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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民有了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重视享受生活，产生了一种新的阶层——市民阶层。市民阶层不同于以往消费的主体——贵族，他们的消费更为世俗化、功利化，我们称之为市民文化。市民文化的兴起表现出宋代文化的一种世俗化，其主要表现为宋词的俗化和士大夫阶层审美趋向的转变。
关键词：市民文化；世俗化；宋词；士大夫阶层
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210-01
宋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是一颗璀璨光华的明珠。王国维在《宋元戏剧史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词与唐诗并称“双绝”。根据史书记载，词最早出现于隋唐时期。唐代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有词作品的出现。到了宋代词文化发展迅速，达到鼎盛因此有“宋词”之说。
词起源于民间，后有识之士为了迎合統治阶层的审美意象把伶工之词改为适用于上层社会欣赏的格调高雅的作品，词向着雅发展。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市民文化兴起，为适应市民大众的需要，词又开始向着俗的方向发展，以俗为雅，并不断发展壮大，词的俗化代替雅化逐渐成为宋文学的主流。宋词的俗化主要体现在内容题材、审美、技法、语言及传播方式等方面。在题材方面，由偏重男女情怨，偶有描绘歌舞升平的宫廷词转为市民生活中取材，内容以描绘平民生活、情感，表达人民对政治现象等时事的评论为主。如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形象生动的描述了农村的乡土风俗，呈现一种清新、宁馨的风格。在语言方面，大量吸收民间的词汇，注重使用生活中的日常口语、生活俚语，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朴实真挚的情感。例如在柳永的《婆罗门令》中：“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恁”为如此、这样之意，昨天就是和衣睡的，今天又是和衣而睡。这两句词便是用的口语，生情毕现，情感更为丰富。在写作技法方面，词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平铺直叙，运用白描、赋法亦或借用民间的谐音、双关、顶针等技法。如柳永在《满江红》中用“万恨千愁”、“成憔悴”、“添伤感”等词句描绘了主人公相思孤寂之情，虽然没有华丽的技法，但全篇充斥着叙事性和情节性，真挚的描述了当事人的心态，表达出作者细腻的感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娱乐活动繁荣繁荣，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也随之加大。市民文化中的词文化的传播方式也更加的多样化，一是口头传播：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以歌伎和男性歌者作为主。歌伎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群体，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市民家中很多家庭中都有歌伎。方应龙为南宋名士，但仅为一届布衣，仍“买女臣妾数十人”，可见家有歌伎现象在当时社会之普遍。同时男性歌者在宋词的传播中也大放异彩，男性歌者中有专业者也有普通参与者，他们使词的演唱风格更加的多样化，使听众在欣赏柔美女声之余，也能够欣赏到高亢之音。二是印刷和题壁的传播：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和题壁的广泛应用加大了市民对宋词的了解，扩大了宋词的传播领域。和口头传播相比，印刷术的使用避免了口头传播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使词人能够出书成册，保留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起到了流传后世、警醒后人的作用。
在宋代以前各朝代文学的审美大都是以追求“雅”为主。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把“古雅”列为诗的五趣之一。然而对于“俗”却是相当排斥，如皎然在《诗议》中贬斥“诗有二俗”——“鄙俚俗”与“古今相传俗”。但入宋以后随着市民文化的繁荣，市民的审美意识对士大夫繁荣审美意识的趋向不断产生冲击，使士大夫的审美意识潜移默化的发生转变，产生一种新趋向——“以俗为雅”。宋代词人苏轼和黄庭坚在《题刘子厚诗》和《再次云阳明书并序》里都表现出这样的思想观念，都欲化俗为雅，化陈熟为生新。但是宋代士大夫们雅俗观念的核心仍然是“雅”，他们往往是用“俗”的形式去凸显、反衬“雅”。许多原来流行于酒宴歌席的艳曲俗词在宋代已经进入士大夫们的创作领域；一些由边地传入的俗曲也备受士大夫们的青睐。宋代士大夫的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以俗为雅的趋势，如苏东坡对街谈市语全不择捡，入手便用。像街谈巷语、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
宋代的市民文化代表的是一种社会中下层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其展现出来的世俗化的特点在当今社会值得我们去调查研究。当前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我国政府也应注重中国大众的文化，重视其世俗性，更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反过来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宋代市民文化的的繁荣同样也对北宋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来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市民文化的繁荣是中国市民文化的起点，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通过对宋代市民文化的繁荣的分析，为我国现代文化发展提供借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脱脱（元）：《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3]孟元老（宋）：《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吴自牧（宋）：《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司马光（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1年版；
[6]李焘（宋）：《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杨渭生：《两宋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郭学信：《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版；
[9]姚海英：《略论南宋临安的市民生活文化》，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版；
作者简介：雷学志（1991-），男，汉族，山东阳谷人，学生，历史学硕士，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关键词：市民文化；世俗化；宋词；士大夫阶层
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210-01
宋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是一颗璀璨光华的明珠。王国维在《宋元戏剧史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词与唐诗并称“双绝”。根据史书记载，词最早出现于隋唐时期。唐代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有词作品的出现。到了宋代词文化发展迅速，达到鼎盛因此有“宋词”之说。
词起源于民间，后有识之士为了迎合統治阶层的审美意象把伶工之词改为适用于上层社会欣赏的格调高雅的作品，词向着雅发展。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市民文化兴起，为适应市民大众的需要，词又开始向着俗的方向发展，以俗为雅，并不断发展壮大，词的俗化代替雅化逐渐成为宋文学的主流。宋词的俗化主要体现在内容题材、审美、技法、语言及传播方式等方面。在题材方面，由偏重男女情怨，偶有描绘歌舞升平的宫廷词转为市民生活中取材，内容以描绘平民生活、情感，表达人民对政治现象等时事的评论为主。如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形象生动的描述了农村的乡土风俗，呈现一种清新、宁馨的风格。在语言方面，大量吸收民间的词汇，注重使用生活中的日常口语、生活俚语，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朴实真挚的情感。例如在柳永的《婆罗门令》中：“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恁”为如此、这样之意，昨天就是和衣睡的，今天又是和衣而睡。这两句词便是用的口语，生情毕现，情感更为丰富。在写作技法方面，词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平铺直叙，运用白描、赋法亦或借用民间的谐音、双关、顶针等技法。如柳永在《满江红》中用“万恨千愁”、“成憔悴”、“添伤感”等词句描绘了主人公相思孤寂之情，虽然没有华丽的技法，但全篇充斥着叙事性和情节性，真挚的描述了当事人的心态，表达出作者细腻的感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娱乐活动繁荣繁荣，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也随之加大。市民文化中的词文化的传播方式也更加的多样化，一是口头传播：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以歌伎和男性歌者作为主。歌伎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群体，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市民家中很多家庭中都有歌伎。方应龙为南宋名士，但仅为一届布衣，仍“买女臣妾数十人”，可见家有歌伎现象在当时社会之普遍。同时男性歌者在宋词的传播中也大放异彩，男性歌者中有专业者也有普通参与者，他们使词的演唱风格更加的多样化，使听众在欣赏柔美女声之余，也能够欣赏到高亢之音。二是印刷和题壁的传播：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和题壁的广泛应用加大了市民对宋词的了解，扩大了宋词的传播领域。和口头传播相比，印刷术的使用避免了口头传播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使词人能够出书成册，保留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起到了流传后世、警醒后人的作用。
在宋代以前各朝代文学的审美大都是以追求“雅”为主。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把“古雅”列为诗的五趣之一。然而对于“俗”却是相当排斥，如皎然在《诗议》中贬斥“诗有二俗”——“鄙俚俗”与“古今相传俗”。但入宋以后随着市民文化的繁荣，市民的审美意识对士大夫繁荣审美意识的趋向不断产生冲击，使士大夫的审美意识潜移默化的发生转变，产生一种新趋向——“以俗为雅”。宋代词人苏轼和黄庭坚在《题刘子厚诗》和《再次云阳明书并序》里都表现出这样的思想观念，都欲化俗为雅，化陈熟为生新。但是宋代士大夫们雅俗观念的核心仍然是“雅”，他们往往是用“俗”的形式去凸显、反衬“雅”。许多原来流行于酒宴歌席的艳曲俗词在宋代已经进入士大夫们的创作领域；一些由边地传入的俗曲也备受士大夫们的青睐。宋代士大夫的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以俗为雅的趋势，如苏东坡对街谈市语全不择捡，入手便用。像街谈巷语、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
宋代的市民文化代表的是一种社会中下层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其展现出来的世俗化的特点在当今社会值得我们去调查研究。当前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我国政府也应注重中国大众的文化，重视其世俗性，更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反过来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宋代市民文化的的繁荣同样也对北宋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来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市民文化的繁荣是中国市民文化的起点，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通过对宋代市民文化的繁荣的分析，为我国现代文化发展提供借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脱脱（元）：《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3]孟元老（宋）：《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吴自牧（宋）：《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司马光（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1年版；
[6]李焘（宋）：《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杨渭生：《两宋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郭学信：《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版；
[9]姚海英：《略论南宋临安的市民生活文化》，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版；
作者简介：雷学志（1991-），男，汉族，山东阳谷人，学生，历史学硕士，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