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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沈从文民俗性的口语化叙事模式出发，探究其形成原因及特色，分析民间口语叙事模式对沈从文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沈从文 民间口语叙事 叙事模式 自然性 湘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1C-0097-02
欣赏沈从文先生的作品，读者往往自然而然地被其中深刻的民间口语叙事所打动。沈从文作品民间口语化的叙事风格可以说是其作品的一大亮点，从句式到音韵，再到表达形式，都蕴含着浓浓的湘西地域气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沈从文就以回忆湘西为主题进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语言来述说着自己的欲望，以最平常的方式接近读者。正是他的坚持、他的独立性，形成了独特的湘西民间口语叙事模式。这种口语化的叙事模式在沈从文创作的前期是极其明显的，到了后期，由于远离故土，作品中运用的湘西口语就少了，但是作品中依旧不离口语化的叙事。由此可见，口语化的叙事风格是沈从文作品中独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
一、口语化叙事模式的形成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讲故事等同于叙事，而讲故事就是其作品的基本内涵。这种模式的形成与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和个性是息息相关的，也与沈从文从小生活的湘西地区的民俗风情、文化传统相关。
（一）沈从文生活经历的影响。沈从文是在湘西地区成长的湘西娃子，祖母是苗族人，母亲是土家族人，祖父是汉族人。沈从文从小就深受这三个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也决定了他所创作的作品题材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特色，也为他在叙事过程中运用口语化的叙事模式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为沈从文口语化叙事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自身性格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沈从文一生坎坷，从参军到脱下军装拿起笔杆子创作，他的性格一直都很要强。在接受了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后，他坚持使用个人口语化和方言化为主的叙事语言进行创作，而不愿走大众化的创作路线—— 现代文学的主流叙事话语系统。正是在他的坚持下，逐渐形成了民间口语叙事的模式。
（三）沈从文坚持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在研究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始终钟情于湘西地区的风俗人情，也坚持以此为背景构建故事的框架，例如《边城》《湘西》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以湘西作为故事的社会背景。正是这民俗化的主体，也限定了沈从文民俗化的叙事方式，在叙事方面也为叙事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二、民间口语叙事的表现形式
所谓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学作品在叙事时表现出来的民间口语化特征及民间口语化的构成规律，包括使用的句式、词汇以及语音等各方面的因素。
（一）句式口语化。沈从文的叙事口吻惯用大量的湘西民间口语来表达，让读者在阅读时就如同是在跟湘西朋友对话般。我们知道，口语的表达习惯是可以根据前后关系省略部分成分的，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正是如此。例如在描写人物女孩子岳珉时，就从岳珉的视线出发，以省略型的口语句式去描述：“女孩子岳珉年纪约十四岁左右，有一张营养不良的小小白脸，穿着新上身不久长可齐膝的蓝布袍子，正在后楼屋顶晒台上，望到一个从城里不知谁处飘来的脱线风筝，在头上高空里斜斜的溜过去，眼看到那线脚曳在屋瓦上，隔壁人家晒台上，有一个胖胖的妇人，正在用晾衣竹竿乱捞。”文章使用口语化的形式，省略了部分主语，不但没有令文章晦涩难懂，反而因为其熟悉感而变得融会贯通，继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深化文章结构。这就是沈从文的口语化句式。
（二）叠音词的运用。叠音词是沈从文先生独特的写作语言，沈从文先生作品中的叠音词不仅仅是简单地运用湘西方言，更有其精心的创作，在运用叠音词进行创作之后，文章变得更具生命力，语言也更灵活多变。例如在作品《雨》中提到的“黄水水”：这时的气味，便是那瓶中黄水水做的。黄色本是颜色，水本是液体，但是当作者把颜色和液体结合起来称之为“黄水水”时，语言变得生动形象，总能令读者为他的活泼感到震撼，为他的新颖独特而鼓掌。
除此之外，沈从文还善于运用叠音词来描述事物，丰富词汇意义。例如“赤光光”、“老老远”、“刀刀枪枪”等，这些语言不仅幽默风趣，还更能突出情感，也是作品中的闪光点。
（三）湘西方言。在把口语转变为书面语的过程中，是需要沈从文花费大量心血的。一方面，他必须让语言保留湘西的民间口语化，另一方面，又要兼顾非湘西地区的读者，保证这些读者也能看得明白。于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以乡下人的视角去关注。
湘西的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然后从中总结出解决办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湘西化大众语言”。例如在作品中就出现的大量湘西语言“拢岸”、“懂到”、“脏手”等，都是属于能让普遍的人群都能接受的语言，但是“一双手巴了三四十年”的“巴”，就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了，而作者运用的湘西语言“巴”，即是劳作的意思。这也就说明，即使作者努力使文章的口语化更大众化，但是由于湘西方言的独特性，还是不能使作品完全大众化的。所以作者的作品中，总是带着独特的湘西气息。
三、民间口语叙事模式的特点
与大多数作家相比，沈从文的作品中民间叙事模式也一样能突出作家的生命意识，但不同之处是，沈从文先生的民间叙事模式不同于普通的民间文学作家，在他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中，他更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轨迹。
（一）地域性。在作者作品的标题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作者是以地名命名的，由此可见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与湘西地方特色的紧密性，例如《辰州》《凤凰》《怀化镇》等作品，就是直接以地名命名，以地域特色为主题展开的叙述。作为文章重要组成部分的标题，无论是从阅读的心理还是从视觉来看，都能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在地名的引导下，作者熟练运用地方传说与历史事件来作为作品叙事的材料，既增强了地域特性，又显示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内涵。例如沈从文作品中提到的“放蛊”、“赶尸”、“辰州符”、“女子落洞”等，都是湘西的传说。在作者的笔下，作者叙述的故事必定结合了当地的地域特色。 以作品《苗族古歌》为例。《苗族古歌》是以湘西苗族的古代史诗为主体的作品。在苗家，各种祭祀等聚众场合都会以演唱或者讲述的方式表演苗族古代史诗，并且传授给下一代。在此作品中，演唱者是主人公，文章始终围绕着演唱者展开，演唱者演唱，族人就听；族人问，演唱者答。这种独具特色的风俗文化，不仅巧妙地融入了作品中，更使作品独具趣味。
（二）传奇性。如果说地域性中的湘西特色代表着沈从文的作品，那么传奇性必定是沈从文作品的点缀了。在作品中，曲折的故事结构，神秘的故事情节，也不乏一些传奇色彩。例如在作品《一个大王》中，作者在描写了“大王”刘云亭因屡犯军规而被张司令施计杀掉后，在故事结尾处又运用突转式的结尾方式对张司令等人的结果做了叙述。文中描述温文尔雅、才智不凡的张司令官以及另外几个差人在处死刘云亭的三年后，在湘西一个叫作辰州地方遇到了一个姓田的部属旅长，被旅长热情地请去喝酒。但是，在进入到辰州考棚的二门里，欢迎喇叭还未吹毕，他们连同四个轿夫就全都被机关枪打死了。而刺杀张司令官以及另外几个差人的田旅长，一年后也是在辰州被另一个部队长官用同样的方法在文庙前面的夹道中刺死。这种充满巧合、暗示，而且满是神秘感的结尾，使文章从格式到效果都充满着一股悬念，不仅让人意犹未尽，更使作品充满了传奇性—— 这样现实的事件给我们真实的感受，但是其中的巧合与神秘又让人惊叹，所以我们只能用传奇来解释作者的巧妙安排了。
（三）民俗性。沈从文作品的主人公总是山城中的平凡乡下人，所以叙事总离不开丰富的谚语、歇后语、俗语、行话、隐语和山歌等民间文学体裁。在作品中，我们总是能看到这些民间语言出现在描写人物或者事件中。
例如俗语“儿花花女花花”就有不足道的小小男女的意思，“盒子”就代表着手枪。利用这些俗语，不仅能使文章更生动，添加文章的趣味性，更能使文章变得通俗易懂、平易近人。比如作品《往事》中就将鸡腿叫做“鸡膊腿”，把最小的姑母叫做“满姑”。又如歇后语“豹子湾的鬼—— 单迷熟人”，谚语“婆娘婆娘，磨人大王，磨到三年，嘴尖毛长”等，都为文章添加了不少色彩，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些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区口头流传的民间语言，是一种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的语言。正如钟敬文所说，所谓的民间语言它自身就是一种民俗文化，而且它还记载和传承着其他民俗文化。由此可得，民间语言与民俗性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无论是地域性还是传奇性，都是沈从文成长轨迹所形成的特征，是一种无可超越的文化，其平淡的口语化叙事风格已经使得沈从文的作品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综上，沈从文先生采用民间口语叙事模式不仅令文章更加生动灵活，而且简洁自由。沈从文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为大家拓宽了民间口语化的视野，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和引导作用。此外，对于民俗学而言，沈从文先生的口语化叙事模式也是很好的民俗研究素材，不仅蕴含丰富的风土人情，还有宗教文化。这就是沈从文先生采用民间口语叙事模式的成就。
【参考文献】
[1]沈从文别集·边城集[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2
[2]贺忠.从湘西方言看沈从文的乡土小说[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4）
[3]田景丰.我国民间文学叙事模式初探[J].文学教育，2010（1）
[4]孙英馨.沈从文叙事策略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3（7）
[5]吴正锋.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嬗变[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1）
[6]汤静.沈从文小说叙事的特征[J].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2014（22）
[7]濮玲，王丹.沈从文作品的文化地域特征研究述评[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3（1）
[8]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关键词】沈从文 民间口语叙事 叙事模式 自然性 湘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1C-0097-02
欣赏沈从文先生的作品，读者往往自然而然地被其中深刻的民间口语叙事所打动。沈从文作品民间口语化的叙事风格可以说是其作品的一大亮点，从句式到音韵，再到表达形式，都蕴含着浓浓的湘西地域气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沈从文就以回忆湘西为主题进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语言来述说着自己的欲望，以最平常的方式接近读者。正是他的坚持、他的独立性，形成了独特的湘西民间口语叙事模式。这种口语化的叙事模式在沈从文创作的前期是极其明显的，到了后期，由于远离故土，作品中运用的湘西口语就少了，但是作品中依旧不离口语化的叙事。由此可见，口语化的叙事风格是沈从文作品中独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
一、口语化叙事模式的形成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讲故事等同于叙事，而讲故事就是其作品的基本内涵。这种模式的形成与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和个性是息息相关的，也与沈从文从小生活的湘西地区的民俗风情、文化传统相关。
（一）沈从文生活经历的影响。沈从文是在湘西地区成长的湘西娃子，祖母是苗族人，母亲是土家族人，祖父是汉族人。沈从文从小就深受这三个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也决定了他所创作的作品题材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特色，也为他在叙事过程中运用口语化的叙事模式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为沈从文口语化叙事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自身性格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沈从文一生坎坷，从参军到脱下军装拿起笔杆子创作，他的性格一直都很要强。在接受了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后，他坚持使用个人口语化和方言化为主的叙事语言进行创作，而不愿走大众化的创作路线—— 现代文学的主流叙事话语系统。正是在他的坚持下，逐渐形成了民间口语叙事的模式。
（三）沈从文坚持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在研究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始终钟情于湘西地区的风俗人情，也坚持以此为背景构建故事的框架，例如《边城》《湘西》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以湘西作为故事的社会背景。正是这民俗化的主体，也限定了沈从文民俗化的叙事方式，在叙事方面也为叙事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二、民间口语叙事的表现形式
所谓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学作品在叙事时表现出来的民间口语化特征及民间口语化的构成规律，包括使用的句式、词汇以及语音等各方面的因素。
（一）句式口语化。沈从文的叙事口吻惯用大量的湘西民间口语来表达，让读者在阅读时就如同是在跟湘西朋友对话般。我们知道，口语的表达习惯是可以根据前后关系省略部分成分的，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正是如此。例如在描写人物女孩子岳珉时，就从岳珉的视线出发，以省略型的口语句式去描述：“女孩子岳珉年纪约十四岁左右，有一张营养不良的小小白脸，穿着新上身不久长可齐膝的蓝布袍子，正在后楼屋顶晒台上，望到一个从城里不知谁处飘来的脱线风筝，在头上高空里斜斜的溜过去，眼看到那线脚曳在屋瓦上，隔壁人家晒台上，有一个胖胖的妇人，正在用晾衣竹竿乱捞。”文章使用口语化的形式，省略了部分主语，不但没有令文章晦涩难懂，反而因为其熟悉感而变得融会贯通，继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深化文章结构。这就是沈从文的口语化句式。
（二）叠音词的运用。叠音词是沈从文先生独特的写作语言，沈从文先生作品中的叠音词不仅仅是简单地运用湘西方言，更有其精心的创作，在运用叠音词进行创作之后，文章变得更具生命力，语言也更灵活多变。例如在作品《雨》中提到的“黄水水”：这时的气味，便是那瓶中黄水水做的。黄色本是颜色，水本是液体，但是当作者把颜色和液体结合起来称之为“黄水水”时，语言变得生动形象，总能令读者为他的活泼感到震撼，为他的新颖独特而鼓掌。
除此之外，沈从文还善于运用叠音词来描述事物，丰富词汇意义。例如“赤光光”、“老老远”、“刀刀枪枪”等，这些语言不仅幽默风趣，还更能突出情感，也是作品中的闪光点。
（三）湘西方言。在把口语转变为书面语的过程中，是需要沈从文花费大量心血的。一方面，他必须让语言保留湘西的民间口语化，另一方面，又要兼顾非湘西地区的读者，保证这些读者也能看得明白。于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以乡下人的视角去关注。
湘西的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然后从中总结出解决办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湘西化大众语言”。例如在作品中就出现的大量湘西语言“拢岸”、“懂到”、“脏手”等，都是属于能让普遍的人群都能接受的语言，但是“一双手巴了三四十年”的“巴”，就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了，而作者运用的湘西语言“巴”，即是劳作的意思。这也就说明，即使作者努力使文章的口语化更大众化，但是由于湘西方言的独特性，还是不能使作品完全大众化的。所以作者的作品中，总是带着独特的湘西气息。
三、民间口语叙事模式的特点
与大多数作家相比，沈从文的作品中民间叙事模式也一样能突出作家的生命意识，但不同之处是，沈从文先生的民间叙事模式不同于普通的民间文学作家，在他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中，他更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轨迹。
（一）地域性。在作者作品的标题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作者是以地名命名的，由此可见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与湘西地方特色的紧密性，例如《辰州》《凤凰》《怀化镇》等作品，就是直接以地名命名，以地域特色为主题展开的叙述。作为文章重要组成部分的标题，无论是从阅读的心理还是从视觉来看，都能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在地名的引导下，作者熟练运用地方传说与历史事件来作为作品叙事的材料，既增强了地域特性，又显示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内涵。例如沈从文作品中提到的“放蛊”、“赶尸”、“辰州符”、“女子落洞”等，都是湘西的传说。在作者的笔下，作者叙述的故事必定结合了当地的地域特色。 以作品《苗族古歌》为例。《苗族古歌》是以湘西苗族的古代史诗为主体的作品。在苗家，各种祭祀等聚众场合都会以演唱或者讲述的方式表演苗族古代史诗，并且传授给下一代。在此作品中，演唱者是主人公，文章始终围绕着演唱者展开，演唱者演唱，族人就听；族人问，演唱者答。这种独具特色的风俗文化，不仅巧妙地融入了作品中，更使作品独具趣味。
（二）传奇性。如果说地域性中的湘西特色代表着沈从文的作品，那么传奇性必定是沈从文作品的点缀了。在作品中，曲折的故事结构，神秘的故事情节，也不乏一些传奇色彩。例如在作品《一个大王》中，作者在描写了“大王”刘云亭因屡犯军规而被张司令施计杀掉后，在故事结尾处又运用突转式的结尾方式对张司令等人的结果做了叙述。文中描述温文尔雅、才智不凡的张司令官以及另外几个差人在处死刘云亭的三年后，在湘西一个叫作辰州地方遇到了一个姓田的部属旅长，被旅长热情地请去喝酒。但是，在进入到辰州考棚的二门里，欢迎喇叭还未吹毕，他们连同四个轿夫就全都被机关枪打死了。而刺杀张司令官以及另外几个差人的田旅长，一年后也是在辰州被另一个部队长官用同样的方法在文庙前面的夹道中刺死。这种充满巧合、暗示，而且满是神秘感的结尾，使文章从格式到效果都充满着一股悬念，不仅让人意犹未尽，更使作品充满了传奇性—— 这样现实的事件给我们真实的感受，但是其中的巧合与神秘又让人惊叹，所以我们只能用传奇来解释作者的巧妙安排了。
（三）民俗性。沈从文作品的主人公总是山城中的平凡乡下人，所以叙事总离不开丰富的谚语、歇后语、俗语、行话、隐语和山歌等民间文学体裁。在作品中，我们总是能看到这些民间语言出现在描写人物或者事件中。
例如俗语“儿花花女花花”就有不足道的小小男女的意思，“盒子”就代表着手枪。利用这些俗语，不仅能使文章更生动，添加文章的趣味性，更能使文章变得通俗易懂、平易近人。比如作品《往事》中就将鸡腿叫做“鸡膊腿”，把最小的姑母叫做“满姑”。又如歇后语“豹子湾的鬼—— 单迷熟人”，谚语“婆娘婆娘，磨人大王，磨到三年，嘴尖毛长”等，都为文章添加了不少色彩，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些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区口头流传的民间语言，是一种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的语言。正如钟敬文所说，所谓的民间语言它自身就是一种民俗文化，而且它还记载和传承着其他民俗文化。由此可得，民间语言与民俗性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无论是地域性还是传奇性，都是沈从文成长轨迹所形成的特征，是一种无可超越的文化，其平淡的口语化叙事风格已经使得沈从文的作品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综上，沈从文先生采用民间口语叙事模式不仅令文章更加生动灵活，而且简洁自由。沈从文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为大家拓宽了民间口语化的视野，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和引导作用。此外，对于民俗学而言，沈从文先生的口语化叙事模式也是很好的民俗研究素材，不仅蕴含丰富的风土人情，还有宗教文化。这就是沈从文先生采用民间口语叙事模式的成就。
【参考文献】
[1]沈从文别集·边城集[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2
[2]贺忠.从湘西方言看沈从文的乡土小说[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4）
[3]田景丰.我国民间文学叙事模式初探[J].文学教育，2010（1）
[4]孙英馨.沈从文叙事策略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3（7）
[5]吴正锋.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嬗变[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1）
[6]汤静.沈从文小说叙事的特征[J].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2014（22）
[7]濮玲，王丹.沈从文作品的文化地域特征研究述评[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3（1）
[8]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