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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障。今天我国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更多原始创新蓄积动力源泉，迫切需要更多创新人才提供智力支撑。基础研究作为原始创新的主阵地和科研人才培养的沃壤，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杨卫。
缘起：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之源
◎ 记 者：纵观世界科技强国，无不重视通过原始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请您介绍一下，基础研究在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杨 卫：基础研究通过基础科学研究、科学前沿探索，持续向社会输送新知识、人才和团队，从而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助力科技强国建设。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创新驱动发展的紧迫性与基础研究产出的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之间存在一定矛盾，谋划基础研究既要满足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又不可急功近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强调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着力加快完善体制机制，把基础前沿、关键共性、社会公益和战略高技术研究作为重大基础工程来抓。李克强总理强调，基础研究的深度广度，决定一个国家原始创新活力，要夯实基础科研“地基”，筑起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大厦”。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正在展开，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基础研究应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新兴产业、保障可持续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和发展科学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现状：基础研究稳步推进，前沿引领仍有差距
◎ 记 者：我国在基础研究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还存在哪些差距？
杨 卫：准确判断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状况，是谋划基础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研究一直处于高速、稳定发展状态，队伍规模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等同体量，在成果产出、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我国科技论文总量自2006年以来一直居世界第2位，其中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中标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占60.27%。10年总被引次数逐年递增，2014年居世界第4位;高被引论文占全球10.4%，居第4位。全球高被引论文作者2001年中国大陆作者仅为7人次，占比不及1‰，而2014年达到128人次（共114人，其中110人获得过科学基金資助），占比为3.98%。2014年，我国有16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近年来取得了一批诸如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量子通信、铁基超导等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重大成果有加速产出的趋势。
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比如队伍规模宏大，但是属于“中腰隆突”，科学大师不足;基础研究繁荣发展，但科学前沿引领不足;研究成果丰硕，但立地不实，支撑驱动发展不足。比较而言，高技术与应用开发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速度相对较快，基础研究可能最晚达到引领世界水平。而一旦引领，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因此，我们不要奢望中国基础研究在10年内就赶上美国，实现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整体跃迁，尚需通过几代学术人的不懈努力。
未来：遵循科学规律，统筹谋划发展
◎ 记 者：我国基础研究近期亟待解决的问题和远期目标是什么？实现这些目标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举措？
杨 卫：汇聚多方智慧，共同绘制基础研究发展蓝图。虽然基础研究难以预设，但也是可以做到“远期可想象、近期可规划”的，关键在于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战略智慧，要紧密结合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远期目标要推动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科学高地;近期目标要瞄准关键的可能突破点，集成优势力量协同攻关，聚焦关键前沿科学问题，促进颠覆性创新的发生。尤其是在我国高新技术始终差人一步的情境下，要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在创新链中的源头定位，增强主动对接功能，突破“卡脖子”的瓶颈科学问题，主动促进各创新主体协同互动，逐步建立“不掉棒”的创新链接力区。
结合国情，准确把握基础研究循序发展的过程规律。长远来看，我国基础研究要经历从“体量相当”向“齐头并进”演进，最终实现“引领发展”的过程，大致应经历三个阶段：总量并行、贡献并行、源头并行。总量并行，即到2020年，在投入、产出总体量与美国等科技先进国家相当，实现我国基础研究从“量”到“质”的关键跃升，促进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贡献并行，即到2030年，在众多主流科学演进路径中有中国科学家的里程碑贡献，促进我国从全球创新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跃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源头并行，即到2050年，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开拓性重大原创贡献，基础科学全面繁荣，使我国成为思想之源、学科之源、学派之源，有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支撑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立足新视角，实现对基础研究的分类支持。当代基础研究已不仅是单纯的以兴趣为导向的自由探索，它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之间的界限不再是泾渭分明。根据基础研究的特点，可以将基础研究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需要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感，扩大自主选题空间，自由探索、宽容失败、鼓励冒尖，科学基金应加强全面部署、保障供给;二是体现国家目标的基础研究，要加强顶层设计，引导科学家在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战略必争领域攻坚克难，科学基金要发挥孕育源头作用，提供储备;三是面向全球性挑战的基础研究，要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用好全球创新资源，服务人类进步，科学基金应主动对接、有所作为;四是具有地域或行业特点的基础研究，要加强与区域、产业部门的协作，将发展需求转化凝练为基础性的关键科学问题，通过指南引导科学家深入研究，促进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有机结合，科学基金要发挥导向作用、积极“育种”。
突出关键要素，综合施策推动基础研究繁荣发展。推进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需要运用系统的思维与方法。其中，涉及五个关键要素：“钱、人、制、器、泉”。钱即投入，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要调整结构、提升科技投入整体效益。人，即要坚持人才为本，培育领军人才和后继人才。要建立特色的人才计划体系，优化人才资助布局，避免类似行政级别“头衔”叠加式的人才计划。制，即激励创新的制度与机制，关键在于推进评价体系的渐近式演进。科技评价不能助长“短平快” “一刀切”，要切实避免急功近利，否则，不仅难以成事，还会助长科研浮躁和不端行为。科技评价参照系应适时演进，防止固化，要主客观评价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坚持公正、透明、去人情化，更加强调水平、贡献和广泛影响。器，即打造创新利器。通过加强科学仪器研制，使科研创新具备独特的“杀手锏”，逐步摆脱对国外的工具依赖。泉，即要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会聚，培育一批能够引领世界科学前沿的创新高地。在重要的学科交叉点上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形成领跑之势，应立即构筑全链条支持体系，催生由基础研究重大突破所激发的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特别红利。
缘起：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之源
◎ 记 者：纵观世界科技强国，无不重视通过原始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请您介绍一下，基础研究在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杨 卫：基础研究通过基础科学研究、科学前沿探索，持续向社会输送新知识、人才和团队，从而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助力科技强国建设。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创新驱动发展的紧迫性与基础研究产出的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之间存在一定矛盾，谋划基础研究既要满足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又不可急功近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强调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着力加快完善体制机制，把基础前沿、关键共性、社会公益和战略高技术研究作为重大基础工程来抓。李克强总理强调，基础研究的深度广度，决定一个国家原始创新活力，要夯实基础科研“地基”，筑起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大厦”。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正在展开，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基础研究应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新兴产业、保障可持续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和发展科学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现状：基础研究稳步推进，前沿引领仍有差距
◎ 记 者：我国在基础研究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还存在哪些差距？
杨 卫：准确判断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状况，是谋划基础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研究一直处于高速、稳定发展状态，队伍规模已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等同体量，在成果产出、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我国科技论文总量自2006年以来一直居世界第2位，其中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中标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占60.27%。10年总被引次数逐年递增，2014年居世界第4位;高被引论文占全球10.4%，居第4位。全球高被引论文作者2001年中国大陆作者仅为7人次，占比不及1‰，而2014年达到128人次（共114人，其中110人获得过科学基金資助），占比为3.98%。2014年，我国有16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近年来取得了一批诸如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量子通信、铁基超导等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重大成果有加速产出的趋势。
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比如队伍规模宏大，但是属于“中腰隆突”，科学大师不足;基础研究繁荣发展，但科学前沿引领不足;研究成果丰硕，但立地不实，支撑驱动发展不足。比较而言，高技术与应用开发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速度相对较快，基础研究可能最晚达到引领世界水平。而一旦引领，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因此，我们不要奢望中国基础研究在10年内就赶上美国，实现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整体跃迁，尚需通过几代学术人的不懈努力。
未来：遵循科学规律，统筹谋划发展
◎ 记 者：我国基础研究近期亟待解决的问题和远期目标是什么？实现这些目标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举措？
杨 卫：汇聚多方智慧，共同绘制基础研究发展蓝图。虽然基础研究难以预设，但也是可以做到“远期可想象、近期可规划”的，关键在于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战略智慧，要紧密结合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远期目标要推动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科学高地;近期目标要瞄准关键的可能突破点，集成优势力量协同攻关，聚焦关键前沿科学问题，促进颠覆性创新的发生。尤其是在我国高新技术始终差人一步的情境下，要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在创新链中的源头定位，增强主动对接功能，突破“卡脖子”的瓶颈科学问题，主动促进各创新主体协同互动，逐步建立“不掉棒”的创新链接力区。
结合国情，准确把握基础研究循序发展的过程规律。长远来看，我国基础研究要经历从“体量相当”向“齐头并进”演进，最终实现“引领发展”的过程，大致应经历三个阶段：总量并行、贡献并行、源头并行。总量并行，即到2020年，在投入、产出总体量与美国等科技先进国家相当，实现我国基础研究从“量”到“质”的关键跃升，促进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贡献并行，即到2030年，在众多主流科学演进路径中有中国科学家的里程碑贡献，促进我国从全球创新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跃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源头并行，即到2050年，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开拓性重大原创贡献，基础科学全面繁荣，使我国成为思想之源、学科之源、学派之源，有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支撑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立足新视角，实现对基础研究的分类支持。当代基础研究已不仅是单纯的以兴趣为导向的自由探索，它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之间的界限不再是泾渭分明。根据基础研究的特点，可以将基础研究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需要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感，扩大自主选题空间，自由探索、宽容失败、鼓励冒尖，科学基金应加强全面部署、保障供给;二是体现国家目标的基础研究，要加强顶层设计，引导科学家在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战略必争领域攻坚克难，科学基金要发挥孕育源头作用，提供储备;三是面向全球性挑战的基础研究，要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用好全球创新资源，服务人类进步，科学基金应主动对接、有所作为;四是具有地域或行业特点的基础研究，要加强与区域、产业部门的协作，将发展需求转化凝练为基础性的关键科学问题，通过指南引导科学家深入研究，促进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有机结合，科学基金要发挥导向作用、积极“育种”。
突出关键要素，综合施策推动基础研究繁荣发展。推进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需要运用系统的思维与方法。其中，涉及五个关键要素：“钱、人、制、器、泉”。钱即投入，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要调整结构、提升科技投入整体效益。人，即要坚持人才为本，培育领军人才和后继人才。要建立特色的人才计划体系，优化人才资助布局，避免类似行政级别“头衔”叠加式的人才计划。制，即激励创新的制度与机制，关键在于推进评价体系的渐近式演进。科技评价不能助长“短平快” “一刀切”，要切实避免急功近利，否则，不仅难以成事，还会助长科研浮躁和不端行为。科技评价参照系应适时演进，防止固化，要主客观评价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坚持公正、透明、去人情化，更加强调水平、贡献和广泛影响。器，即打造创新利器。通过加强科学仪器研制，使科研创新具备独特的“杀手锏”，逐步摆脱对国外的工具依赖。泉，即要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会聚，培育一批能够引领世界科学前沿的创新高地。在重要的学科交叉点上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形成领跑之势，应立即构筑全链条支持体系，催生由基础研究重大突破所激发的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特别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