《茶马古道》中您演的尼玛次仁这个人物。这剧中的矛盾关系也十分复杂，既有对各个族帮的，又有对外对日的，还有对特务的。您这人物在剧中与他们也都有着关系，您如何把握这些复杂的关系？
王诗槐：这个角色，我尽力了，尽量让自己靠近这个人物，自我感觉不错，尼玛次仁这个正面形象与其他的不同在于：他也有情感方面的大胆展现，既有事业、爱国心，也有爱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演戏时我也设计了一些东西，本来在剧本中，尼玛次仁是要死的，但我建议他不死。我说尼玛次仁是一个很有魅力、凝聚力的人物，对于抗日、多民族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英雄人物要面临悲惨的结局呢。至于与其他人物关系的把握上，关键在于剧本的合理性，剧中人物关系写得很合理，演员就能很好地把握。
记者：您曾经在内地版《在水一方》中演朱诗尧，吴越版《连城诀》中演凌退思。似乎和《茶马古道》中的人物有着非常大的距离。这种人物跨度上的把握，能和我们说说么？
王诗槐：这主要在于外部表现以及内心的把握。那身服饰一穿，那个造型一换，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这还是我王诗槐吗？和我生活中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开了。除了外形上的变化，还有人物内在变化，藏族人的感觉，加上周围的环境，身上的豪爽马上就被放大。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性格侧面，一旦演人物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剧本把内在的性格有意识地放大。
谈表演
记者：您演了20多年的戏了，感觉现在拍戏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吗？
王诗槐：今天拍戏与过去很不一样，我们过去拍部戏，可以拍半年到一年，大家在一起反复斟酌、讨论，很愉快，感觉在搞艺术，一天也不是很累。现在不一样，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影视也成了快餐文化，要适应不同的摄制组、导演，一天要拍十几个小时，有些演员拍两天两夜也不休息。
记者：您和再老一代的表演艺术家们作风踏实，有着深厚基本功，有些甚至是“十年磨一剑”。而年轻一代演员中很多都是比较浮躁的，而很多时候你们还得去迁就他们，您是怎么看的？
王诗槐：那是代沟问题，一些演员觉得年轻就是成功的资本，不谦虚，牛哄哄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问题。
记者：您比较欣赏的年轻演员是谁？
王诗槐：很多，像陈坤，还有周迅，很有灵气。
记者：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比较谦虚，愿意向老前辈请教吗？
王诗槐：也不是说一定要向老前辈讨教，创作是一门群体艺术，不是个体的。打个比方，就像打篮球，光有姚明是不行的，还需要团队精神，演戏也是一个集体艺术，集体创作必须要沟通，自然流露不称为艺术，表演得像自然流露那才是最棒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时下的娱乐圈和越来越多的选秀节目？
王诗槐：不好，我女儿钢琴考级，我就跟她说艺高人胆大，只有有实力了，台上才会不发怵，学习也是这样，不要想着走捷径。娱乐圈里，有些人炒作自己，制造新闻，但功底不扎实，那是蒙骗观众的眼睛，一旦成了名，价值似乎提高了，却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如果靠不正当的手段，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升，那是很卑鄙的。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聊生活
记者：儿子多病，在过去，有十年时间，您承担着父亲的责任也要体现母亲的关爱，这当中什么是你最感慨的？
王诗槐：第一次婚姻失败，当时有点前功尽弃的感觉，而儿子是我一块心病，你也知道，心病对于演员是很不利的，心病能摧毁容颜啊。那时我就只想着多拍戏，多挣点钱给儿子治病。我时常感到有一种压力，有一种责任。后来重新组织了家庭，我又有了个女儿，现在一年级，我时常对她说要爱你的哥哥。我是Ｏ型血的人，把未来看得很重，万一我不在了，我儿子怎么办啊，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分担一些，将来儿子也有个亲人，来帮助他，关爱他。
记者：儿子多病，你一路走得很艰辛。是不是你把这种坎坷和艰难化作了另一种力量，恰到好处地融入到角色中，才塑造出那么动情的角色？
王诗槐：我体会到了生命中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对演员来说，这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资源，说不定哪天我就演这么个角色了。
记者：电影厂的改革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么？
王诗槐：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写履历的时候，发现90％都是上影厂拍的片子，我是上影人，要为上影做点贡献。我是安徽人，但我一直觉得上海人老实，很不错，办事讲规矩，有条理，以前圈子里提起上海人，印象不好，现在不一样了，上海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值得肯定。但是上海现在的影视发展状态与整个城市不太匹配，缺少自己的东西。
记者：您认为在生活中自己是怎样的人？有什么爱好？
王诗槐：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平民化的，很随意的人，喜欢跟圈外的人接触，那是最贴近生活的人群。等好戏比较难，但不能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去找。活到这个年纪就更加明白，人要真实，要说真话，虽然都说老实人容易吃亏，但宁愿吃亏也要说真话，否则内心会遭到谴责。我喜欢平民的自然的生活，干点家务活，小修小补什么的，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
记者：您未来有何计划打算？
王诗槐：一切随缘吧，顺其自然。
王诗槐比较低调，容易让人有少言寡语的印象，但在采访当中，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随意，很真实的人。他曾摘下帽子，给我们看他剪得很短的头发，他说，这是特意强迫自己夏天不再接戏，多陪陪家人。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王诗槐的语速不快不慢，声音不高不低，沉稳流畅，恰到好处，似乎咖啡厅的轻音乐是特地为他伴奏的。他没有很夸张的动作，却有着无数细腻的小表情。出演过琼瑶剧，而他自己的经历似乎就是一出让人感动的琼瑶剧。一开始还奇怪，有点黝黑的肤色，运动的装束为何掩不去他身上的儒雅，直到采访完，才明白儒雅并不是文弱，而是对生命的感悟和洞彻，是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如同暴风雨过后才有的一片宁静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