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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张氏叔侄错案是研究我国证明模式最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之一。本文以该案为例，反思了印证证明模式的缺漏，分析了该模式的“法心”空乏问题，提出充实丰富证明结构，重塑证据评价的法理情框架，技术性证明措施对抗人性恣意的改良方案。
关键词：印证证明模式 “法心”空乏 改良 中西并用
[基本案情]2003年5月18日晚，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开货车去上海，17岁女子王某搭顺风车去杭州，王某到达杭州后下车，警方发现王某被强奸杀害。杭州市警方当时认定张高平叔侄强奸杀人抛尸，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在受害人留下的衣物行李、尸体上，没有张家叔侄的指纹，受害人阴道中甚至没有检查到精斑存在，定案依据是：一是张家叔侄有作案时间，实际上警方调取的本地监控损坏，未调集更远距离监控，而是用了开卡车的侦查实验结论；二是同号犯人袁连芳表示听到张辉和张高平承认杀人，主动写下了认罪书，里面有案件细节。巧合的是河南省马廷新冤案也有袁连芳的此类证言，张、马均称被袁毒打以逼供。但是，对张氏叔侄的作案口供差距较大、多次变化，被害人指甲内的DNA非两人所留的证据，二审法院却认定“与案件并无关联”，尘封在档案中。
一、印证证明模式与时代的裂痕
（一）证明道统“礼为法先”：“整体主义”的形式化，导致诉讼心证的僵化
1.证明道统对接犯罪论的组合共生模式。证明道统和犯罪论两者之间呈现了一种交互流动的状态，作为约束实体证明与程序导引的“镜像”，犯罪论体系可以视作控制裁判者思考乃至刑法适用的羁索。具体来说，“四要件”是闭合性、拼图化的平面结构，自侦查阶段始，证据链条就是环绕口供、整体“闭合箱”加以持续传递。因此，诉讼主体只能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作出整体性评估，这是犯罪构成要件整合式共生的必然结果。
2.我国证明语境中的“还原事实”或“追溯事实”与域外理论中的“故事模型”的对比。前者在认定事实上，更多是一种假设和推论，是从证据到事实的单向“还原”，着重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同时，忽视单个证据“原子”化分析深度，证据分析面也窄，矛盾证据少得多，难以兼顾概念射程以外的信息混合型证据。由此，证据评价判断上，多是“非此即彼”，少有“或多或少”，欠缺细致的逻辑演绎。于后者而言，引入了更多复合性要素，受到证据规则指引，同时，其建构过程同样影响了证据评价描绘，呈现出“故事”与“证据”的双向互动，司法裁判建立于涉案证据、经验常识，还遵循关于模型建构本身的逻辑限制，藉此，故事模型与裁决类型的契合度高。
（二）治事风格“儒表法里”：证据采信标准的恣意，在于名为关联性、真实性，实是关联性、可靠性
证据采信标准的恣意问题，实为对证据资格、证明力的全混合评价。审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翻供的案件时，往往会有庭前供述笔录合法性的异议，认为这些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对此，实践中往往以曾多次向侦查机关供述的有关犯罪事实，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为由驳回，即通过待证言词笔录内容，与本案主要系争事项相关证据印证的方式，甚至，通过同一人多份待证笔录之间特定内容的印证，即赋予证据资格。
特别是在被告人供述笔录较多、证人多、证人证言笔录较多案件中，经常会发现庭审中公诉人会发表“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质证意见，待所有证据出示完毕后，公诉人将会一并回应”的意见，刑事法官通常在证据质证中，不对证据材料采纳与否发表任何意见，而是在这一程序即将终结时，发表“关于控辩双方对该证据材料的意见，本院已经记录在案，庭审后合议庭会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的意见。
（三）印证证明模式对实务中证明思维、取证行为的扭曲
1.证据链条沦为主观判断拼接的危险。实践中的人性弱点使然，往往先审查口供并认定口供的真实性，继而用其他证据印证口供的真实性，最后以证据（可能只有部分信息重合）之间相互印证为由，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如此，不可避免造成侦控机关为了“相互印证”，有时会“无意中”忽视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甚至有冤假错案的危险。
2.结合张氏叔侄案的展开。当时承办该案的浙江“女神探”、预审专家聂海芬，虽然注意到了两大疑点，但是，证据审查方面固有思维方式的束缚，聂在办案思路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一是指导侦查员三次去安徽查找被害人指甲内物质的主人无果后，即主观简单地排除了第三人作案的可能，转而将侦查重心指向张高平、张辉叔侄的犯罪嫌疑是否属实；二是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的情况下，通过刑讯逼供甚至特情来获取有罪供述，并先入为主地认定有罪口供的真实性，将之作为证据审查的基点。
面对两名犯罪嫌疑人供述中的诸多差异点，聂海芬采取了指认现场、现场勘查、侦查实验等手段一一予以排除；对于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口供之间的矛盾，聂很主观地以隐蔽性细节给出“合理解释”。当然，如此最终认定了张氏叔侄罪名成立，最快时间内完成破案，但是，结果却是错案发生。
二、印证证明模式“法心”空乏的缘由
（一）从文化传统看
历史与文化意识不仅为人世奠基，而且构成了人性的基本维度，由此，法治之身心受制于既有文明形态和政治文化。我国长期是天理先于国法、实用主义超强，“王霸道杂合”亦是精英治国的文化精髓，中国之法制往往表现为法源动力威权化、政制细节粗疏，“王霸道杂用”易变成霸道优先。于民众而言，理为是非之尺度，明辨是非之后，法律不过循沿此理，以规范的形式据理铺排、陈述是非，这样，显然比法定程序下，逐步发现真实的效率高。
（二）从现实需求看
印证证明模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法治理想图景与证据规则质量不匹配，也只能重点关注证据内容之间的吻合度。法律规范的“人权保障、程序正当”与实务操作的“打击犯罪、保障稳定”之间，公开创造一个证据裁判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此，可以降低定罪门槛，减轻控方提出證据的负担，同时，法官有了“被说服”的更大份量证据和理由。 （三）从运用目标看
法治并不发达的过往，“印证形式”将证据关联为整体，各要件内部也存在两个以上证据，包含相同或相似信息以支撑，这样，可以避免执法者擅权式的主观性、滥权式的恣意性，评价和判断的过程难度较低。同时，这虽打开了另一扇窗，问题却无法回避。制度封闭的“择一式思考”，体现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的缺点，司法人员往往缺乏认知上的融贯性、矛盾剔除的必要能力。因此，印证模式对客观证据形式的加强，加之人性中简化处理的惰性，不可避免导致过度僵化的倾向，鼓励消极对待证据复杂矛盾的恣意，最终，同样容易导致错案。
三、印证证明模式向实心化、开放性的改良
（一）证明结构走向实心化的公正
1.借鉴西方“原子主义”证明模式，充实补缺证据法权的粗疏。“侦查中心主义”让渡于“以审判为中心”，对事实认定与口供评价规则的权力改造，也是司法制度上“共和”扫尾“帝制”的表达之一。印证证明模式没必要一步推倒重来，也显然不符合国情，开放性引入“故事模型”和“原子主义”。改变裁判说理仅仅聚焦于证据链条的释明，注重特定证据的证明价值，源自与其他证据的相互作用力、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与他类证据的矛盾分析。
2.证明演绎的科学性，支撑裁判的权威性、可接受度。注重证明进程的逻辑闭合与证立演绎的融通一致，增多体系内“相互印证”的经验性、分析性与规范性的元素，得以丰富证据论证体系的“中间层”，逻辑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证明过渡，同时，防止对证据链条之外的证据及证据矛盾，避重就轻地回避或一笔带过。
3.证明责任不再是中式权衡，走向权责一致的平衡。实用化的规则操作方式，减轻了立法道义的强力调节，然而，极端实用主义在法律精英面前，与“天人合一”德性对抗时，有时会取得压倒优势，导致公平正义价值的折损或执法严重的失范。对此，党中央结合本国国情，从司法官的行为源动力入手，提出案件的终身追究制以制衡，可谓是釜底抽薪，迫使执法者面对矛盾或存疑的证据，不得不本能上倾向于保守。
（二）证据评价：融合法、（公）理、（人）情的解释框架
1.找寻中国个性的证据解析结构以调适。“整体主义”与“原子主义”结合的混合式审查，遭遇实在法与应然法、普遍正义与情境正义、普世价值与特定认同之间的紧张，实然，进入了纷杂的生活世界。然则，我国传统的情理及内在脉络，对体察人心之坦荡与曲折，洞悉世情与人心，则可成补缺之能，古代中国司法收纳于行政，行政官吏多半未曾受过律例训练，但是，因他们饱读儒学精义，在法曹师爷的专业辅佐下，恰恰发挥出了驰骋于“情理法”三维的风采，原情析理，礼俗互证，可以说适得其所。
2.合理布局的“法情理”三位一体。经过无数轮回的乱局，中国人可谓人心惟危，人性惟微。“理”担当的是有德性的法意，规则含良善公正之本心、执法须恪尽校正正义之本性，“情”是普遍的人性、情感，表达了对人基本的尊重、责任，并非“私人恩谊”、“情面”，若“国法”做主、“公理”参照、“人情”斟酌，回环印证、彼此释证，辅之以公开透明的说理，这等于为人心设限，严防人性滥情谋私、曲理枉法。
3.“法情理”融合性运用，妙于“存乎一心”。从汉语语言的特点和中国民众的伦理文化看，“合情合理”可谓是中国人心中是非曲直的恒定判准之一，由此看，对威胁、引诱获取的口供的排除立场可以坚决一些，有德性下降之嫌，而对不易与警察侦查策略相区分的欺骗所获取的口供则趋向于宽松。可以公布一些指导案例，诸如以家人安危相威胁显然会对自白的任意性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仅仅威胁被告人在其不合作时将采取合法、必要的行动则不同。另外，警察为获取口供而进行的欺骗应当有一定限度，谎称同案犯已经招供等策略，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战术，并非不可采用，但是如果为了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述而伪造证据，则显然超过了这一限度而对相应供述应予排除。
（三）技术性证明措施：“正心”有為，抑制人性恣意隋性
1.先审查客观证据，再审查主观证据。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来印证客观证据的真实性，即“由证到供”并“以供印证”，而不是相反，“由供到证”再“以证印供”。承办人先将客观证据在内心固定，将证明的案件事实作为基础事实，然后，逐个审查其它证据并推理，用以印证认定和推论案件事实，最后，与口供进行对比性审查，形成对口供的补强关系。当然，客观性证据包含的案件事实信息要少得多，但是，也应该看到，直接指向的信息少了，证明思维上的禁锢就少了，有利于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开放性认知。
2.同一类型的证据，按照证据生成时间先后进行审查。尤其是主观证据，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一个案件中往往并不止一份，其间甚至可能会有反复，重点审查是否是多次讯问后才供述；内容是否连续、稳定；前后之间是否有反复、矛盾；反复的原因和背景；矛盾的程度及状况，进而，实现整体上把握该类证据的证据价值，防止对证据进行“断章取义”以及“选择性认证”。
关键词：印证证明模式 “法心”空乏 改良 中西并用
[基本案情]2003年5月18日晚，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开货车去上海，17岁女子王某搭顺风车去杭州，王某到达杭州后下车，警方发现王某被强奸杀害。杭州市警方当时认定张高平叔侄强奸杀人抛尸，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在受害人留下的衣物行李、尸体上，没有张家叔侄的指纹，受害人阴道中甚至没有检查到精斑存在，定案依据是：一是张家叔侄有作案时间，实际上警方调取的本地监控损坏，未调集更远距离监控，而是用了开卡车的侦查实验结论；二是同号犯人袁连芳表示听到张辉和张高平承认杀人，主动写下了认罪书，里面有案件细节。巧合的是河南省马廷新冤案也有袁连芳的此类证言，张、马均称被袁毒打以逼供。但是，对张氏叔侄的作案口供差距较大、多次变化，被害人指甲内的DNA非两人所留的证据，二审法院却认定“与案件并无关联”，尘封在档案中。
一、印证证明模式与时代的裂痕
（一）证明道统“礼为法先”：“整体主义”的形式化，导致诉讼心证的僵化
1.证明道统对接犯罪论的组合共生模式。证明道统和犯罪论两者之间呈现了一种交互流动的状态，作为约束实体证明与程序导引的“镜像”，犯罪论体系可以视作控制裁判者思考乃至刑法适用的羁索。具体来说，“四要件”是闭合性、拼图化的平面结构，自侦查阶段始，证据链条就是环绕口供、整体“闭合箱”加以持续传递。因此，诉讼主体只能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作出整体性评估，这是犯罪构成要件整合式共生的必然结果。
2.我国证明语境中的“还原事实”或“追溯事实”与域外理论中的“故事模型”的对比。前者在认定事实上，更多是一种假设和推论，是从证据到事实的单向“还原”，着重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同时，忽视单个证据“原子”化分析深度，证据分析面也窄，矛盾证据少得多，难以兼顾概念射程以外的信息混合型证据。由此，证据评价判断上，多是“非此即彼”，少有“或多或少”，欠缺细致的逻辑演绎。于后者而言，引入了更多复合性要素，受到证据规则指引，同时，其建构过程同样影响了证据评价描绘，呈现出“故事”与“证据”的双向互动，司法裁判建立于涉案证据、经验常识，还遵循关于模型建构本身的逻辑限制，藉此，故事模型与裁决类型的契合度高。
（二）治事风格“儒表法里”：证据采信标准的恣意，在于名为关联性、真实性，实是关联性、可靠性
证据采信标准的恣意问题，实为对证据资格、证明力的全混合评价。审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翻供的案件时，往往会有庭前供述笔录合法性的异议，认为这些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对此，实践中往往以曾多次向侦查机关供述的有关犯罪事实，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为由驳回，即通过待证言词笔录内容，与本案主要系争事项相关证据印证的方式，甚至，通过同一人多份待证笔录之间特定内容的印证，即赋予证据资格。
特别是在被告人供述笔录较多、证人多、证人证言笔录较多案件中，经常会发现庭审中公诉人会发表“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质证意见，待所有证据出示完毕后，公诉人将会一并回应”的意见，刑事法官通常在证据质证中，不对证据材料采纳与否发表任何意见，而是在这一程序即将终结时，发表“关于控辩双方对该证据材料的意见，本院已经记录在案，庭审后合议庭会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的意见。
（三）印证证明模式对实务中证明思维、取证行为的扭曲
1.证据链条沦为主观判断拼接的危险。实践中的人性弱点使然，往往先审查口供并认定口供的真实性，继而用其他证据印证口供的真实性，最后以证据（可能只有部分信息重合）之间相互印证为由，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如此，不可避免造成侦控机关为了“相互印证”，有时会“无意中”忽视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甚至有冤假错案的危险。
2.结合张氏叔侄案的展开。当时承办该案的浙江“女神探”、预审专家聂海芬，虽然注意到了两大疑点，但是，证据审查方面固有思维方式的束缚，聂在办案思路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一是指导侦查员三次去安徽查找被害人指甲内物质的主人无果后，即主观简单地排除了第三人作案的可能，转而将侦查重心指向张高平、张辉叔侄的犯罪嫌疑是否属实；二是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的情况下，通过刑讯逼供甚至特情来获取有罪供述，并先入为主地认定有罪口供的真实性，将之作为证据审查的基点。
面对两名犯罪嫌疑人供述中的诸多差异点，聂海芬采取了指认现场、现场勘查、侦查实验等手段一一予以排除；对于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口供之间的矛盾，聂很主观地以隐蔽性细节给出“合理解释”。当然，如此最终认定了张氏叔侄罪名成立，最快时间内完成破案，但是，结果却是错案发生。
二、印证证明模式“法心”空乏的缘由
（一）从文化传统看
历史与文化意识不仅为人世奠基，而且构成了人性的基本维度，由此，法治之身心受制于既有文明形态和政治文化。我国长期是天理先于国法、实用主义超强，“王霸道杂合”亦是精英治国的文化精髓，中国之法制往往表现为法源动力威权化、政制细节粗疏，“王霸道杂用”易变成霸道优先。于民众而言，理为是非之尺度，明辨是非之后，法律不过循沿此理，以规范的形式据理铺排、陈述是非，这样，显然比法定程序下，逐步发现真实的效率高。
（二）从现实需求看
印证证明模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法治理想图景与证据规则质量不匹配，也只能重点关注证据内容之间的吻合度。法律规范的“人权保障、程序正当”与实务操作的“打击犯罪、保障稳定”之间，公开创造一个证据裁判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此，可以降低定罪门槛，减轻控方提出證据的负担，同时，法官有了“被说服”的更大份量证据和理由。 （三）从运用目标看
法治并不发达的过往，“印证形式”将证据关联为整体，各要件内部也存在两个以上证据，包含相同或相似信息以支撑，这样，可以避免执法者擅权式的主观性、滥权式的恣意性，评价和判断的过程难度较低。同时，这虽打开了另一扇窗，问题却无法回避。制度封闭的“择一式思考”，体现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的缺点，司法人员往往缺乏认知上的融贯性、矛盾剔除的必要能力。因此，印证模式对客观证据形式的加强，加之人性中简化处理的惰性，不可避免导致过度僵化的倾向，鼓励消极对待证据复杂矛盾的恣意，最终，同样容易导致错案。
三、印证证明模式向实心化、开放性的改良
（一）证明结构走向实心化的公正
1.借鉴西方“原子主义”证明模式，充实补缺证据法权的粗疏。“侦查中心主义”让渡于“以审判为中心”，对事实认定与口供评价规则的权力改造，也是司法制度上“共和”扫尾“帝制”的表达之一。印证证明模式没必要一步推倒重来，也显然不符合国情，开放性引入“故事模型”和“原子主义”。改变裁判说理仅仅聚焦于证据链条的释明，注重特定证据的证明价值，源自与其他证据的相互作用力、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与他类证据的矛盾分析。
2.证明演绎的科学性，支撑裁判的权威性、可接受度。注重证明进程的逻辑闭合与证立演绎的融通一致，增多体系内“相互印证”的经验性、分析性与规范性的元素，得以丰富证据论证体系的“中间层”，逻辑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证明过渡，同时，防止对证据链条之外的证据及证据矛盾，避重就轻地回避或一笔带过。
3.证明责任不再是中式权衡，走向权责一致的平衡。实用化的规则操作方式，减轻了立法道义的强力调节，然而，极端实用主义在法律精英面前，与“天人合一”德性对抗时，有时会取得压倒优势，导致公平正义价值的折损或执法严重的失范。对此，党中央结合本国国情，从司法官的行为源动力入手，提出案件的终身追究制以制衡，可谓是釜底抽薪，迫使执法者面对矛盾或存疑的证据，不得不本能上倾向于保守。
（二）证据评价：融合法、（公）理、（人）情的解释框架
1.找寻中国个性的证据解析结构以调适。“整体主义”与“原子主义”结合的混合式审查，遭遇实在法与应然法、普遍正义与情境正义、普世价值与特定认同之间的紧张，实然，进入了纷杂的生活世界。然则，我国传统的情理及内在脉络，对体察人心之坦荡与曲折，洞悉世情与人心，则可成补缺之能，古代中国司法收纳于行政，行政官吏多半未曾受过律例训练，但是，因他们饱读儒学精义，在法曹师爷的专业辅佐下，恰恰发挥出了驰骋于“情理法”三维的风采，原情析理，礼俗互证，可以说适得其所。
2.合理布局的“法情理”三位一体。经过无数轮回的乱局，中国人可谓人心惟危，人性惟微。“理”担当的是有德性的法意，规则含良善公正之本心、执法须恪尽校正正义之本性，“情”是普遍的人性、情感，表达了对人基本的尊重、责任，并非“私人恩谊”、“情面”，若“国法”做主、“公理”参照、“人情”斟酌，回环印证、彼此释证，辅之以公开透明的说理，这等于为人心设限，严防人性滥情谋私、曲理枉法。
3.“法情理”融合性运用，妙于“存乎一心”。从汉语语言的特点和中国民众的伦理文化看，“合情合理”可谓是中国人心中是非曲直的恒定判准之一，由此看，对威胁、引诱获取的口供的排除立场可以坚决一些，有德性下降之嫌，而对不易与警察侦查策略相区分的欺骗所获取的口供则趋向于宽松。可以公布一些指导案例，诸如以家人安危相威胁显然会对自白的任意性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仅仅威胁被告人在其不合作时将采取合法、必要的行动则不同。另外，警察为获取口供而进行的欺骗应当有一定限度，谎称同案犯已经招供等策略，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战术，并非不可采用，但是如果为了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述而伪造证据，则显然超过了这一限度而对相应供述应予排除。
（三）技术性证明措施：“正心”有為，抑制人性恣意隋性
1.先审查客观证据，再审查主观证据。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来印证客观证据的真实性，即“由证到供”并“以供印证”，而不是相反，“由供到证”再“以证印供”。承办人先将客观证据在内心固定，将证明的案件事实作为基础事实，然后，逐个审查其它证据并推理，用以印证认定和推论案件事实，最后，与口供进行对比性审查，形成对口供的补强关系。当然，客观性证据包含的案件事实信息要少得多，但是，也应该看到，直接指向的信息少了，证明思维上的禁锢就少了，有利于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开放性认知。
2.同一类型的证据，按照证据生成时间先后进行审查。尤其是主观证据，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一个案件中往往并不止一份，其间甚至可能会有反复，重点审查是否是多次讯问后才供述；内容是否连续、稳定；前后之间是否有反复、矛盾；反复的原因和背景；矛盾的程度及状况，进而，实现整体上把握该类证据的证据价值，防止对证据进行“断章取义”以及“选择性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