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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1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堪称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不少文学巨擘也对这部书爱不释手，海涅称每年都要重读一遍这位骑士的一生，弗洛伊德将其视为与哈姆雷特、俄狄浦斯王同等重要的文学人物，纳博科夫认为这个西班牙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孤独的人……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个疯狂的老骑士究竟象征了什么莫衷一是，是对骑士精神的无情嘲笑，还是对逝去时代的隐微式的怀念？那么堂吉诃德究竟是谁？
《堂吉诃德》初次出版后的两百年间，人们始终将这部书视作笑剧，老骑士的悲惨冒险仅仅是读者茶余饭后的笑谈，甚至据说如果你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看到一个大学生在树下读着书捧腹大笑，那么他多半是在读《堂吉诃德》；然而当人类历史进入波诡云谲的现代社会之后，对《堂吉诃德》的解读发生了某种异质性的变化，这部喜剧仿佛改头换面成了一部最高的悲剧。这个疯癫古怪的乡绅以一种对已经衰落的骑士生活的戏仿，向自他之后所有的世纪宣称了孤独的主权。
堂吉诃德的历险本质上是对世界的辨认，对沉默世界的一次徒劳呼唤，每一次骑士行为必然变成一种证明，证实人类的黄金精神是存在的。因此他的行为无论多么荒诞，结果是否取得胜利，都是无关紧要的。这趟旅程中真正重要的是寻求骑士幻想与伊利比亚大地的相似性，确定故乡在尘世之中的坐标。
如果我们再次审视作者塞万提斯的人生，他的生活抉择似乎与堂吉诃德有种微妙的暗合，尽管他是以批判戏谑的笔法来刻画这个老骑士的。塞万提斯早年追随红衣主教至意大利接受人文主义教育，据说他性格乐观开朗，待人热情洋溢。后来他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抵抗异教徒的勒班陀海战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当他被俘虏甚至卖为奴隶后，几次组织奴隶们的逃亡，虽然均告失败，但这种燃烧的英雄主义不正是堂吉诃德身上最崇高的品质吗？这种对冒险的狂热与反抗在堂吉诃德身上被夸张为一种加缪式的荒诞。即使塞万提斯在小说的结尾处宣称“骑士小说都是假的，荒谬的”，即使他将独臂作家与古怪乡绅身上的英雄渴望无情地视为旧时代的陪葬品，可是这种荒谬的反抗却脱离了作家本人的意志，逐渐演变为现代人既定的生活范式。
实际上，塞万提斯表述的是对世界本身的否定，符号在小说的臂展中发烧而成谵妄，现实正逐渐与其脱节并僵化成一种坚硬的、不可能变成其他任何东西的事物。堂吉诃德是第一个觉察到世界的背叛并为之受罪之人，他的漫游正如一条锁链，岌岌可危地连接着日渐趋离的两者。但他不是肩能扛天的阿特拉斯，他只是一个精瘦的中年乡绅，而且作为第一个觉醒的人，在这片荒芜的平原上他没有一个同伴。他所做的只能是寻找哪怕最细小的相似性，比如在魔法师的障眼法下，城堡变成了客栈，贵妇变成了女仆，巨人变成了风车，他企图从世界表象的文本中听到另一种更深刻的语言，在断裂中重塑一座未被侵蚀的王国。
因此《堂吉诃德》的第二部意义重大，这其中充满了沉睡的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堂吉诃德已经完成了（同时也消解了）他的工作。在小说的第二部中，堂吉诃德遇到了公爵夫人等人，他们已经阅读了他的故事的前半部分。这是一个界限，由此这个他所漫游的世界终于认出了他。然而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卷首所写下的：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与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在两种世界之罅隙的第一个异乡者身上，史诗与幻想中繁衍着独角戏的悲剧，嘲笑和残忍中是现实的喜剧，相互缠绕，闪烁折回，小丑和英雄的角色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
然而随着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言的那样，商品拜物教抹杀了一切浪漫主义的因子，人被自己创造的语言、物品与秩序异化的程度愈发加深，任何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体无可避免地要接受西西弗式的荒诞命运。我们面对的不是奥德修斯面临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也不是哥伦布看到的充满未知与恐惧的世界，更不是莎士比亚等人文主义者描绘的繁荣自由的新世界，而是一个由存在主义哲学刻画的冷漠世界。这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堂吉诃德，一个可以随处安置的人，一个热爱骑士生活的反骑士。
另外，显而易见的是，戏耍堂吉诃德的公爵夫人就是我们这些读者。本书诞生后两个世纪的读者把堂吉诃德归类为疯人，他把事物当成它们所不是的东西，他颠倒了现存秩序的价值与一切比例，他不理睬朋友，只认识陌生人，他认为当自己戴着面具时是摘掉了面具。而十九世纪以降，当世界变成了压抑性文明，堂吉诃德，那个我们所鄙弃的堂吉诃德，却成为忍辱含垢的人性的最后寄托。我们这些曾经的观众，不得已地，将在似曾相识的大地上开始那场堂吉诃德的历险。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知识的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2]纳博科夫著，金绍禹译，《堂吉诃德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3]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4]勒内·韦勒克著，陈圣生译，《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1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堪称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不少文学巨擘也对这部书爱不释手，海涅称每年都要重读一遍这位骑士的一生，弗洛伊德将其视为与哈姆雷特、俄狄浦斯王同等重要的文学人物，纳博科夫认为这个西班牙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孤独的人……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个疯狂的老骑士究竟象征了什么莫衷一是，是对骑士精神的无情嘲笑，还是对逝去时代的隐微式的怀念？那么堂吉诃德究竟是谁？
《堂吉诃德》初次出版后的两百年间，人们始终将这部书视作笑剧，老骑士的悲惨冒险仅仅是读者茶余饭后的笑谈，甚至据说如果你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看到一个大学生在树下读着书捧腹大笑，那么他多半是在读《堂吉诃德》；然而当人类历史进入波诡云谲的现代社会之后，对《堂吉诃德》的解读发生了某种异质性的变化，这部喜剧仿佛改头换面成了一部最高的悲剧。这个疯癫古怪的乡绅以一种对已经衰落的骑士生活的戏仿，向自他之后所有的世纪宣称了孤独的主权。
堂吉诃德的历险本质上是对世界的辨认，对沉默世界的一次徒劳呼唤，每一次骑士行为必然变成一种证明，证实人类的黄金精神是存在的。因此他的行为无论多么荒诞，结果是否取得胜利，都是无关紧要的。这趟旅程中真正重要的是寻求骑士幻想与伊利比亚大地的相似性，确定故乡在尘世之中的坐标。
如果我们再次审视作者塞万提斯的人生，他的生活抉择似乎与堂吉诃德有种微妙的暗合，尽管他是以批判戏谑的笔法来刻画这个老骑士的。塞万提斯早年追随红衣主教至意大利接受人文主义教育，据说他性格乐观开朗，待人热情洋溢。后来他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抵抗异教徒的勒班陀海战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当他被俘虏甚至卖为奴隶后，几次组织奴隶们的逃亡，虽然均告失败，但这种燃烧的英雄主义不正是堂吉诃德身上最崇高的品质吗？这种对冒险的狂热与反抗在堂吉诃德身上被夸张为一种加缪式的荒诞。即使塞万提斯在小说的结尾处宣称“骑士小说都是假的，荒谬的”，即使他将独臂作家与古怪乡绅身上的英雄渴望无情地视为旧时代的陪葬品，可是这种荒谬的反抗却脱离了作家本人的意志，逐渐演变为现代人既定的生活范式。
实际上，塞万提斯表述的是对世界本身的否定，符号在小说的臂展中发烧而成谵妄，现实正逐渐与其脱节并僵化成一种坚硬的、不可能变成其他任何东西的事物。堂吉诃德是第一个觉察到世界的背叛并为之受罪之人，他的漫游正如一条锁链，岌岌可危地连接着日渐趋离的两者。但他不是肩能扛天的阿特拉斯，他只是一个精瘦的中年乡绅，而且作为第一个觉醒的人，在这片荒芜的平原上他没有一个同伴。他所做的只能是寻找哪怕最细小的相似性，比如在魔法师的障眼法下，城堡变成了客栈，贵妇变成了女仆，巨人变成了风车，他企图从世界表象的文本中听到另一种更深刻的语言，在断裂中重塑一座未被侵蚀的王国。
因此《堂吉诃德》的第二部意义重大，这其中充满了沉睡的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堂吉诃德已经完成了（同时也消解了）他的工作。在小说的第二部中，堂吉诃德遇到了公爵夫人等人，他们已经阅读了他的故事的前半部分。这是一个界限，由此这个他所漫游的世界终于认出了他。然而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卷首所写下的：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与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在两种世界之罅隙的第一个异乡者身上，史诗与幻想中繁衍着独角戏的悲剧，嘲笑和残忍中是现实的喜剧，相互缠绕，闪烁折回，小丑和英雄的角色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
然而随着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言的那样，商品拜物教抹杀了一切浪漫主义的因子，人被自己创造的语言、物品与秩序异化的程度愈发加深，任何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体无可避免地要接受西西弗式的荒诞命运。我们面对的不是奥德修斯面临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也不是哥伦布看到的充满未知与恐惧的世界，更不是莎士比亚等人文主义者描绘的繁荣自由的新世界，而是一个由存在主义哲学刻画的冷漠世界。这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堂吉诃德，一个可以随处安置的人，一个热爱骑士生活的反骑士。
另外，显而易见的是，戏耍堂吉诃德的公爵夫人就是我们这些读者。本书诞生后两个世纪的读者把堂吉诃德归类为疯人，他把事物当成它们所不是的东西，他颠倒了现存秩序的价值与一切比例，他不理睬朋友，只认识陌生人，他认为当自己戴着面具时是摘掉了面具。而十九世纪以降，当世界变成了压抑性文明，堂吉诃德，那个我们所鄙弃的堂吉诃德，却成为忍辱含垢的人性的最后寄托。我们这些曾经的观众，不得已地，将在似曾相识的大地上开始那场堂吉诃德的历险。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知识的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2]纳博科夫著，金绍禹译，《堂吉诃德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3]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4]勒内·韦勒克著，陈圣生译，《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