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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遗产，传统村落既要保护，又要发展，但不管是对其价值的判断、保护利用方式的探索，还是对乡村振兴的回应，仍需要还原到具体的情境当中去进一步理解。
相较于人们所熟知的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遗产概念，传统村落作为被认定的保护对象，正式进入遗产管理体系的时间并不算长。自2012年4月，住建部等四部委正式启动传统村落的调查保护工作以来，至今也不过六年时间。对于广大公众来说，“传统村落”还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头衔概念。
我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加之地形广阔复杂，在国土大地上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村落。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城镇在发展中“走向”相似，还有不少村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面对这样的现实，“遗产保护”的理念也开始逐渐被引入乡村。然而对于一大批正在享受或向往城镇化红利的人来说，其背后关于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冲突矛盾，成了乡村遗产保护之路的普遍困惑。当我们保护传统村落的时候，到底保护的是什么？
从2018年8月开始，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受国家住建部委托，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传统村落和乡村遗产的调查，第一期在安徽、浙江、福建、贵州、山西五省展开。
传统村落作为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遗产，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也是社会结构关系的组织体现，它仍然保有着强烈的发展诉求。传统村落既要保护，又要发展，但不管是对其价值的判断、保护利用方式的探索，还是对乡村振兴的回应，仍需要还原到具体的情境当中去进一步理解。
皖南古村落作为安徽的一张名片，如今已经享誉海内外。作为徽派建筑重要的流行地，马头墙、小青瓦是皖南古村落的重要标识。2000年，以安徽省黟县西递、宏村为主体的皖南古村落申遗成功，大大推进了皖南地区古村落保护与研究的热潮。这股热潮同时催生了相应的旅游产业，为以宏村为代表的皖南村落带来了超高人气和不菲的旅游收入。可以说，宏村的保护和发展模式，在无形之中给皖南众多村落树立了一道标杆。
西递、宏村因其突出普遍价值登上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殿堂，但是类似的村落在皖南地区并不少见。西递、宏村所在的黟县隶属于黄山市，前四批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黄山市共有92个村落入选，占据了安徽省的半壁江山。黄山市GDP在整个安徽省排名靠后，但借着传统村落保护的契机，也为当地注入了不小的活力。
皖南的传统村落，本身古建价值相对较高，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村庄虽然可获得中央财政300万元的资金支持，但是面对成片的古建修缮需要，依然存在着资金缺口。村里的古建大多为私人民居，本应由村民承担的修缮大部分都举步维艰。一方面是空心化带来的自然衰败，另一方面是村民不愿意再居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面。很现实的是，不管是当地政府还是村民，面对着一批又一批过来的调研团队时，最爱问的就是：你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景区开发是皖南很多传统村落选择的一条发展路径，虽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千篇一律地植入徽派建筑元素、利益分配不均衡投入乏力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客流量的增加，以木梨硔村为代表的部分村落中，已在外定居的村民时不时返村帮忙，与村子的联系又密切了起来。木梨硔村位于山地，是徽州古镇中海拔最高的村落，始建于明末，据介绍是家族犯案迁逃于此。如今这里已是著名的摄影基地，有木梨硔农家乐协会协调组织旅游相关事宜，整个村子经历了一场不小的转型。
徽州境内山多田少，俗语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是当地经商的传统，从物质形态到文化内涵，对于村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与安徽东南部地理交接的浙江省，素来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這指的是浙江境内地势地貌多变。浙江省丘陵山地最为丰富，但也不乏肥沃的平原，再加上东部临海，这片土地同时拥有平原、山地、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也依托地理环境特点因地制宜，聚居生活，催生出了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村落类型。
从全国范围来讲，今天入选“传统村落”的许多村庄，很多都是因为相对闭塞的交通条件或落后的经济发展才保留下来的。然而浙江省却是个例外。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遥遥领先，但省内却拥有目前全国数量第三多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共计401处，仅次于云南和贵州。从省内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浙江西南丘陵山地，仅丽水市的松阳县就有72个传统村落。
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保留住我们的乡土过往？浙江省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经验，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全国的先行示范。
浙江省关于村落的保护意识萌发较早，相关的政策和实践也起步较早。如著名的兰溪市诸葛村，以高校学者专家带队牵头，早在1997年就制定了保护规划，率先提出对诸葛村进行整体保护，并划定了村落周围的建设控制区和景观风貌控制区。除了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之外，诸葛村村委积极发挥自主管理意识，尝试探索出了一条保护和旅游相结合的集体经济之路。
今天全国很多传统村落都在发展中陷入了相似的资金困境，如旅游业的井喷式发展给少部分村民带来了一定收入，但集体经济却未能得到合理改善。针对这个问题，诸葛村的自我管理、自我造血模式，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经典的参考案例。诸葛村很早成立了旅游公司，是村委和经济合作社属下的经营性企业。通过旅游开发收益使集体经济得到提高，村委再统筹利用经济收益主动改善村民人居环境、增加村民福利，填补了大量民居建筑修缮的资金缺口，并对村庄发展进行调控，使得村民在切实受益的前提下，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日益巩固加深。
诸葛村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契机，摸索出了一条“自下而上”、以村集体为保护发展管理主体的道路。如果说诸葛村获得的成功，让省内诸多村落都看到了保护乡村遗产背后所具有的潜在价值，那目前浙江省其他的传统村落所面临的困惑，不是不愿保护，而是怎么保护以及保护之后如何利用发展等问题。许多村委已经清醒意识到，不是每一个村落都能像诸葛村一样实现每年两千万的门票收入。当找不到恰当的管理模式和合理的利用发展途径时，静态式的文物保护理念就会让传统村落的保护变成“负担”。 针对村民住新房的需求，许多管理者希望通过新区建设将村里的人群疏解开来，从而满足村民对建房的渴望。不过，在用地指标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只能停留在规划文本上面。在浙江东部的一些渔村及山地传统村落中，本就人多地稠，实际上也很难调整出理想中的建设空地。
问题的关键也许不仅仅在于片面性地思考如何让老房子“活”起来，而是如何让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村落的价值所在。保护这些村落，对于村里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城里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乡村的核心价值，到底落脚于有形的乡土建筑还是无形的文化民俗？城市和乡村的价值交换，除了观光旅游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突破方式？
不管是高大上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是接地气的生活方式，只有找到保护村落的核心价值所在，让传统村落步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技术层面的探索和资金政策的统筹才有方向。
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福建省是著名的侨乡，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地域特征鲜明、内涵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福建省内目前已有中国传统村落229处，位居全国第6位。
声名远播的福建土楼位于闽西南山区福佬民系与客家民系交汇处，因地势险峻，历史上曾是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盗匪四起之地。出于共御外敌的现实需求，先民们创造了集居住和防御功能于一体的土楼建筑。
除此以外，庄寨、土堡、红砖厝等建筑类型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且地区之间的建筑形态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由于这类乡土建筑的市场需求逐渐萎缩，传统工匠老龄化且传统工艺后继乏人的情况愈加明显。掌握传统技艺的工匠一旦消失，即使有再多的资金投入也无法按照原有工艺完成修缮。而且，传统建筑技艺的地域性十分明显，即便是相邻市县请来的工匠，也有可能会将当地的建筑特色给修没了。
在福建的一些地区，由乡贤和宗亲组成的理事会对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能在政府施政与取得村民理解的过程中进行良好的沟通，还能带动村民参与到乡村遗产保护与活用的事业中。
虽然福建是东南沿海的发达省份，但传统村落的保护依然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在传统民居的修缮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对家乡的捐助功不可没，他们也是促进村落保护的中坚力量。
福建的某些传统村落在历史上兴盛的原因本不在于自给自足，而是村民积极向外拓展生计后回馈乡里的结果，因此城乡之间、家乡与他乡之间的人员来往、经济联系是密切的。在当代社会，由于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水平，以及更多元的择业机会，乡村的人口流出势在必然，传统村落也无法逃脱空心化的问题。但如果换一个思维，有走出去，也可以有请进来，至少要有人的居住，有人才的回归，村落才能恢复活力。
位于偏远山区的传统村落因生态环境优美、人文积淀深厚而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工作室的进驻，这些外来者自己出资租用和改造村里闲置的老屋。他们会教村民画画，但并不以在村落中的经营为生，因为在城市有其他营生的途径。而来到这里，可能只是想要一份恬淡舒适的心境。这或许是当代城乡融合的一种模式，虽不能全面推广，但确实存在。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城市蔓延的背景下，有些传统村落已经位于城乡结合的边缘，作为乡土文化之根，如何发挥自身的文化价值，更加积极地应对城市化进程，与新兴城区、城市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也许是另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径——这是“特色小镇”在探索的问题，也是区域整合在思考的问题，而福建省经济发达的滨海地区已然走在了实践的前沿。
貴州的中国传统村落位居全国第二位，共有545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以山地为主的生存环境构成了贵州传统村落的重要特征，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体现在传统村落的分布上，就有“汉族住坝头、侗族住水头、苗族住山头”这样形象的说法。贵州的传统村落充分体现了西南山地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传统知识、智慧和哲理。
此外，贵州历来是一个以移民迁入为主的省份，自明朝建贵州省后，更是有大量人口迁至贵州，从传统村落保存的家谱和口述史中可以追溯民族的迁徙历史，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中也带有诸多中原汉族文化的基因，这也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文化上的证明。
贵州山多地少，空间资源局促，耕地非常宝贵，历史上农耕一直是这些传统村落主要的生计方式。不过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逐渐增多，打工所得在很多家庭成为了主要的收入来源，耕种的收成则仅作为家庭口粮使用，这与东部地区的大量土地抛荒的原因又有不同。很多传统文化正是根植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上，随着生计方式的改变，留下来的老人正在老去，文化也在老龄化，并面临着传承堪忧的问题。如何对贵州传统村落内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乡土知识进行保护和传承，仍然是一个难题。
扶贫和交通建设一直是诸多传统村落所肩负的重要任务。贵州传统村落的未来更多的是要解决保护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能让村民在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中受益，尊重地方传统，尤其是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相处的习惯、知识和智慧，杜绝很多标志化、模板化的村落建设项目，贵州的传统村落仍然能够保有它自身的价值。例如即便是在商业化氛围已经比较浓厚的肇兴侗寨景区内，至今也还可以看到村民们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时在街上庆祝、围席的场面。
传统村落是贵州较为珍视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传统村落在贵州未来的地域发展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各地已经在开始探索以传统村落为核心，带动周边村寨的协同发展，比如石阡楼上村在积极探索的“1+8”模式、肇兴侗寨的“八寨一山”模式，盘州妥乐村也明确提出了“协同发展”的目标和愿景。
山西省是北方入选传统村落名单最多的省份之一，目前共有279个，在分布上有着南多北少的特点。这些传统村落地域性文化特点明显，地处华北平原西部、黄土高原东翼的人文特征显著：晋中盆地平遥、祁县区域反映了晋商文化，晋南地区体现了耕读文化，大同地区反映了塞北文化，等等。这些独特的地方特性共同组成了山西省传统村落丰富而悠久的人文特征。
“地上文物看山西”，是对山西历史文化现状的一个概括。山西省传统村落中，保留了大量历史建筑与实物见证，年代横跨五代、辽金、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期，呈现了中原地区汉民族文化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冲突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些古老的村落仍然有人生活其中，这些建筑至今仍在使用。
2005年山西省曾做过一次全省的摸底，当时估算全省大约有3500个古村落，并且为其中的1700个建立了村落档案。目前入选的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只有279处，山西村落的衰败程度和保护难度可见一斑。相较于许多地区的建设性破坏，如何缓解衰败，是山西要面对的难点问题。
山西是煤炭大省，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传统村落拥有的一些小煤矿被逐步关停，生态环境亟待修复。在比较成功的案例中，有的是通过在废弃矿山种植树木、恢复植被，修复生态环境；有的是在林中养殖家禽家畜，将粪便用作树木、果林肥料；还有的吸引游客采摘、就餐、住宿，并将一部分收益进一步应用于生态修复，从而建立起循环经济模式，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同时，发展多种产业。
传统村落拥有历史的纵深感，所谓的古老并不是尘封的过去，山西的很多传统村落中不仅能看到明清的古建，也能看到民国的近代建筑，两者实际上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山西古建多，相应的文保单位不少，但是从传统村落保护的角度出发，应该不是追求一种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目前山西传统村落功能的复兴和活化利用，仍然需要村集体与外来力量的共同协作。在一些有外部资金投入的传统村落中，外部力量与村委会合资成立了新的企业，保证了村委的在场。在具体操作中形成差异化，不介入村民有能力独立开办的餐饮等业态中，而主要进入那些需大量投资的产业和项目中。
（文章初稿作者系刘邵远、初松峰；审读、修改：侯实、石鼎、赵晓梅、祁姿妤、周孟圆、杜晓帆）
相较于人们所熟知的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遗产概念，传统村落作为被认定的保护对象，正式进入遗产管理体系的时间并不算长。自2012年4月，住建部等四部委正式启动传统村落的调查保护工作以来，至今也不过六年时间。对于广大公众来说，“传统村落”还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头衔概念。
我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加之地形广阔复杂，在国土大地上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村落。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城镇在发展中“走向”相似，还有不少村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面对这样的现实，“遗产保护”的理念也开始逐渐被引入乡村。然而对于一大批正在享受或向往城镇化红利的人来说，其背后关于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冲突矛盾，成了乡村遗产保护之路的普遍困惑。当我们保护传统村落的时候，到底保护的是什么？
从2018年8月开始，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受国家住建部委托，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传统村落和乡村遗产的调查，第一期在安徽、浙江、福建、贵州、山西五省展开。
传统村落作为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遗产，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也是社会结构关系的组织体现，它仍然保有着强烈的发展诉求。传统村落既要保护，又要发展，但不管是对其价值的判断、保护利用方式的探索，还是对乡村振兴的回应，仍需要还原到具体的情境当中去进一步理解。
皖南：“你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皖南古村落作为安徽的一张名片，如今已经享誉海内外。作为徽派建筑重要的流行地，马头墙、小青瓦是皖南古村落的重要标识。2000年，以安徽省黟县西递、宏村为主体的皖南古村落申遗成功，大大推进了皖南地区古村落保护与研究的热潮。这股热潮同时催生了相应的旅游产业，为以宏村为代表的皖南村落带来了超高人气和不菲的旅游收入。可以说，宏村的保护和发展模式，在无形之中给皖南众多村落树立了一道标杆。
西递、宏村因其突出普遍价值登上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殿堂，但是类似的村落在皖南地区并不少见。西递、宏村所在的黟县隶属于黄山市，前四批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黄山市共有92个村落入选，占据了安徽省的半壁江山。黄山市GDP在整个安徽省排名靠后，但借着传统村落保护的契机，也为当地注入了不小的活力。
皖南的传统村落，本身古建价值相对较高，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村庄虽然可获得中央财政300万元的资金支持，但是面对成片的古建修缮需要，依然存在着资金缺口。村里的古建大多为私人民居，本应由村民承担的修缮大部分都举步维艰。一方面是空心化带来的自然衰败，另一方面是村民不愿意再居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面。很现实的是，不管是当地政府还是村民，面对着一批又一批过来的调研团队时，最爱问的就是：你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景区开发是皖南很多传统村落选择的一条发展路径，虽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千篇一律地植入徽派建筑元素、利益分配不均衡投入乏力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客流量的增加，以木梨硔村为代表的部分村落中，已在外定居的村民时不时返村帮忙，与村子的联系又密切了起来。木梨硔村位于山地，是徽州古镇中海拔最高的村落，始建于明末，据介绍是家族犯案迁逃于此。如今这里已是著名的摄影基地，有木梨硔农家乐协会协调组织旅游相关事宜，整个村子经历了一场不小的转型。
徽州境内山多田少，俗语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是当地经商的传统，从物质形态到文化内涵，对于村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浙江：不是每一个村落都能像诸葛村一样
与安徽东南部地理交接的浙江省，素来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這指的是浙江境内地势地貌多变。浙江省丘陵山地最为丰富，但也不乏肥沃的平原，再加上东部临海，这片土地同时拥有平原、山地、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也依托地理环境特点因地制宜，聚居生活，催生出了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村落类型。
从全国范围来讲，今天入选“传统村落”的许多村庄，很多都是因为相对闭塞的交通条件或落后的经济发展才保留下来的。然而浙江省却是个例外。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遥遥领先，但省内却拥有目前全国数量第三多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共计401处，仅次于云南和贵州。从省内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浙江西南丘陵山地，仅丽水市的松阳县就有72个传统村落。
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保留住我们的乡土过往？浙江省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经验，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全国的先行示范。
浙江省关于村落的保护意识萌发较早，相关的政策和实践也起步较早。如著名的兰溪市诸葛村，以高校学者专家带队牵头，早在1997年就制定了保护规划，率先提出对诸葛村进行整体保护，并划定了村落周围的建设控制区和景观风貌控制区。除了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之外，诸葛村村委积极发挥自主管理意识，尝试探索出了一条保护和旅游相结合的集体经济之路。
今天全国很多传统村落都在发展中陷入了相似的资金困境，如旅游业的井喷式发展给少部分村民带来了一定收入，但集体经济却未能得到合理改善。针对这个问题，诸葛村的自我管理、自我造血模式，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经典的参考案例。诸葛村很早成立了旅游公司，是村委和经济合作社属下的经营性企业。通过旅游开发收益使集体经济得到提高，村委再统筹利用经济收益主动改善村民人居环境、增加村民福利，填补了大量民居建筑修缮的资金缺口，并对村庄发展进行调控，使得村民在切实受益的前提下，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日益巩固加深。
诸葛村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契机，摸索出了一条“自下而上”、以村集体为保护发展管理主体的道路。如果说诸葛村获得的成功，让省内诸多村落都看到了保护乡村遗产背后所具有的潜在价值，那目前浙江省其他的传统村落所面临的困惑，不是不愿保护，而是怎么保护以及保护之后如何利用发展等问题。许多村委已经清醒意识到，不是每一个村落都能像诸葛村一样实现每年两千万的门票收入。当找不到恰当的管理模式和合理的利用发展途径时，静态式的文物保护理念就会让传统村落的保护变成“负担”。 针对村民住新房的需求，许多管理者希望通过新区建设将村里的人群疏解开来，从而满足村民对建房的渴望。不过，在用地指标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只能停留在规划文本上面。在浙江东部的一些渔村及山地传统村落中，本就人多地稠，实际上也很难调整出理想中的建设空地。
问题的关键也许不仅仅在于片面性地思考如何让老房子“活”起来，而是如何让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村落的价值所在。保护这些村落，对于村里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城里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乡村的核心价值，到底落脚于有形的乡土建筑还是无形的文化民俗？城市和乡村的价值交换，除了观光旅游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突破方式？
不管是高大上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是接地气的生活方式，只有找到保护村落的核心价值所在，让传统村落步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技术层面的探索和资金政策的统筹才有方向。
福建：城乡融合视野下的乡村再生
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福建省是著名的侨乡，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地域特征鲜明、内涵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福建省内目前已有中国传统村落229处，位居全国第6位。
声名远播的福建土楼位于闽西南山区福佬民系与客家民系交汇处，因地势险峻，历史上曾是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盗匪四起之地。出于共御外敌的现实需求，先民们创造了集居住和防御功能于一体的土楼建筑。
除此以外，庄寨、土堡、红砖厝等建筑类型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且地区之间的建筑形态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由于这类乡土建筑的市场需求逐渐萎缩，传统工匠老龄化且传统工艺后继乏人的情况愈加明显。掌握传统技艺的工匠一旦消失，即使有再多的资金投入也无法按照原有工艺完成修缮。而且，传统建筑技艺的地域性十分明显，即便是相邻市县请来的工匠，也有可能会将当地的建筑特色给修没了。
在福建的一些地区，由乡贤和宗亲组成的理事会对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能在政府施政与取得村民理解的过程中进行良好的沟通，还能带动村民参与到乡村遗产保护与活用的事业中。
虽然福建是东南沿海的发达省份，但传统村落的保护依然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在传统民居的修缮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对家乡的捐助功不可没，他们也是促进村落保护的中坚力量。
福建的某些传统村落在历史上兴盛的原因本不在于自给自足，而是村民积极向外拓展生计后回馈乡里的结果，因此城乡之间、家乡与他乡之间的人员来往、经济联系是密切的。在当代社会，由于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水平，以及更多元的择业机会，乡村的人口流出势在必然，传统村落也无法逃脱空心化的问题。但如果换一个思维，有走出去，也可以有请进来，至少要有人的居住，有人才的回归，村落才能恢复活力。
位于偏远山区的传统村落因生态环境优美、人文积淀深厚而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工作室的进驻，这些外来者自己出资租用和改造村里闲置的老屋。他们会教村民画画，但并不以在村落中的经营为生，因为在城市有其他营生的途径。而来到这里，可能只是想要一份恬淡舒适的心境。这或许是当代城乡融合的一种模式，虽不能全面推广，但确实存在。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城市蔓延的背景下，有些传统村落已经位于城乡结合的边缘，作为乡土文化之根，如何发挥自身的文化价值，更加积极地应对城市化进程，与新兴城区、城市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也许是另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径——这是“特色小镇”在探索的问题，也是区域整合在思考的问题，而福建省经济发达的滨海地区已然走在了实践的前沿。
贵州：“汉族住坝头、侗族住水头、苗族住山头”
貴州的中国传统村落位居全国第二位，共有545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以山地为主的生存环境构成了贵州传统村落的重要特征，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体现在传统村落的分布上，就有“汉族住坝头、侗族住水头、苗族住山头”这样形象的说法。贵州的传统村落充分体现了西南山地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传统知识、智慧和哲理。
此外，贵州历来是一个以移民迁入为主的省份，自明朝建贵州省后，更是有大量人口迁至贵州，从传统村落保存的家谱和口述史中可以追溯民族的迁徙历史，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中也带有诸多中原汉族文化的基因，这也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文化上的证明。
贵州山多地少，空间资源局促，耕地非常宝贵，历史上农耕一直是这些传统村落主要的生计方式。不过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逐渐增多，打工所得在很多家庭成为了主要的收入来源，耕种的收成则仅作为家庭口粮使用，这与东部地区的大量土地抛荒的原因又有不同。很多传统文化正是根植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上，随着生计方式的改变，留下来的老人正在老去，文化也在老龄化，并面临着传承堪忧的问题。如何对贵州传统村落内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乡土知识进行保护和传承，仍然是一个难题。
扶贫和交通建设一直是诸多传统村落所肩负的重要任务。贵州传统村落的未来更多的是要解决保护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能让村民在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中受益，尊重地方传统，尤其是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相处的习惯、知识和智慧，杜绝很多标志化、模板化的村落建设项目，贵州的传统村落仍然能够保有它自身的价值。例如即便是在商业化氛围已经比较浓厚的肇兴侗寨景区内，至今也还可以看到村民们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时在街上庆祝、围席的场面。
传统村落是贵州较为珍视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传统村落在贵州未来的地域发展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各地已经在开始探索以传统村落为核心，带动周边村寨的协同发展，比如石阡楼上村在积极探索的“1+8”模式、肇兴侗寨的“八寨一山”模式，盘州妥乐村也明确提出了“协同发展”的目标和愿景。
山西：以生态修复振兴传统村落
山西省是北方入选传统村落名单最多的省份之一，目前共有279个，在分布上有着南多北少的特点。这些传统村落地域性文化特点明显，地处华北平原西部、黄土高原东翼的人文特征显著：晋中盆地平遥、祁县区域反映了晋商文化，晋南地区体现了耕读文化，大同地区反映了塞北文化，等等。这些独特的地方特性共同组成了山西省传统村落丰富而悠久的人文特征。
“地上文物看山西”，是对山西历史文化现状的一个概括。山西省传统村落中，保留了大量历史建筑与实物见证，年代横跨五代、辽金、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期，呈现了中原地区汉民族文化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冲突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些古老的村落仍然有人生活其中，这些建筑至今仍在使用。
2005年山西省曾做过一次全省的摸底，当时估算全省大约有3500个古村落，并且为其中的1700个建立了村落档案。目前入选的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只有279处，山西村落的衰败程度和保护难度可见一斑。相较于许多地区的建设性破坏，如何缓解衰败，是山西要面对的难点问题。
山西是煤炭大省，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传统村落拥有的一些小煤矿被逐步关停，生态环境亟待修复。在比较成功的案例中，有的是通过在废弃矿山种植树木、恢复植被，修复生态环境；有的是在林中养殖家禽家畜，将粪便用作树木、果林肥料；还有的吸引游客采摘、就餐、住宿，并将一部分收益进一步应用于生态修复，从而建立起循环经济模式，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同时，发展多种产业。
传统村落拥有历史的纵深感，所谓的古老并不是尘封的过去，山西的很多传统村落中不仅能看到明清的古建，也能看到民国的近代建筑，两者实际上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山西古建多，相应的文保单位不少，但是从传统村落保护的角度出发，应该不是追求一种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目前山西传统村落功能的复兴和活化利用，仍然需要村集体与外来力量的共同协作。在一些有外部资金投入的传统村落中，外部力量与村委会合资成立了新的企业，保证了村委的在场。在具体操作中形成差异化，不介入村民有能力独立开办的餐饮等业态中，而主要进入那些需大量投资的产业和项目中。
（文章初稿作者系刘邵远、初松峰；审读、修改：侯实、石鼎、赵晓梅、祁姿妤、周孟圆、杜晓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