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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占GDP比例迅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占GDP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居民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储蓄，而是收入的增长率太低
按报告数据，2006年三季度的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与二季度相比，有相当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工业生产和投资的同比增长率下降速度很快，产生了一些对统计数据的疑问。不过从其他指标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投资和生产的同比增长率确实明显下降。
主要价格指数剔除季节因素后的月环比上升率在5月或者6月达到最高，7月以来快速下降，到9月已经相当低。由此推测，总需求的月环比高增长大致上发生在6月以前，从6月甚至更早就开始下降了。另一方面，剔除季节因素后的货物贸易顺差在6月以来的四个月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说明这期间的投资是相当低的。
进一步考虑货币数量和汇率利率等方面的情况，可以预测，至少在未来一两个季度，总需求的环比增长率将处于一个下降通道。主要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率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还会小幅上升，但这主要是由于基数的变化引起的，几个月以后就会下降了。这样看来，从2001年底到现在的五年，总需求增长率的比较大的变化可以区别为三起三落，第三次回落刚开始不久。
2004年出现过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2005年4月到现在，各月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比上升率都低于2.0％，平均为1.4％。这样的通货膨胀率，不仅远低于中国过去20多年的平均值，也较大幅度低于很多国家在同期的水平（美国同期均值为3.6％）。因为主要价格指数的环比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低位并且总需求增长率还将下降，同比的通货膨胀率在明年也会相当低。
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和宏观调控很快见效的结果说明，2006年初存在着总需求增长率上升的压力，但是情况并不非常严重。更重要的是，现在看到的效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6月以前实施的紧缩政策的效果；6月以后出台和落实的紧缩政策的效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表现为贷款增长率的下降，但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特别是表现在其他方面。从现在的数据看，总体景气状况已经在略为偏冷这一边，等到全部效果都出来以后，应当是比较明显的偏冷。
如果只是从通货膨胀压力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将年初开始表现出来的宏观不平衡的问题看得比较轻。但是在很多分析评论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过高的问题被特别强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特别强调存在着一些偏差。
近年来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的迅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占GDP比例的上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一降两升”的现象，与总需求增长率偏高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但绝不等同的关系。把握这种关系是很重要的。首先，在总需求增长率偏高即出现通货膨胀率偏高倾向的时候，投资率总是很快上升的，也就是投资的增长率很高。但是，当总需求增长率经过一起一落回到原位的时候，投资率还是上升了。这就是说，即使保持总需求的平稳增长，投资率也有上升的趋势。原因在于，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无可避免地要下降。
2006年8月，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本外币储蓄存款加流通中现金的83％）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9％。这个增长率大约只比目前的名义GDP增长率高1－2个百分点。
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中，居民持有的本币货币资产的增长率平均比名义GDP的增长率高8.8个百分点，使得前者与后者的比例从1978年的10.6％上升到了2003年的88.4％。考虑到货币储蓄是家庭金融储蓄的主要部分及其非常高的增长率，即使不考虑其他储蓄，也可以认为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一直在大幅度上升。但是，在2004年和2005年，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与名义GDP的比例都低于2003年，从目前数据看，2006年的比例也会比较低。
居民其他金融资产包括债券和股票以及保险等。在最近几年，这几项的增长率都比较低，A股市场的融资额干脆大幅度下降（这里不考虑股票价格变化引起的损益）。从这些情况来估计，居民金融资产总值及其年度增加额的增长率应当显著低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居民购买住房的支付（首付和还贷）也应当算为储蓄，这部分的增长率比较高，但是历史比较涉及到住房制度变化的问题，难以把握。不考虑这方面情况的话，居民总储蓄的增长率在2004年以来低于经济增长率。
由此来看，国民总产品分配中“一降两升”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居民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储蓄，而是收入的增长率太低。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可能在2000年前后就开始了。在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占比下降还只引起消费占比下降。当收入占比下降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连居民储蓄占比也下降了。
即使在居民储蓄占GDP比例上升的情况下，储蓄倾向也是很难改变的。在居民储蓄占GDP比例下降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储蓄倾向来刺激消费的想法更不现实。这样的话，可以选择的方向只有两个，一个是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或者较高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增长率，另一个是相当大幅度地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政府直接控制的工资收入只是公务员和一些事业单位的人员工资。提高这部分工资的主要效果是改变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对于提高整体居民收入的效果是次一位的，也是很小的。降低个人所得税具有提高整体居民收入和扩大收入差别的双重效果，需要从两个角度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的长期效果主要是提高居民收入，但中短期效果可能主要是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相比起来，降低增值税对于提高整体居民收入的效果最大而其他效果最小。除了减税之外，提高存款利率还有很大的空间。
从预测的角度看，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短期内现实的做法还是放投资。■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按报告数据，2006年三季度的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与二季度相比，有相当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工业生产和投资的同比增长率下降速度很快，产生了一些对统计数据的疑问。不过从其他指标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投资和生产的同比增长率确实明显下降。
主要价格指数剔除季节因素后的月环比上升率在5月或者6月达到最高，7月以来快速下降，到9月已经相当低。由此推测，总需求的月环比高增长大致上发生在6月以前，从6月甚至更早就开始下降了。另一方面，剔除季节因素后的货物贸易顺差在6月以来的四个月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说明这期间的投资是相当低的。
进一步考虑货币数量和汇率利率等方面的情况，可以预测，至少在未来一两个季度，总需求的环比增长率将处于一个下降通道。主要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率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还会小幅上升，但这主要是由于基数的变化引起的，几个月以后就会下降了。这样看来，从2001年底到现在的五年，总需求增长率的比较大的变化可以区别为三起三落，第三次回落刚开始不久。
2004年出现过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2005年4月到现在，各月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比上升率都低于2.0％，平均为1.4％。这样的通货膨胀率，不仅远低于中国过去20多年的平均值，也较大幅度低于很多国家在同期的水平（美国同期均值为3.6％）。因为主要价格指数的环比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低位并且总需求增长率还将下降，同比的通货膨胀率在明年也会相当低。
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和宏观调控很快见效的结果说明，2006年初存在着总需求增长率上升的压力，但是情况并不非常严重。更重要的是，现在看到的效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6月以前实施的紧缩政策的效果；6月以后出台和落实的紧缩政策的效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表现为贷款增长率的下降，但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特别是表现在其他方面。从现在的数据看，总体景气状况已经在略为偏冷这一边，等到全部效果都出来以后，应当是比较明显的偏冷。
如果只是从通货膨胀压力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将年初开始表现出来的宏观不平衡的问题看得比较轻。但是在很多分析评论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过高的问题被特别强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特别强调存在着一些偏差。
近年来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的迅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占GDP比例的上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一降两升”的现象，与总需求增长率偏高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但绝不等同的关系。把握这种关系是很重要的。首先，在总需求增长率偏高即出现通货膨胀率偏高倾向的时候，投资率总是很快上升的，也就是投资的增长率很高。但是，当总需求增长率经过一起一落回到原位的时候，投资率还是上升了。这就是说，即使保持总需求的平稳增长，投资率也有上升的趋势。原因在于，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无可避免地要下降。
2006年8月，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本外币储蓄存款加流通中现金的83％）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9％。这个增长率大约只比目前的名义GDP增长率高1－2个百分点。
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中，居民持有的本币货币资产的增长率平均比名义GDP的增长率高8.8个百分点，使得前者与后者的比例从1978年的10.6％上升到了2003年的88.4％。考虑到货币储蓄是家庭金融储蓄的主要部分及其非常高的增长率，即使不考虑其他储蓄，也可以认为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一直在大幅度上升。但是，在2004年和2005年，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与名义GDP的比例都低于2003年，从目前数据看，2006年的比例也会比较低。
居民其他金融资产包括债券和股票以及保险等。在最近几年，这几项的增长率都比较低，A股市场的融资额干脆大幅度下降（这里不考虑股票价格变化引起的损益）。从这些情况来估计，居民金融资产总值及其年度增加额的增长率应当显著低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居民购买住房的支付（首付和还贷）也应当算为储蓄，这部分的增长率比较高，但是历史比较涉及到住房制度变化的问题，难以把握。不考虑这方面情况的话，居民总储蓄的增长率在2004年以来低于经济增长率。
由此来看，国民总产品分配中“一降两升”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居民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储蓄，而是收入的增长率太低。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可能在2000年前后就开始了。在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占比下降还只引起消费占比下降。当收入占比下降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连居民储蓄占比也下降了。
即使在居民储蓄占GDP比例上升的情况下，储蓄倾向也是很难改变的。在居民储蓄占GDP比例下降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储蓄倾向来刺激消费的想法更不现实。这样的话，可以选择的方向只有两个，一个是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或者较高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增长率，另一个是相当大幅度地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政府直接控制的工资收入只是公务员和一些事业单位的人员工资。提高这部分工资的主要效果是改变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对于提高整体居民收入的效果是次一位的，也是很小的。降低个人所得税具有提高整体居民收入和扩大收入差别的双重效果，需要从两个角度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的长期效果主要是提高居民收入，但中短期效果可能主要是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相比起来，降低增值税对于提高整体居民收入的效果最大而其他效果最小。除了减税之外，提高存款利率还有很大的空间。
从预测的角度看，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短期内现实的做法还是放投资。■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