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一算，我告别“双抢”之苦，已历廿五载。这20余年中，我却不时地梦见“双抢”：正午顶着烈日，我赤脚陷在发烫的泥水中，艰难地抱着一捆稻子，走向打谷机，一步一挪，怎么也走不到咫尺之外的打谷机旁……然后，梦醒来，我庆幸生活在繁华的北京城里，躺在舒适的床上，不用再饱尝“双抢”的苦累。不要说对今天城市的少年，即便对老家乡村的孩子们，说起“双抢”，恐怕也像白发说玄宗了。故乡现在多数农户只种单季稻，而且大部分收割、运输用机器代替人力了。所谓“双抢”，是湖南等种双季稻地区的一个特有名词，即“抢收早稻，抢插晚稻”。
　　这一农事活动大约在阳历7月中下旬，最迟到8月上旬，延续20来天，正是南方乡村最潮湿闷热的时节。中国古代描写农事之苦的诗文比比皆是，如白居易就写过《观刈麦》，目睹：“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感叹“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但古代农民无论是种稻还是种麦，劳作之苦都不如“双抢”，因为那时候稻、麦是一年一季，栽种与收割并非如此仓促地接踵而至、几乎榨干农民的最后一丝精力。南方农村大约在1960年代推广“双季稻”。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代，从事“双抢”挣工分的多是成年农夫或农妇，少年儿童多数充当“打酱油”的角色。我的家乡1982年开始分田到户，每家每户耕作自己的那几亩地，于是半大小子当壮劳力使用，连七八岁儿童也参与一些辅助性工作，远不止“童稚携壶浆”那样轻松。
　　分田到户那年我11岁，最后一次参加“双抢”是大二的暑假，20岁。我这10年人生最美的时光，每年的酷暑都在“双抢”中度过。我家分得五亩五分水田，大大小小近二十丘，分布在不同地方，这意味着劳动强度更大。我哥哥在分田到户的第二年去了部队当兵，后来考上军校，家里的壮劳力是成年的姐姐和人到中年的母亲，还有在乡卫生院当院长的父亲。农忙时，父亲必定请假回家，犁田、耙田、收稻子，风里来雨里去，20年不事稼穑的他已晒成黑炭一般，浑然一农人，根本不像“吃国家粮”的干部。正是少年的我和弟弟，一年年长大，从开始的割稻、递稻穗，到自己踩打谷机、挑稻谷到家门前的平地晾晒。每一个“双抢日”都是那么的漫长，似乎一刻都不能忍受，但又必须忍受下来。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把一块块待收割的稻田和待插秧的水田，一点点“分割”成十几个单元，一个接着一个收拾，干完一个单元就意味着离收工又近了一步，如此步步“蚕食”，才能坚持到天黑回家。
　　收早稻是最艰辛的农活。收晚稻可以在稻子成熟后先把一丘田的水放掉，地表晾干，就像在旱地里收小麥那样稍微轻松些，但收早稻不行，因为必须赤脚陷在水田里进行。田里每一滴水都是珍贵的，必须留下来，等着将收完早稻的禾茬翻埋到泥田里后，尽快插下晚稻。因此，稻谷、稻杆、打谷机全部泡在水里，变得十分沉重。而大太阳将田里的浑水晒得烫脚，收稻子的人脚踩在这样的泥水里，还要被蚂蟥叮咬，割稻、踩打谷机、挑湿湿的稻谷上田墈。第一天收完稻子，往往趁着夜色，站在耕牛拉着的蒲滚上将禾茬压进泥中，第二天清早将禾苗插下——插晚稻必须抢时间，误了几天收获就可能大打折扣。那时的我，咬牙在水田里劳作，几乎熬到身体的极限，好几次只想就此倒在脏脏的泥水里不再起来。有时，体重才八九十斤的我挑一担百来斤的湿稻谷，从低处的稻田里爬坡数百米，到山腰上的村口晒谷坪，每走一步，腿都在打颤，似乎即将要连人带筐从山坡上滚下。
　　记忆中，有一个夏天的“双抢”是最愉快的，浑然不觉劳累。那是1989年7月中旬，高考完毕回家，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双抢”。一天晚上，我从同村的一位堂姐夫家换工回来——因为收稻需要多人协作，所以亲友之间换工是常态，今天帮你家收完，明天还工，帮他家收稻。我已疲惫之极，晚饭也不想吃，脚上的泥巴没洗干净就躺到床上。刚要睡去，外面大声喧哗，一位族叔把我叫起，连说“恭喜恭喜”。他刚从县城回来，碰到我姐夫，姐夫让他捎口信给我，说高考分数出来了，我考了一个连老师都不相信的高分，上重点大学没任何问题，让我马上赶到县城里的中学填报志愿。那一刻，所有的劳累烟消云散，我感觉18年来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幸福感。我知道，我未来将不用再受“双抢”之苦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昔日刻骨铭心的劳累之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冲淡，留下的总是美好的回忆，或许带有一丝淡淡的惆怅。今天，我再忆起“双抢”，苦累之感已远去，当年在南方盛夏蝉鸣鸟叫声中的劳作，似乎还有了些诗意。
　　大学毕业后，我孤身一人来到冠盖满城的北京，贫苦、劳累、寂寞，还有融入都市的艰难，曾像稻田里的蚂蟥那样不时地袭击我。每当难以坚持的时候，我就在想，哪还有比“双抢”更苦的事情？只要挺住，总有收工上岸的那一刻。真得感謝青少年时光经历过苦冠农事的“双抢”。吃得“双抢”苦，何事不可为。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