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抱喜马拉雅而生，中印两国不仅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几千年的交流历史，而且在经历帝国主义蹂躏之后也曾有过短暂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时代（中印两国是兄弟）。1962年的边境冲突让中印关系短暂间断。但随着两国关系在1976年后逐渐改善，中印之间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选择合作与交流。21世纪初，中印两国关系全面改善，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之初，两国高层更是保持了相当频繁的交流，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形成制度化和机制化的政治、文化等交流，为两国关系营造了友好的氛围。在国际上，金砖国家合作不断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在印度的加入后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面貌。


　　然而，在两国发展、合作与融入国际社会渐入佳境之时，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进入中国洞朗地区，阻挠中方在中不边境中方境内的道路施工活动，非法滞留并与中方对峙，冒着与中国冲突甚至可能一战的风险，试图在中印已定边境挑起边境争端。
　　本是合则两利，印度却挑起争端互相伤害，置国际法上的领土边界制度于不顾，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
　　脆弱的“大拼盘”
　　英国对印度殖民之前，南亚次大陆在大多数时候处于列国纷争、攻伐不休的状态，政权四分五裂，帝国统治时间短，邻近的异族入侵频繁。如在印度历史上，曾经覆盖了南亚次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孔雀帝国，作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在其国王的治理下人口大增，农业生产和商业等发展迅速；然而，孔雀王朝在第三任国王阿育王逝世以后又重归分裂，仅存续100多年。对邻近异族征服和战乱不休的恐惧，逐渐演化为对邻国的相对敌意和敏感的安全感知。
　　然而，也正是印度的这一历史特点，造就了印度种族、宗教、文化等多元而又相互独立的特性，即有些学者笔下的“强文明体、弱组织体”。统治时间相对较短，控制力又有限，这就使得各个王朝的统治者无法将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等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统治者对宗教、种族、文化等持开明态度，使其保持原有的差异性。著名学者尚会鹏也指出，从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本身而言，在印度种姓制度的影响下，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和通婚较少，即使是异族进入到南亚次大陆，在种姓制度的影响下，最后也会逐渐被其他族群隔离，最终积聚成一个事实上的种姓。如此一来，印度的各种传统文化都得到保留，而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的隔离和差异也相对固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拼盘”，各族群边界大多以邦的形式确立下来。独立后的印度采取的是民主制，各个邦享有较高的自主性，中央对邦的控制较弱，而各邦之间在族群、文化、宗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差别。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多样性，既能给印度带来别样的风土人情，也相对比较容易造成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冲突，为了争夺神庙或是为了族群之间的不满，就很容易造成大的暴力冲突，频繁发生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沖突便是其中一例。
　　与此同时，当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并开始号召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加入其中时，拥有占人口总数13.4%的穆斯林的印度，感受到了最真切的威胁。其中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活跃在巴基斯坦北部的伊斯兰背景的恐怖主义。2016年9月，印控巴基斯坦军营受到袭击，印度认为罪魁祸首是巴基斯坦的跨境恐怖主义——“穆罕默德军”，并极力申请将该组织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名单，而中国的“技术性搁置”，让印度将对巴基斯坦和恐怖组织的怒火转移到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对反恐持双重标准”，是在“包庇巴基斯坦”，并在国内掀起抵制中国货的浪潮。
　　“受害者”的执念
　　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摆脱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在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印度迈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逐渐接受并按照现代民主国家的准则要求自己的权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主权和领土界定。作为唯一一个几乎与所有邻国都有争议边界的大国，印度在独立以后，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成为政府最主要的任务之一。除了与其宿敌巴基斯坦的领土争端以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喜马拉雅山以北的中国。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西藏不仅是南亚次大陆与中国内地的主要战略隔离带，还是印度众多佛教徒的“圣地”。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将西藏视为具有高安全敏感度和特殊宗教情感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西藏，印方也是多方干涉，直到后来妥协，在中国政府1951年与西藏地区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后，印度自我解读为中国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保障了印度北方战略缓冲地和宗教圣地。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出兵平叛，在印度掀起轩然大波，印度将中方此举解释为中国“背信弃义”，并认为印度是受害者，陈兵于西藏的中国政府成为印度北方最大的威胁。
　　之后，印度坚持自己“受害者”的执念，不仅在国内国际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背信弃义”，同时还单方面坚持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划分中印国境线的依据，并在两国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派驻边防部队蚕食中国边疆，试图获得事实上的优势。在面对来自中方的强硬回应以后，两国谈判逐渐中断。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结局是中国大胜。此后，不仅在印度国内，在国际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舆论都一边倒，认为是中国对印度进行入侵和羞辱，直到1970年英裔澳大利亚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出版，国际上才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声音。然而，即使如此，印度国内和西方舆论界持“中国侵略论”观点的人仍占大多数。所以，“受害者”心理逐渐成为印度心中挥散不去的阴影。见证冲突的一代老去，新的一代成长起来，耳濡目染的是“中国背信弃义”的观念，而中印战争也成为印度心头一道显眼的疤痕，即使在2016年两国高层交往非常紧密的时间里，印度有关中国的10本畅销书中，关于中印战争的就达到7本。
　　在“受害者”心理的影响下，印度对中国在中印边境甚至是在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边境上的任何举动都高度敏感。 　　高民意下的“探底”
　　随着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好的表现，印度逐渐崛起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开始迈入新兴大国的门槛。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印度民众对自己国家的崛起充满信心，在美国皮尤调研中心2016年发布的《不似西方：中国和印度拥抱全球化》报告中，有2/3的民众对印度的发展走向表示满意，相对于2013年增长了36%。在2016年9月的民调中，有81%的受访者表达了对莫迪的支持，莫迪在印度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为了应对印度民众最关心的政府腐败问题，莫迪颁布“废钞令”，开始轰轰烈烈的废钞运动，印度国内外一片哗然，除了担忧运动的前景，还担心大量选民将流失。但今年3月印度人民党却在有“印度票仓”之称的北方邦大获全胜，也进一步巩固了莫迪在选民心中的地位，其民意更是不降反升。
　　稳定且居高不下的民意基础，让莫迪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也更加得心应手。在处理中印关系上，边境问题一直是印度政府的重要议题。在中印战争以后，中印关系进入谷底，在后来缓慢的发展中，中印之间维持着十分微妙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后，两国逐步打开交流的局面。从2012年开始，中国开始与印度高层频繁接触，2014年莫迪上台以后，中印高层交流更加频繁，开启了中印交流新阶段。当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期待着莫迪会促成中印之间更紧密交流之时，中印关系却悄无声息地降温了。
　　2015年，就在两国政府高层火热交流之时，皮尤民调报告却揭露，有30%的印度受访者表示对莫迪处理中印关系中的表现不赞同，认为其对中国过于软弱，只有39%的受访者表示赞同，31%的受访者未作答。在2016年的报告中，对中国持正面印象的受访者比例从2014年的35%降到26%。其中，在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中，有61%的人非常担忧中国的竞争优势，而恰恰這部分人构成了印度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群精英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不容小觑。特别是各大通讯社编辑，从报道主题到文章风格，都是由他们一手决定，这对普通的新闻阅读者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如印度时报集团旗下的《印度快报》，社内主编大多为反华精英，所以不论是其所撰写的专栏，还是经过其筛选的报道文章，都偏向于反华，作为印度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对印度民众对华观念的影响举足轻重。
　　由此可见，印度对华友好的民众基础欠缺，印度政府对华所采取的友好与合作政策，在很多印度人看来就是对华示弱。除此之外，比民众更反华的印度精英层对印度舆论、商业、政治等领域的把控，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印度反华民众的人数。如此一来，有稳定居高不下的民意的支持，印度政府有恃无恐，所以才敢越境非法滞留中国境内，还与不丹一道对中国进行指责和污蔑，冒着巨大的风险试探中国的底线。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