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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对于西方企业来说，并不算长，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营企业，
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却已算得上是骨灰级的历史。冯仑和万通，从1991年到2011年，在跌宕起伏、
吐故纳新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在一起坚守了整整20年。这其中的不易不言自明。
但更不易的还包括同冯仑一起创造万通的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尽管已经走在了属于各自的路上，但每一条路都没有成为死路而是收获了各自的精彩。冯仑和万通，以及“万通六君子”
走过的这20年，在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史上，将注定成为一个耀眼的特例。
在万通中心的大楼里，冯仑的办公室是隐藏的一座“空中楼阁”，你在上行的电梯中按一个代表楼层的数字，而当进入这个楼层后，还需要攀上一小节旋转的楼梯才可以到达。
冯仑的随和是众所周知的。无论是“万通六君子”之一的易小迪回忆自己以应届毕业生身份第一次见到已经是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冯仑时的场景，还是此后无数造访者的描述，“随和”、“毫无架子”都是高频词。他不会因为一个已经回答了很多遍的问题而不耐烦，也不会在接受采访时接通任何打进来的电话。
10月底的北京，寒流已至。冯仑穿着皮衣坐在自己仍旧暖气未到的办公室里，用感冒尚未痊愈仍带有鼻音的声音最先谈起的是有关万通“戴绿帽”的话题。他说，这是一种信仰，绿色的产品、绿色的供应链还有一种绿色的企业价值观，用多花钱、少赚钱的方式坚持的“绿色贞操”，这似乎一直都是属于冯仑的方式—尽管也经历过创业初期放肆的狂飙，但财富从来都不是终极目标。
1991年时的冯仑，或许预想过自己在20年后会是何等状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只可以拿财富来衡量的人，穷人或者富人。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冯仑和万通才可以绕过无数死在改革途中的“尸体”走到今天。当然，得以存活的不止是冯仑和万通，还包括20年前与冯仑一同创造万通的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刘军的“万通六君子”。
从六个到一个
夜色中的CBD，摩天写字楼里的通明灯火和楼外的霓虹相映成辉，如果不是“万通中心”四个红色的大字，冯仑的栖身之所并不出众。往南一公里，潘石屹旗下的“建外SOHO”楼群成片，自成一景。往东一公里，易小迪的“阳光100”则是这一片区域中的明星住宅楼盘，曾经的“万通六君子”中，如今有三个都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中最重要的地段拥有属于自己的“地盘”。
此外，告别冯仑后前往美国创办“鼎晖创投”做起风险投资的王功权则因今年的“微博私奔事件”而名声大噪，王启富成了“海帝地板”的总裁，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在四川从事农业项目，做着果蔬保鲜、储藏加工和营销的买卖。
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中，能够生存下来且运用资本继续发展并最终能全身而退，这几乎算得上奇迹。尽管奇迹属于偶然事件，但奇迹本身却一定有它的原因。他们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同时也在用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回馈着改革，而不是伤害，彼此伤害。
当然，他们之间也曾经有过分歧、争吵，甚至是走不下去的离开，但从未彼此伤害，六君子在各自的领域都成为了这二十年来少有的成功者。至于其中的原因，一切其实都有迹可循。
法学博士、曾经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冯仑1988年跟随“十万大军下海南”未果，回到北京后来到了体制外，“改革强人”牟其中和他的南德接纳了冯仑。随后，冯仑的海南旧友王功权以及王功权的兄弟刘军、王启富接踵而至，冯仑用一年多的时间成为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而之后的南德有将近2/3的部门经理都出自“冯系”。
在南德的后期，冯仑和有着枭雄胆识但却不善于信任、甚至乐于斗争的牟其中合作得并不愉快。最终，他选择了出走，和王功权一起不辞而别，成了第一批炒了牟其中的人。尽管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但冯仑从没否认过是南德教会了他如何做生意的事实。
他们选择了重归海南。曾经在冯仑第一次的海南之行追随过他的易小迪、南德旧友刘军、王启富和一直在海南折腾的潘石屹相继聚拢，最初的万通，是六个人的万通。关于第一桶金，那并不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一块光秃秃的土地，在三楼签买地合同，六楼签卖地合同，上下楼的工夫，几百万到手，在海南，如此的故事比比皆是。
尽管也有最初创业的艰辛，“每天睡觉都不是一个地方”，但，“你刚出来混，反正就是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反正海南也热，铺张席子倒下就睡。”所有人都在狂飙，享受一种急速的刺激和陶醉，连海风中飘荡的都是一天比一天膨胀的兴奋。
1993年上半年，一向热衷于学先进的冯仑和王功权一起，第一次在深圳见到了“也是知识分子，也在折腾，做得还特别规范”的王石。激情澎湃地大谈理想过后，王石的一番话令冯仑至今记忆犹新，“我说我们是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事业伙伴，王石说不可能，你们将来早晚会碰到利益冲突。”当时的冯仑和他的弟兄们甚至为此有点恼火，认为这低估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情义，但不到两年，王石的话一语成谶。
急速扩张的万通，触角已伸进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信息咨询、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万通的地盘也伸展到北京、海南、西安、沈阳、武汉、广西等多个城市，但危机也随之到来。最直接的表现出现在冯仑和潘石屹身上，冯仑想要继续扩张、发展，而主管财务的潘石屹拒绝给钱。
1994年秋天，万通六雄在广西西山开了一个会，与其说开会，实际上就是激烈的争吵，最后，王功权哭了，冯仑也哭了，关于万通未来的方向和战略在六个人中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即便1994年底六人又在上海开了一次会，但分道扬镳还是不可避免。1995年，潘石屹、王启富、易小迪作别，另立门户，1998年，刘军告辞，2003年，王功权离开。最初六个人的万通变成了如今冯仑一个人的万通。
一个人的万通还要扛着，冯仑说，这是他心里感觉最困难的时期。
继续买单
“比如说一个女孩嫁给一个男孩，男孩说我要对你负责任，什么是负责任，就是买单。”这是冯仑之于他和万通关系的解读，“你得扛着几千人，大家得生活好，公司还得挣钱，给政府要买单交税，我们公益是给社会买单，还要给股东买单。所以这二十年的单买不完，只要有一个单买不了就炸了，所以我每天就扛着这些事，天天想着买单的事。”
曾经也有买不动单的时候，大概就是万通对外高速扩张，且内部分歧严重的时候。“负债很高，内部又分家，分家之后实力肯定削弱，我那会儿身体还不好，”根据冯仑的描述，当时，几十个债权人天天紧逼，偶尔还会派一些孕妇去公司又吐又闹，“每天都是来要钱的，你也没钱还，还得每天陪着，最后把家里私人存折都给人家拿完了，就好像完全走在黑暗里头，突然觉得走错了，你也知道对的在哪儿，可是你一想还有这么遥远，就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够从这个烂地走出头”。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六七年才得以好转。吃一堑长一智。“要想活下来，第一手艺好，第二少借钱”，此后的万通一直都在一个“低负债”的状况下运转，冯仑开始对风险特别敏感，安全和持久成了他和万通最重要的生存体会，“为什么我们的发展似乎不如别的地产企业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高负债，用高杠杆来赌上市、制造传奇，比如说恒大上市前的负债率700%，这种我们是不敢做的，我们负债很低。我们追求的是中速度、低风险、高回报，你要是高速度，今天有明天没，那还不如中速度。”
除了低负债，冯仑对此后的每一项决策，也非常谨慎，要么不做，但如果一定要做，那就要做出点儿样子，做一件是一件。“毕竟折腾了这么多年，你得对时间特别有一个概念，你不再是二十岁，你可以无限选择，无限犯错。一个事要开始，我一定会拿捏这件事能做多久，如果不能够坚持很久，我一般不爱做。”
2003年下半年，冯仑经人介绍认识了莱瑞·西尔维斯坦，在世贸大厦的废墟上，这个拥有新世贸中心99年经营权的犹太人说了一句彻底激发冯仑征服欲的话：“往上360度看，你看到的天空都是我的。”
那时的万通，正处在告别曾经的“野蛮生长”，在团队、财务、模型和运营商配置上进入全新“美国模式”的时期，并有着代表中国房地产企业开始全球化征途的野心，既然如此，那一切就从入主新世贸中心开始，冯仑决定在新的世贸中心打造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驻美商馆”，取名“中国中心”。
谈判的过程一波三折，在近7年的时间内，冯仑去了纽约将近40次，开了2190小时的电话会议，终于，在日后将代替曾经的世贸双子塔的“自由塔”上，万通以每年1亿元的价格租下65到69层整整五层两万平米的办公室，此外，在一旁的世贸七号楼上，还有半层万通的地盘。
2009年，一部名叫《练习曲》的台湾文艺片风靡整个华语地区，电影讲述了一个台湾聋哑青年骑车环岛一周的故事，并配以一句分外励志的台词：“有些事，现在不做，就再也不会做了。”同年，骑车环游台湾岛一周的绝不止电影中的聋哑青年一人，还有冯仑。
“为了纪念自己的50岁生日，我决定再折腾一回。别人认为挺怪，9天骑1100公里，对我来说没啥。1987年我骑过2000公里，还是破自行车。”两年后，“万通台北2011”在台北著名的地标阳明山附近亮相，很多人对于如此行为的盈利前景表示怀疑，但冯仑已经成了大陆在台湾开发房地产的第一人。
不是神话，是童话
早在1992年，冯仑和其他五个兄弟挖到第一桶金，公司成立一周年时，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以后每年9月13日、万通生日的这一天，都是他们和万通的“反省日”。为什么要反省，是因为想要走得更远。在第一个反省日，他们共同写了一篇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文章，“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这是我们当时确立的信念、价值观”。对于这个承诺，冯仑至今都能倒背如流。
冯仑说，当初在海南，万通是小公司，“要倒着数的”，但20年过去了，当初和万通一起在海南起家很多企业都已和那团曾经炫目的泡沫一同破灭，冯仑和万通活下来了。“我们是绕过他们的“尸体”前行的，我很尊敬他们”。还有牟其中，曾经的“中国首富”传说也在一段牢狱生涯中结案。
为什么是冯仑，为什么是万通，为什么又是“万通六君子”？“我们几个中大多数都是做研究出身，以前就是靠琢磨挣钱的，能做的人比我们多，能说的人也比我们多，但是又能做又能说还能写的人可能恰好就在万通出现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坚持理想和信仰。
“的确，我们有价值观、有信仰、有理想，在短期内你可能会付出，但是你得到的是持久，越往后大家对你的看法越肯定。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大家并不理解，认为你们比较笨，不会赚钱，有些事情别人做了，比如说行贿之类的，赚到更多的钱，但我们活下来了，最后算下来还是我们挣钱多。”对此，冯仑还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小姐，当时给钱叫嫖，一个礼拜给叫礼金，一个月给叫友谊，一年给叫爱情，一辈子给叫婚姻，给钱了，时间不同，评价不一样。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把这个事当真了，所以我们没死。”
2011年9月13日，万通的第20个反省日，冯仑决定用一个仪式来纪念一下这20年。潘石屹、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刘军，20年前和冯仑一起创立“万通”，如今都已各有成就兄弟悉数在列。主持人崔永元问冯仑：“和万通走过20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答案早有准备，只有两个字：“死扛。”扛过了财富积累时的动荡，扛过了自我膨胀后的危机，扛过了生死一线时的纠结，至于未来，还是要“扛”，而这个所谓的“扛”，就是要将自己坚持的、认准的事做得长久一点。
20年的时间或许不算长，但对于冯仑和曾经与他一起只手创立万通的兄弟来说，已经足够长。纪念20年的仪式结束后，他们又找地方喝酒聊天，对于“万通六君子”的如今，冯仑非常欣慰：“我比他们都大一点，他们二十三四岁的时候跟着我开始折腾，一折腾就是二十年，现在身家都过亿了，没一个人得病的，大家的关系还都挺好，现在四五十岁了在一起聊天还挺开心，每一个人生活也挺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童话，我们不叫神话，是童话。”
在这第20个反省日，冯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去哪里？”至于究竟是哪里？他已经有了方向：“我们还要去我们的内心，不断反省，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F=FAMOUS 冯=冯仑｝
F：你之前写过一本讲述中国民营企业前世今生的书叫《野蛮生长》，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理想丰满》，这两本书在你的思想阶段中分别代表什么？
冯： 《野蛮生长》是看自己，《理想丰满》是看别人、看社会，两个合起来，是一个圆。对我来说，我原来就是做研究的，还教过书，一直都在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故事都需要记录。我最近也是跟崔永元一起，在做民营企业的口述历史。
F：在新书《理想丰满》里，你提到了一个关于传承的问题，还有对富二代的想法，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会考虑到这种问题？
冯：这个传承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我们公司不是私人家族企业，是股份制的企业，我是公司第一个员工创业者，到传给现在后边的经理人，你也有一个传的过程。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我也决定不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也是一种传承的开始。我就开始观察，包括国外的企业是怎么样传承的方法，是传承一个价值观，传承一个财富，还是传承一种制度。这个传承不是传承财富，财富是可变的，你得教他一个永远能够创造财富的本事。
F：从目前来看，“万通六君子”全身而退的几率都非常高，在中国的企业界也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
冯：对，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童话，很难复制，这也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殊故事。有很多人选择不做不是做不了，就是想休息了，或者干点别的，很多事情忙活个十年，大部分人估计都不想再干了。
F：你们六个人是不是每个人都各自有特别强烈的爱好？
冯：每个人性格不同，爱好不同。小易打坐参禅，小潘现在信教了，功权喜欢文学，刘军喝茶、打球，启富骑自行车。我喜欢不确定的旅行，比如说之前去阿富汗、巴勒斯坦，穿越危险地区、爬山、走沙漠和戈壁，我总是在琢磨地球上不同角落各种各样的人、社会，不停看书、不停感受，不停研究，然后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却已算得上是骨灰级的历史。冯仑和万通，从1991年到2011年，在跌宕起伏、
吐故纳新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在一起坚守了整整20年。这其中的不易不言自明。
但更不易的还包括同冯仑一起创造万通的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尽管已经走在了属于各自的路上，但每一条路都没有成为死路而是收获了各自的精彩。冯仑和万通，以及“万通六君子”
走过的这20年，在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史上，将注定成为一个耀眼的特例。
在万通中心的大楼里，冯仑的办公室是隐藏的一座“空中楼阁”，你在上行的电梯中按一个代表楼层的数字，而当进入这个楼层后，还需要攀上一小节旋转的楼梯才可以到达。
冯仑的随和是众所周知的。无论是“万通六君子”之一的易小迪回忆自己以应届毕业生身份第一次见到已经是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冯仑时的场景，还是此后无数造访者的描述，“随和”、“毫无架子”都是高频词。他不会因为一个已经回答了很多遍的问题而不耐烦，也不会在接受采访时接通任何打进来的电话。
10月底的北京，寒流已至。冯仑穿着皮衣坐在自己仍旧暖气未到的办公室里，用感冒尚未痊愈仍带有鼻音的声音最先谈起的是有关万通“戴绿帽”的话题。他说，这是一种信仰，绿色的产品、绿色的供应链还有一种绿色的企业价值观，用多花钱、少赚钱的方式坚持的“绿色贞操”，这似乎一直都是属于冯仑的方式—尽管也经历过创业初期放肆的狂飙，但财富从来都不是终极目标。
1991年时的冯仑，或许预想过自己在20年后会是何等状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只可以拿财富来衡量的人，穷人或者富人。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冯仑和万通才可以绕过无数死在改革途中的“尸体”走到今天。当然，得以存活的不止是冯仑和万通，还包括20年前与冯仑一同创造万通的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刘军的“万通六君子”。
从六个到一个
夜色中的CBD，摩天写字楼里的通明灯火和楼外的霓虹相映成辉，如果不是“万通中心”四个红色的大字，冯仑的栖身之所并不出众。往南一公里，潘石屹旗下的“建外SOHO”楼群成片，自成一景。往东一公里，易小迪的“阳光100”则是这一片区域中的明星住宅楼盘，曾经的“万通六君子”中，如今有三个都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中最重要的地段拥有属于自己的“地盘”。
此外，告别冯仑后前往美国创办“鼎晖创投”做起风险投资的王功权则因今年的“微博私奔事件”而名声大噪，王启富成了“海帝地板”的总裁，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在四川从事农业项目，做着果蔬保鲜、储藏加工和营销的买卖。
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中，能够生存下来且运用资本继续发展并最终能全身而退，这几乎算得上奇迹。尽管奇迹属于偶然事件，但奇迹本身却一定有它的原因。他们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同时也在用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回馈着改革，而不是伤害，彼此伤害。
当然，他们之间也曾经有过分歧、争吵，甚至是走不下去的离开，但从未彼此伤害，六君子在各自的领域都成为了这二十年来少有的成功者。至于其中的原因，一切其实都有迹可循。
法学博士、曾经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冯仑1988年跟随“十万大军下海南”未果，回到北京后来到了体制外，“改革强人”牟其中和他的南德接纳了冯仑。随后，冯仑的海南旧友王功权以及王功权的兄弟刘军、王启富接踵而至，冯仑用一年多的时间成为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而之后的南德有将近2/3的部门经理都出自“冯系”。
在南德的后期，冯仑和有着枭雄胆识但却不善于信任、甚至乐于斗争的牟其中合作得并不愉快。最终，他选择了出走，和王功权一起不辞而别，成了第一批炒了牟其中的人。尽管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但冯仑从没否认过是南德教会了他如何做生意的事实。
他们选择了重归海南。曾经在冯仑第一次的海南之行追随过他的易小迪、南德旧友刘军、王启富和一直在海南折腾的潘石屹相继聚拢，最初的万通，是六个人的万通。关于第一桶金，那并不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一块光秃秃的土地，在三楼签买地合同，六楼签卖地合同，上下楼的工夫，几百万到手，在海南，如此的故事比比皆是。
尽管也有最初创业的艰辛，“每天睡觉都不是一个地方”，但，“你刚出来混，反正就是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反正海南也热，铺张席子倒下就睡。”所有人都在狂飙，享受一种急速的刺激和陶醉，连海风中飘荡的都是一天比一天膨胀的兴奋。
1993年上半年，一向热衷于学先进的冯仑和王功权一起，第一次在深圳见到了“也是知识分子，也在折腾，做得还特别规范”的王石。激情澎湃地大谈理想过后，王石的一番话令冯仑至今记忆犹新，“我说我们是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事业伙伴，王石说不可能，你们将来早晚会碰到利益冲突。”当时的冯仑和他的弟兄们甚至为此有点恼火，认为这低估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情义，但不到两年，王石的话一语成谶。
急速扩张的万通，触角已伸进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信息咨询、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万通的地盘也伸展到北京、海南、西安、沈阳、武汉、广西等多个城市，但危机也随之到来。最直接的表现出现在冯仑和潘石屹身上，冯仑想要继续扩张、发展，而主管财务的潘石屹拒绝给钱。
1994年秋天，万通六雄在广西西山开了一个会，与其说开会，实际上就是激烈的争吵，最后，王功权哭了，冯仑也哭了，关于万通未来的方向和战略在六个人中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即便1994年底六人又在上海开了一次会，但分道扬镳还是不可避免。1995年，潘石屹、王启富、易小迪作别，另立门户，1998年，刘军告辞，2003年，王功权离开。最初六个人的万通变成了如今冯仑一个人的万通。
一个人的万通还要扛着，冯仑说，这是他心里感觉最困难的时期。
继续买单
“比如说一个女孩嫁给一个男孩，男孩说我要对你负责任，什么是负责任，就是买单。”这是冯仑之于他和万通关系的解读，“你得扛着几千人，大家得生活好，公司还得挣钱，给政府要买单交税，我们公益是给社会买单，还要给股东买单。所以这二十年的单买不完，只要有一个单买不了就炸了，所以我每天就扛着这些事，天天想着买单的事。”
曾经也有买不动单的时候，大概就是万通对外高速扩张，且内部分歧严重的时候。“负债很高，内部又分家，分家之后实力肯定削弱，我那会儿身体还不好，”根据冯仑的描述，当时，几十个债权人天天紧逼，偶尔还会派一些孕妇去公司又吐又闹，“每天都是来要钱的，你也没钱还，还得每天陪着，最后把家里私人存折都给人家拿完了，就好像完全走在黑暗里头，突然觉得走错了，你也知道对的在哪儿，可是你一想还有这么遥远，就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够从这个烂地走出头”。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六七年才得以好转。吃一堑长一智。“要想活下来，第一手艺好，第二少借钱”，此后的万通一直都在一个“低负债”的状况下运转，冯仑开始对风险特别敏感，安全和持久成了他和万通最重要的生存体会，“为什么我们的发展似乎不如别的地产企业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高负债，用高杠杆来赌上市、制造传奇，比如说恒大上市前的负债率700%，这种我们是不敢做的，我们负债很低。我们追求的是中速度、低风险、高回报，你要是高速度，今天有明天没，那还不如中速度。”
除了低负债，冯仑对此后的每一项决策，也非常谨慎，要么不做，但如果一定要做，那就要做出点儿样子，做一件是一件。“毕竟折腾了这么多年，你得对时间特别有一个概念，你不再是二十岁，你可以无限选择，无限犯错。一个事要开始，我一定会拿捏这件事能做多久，如果不能够坚持很久，我一般不爱做。”
2003年下半年，冯仑经人介绍认识了莱瑞·西尔维斯坦，在世贸大厦的废墟上，这个拥有新世贸中心99年经营权的犹太人说了一句彻底激发冯仑征服欲的话：“往上360度看，你看到的天空都是我的。”
那时的万通，正处在告别曾经的“野蛮生长”，在团队、财务、模型和运营商配置上进入全新“美国模式”的时期，并有着代表中国房地产企业开始全球化征途的野心，既然如此，那一切就从入主新世贸中心开始，冯仑决定在新的世贸中心打造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驻美商馆”，取名“中国中心”。
谈判的过程一波三折，在近7年的时间内，冯仑去了纽约将近40次，开了2190小时的电话会议，终于，在日后将代替曾经的世贸双子塔的“自由塔”上，万通以每年1亿元的价格租下65到69层整整五层两万平米的办公室，此外，在一旁的世贸七号楼上，还有半层万通的地盘。
2009年，一部名叫《练习曲》的台湾文艺片风靡整个华语地区，电影讲述了一个台湾聋哑青年骑车环岛一周的故事，并配以一句分外励志的台词：“有些事，现在不做，就再也不会做了。”同年，骑车环游台湾岛一周的绝不止电影中的聋哑青年一人，还有冯仑。
“为了纪念自己的50岁生日，我决定再折腾一回。别人认为挺怪，9天骑1100公里，对我来说没啥。1987年我骑过2000公里，还是破自行车。”两年后，“万通台北2011”在台北著名的地标阳明山附近亮相，很多人对于如此行为的盈利前景表示怀疑，但冯仑已经成了大陆在台湾开发房地产的第一人。
不是神话，是童话
早在1992年，冯仑和其他五个兄弟挖到第一桶金，公司成立一周年时，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以后每年9月13日、万通生日的这一天，都是他们和万通的“反省日”。为什么要反省，是因为想要走得更远。在第一个反省日，他们共同写了一篇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文章，“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这是我们当时确立的信念、价值观”。对于这个承诺，冯仑至今都能倒背如流。
冯仑说，当初在海南，万通是小公司，“要倒着数的”，但20年过去了，当初和万通一起在海南起家很多企业都已和那团曾经炫目的泡沫一同破灭，冯仑和万通活下来了。“我们是绕过他们的“尸体”前行的，我很尊敬他们”。还有牟其中，曾经的“中国首富”传说也在一段牢狱生涯中结案。
为什么是冯仑，为什么是万通，为什么又是“万通六君子”？“我们几个中大多数都是做研究出身，以前就是靠琢磨挣钱的，能做的人比我们多，能说的人也比我们多，但是又能做又能说还能写的人可能恰好就在万通出现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坚持理想和信仰。
“的确，我们有价值观、有信仰、有理想，在短期内你可能会付出，但是你得到的是持久，越往后大家对你的看法越肯定。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大家并不理解，认为你们比较笨，不会赚钱，有些事情别人做了，比如说行贿之类的，赚到更多的钱，但我们活下来了，最后算下来还是我们挣钱多。”对此，冯仑还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小姐，当时给钱叫嫖，一个礼拜给叫礼金，一个月给叫友谊，一年给叫爱情，一辈子给叫婚姻，给钱了，时间不同，评价不一样。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把这个事当真了，所以我们没死。”
2011年9月13日，万通的第20个反省日，冯仑决定用一个仪式来纪念一下这20年。潘石屹、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刘军，20年前和冯仑一起创立“万通”，如今都已各有成就兄弟悉数在列。主持人崔永元问冯仑：“和万通走过20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答案早有准备，只有两个字：“死扛。”扛过了财富积累时的动荡，扛过了自我膨胀后的危机，扛过了生死一线时的纠结，至于未来，还是要“扛”，而这个所谓的“扛”，就是要将自己坚持的、认准的事做得长久一点。
20年的时间或许不算长，但对于冯仑和曾经与他一起只手创立万通的兄弟来说，已经足够长。纪念20年的仪式结束后，他们又找地方喝酒聊天，对于“万通六君子”的如今，冯仑非常欣慰：“我比他们都大一点，他们二十三四岁的时候跟着我开始折腾，一折腾就是二十年，现在身家都过亿了，没一个人得病的，大家的关系还都挺好，现在四五十岁了在一起聊天还挺开心，每一个人生活也挺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童话，我们不叫神话，是童话。”
在这第20个反省日，冯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去哪里？”至于究竟是哪里？他已经有了方向：“我们还要去我们的内心，不断反省，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F=FAMOUS 冯=冯仑｝
F：你之前写过一本讲述中国民营企业前世今生的书叫《野蛮生长》，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理想丰满》，这两本书在你的思想阶段中分别代表什么？
冯： 《野蛮生长》是看自己，《理想丰满》是看别人、看社会，两个合起来，是一个圆。对我来说，我原来就是做研究的，还教过书，一直都在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故事都需要记录。我最近也是跟崔永元一起，在做民营企业的口述历史。
F：在新书《理想丰满》里，你提到了一个关于传承的问题，还有对富二代的想法，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会考虑到这种问题？
冯：这个传承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我们公司不是私人家族企业，是股份制的企业，我是公司第一个员工创业者，到传给现在后边的经理人，你也有一个传的过程。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我也决定不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也是一种传承的开始。我就开始观察，包括国外的企业是怎么样传承的方法，是传承一个价值观，传承一个财富，还是传承一种制度。这个传承不是传承财富，财富是可变的，你得教他一个永远能够创造财富的本事。
F：从目前来看，“万通六君子”全身而退的几率都非常高，在中国的企业界也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
冯：对，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童话，很难复制，这也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殊故事。有很多人选择不做不是做不了，就是想休息了，或者干点别的，很多事情忙活个十年，大部分人估计都不想再干了。
F：你们六个人是不是每个人都各自有特别强烈的爱好？
冯：每个人性格不同，爱好不同。小易打坐参禅，小潘现在信教了，功权喜欢文学，刘军喝茶、打球，启富骑自行车。我喜欢不确定的旅行，比如说之前去阿富汗、巴勒斯坦，穿越危险地区、爬山、走沙漠和戈壁，我总是在琢磨地球上不同角落各种各样的人、社会，不停看书、不停感受，不停研究，然后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