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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的名言“学而优则仕”，本是希望掌握儒家理念及学说的优秀知识分子积极从政，以建设理想状态的“仁政”国家。这为有志于此的读书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名言在现实中既未见得很好落实，又常常被曲解或沦为空洞的口号。
在先秦时代，长期盛行世袭制度，官爵在等级贵族内部传递，即“世卿世禄”，故寻常书生即使再优秀也很难步入政坛。以后秦汉的军功爵、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及隋唐的门荫等制度，也是属于世袭或半世袭的规则。倒是汉代的征辟、察举制中的某些名目，为读书人提供了狭窄的途径。如此这般，在贵族、豪强以及高门大族的把持下，普通读书人要顺利做官，着实艰难。而即使一些有幸踏入政界者，因为背景不强，上升的空间依旧极为有限。难怪孔子自己便如“丧家之犬”，一生颠沛流离；司马相如之流的文人，终日围绕在王侯将相身边，以奉献歌功颂德的诗赋为安身立命之本；出身寒门的陶渊明，才华横溢，声名远扬，却徘徊在县衙之内，最终无奈地退隐田园。因此，彼时对大多数学子来说，“学而优则仕”只能是一种理想，或者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学而优则仕”主张在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还要说是唐朝科举制度推行以后。与凭借血缘、出身背景的选官规则相比，科举制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不问门第出身，以考试成绩录用，因此选拔的范围既广泛，打破了特权阶层垄断官场的格局，同时又以文化知识为条件，对提升官员的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然显得更为合理。这便为一般读书人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在唐代，一方面门阀世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另一方面科举毕竟属新生事物，规模有限，还无法完全满足优秀学人的要求。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而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职，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才终试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尚未离开太祝之位。所谓的拾遗、协律郎以及太祝，都属低下官位。由此可见，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科举成功后所获不过如此，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与仕宦无干。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是在宋朝，因为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如北宋宰相共有七十一人，其中六十四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七人中，又有三人为开国功臣；南宋有宰相六十二人，其中五十一人出身科举，非科举出身的十一人中，六人又为太学生，唯有一人为武臣（《宋史·宰辅年表》）。由此可见，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征。如当时人所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耳濡目染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理念，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在宋代历史上，确也看到一些仁人志士的奋发有为活动，著名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李纲、文天祥及陆秀夫等人的忧国忧民之举，便令人肃然起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不知打动了多少正直的士人，而他另外一句“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的话，更就做官提出了基本准则：为官者不能因私废公，亦不可惧怕承担责任。宋代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还总结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话，更提出了终极的追求目标。可说到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理想境界，非常人所能做到。
实际的情况是，宋代多数学子把“学而优则仕”看做改善个人命运的堂而皇之的旗号，将读书、科考视为做官的敲门砖。在国势大体处于常态的情况下，他们入仕后一方面做着分内的事；一方面期盼着自己仕途的发达，当理想追求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不免更多选择后者。像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宰相的吕蒙正，早年有过清寒求学的经历，当他顶着状元桂冠步入政坛后，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前程，因此往往不敢承担改革风险。正因为如此，他为政尚可守正，三入相位却终无多少建树。倒是在生活上，他讲求起奢侈。吕蒙正有个喜食鸡舌汤的嗜好，每日必餐。一天，他游自家的后花园，看到墙边耸立一座山包，便不解地问随从怎么回事，仆从回答：此是相公吃鸡剩下的鸡毛。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鸡乃有几何？怎么能堆积如此之大？仆从再答道：一只鸡仅一尾舌，相公一顿汤需用多少尾舌？食鸡舌汤又已多久？北宋中叶的宋庠、宋祁兄弟也是贫寒出身，早年在州学读书时生活相当艰难。以后两人同年科举入仕，分别做到宰相和翰林学士。哥儿俩政绩上成就不大，生活上还是有别，大宋注意分寸，小宋却奢侈放纵。一次上元节夜里，大宋又听说小宋点着华灯拥着歌伎排场豪饮，次日就派人带话过去：相公寄语学士，闻听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是否还记得从前上元夜一起在州学吃粗饭的事？小宋听罢，笑着让来人带话回去说：也寄语相公，不知当年吃粗饭是为的什么？真是毫不掩饰，在他看来苦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富贵而已。志向不够远大，满足于享乐，这倒也罢了，吕蒙正、宋祁花的毕竟是自己的俸禄钱。他们还爱惜名誉，没有胡作非为，没有触及官场的底线。这样的官员人数众多，不甘平庸或安分守己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等而下之者则碌碌无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而有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就只顾及自己的利禄地位。宋人揭露：“爵禄在上，下皆趋而争之，故名曰‘奔竞’。”说的便是当年跑官、要官的“奔竞”风气，熏染了不少官员。他们随波逐流，争权夺利，甚至为所欲为，不仅将学习多年的“修齐治平”的理念抛到脑后，更将为人的良知、官场的底线也敢突破。像丁谓本是享誉一时的才子，科举做官后却将聪明才智用于投机钻营，一味迎合帝王。宋真宗想搞浩大的“天书”祥瑞活动，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就询问国库的底子。丁谓是负责中央财政的三司使，明知此举劳民伤财，但为了赢得天子的欢心，便报告国库充裕有余。宋真宗这才安心拍板。随之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之类的活动中，丁谓卖力地调度安排经费与物资。以后，宋真宗想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既担心遭到反对，又怕落得恶名，于是召见体己的丁谓。丁谓出谋道：陛下拥有天下，修一座保佑苍生的宫观又有何妨？陛下无子，谁敢反对营建祈祷降生皇子的场所！果然，无人敢提出异议。丁谓负责工程，一再修改设计方案，不断扩大规模，又督促工匠日夜施工，将原定十五年的工期提前到七年完工，建成内含两千六百一十区的巍峨宫观。做这些伤害民生的事时，他早已将背诵过的儒家“仁政”理念抛到九霄云外，也丧失了做人的良心。
在先秦时代，长期盛行世袭制度，官爵在等级贵族内部传递，即“世卿世禄”，故寻常书生即使再优秀也很难步入政坛。以后秦汉的军功爵、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及隋唐的门荫等制度，也是属于世袭或半世袭的规则。倒是汉代的征辟、察举制中的某些名目，为读书人提供了狭窄的途径。如此这般，在贵族、豪强以及高门大族的把持下，普通读书人要顺利做官，着实艰难。而即使一些有幸踏入政界者，因为背景不强，上升的空间依旧极为有限。难怪孔子自己便如“丧家之犬”，一生颠沛流离；司马相如之流的文人，终日围绕在王侯将相身边，以奉献歌功颂德的诗赋为安身立命之本；出身寒门的陶渊明，才华横溢，声名远扬，却徘徊在县衙之内，最终无奈地退隐田园。因此，彼时对大多数学子来说，“学而优则仕”只能是一种理想，或者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学而优则仕”主张在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还要说是唐朝科举制度推行以后。与凭借血缘、出身背景的选官规则相比，科举制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不问门第出身，以考试成绩录用，因此选拔的范围既广泛，打破了特权阶层垄断官场的格局，同时又以文化知识为条件，对提升官员的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然显得更为合理。这便为一般读书人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在唐代，一方面门阀世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另一方面科举毕竟属新生事物，规模有限，还无法完全满足优秀学人的要求。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而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职，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才终试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尚未离开太祝之位。所谓的拾遗、协律郎以及太祝，都属低下官位。由此可见，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科举成功后所获不过如此，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与仕宦无干。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是在宋朝，因为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如北宋宰相共有七十一人，其中六十四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七人中，又有三人为开国功臣；南宋有宰相六十二人，其中五十一人出身科举，非科举出身的十一人中，六人又为太学生，唯有一人为武臣（《宋史·宰辅年表》）。由此可见，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征。如当时人所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耳濡目染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理念，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在宋代历史上，确也看到一些仁人志士的奋发有为活动，著名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李纲、文天祥及陆秀夫等人的忧国忧民之举，便令人肃然起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不知打动了多少正直的士人，而他另外一句“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的话，更就做官提出了基本准则：为官者不能因私废公，亦不可惧怕承担责任。宋代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还总结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话，更提出了终极的追求目标。可说到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理想境界，非常人所能做到。
实际的情况是，宋代多数学子把“学而优则仕”看做改善个人命运的堂而皇之的旗号，将读书、科考视为做官的敲门砖。在国势大体处于常态的情况下，他们入仕后一方面做着分内的事；一方面期盼着自己仕途的发达，当理想追求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不免更多选择后者。像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宰相的吕蒙正，早年有过清寒求学的经历，当他顶着状元桂冠步入政坛后，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前程，因此往往不敢承担改革风险。正因为如此，他为政尚可守正，三入相位却终无多少建树。倒是在生活上，他讲求起奢侈。吕蒙正有个喜食鸡舌汤的嗜好，每日必餐。一天，他游自家的后花园，看到墙边耸立一座山包，便不解地问随从怎么回事，仆从回答：此是相公吃鸡剩下的鸡毛。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鸡乃有几何？怎么能堆积如此之大？仆从再答道：一只鸡仅一尾舌，相公一顿汤需用多少尾舌？食鸡舌汤又已多久？北宋中叶的宋庠、宋祁兄弟也是贫寒出身，早年在州学读书时生活相当艰难。以后两人同年科举入仕，分别做到宰相和翰林学士。哥儿俩政绩上成就不大，生活上还是有别，大宋注意分寸，小宋却奢侈放纵。一次上元节夜里，大宋又听说小宋点着华灯拥着歌伎排场豪饮，次日就派人带话过去：相公寄语学士，闻听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是否还记得从前上元夜一起在州学吃粗饭的事？小宋听罢，笑着让来人带话回去说：也寄语相公，不知当年吃粗饭是为的什么？真是毫不掩饰，在他看来苦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富贵而已。志向不够远大，满足于享乐，这倒也罢了，吕蒙正、宋祁花的毕竟是自己的俸禄钱。他们还爱惜名誉，没有胡作非为，没有触及官场的底线。这样的官员人数众多，不甘平庸或安分守己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等而下之者则碌碌无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而有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就只顾及自己的利禄地位。宋人揭露：“爵禄在上，下皆趋而争之，故名曰‘奔竞’。”说的便是当年跑官、要官的“奔竞”风气，熏染了不少官员。他们随波逐流，争权夺利，甚至为所欲为，不仅将学习多年的“修齐治平”的理念抛到脑后，更将为人的良知、官场的底线也敢突破。像丁谓本是享誉一时的才子，科举做官后却将聪明才智用于投机钻营，一味迎合帝王。宋真宗想搞浩大的“天书”祥瑞活动，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就询问国库的底子。丁谓是负责中央财政的三司使，明知此举劳民伤财，但为了赢得天子的欢心，便报告国库充裕有余。宋真宗这才安心拍板。随之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之类的活动中，丁谓卖力地调度安排经费与物资。以后，宋真宗想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既担心遭到反对，又怕落得恶名，于是召见体己的丁谓。丁谓出谋道：陛下拥有天下，修一座保佑苍生的宫观又有何妨？陛下无子，谁敢反对营建祈祷降生皇子的场所！果然，无人敢提出异议。丁谓负责工程，一再修改设计方案，不断扩大规模，又督促工匠日夜施工，将原定十五年的工期提前到七年完工，建成内含两千六百一十区的巍峨宫观。做这些伤害民生的事时，他早已将背诵过的儒家“仁政”理念抛到九霄云外，也丧失了做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