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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各种文艺抗战团体在战区和敌后纷纷建立起来。戏剧是最受民众欢迎的文艺形式,因此,各类戏剧团体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作为第二战区总部所在地的临汾,各种文艺抗战团体建立较早,出现过不少的戏剧剧团和剧社,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对临汾地区的抗战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种 类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初期,晋南的戏班纷纷解散,艺人流散全国各地,临汾所辖各县也因战争被分割为沦陷区、阎锡山统治区和抗日游击区,不同的政治势力深入其间,通过招徕艺人、组建文艺团体来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大量性质不同的剧团竞相出现在临汾境内。
在沦陷区,少数艺人们出于生活所迫,恢复了小规模的演出,而日本侵略者为了宣扬其所谓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也诱迫、驱使流散艺人登台演出。在枪口刀尖逼迫下的艺术表演,丝毫没有生命力,艺人们也只是苟安偷生,度日如年,更不用说成立统一的剧团了。
在阎锡山政权掌控的临汾各地,不少艺人流散其间,阎锡山的军队和政府把这些艺人召集起来,组织成立了一些剧团,为阎锡山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服务。1943年,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务处在吉县就成立了5个文化宣传队,计有蒲剧三个(一、二、五队)、晋剧一个(三队)、豫剧一个(四队),约 400余人,进行传统剧目的演出,还编演了一些现代戏。如文宣一队就曾演出《兵农鉴》,宣扬阎锡山兵农合一的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主要有从大后方和延安等地来临汾演出的和临汾当地组建的两类剧团。外来的主要有西北战地服务团、武汉抗敌演剧三队、上海演剧一队等。当地剧团根据属性的不同大致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类。其中,官办中属于军队的剧团,有军队和游击队的文艺宣传队,如浮山抗日自卫剧团、瞄准剧团、吕梁抗战剧社(团)、七月剧社、一一五师洪赵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太岳三分区宣传队。属于地方政府组建的剧团,如翼城县抗日剧团、浮山县政府剧团、襄陵县民主剧团、新农村剧团。属于地方团体组织尤其是牺盟会成立的剧团,有乡宁抗日流动工作宣传队、蒲县牺盟会战地服务团。民办的剧团主要是由学校、机关等戏剧爱好者自发组织的业余剧团,如永和县民族革命小学剧团、太岳中学蒲剧团、吉县抗日救亡流动工作团。儿童剧团包括汾西县妇女儿童工作团、洪洞河西妇女儿童流动工作团。还有大量的农村剧团。另外,一些旧戏班经改造也成革命剧团,如洪洞民生剧团。以上剧团共22个,不论职业型还是业余型,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斗争。
组 织
新成立的剧团取消了原有的班主制,建立军团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完善自身的机构设置。吕梁抗战剧团创建初期是以连队的形式,由队长和指导员领导,不分排班。在实际工作中,感觉到连队形式不够用,于是在工作、学习、生活三位一体的领导方式之下,改成正副主任。下设三股,负责剧务、宣传、训练等。剧团内部还设有团长和政治指导员,以及音乐组、舞蹈组等机构。
剧团与剧团之间也为寻求统一的领导而努力。抗战初,“随着抗战形势的需要,抗战演剧队普遍的产生,在晋西南有30多个类似的团体。他们各自为政,行会式的偏狭和手工业的工作方式,彼此缺乏协调,相互嫉妒,成为进步的障碍。”前哨剧团就“建议太岳区戏剧界建立一种组织,领导剧运”。各剧团积极参加戏剧座谈会,为统一剧协组织的成立献计献策。1939年7月,在隰县川口镇郑家岭建立的七月剧社,曾在1940年3月参加晋西抗日根据地戏剧界召开的座谈会,讨论戏剧工作的路线和成立剧协的问题。1941年8月,晋西抗日根据地军区政治部召开部队戏剧座谈会,七月剧社等7个剧社进行联合公演,在同兄弟团的交流中相互学习。
活 动
诞生在战争烽火中的剧团,以其实际行动完善自身组织建设,在摇篮中学习,在炮火中工作,在艰苦中生活。他们进行的形式多样的演出活动,配合了党、政、军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学习上,由于成员构成复杂,成员的专业技能、政治追求都不一,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战的形势,各新成立的剧团开展了政治学习和技能培训。在政治学习方面,1938年3月由浮山县抗日人民武装自卫大队成立的浮山县抗日自卫剧团,将剧团带到交村决死三纵队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时事政治理论。1938年7月成立的乡宁县抗日流动宣传队(简称乡宁流工队)还对队员的学习进行了规定。“每天早饭前两小时为学习时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从未间断。每日晨起便人手一书,吟诵朗读之声充满庭院,学习内容都是牺盟会提供的内容和全新的书籍报刊。”在技能培训方面,吕梁抗战剧社就是向孝义县禅房村的战斗剧社学习后才于1938年 10月成立的。“在禅房头,师领导机关和战斗剧社每天派人来上课,负责讲戏剧表演和导演课的是刘漠同志,负责讲音乐课教歌的是杨作铭同志,教舞蹈的是小牛同志,讲政治课的是王一夫同志。”这说明新建立的剧团除了进行政治学习,还对表演、舞蹈、音乐等专业技能进行了学习。
在工作上,各剧团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武装力量开展演出活动,对抗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为此,各剧团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改编旧戏、编演新剧。据不完全统计,在临汾地区演出过的配合抗日斗争的剧目近120个,仅现代戏就有110个。剧宣二队前身是在武汉成立的抗敌演剧三队,虽不在临汾成立,但在此活动长达4年。该剧团于1941年来到吉县等西山各县活动,新排了由老舍、宋之的编剧的多幕话剧《国家至上》,反应十分强烈。1944年成立的太岳中学蒲剧团编排的《岳飞传》,则是针对汪精卫卖国投降和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治形势编写的,战士们都说:“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能误了看太中的《岳飞传》。”二是刷写抗日标语,画连环画,组织活报、双簧、小品、快板剧、街头剧等演出活动。
在生活上,各剧团克服配备不足、缺医少药的艰苦工作条件,坚持演出,用鲜血和生命教育民众,并且积极改造团员的不良生活作风,凝聚力量,剧团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1938年7月成立的瞄准剧团,每人发一套服装,发一个吃饭、喝水、刷牙合用的铁皮缸子,一个挂包、一把牙刷、一袋牙粉。甚至有些剧团连戏服都没有。在辗转各地的过程中,剧团成员有时要随军作战,有时又风餐露宿,饱受疾病困扰。一些优秀成员为宣传抗日而献出宝贵生命。所幸,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给予一些剧团物质上的支持,如洪洞的民生剧团全部实行供给制并配有枪支弹药。此外,在各根据地尤为重视对旧艺人的团结和改造,通过教育、感化等手段转变了旧艺人的思想生活与观念,改变了陋习,从而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转变。
影 响
临汾境内的各大剧团通过灵活多样的演出形式,极大地宣传了抗战,对临汾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从政治影响上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一些剧团在建立之初就很重视领导建设,中共党员、民主进步人土、劳模等人士主动肩负起领导职责。中共便以剧团为掩护,扩大组织。1941年2月,国民党浮山县政府组织成立浮山县政府剧团,共产党员张逢义、卫锋利用演员身份做掩护进入该团,逐步取得团员的信任,掌握了该团的领导权。此外该团一批进步青年被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吸纳,这样该团实际上就掌握在了共产党的手中。
第二,在军事功效方面,这些剧团是抗日战场上一支不拿枪的战斗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襄陵县民主剧团就是襄陵塔山游击队的一支别动队,到敌占区演出时,不仅可以瓦解敌人的工作,还可以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同时为政府募集和采购急用物资。
第三,从文化传播上,为临汾地区旧有的文化内容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抗战之前,临汾境内还没有出现过话剧这种表演形式。抗战后,外边的演剧团将话剧引入了临汾。在地方剧种的传承和保护方面,临汾较为流行的蒲剧和道情艺术得到了创造性的保留。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推动了临汾当地的戏剧运动。此外,培养了一批具有革命精神的文艺骨干,编排了大量的新剧。
第四,就教育功效而言,如果说以往的戏班是以娱乐为目的的话,新成立的革命剧团则更注重政治的宣传功效,政治教育的功能远大于娱乐功能。普通民众通过观看表演,民族意识被唤醒,积极地投身抗日斗争。
第五,从社会影响而言,则主要是促进了当地的社会改造。群众受到一场文化洗礼之后,转变了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革除了旧有的陋习,形成了新的社会风气。
总之,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整个临汾地区的政治局势也变得空前复杂,许多剧团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影响,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切实认识到了剧团剧社的重要性,并将其政治教化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在临汾地区取得胜利的文化基础。
(责编 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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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初期,晋南的戏班纷纷解散,艺人流散全国各地,临汾所辖各县也因战争被分割为沦陷区、阎锡山统治区和抗日游击区,不同的政治势力深入其间,通过招徕艺人、组建文艺团体来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大量性质不同的剧团竞相出现在临汾境内。
在沦陷区,少数艺人们出于生活所迫,恢复了小规模的演出,而日本侵略者为了宣扬其所谓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也诱迫、驱使流散艺人登台演出。在枪口刀尖逼迫下的艺术表演,丝毫没有生命力,艺人们也只是苟安偷生,度日如年,更不用说成立统一的剧团了。
在阎锡山政权掌控的临汾各地,不少艺人流散其间,阎锡山的军队和政府把这些艺人召集起来,组织成立了一些剧团,为阎锡山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服务。1943年,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务处在吉县就成立了5个文化宣传队,计有蒲剧三个(一、二、五队)、晋剧一个(三队)、豫剧一个(四队),约 400余人,进行传统剧目的演出,还编演了一些现代戏。如文宣一队就曾演出《兵农鉴》,宣扬阎锡山兵农合一的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主要有从大后方和延安等地来临汾演出的和临汾当地组建的两类剧团。外来的主要有西北战地服务团、武汉抗敌演剧三队、上海演剧一队等。当地剧团根据属性的不同大致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类。其中,官办中属于军队的剧团,有军队和游击队的文艺宣传队,如浮山抗日自卫剧团、瞄准剧团、吕梁抗战剧社(团)、七月剧社、一一五师洪赵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太岳三分区宣传队。属于地方政府组建的剧团,如翼城县抗日剧团、浮山县政府剧团、襄陵县民主剧团、新农村剧团。属于地方团体组织尤其是牺盟会成立的剧团,有乡宁抗日流动工作宣传队、蒲县牺盟会战地服务团。民办的剧团主要是由学校、机关等戏剧爱好者自发组织的业余剧团,如永和县民族革命小学剧团、太岳中学蒲剧团、吉县抗日救亡流动工作团。儿童剧团包括汾西县妇女儿童工作团、洪洞河西妇女儿童流动工作团。还有大量的农村剧团。另外,一些旧戏班经改造也成革命剧团,如洪洞民生剧团。以上剧团共22个,不论职业型还是业余型,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斗争。
组 织
新成立的剧团取消了原有的班主制,建立军团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完善自身的机构设置。吕梁抗战剧团创建初期是以连队的形式,由队长和指导员领导,不分排班。在实际工作中,感觉到连队形式不够用,于是在工作、学习、生活三位一体的领导方式之下,改成正副主任。下设三股,负责剧务、宣传、训练等。剧团内部还设有团长和政治指导员,以及音乐组、舞蹈组等机构。
剧团与剧团之间也为寻求统一的领导而努力。抗战初,“随着抗战形势的需要,抗战演剧队普遍的产生,在晋西南有30多个类似的团体。他们各自为政,行会式的偏狭和手工业的工作方式,彼此缺乏协调,相互嫉妒,成为进步的障碍。”前哨剧团就“建议太岳区戏剧界建立一种组织,领导剧运”。各剧团积极参加戏剧座谈会,为统一剧协组织的成立献计献策。1939年7月,在隰县川口镇郑家岭建立的七月剧社,曾在1940年3月参加晋西抗日根据地戏剧界召开的座谈会,讨论戏剧工作的路线和成立剧协的问题。1941年8月,晋西抗日根据地军区政治部召开部队戏剧座谈会,七月剧社等7个剧社进行联合公演,在同兄弟团的交流中相互学习。
活 动
诞生在战争烽火中的剧团,以其实际行动完善自身组织建设,在摇篮中学习,在炮火中工作,在艰苦中生活。他们进行的形式多样的演出活动,配合了党、政、军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学习上,由于成员构成复杂,成员的专业技能、政治追求都不一,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战的形势,各新成立的剧团开展了政治学习和技能培训。在政治学习方面,1938年3月由浮山县抗日人民武装自卫大队成立的浮山县抗日自卫剧团,将剧团带到交村决死三纵队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时事政治理论。1938年7月成立的乡宁县抗日流动宣传队(简称乡宁流工队)还对队员的学习进行了规定。“每天早饭前两小时为学习时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从未间断。每日晨起便人手一书,吟诵朗读之声充满庭院,学习内容都是牺盟会提供的内容和全新的书籍报刊。”在技能培训方面,吕梁抗战剧社就是向孝义县禅房村的战斗剧社学习后才于1938年 10月成立的。“在禅房头,师领导机关和战斗剧社每天派人来上课,负责讲戏剧表演和导演课的是刘漠同志,负责讲音乐课教歌的是杨作铭同志,教舞蹈的是小牛同志,讲政治课的是王一夫同志。”这说明新建立的剧团除了进行政治学习,还对表演、舞蹈、音乐等专业技能进行了学习。
在工作上,各剧团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武装力量开展演出活动,对抗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为此,各剧团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改编旧戏、编演新剧。据不完全统计,在临汾地区演出过的配合抗日斗争的剧目近120个,仅现代戏就有110个。剧宣二队前身是在武汉成立的抗敌演剧三队,虽不在临汾成立,但在此活动长达4年。该剧团于1941年来到吉县等西山各县活动,新排了由老舍、宋之的编剧的多幕话剧《国家至上》,反应十分强烈。1944年成立的太岳中学蒲剧团编排的《岳飞传》,则是针对汪精卫卖国投降和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治形势编写的,战士们都说:“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能误了看太中的《岳飞传》。”二是刷写抗日标语,画连环画,组织活报、双簧、小品、快板剧、街头剧等演出活动。
在生活上,各剧团克服配备不足、缺医少药的艰苦工作条件,坚持演出,用鲜血和生命教育民众,并且积极改造团员的不良生活作风,凝聚力量,剧团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1938年7月成立的瞄准剧团,每人发一套服装,发一个吃饭、喝水、刷牙合用的铁皮缸子,一个挂包、一把牙刷、一袋牙粉。甚至有些剧团连戏服都没有。在辗转各地的过程中,剧团成员有时要随军作战,有时又风餐露宿,饱受疾病困扰。一些优秀成员为宣传抗日而献出宝贵生命。所幸,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给予一些剧团物质上的支持,如洪洞的民生剧团全部实行供给制并配有枪支弹药。此外,在各根据地尤为重视对旧艺人的团结和改造,通过教育、感化等手段转变了旧艺人的思想生活与观念,改变了陋习,从而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转变。
影 响
临汾境内的各大剧团通过灵活多样的演出形式,极大地宣传了抗战,对临汾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从政治影响上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一些剧团在建立之初就很重视领导建设,中共党员、民主进步人土、劳模等人士主动肩负起领导职责。中共便以剧团为掩护,扩大组织。1941年2月,国民党浮山县政府组织成立浮山县政府剧团,共产党员张逢义、卫锋利用演员身份做掩护进入该团,逐步取得团员的信任,掌握了该团的领导权。此外该团一批进步青年被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吸纳,这样该团实际上就掌握在了共产党的手中。
第二,在军事功效方面,这些剧团是抗日战场上一支不拿枪的战斗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襄陵县民主剧团就是襄陵塔山游击队的一支别动队,到敌占区演出时,不仅可以瓦解敌人的工作,还可以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同时为政府募集和采购急用物资。
第三,从文化传播上,为临汾地区旧有的文化内容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抗战之前,临汾境内还没有出现过话剧这种表演形式。抗战后,外边的演剧团将话剧引入了临汾。在地方剧种的传承和保护方面,临汾较为流行的蒲剧和道情艺术得到了创造性的保留。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推动了临汾当地的戏剧运动。此外,培养了一批具有革命精神的文艺骨干,编排了大量的新剧。
第四,就教育功效而言,如果说以往的戏班是以娱乐为目的的话,新成立的革命剧团则更注重政治的宣传功效,政治教育的功能远大于娱乐功能。普通民众通过观看表演,民族意识被唤醒,积极地投身抗日斗争。
第五,从社会影响而言,则主要是促进了当地的社会改造。群众受到一场文化洗礼之后,转变了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革除了旧有的陋习,形成了新的社会风气。
总之,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整个临汾地区的政治局势也变得空前复杂,许多剧团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影响,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切实认识到了剧团剧社的重要性,并将其政治教化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在临汾地区取得胜利的文化基础。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