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是个特殊阶层。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地区民主人士由多种成分组成，有民族资本家，如苏南茅蔍公司经理纪振纲;有商人，如镇江的陆小波;有旧军政官员，如海安的韩国钧曾任北洋时期江苏省省长，黄桥的朱履先是归隐的民国陆军中将;有的是地主士绅，如阜宁庞友兰、阜东杨芷江等;有正直的知识分子，如皖中的金稚石，淮北的任崇高、皖北涡阳的田丰;有的当过国民党官员，如河南永城的鲁雨亭当过国民党永城县县长，皖中的唐晓光当过国民党合肥县县长，汉阳的朱毅当过国民党信阳县县长。上层民主人士大多有资产、有身份、有声望，他们是社会名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有一定话语权。他们的政治态度甚至一言一行，都会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军政官员倚重他们，下层群众景从他们。
　　 这个特殊阶层，其成员大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如浙江诸暨的何燮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当过北京大学校长;浙江义乌的吴山民北京政法大学毕业，皖中的吕惠生是北京国立农业专科学校毕业，苏北黄桥的朱履先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苏北海安的韩国钧、东坎的庞友兰均为前清举人，阜东的杨芷江是安徽省立法政学堂毕业，鄂东的徐健吾、高希珍早年留学日本，淮北的任崇高是上海大学毕业，湖北天门的涂云庵毕业于湖北法律专科学校，永城的鲁雨亭毕业于开封宏威士官学校。
　　 这个特殊阶层，在社会上介于统治阶级和工农劳动大众之间，在政治上介于国共两大党之间。他们是中间群体，中间力量。共产党将党外民主人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是团结争取的对象。
　　 这一特殊阶层，因各人所处地位不一样，经历不同，政治态度也不一致。有的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往往取中间立场。典型的如鄂东名士徐健吾，既反对蒋介石，也不拥护共产党。他儿子是桂军师长，效忠蒋介石，他不与儿子来往。苏北阜宁名士庞友兰开始也认为“国共两党如两姑，地方士绅如子妇，两姑之间难为妇”。海安韩国钧家中的条幅“天地已厌玄黄血，天下难平黑白棋”，都反映了他们的中间立场。苏南的纪振纲则表示，决不当汉奸，也不靠国民党，但也不想公开跟新四军一起抗日。也有官场失意隐退乡居的，他们早就看清国民党的败象。如朱履先对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政策感到失望，对国民党“袞袞诸公，寡廉鲜耻，争名夺利，百姓横遭虐毒，祖国疮痍满目，金瓯难复了”便辞官归隐乡里;湖北的涂云庵痛感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豺狼当道，素志难行，何如归去，永保廉贞。”于是弃职回到岳口老家，设馆授徒，养家糊口;皖中的吕惠生，早年参加国民党，因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退出国民党。
　　爱国抗日是民主人士的共同态度
　　 民主人士中尽管各人政治立场不同，信仰不一，但在面对外敌入侵，目睹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好河山，无辜人民惨遭杀戮，大多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他们不少人奋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自卫武装，毁家纾难。如吕惠生创办《无为日报》宣传抗日;吴山民参加政治工作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3月，鲁雨亭将永城县青年训练班组成五个抗日工作团，在全县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在日军占领永城后，组织抗日武装，变卖家产，筹措枪支弹药;句容的巫恒通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抗日自卫武装;金稚石以学校为平台，进行抗日爱国教育，输送学生参加抗日斗争。
　　“谁抗日就拥护谁”
　　 “谁抗日就拥护谁”，这是鄂中民主人士高希珍对民主人士徐健吾说的一句话，代表了大部分民主人士的心声。上层民主人士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感情上倾向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开始时新四军干部上门拜访，有的装病不见，有的外出避见，更多的是持观望态度。随着全国抗战开展，民主人士因国共两党对抗日的态度不同，逐步发生变化。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溃退，大片国土沦陷，民主人士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其军队的无能，感到失望;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符合民主人士的要求和愿望。他们亲眼见到新四军逆着国民党军溃退的潮流，勇敢挺进敌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赞赏新四军是王者之师。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伪军，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民主人士逐渐由中立转为拥护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新四军。
　　 1940年黄桥战役之际，朱履先说：“韩德勤养兵10万不抗日，国家怎能不亡！” 当陈毅要朱履先支持新四军时，朱表示：“为了抗日，我百死不辞！”
　　 唐曉光、吕惠生、吴山民、朱毅等只因配合共产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即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他们索性公开投向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新四军。1939年8月，鲁雨亭主动要求将亲手组织起来的966人的抗日武装编入新四军游击支队; 1939年11月，巫恒通将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编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三团;1940年1月，茅山的纪振纲将茅麓公司的200多名自卫武装连同武器交给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民主人士涂云庵在动员次子参加新四军第五师的信中写道：“共产党抗日坚决，志士景从。英雄乐有用武之地，豪杰怎能忧作亡国之人？尔亦血性男儿，岂甘因循堕落……要知国难当头，不容徘徊歧路，纵使裹尸马革，尚获壮烈美名，子其去矣，吾当贺之。”在他的动员下，族中兄弟子侄有10余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许多民主人士都参加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的各级参议会，担任参议会的领导，成为“三三制”民主政权的重要力量。淮海区吴月波、淮北区田丰任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苏中朱履先、皖江郑抱真、淮南朱雨江任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吴静波为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湖北应山民主人士涂云庵任鄂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在经济上资助新四军，在敌人扫荡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打埋伏的文化人和干部家属，为抗日政权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更有一些民主人士，如唐晓光、吕惠生、田丰、朱履先、吴山民、鲁雨亭、朱毅、季方、连柏生、郑抱真、刘伯厚、邹鲁山、金笑侬等，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参加了共产党。 　　不当亡国奴，不事敌，坚守民族气节
　　 民主人士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不甘心当亡国奴，拒绝为敌人做事，在敌人胁迫下不屈服，大都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1932年东北伪满“总理”郑孝胥，邀请何燮侯出任伪教育部长，汇来旅费3000元。何燮侯断然拒绝，退回汇款，誓不做汉奸。
　　 苏北沦陷后，南京汪伪政府曾以“苏北招讨使”“苏北委员长”“和平军总司令”等要职，诱朱履先事敌。他严词拒绝：“炎黄子孙，岂可认贼作父！”遂避往上海。
　　 1941年初，日军二次侵占海安，韩国钧避难镇郊徐庄，南京汪伪政府派人到徐庄，要他出任伪江苏省省长。韩答：“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日伪以韩出任伪职，全家可迁回海安镇诱之。韩回答：“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敌伪无可奈何，对韩施行监视软禁。韩抑郁成病，临终时告戒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余开吊，违此者不孝。”
　　 1943年2月19日，日伪军侵占东坎，日军致信威逼庞友兰推行伪化。庞友兰回信拒绝担任伪职：“中人不应为日人用，犹之日人不应为中人用也。”日伪以危害其家人相逼，他不得不对日伪采取消极应付态度，“不请不见，不问不答，不干涉一事，不妄发一言，不接受委任，不向一方面也”，自称“八不老人”。
　　 1939年初，日军铁蹄踏进天门，湖北名士涂云庵家乡也沦陷。一天，伪联保主任曾繁涛以“学生”身份去向老师“请教”。一进门，涂云庵就看出他不怀好意，一针见血地说：“你堂堂正正是我的学生，我可容忍你;你谄媚于日本人，我是不会理睬你的。”曾繁涛只能悻悻而回。不久，驻岳口的日军司令佐佐木和天（门）北反共势力最大的头目潘典华、潘尚武父子多次派人笼絡他，涂云庵都严辞拒绝。
　　 1941年9月6月，巫恒通突围中负伤被日伪抓捕关进监狱，日伪用尽各种手段逼他事敌，他坚贞不屈，绝食七天而死。盐城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宋泽夫由于汉奸告密，1942年3月18日被日伪军逮捕。他在狱中留书嘱咐家人：“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表达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和威武不屈的民族正气。阜东县参议会副参议长杨芷江，家里藏有新四军干部，有人担心他遭敌人暗算，他说：“做人就要有民族骨气，我绝不会为日本人吓倒。”
　　 在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中，诸多的爱国民主人士，用行动证明他们是新四军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