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会一结束,父亲马上就抬起头指挥大家退场,然后就和老师们打篮球去了。让别人感觉不到他的屈辱和痛苦。
　　我的家庭有一段颇为波折的经历。父亲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爷爷娶的第一位太太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就去世了,娶的第二位太太不能生育,后来,爷爷又娶了我的奶奶。
　　但是很不幸,父亲9岁时奶奶因病去世,11岁时爷爷也去世了,留下父亲和叔叔两兄弟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就这样,三个孩子在二奶奶的抚养下长大。
　　在父亲十三四岁的时候二奶奶把他送到新京(伪满洲国首都,现吉林省省会长春市)上学。在学校里,父亲参加了革命,同当时的武装部队一起进行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
　　土改工作很快推广到家乡。因为此前爷爷买了很多土地,甚至是将太爷爷留下来的酒坊都折了现买地,而家里的情况很明显:一个妇女带着三个孩子,没有劳动力,全部的生活来源依靠土地——剥削率百分之百,就这样,死去的爷爷被划为地主成分,父亲成了地主的后代。
　　没有办法,父亲只有回家替爷爷接受土改斗争。他参加过土改,对革命的趋势非常清楚,所以积极配合土改工作队,把家里的东西分了个精光,只剩下一个简陋的草房、一口锅、几床棉被,变为赤贫。那时候,他也就是十七八岁。
　　此后,父亲参加生产劳动,成了普通的农民。解放之后,县政府招聘教师。父亲考上了,从此做教学工作直到退休。
　　那个时候教学条件很艰苦,基本上是裤腿一挽、行李一背,就像是带上了军令去办学。等学校建好了,招上几位老师,他就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办学校。
　　由于总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没有自行车,父亲常年走路上班,披星戴月,风雨不误,没有迟到、早退过一次。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去学校,很晚才回来。
　　而且父亲把时间控制得很准,以至于沿途的老百姓都认识他。有意思的是,人们常常把王老师有没有路过作为计时标准。
　　当然,事情都有两方面,因为常年的坚持,父亲现在身体非常好。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在小区里散步,时间还是非常精准。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父亲的教师经历中,曾遇到过很多波折。“文革”时期,邓小平有一次复出,我父亲也被提拔上来主抓全乡教育工作。一上任他就开始制订教学计划和大纲,但是很快又被打成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要挂着牌子接受批斗,临走之前他还撸胳膊挽袖子,唱上一首《红梅赞》。
　　有一段时间,父亲和我在同一所小学,他是副校长,我是学生。因为我在班上学习很好、又是班长,所以我还要写批斗发言稿。
　　开批斗会的前一天,父亲会问我:“你的批判稿写好了吗?”我就把稿子给他看,他特别认真地修改,改完之后要一遍一遍地读,读过之后再让我读。整个过程就好像在批斗别人。其实他只是关注我的批判稿写得好不好。我曾经问他:“爸爸,这不是在批你吗?”他说:“没事儿,关键是你把稿子写好。”
　　开批斗会的时候,他在前面站着,旁边一排一排的学生围着,父亲低着头。如果我读得好,他会抬起头看看我,一副很赞许的样子。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就抬起头指挥大家退场,“三班、三班从后面走,五年级、五年级不要挤??”然后就和老师们打篮球去了。
　　他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一切,让别人感觉不到他的屈辱和痛苦。我当时的感觉是:一般的老师是不会挨批的,挨批的都是领导。
　　父亲74岁退休。忙碌一生,他觉得退休之后自己不能无所事事,就从头开始学习画画。画了很多的花鸟工笔画之后又开始画油画,而且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画鸟的时候,羽毛画得非常细致。这样的高龄能够做到眼不花、手不抖,如果没有很静的心是画不出来的。刚刚,父亲过完八十大寿,在宴会上,我和哥哥妹妹把他60多幅的花鸟工笔画和40多幅的油画在现场全部展出。
　　我非常敬重父亲,从来没有看到他因为我挣很多钱而感到特别自豪。他好像是活在自己的价值观中。每天都过得挺来劲儿,好像比我的生活更加有底气。
　　当然,母亲的勤劳、朴素、包容、对子女的关爱、对丈夫的照顾也是毫不逊色的。
　　一直,我认为亏欠母亲很多。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我带她去看了给她准备的墓地。到了凤凰山陵园,我说,“娘啊,假如将来有一天你过世,你觉得这一片陵园好吗?”她看着远处的山清水秀回答“儿子,要是能够在这儿挺好的”。
　　这其实是很敏感的事情。但是我这么做了,母亲很高兴,后来我在那儿买了墓地。半山坡上,一眼望去景色很美。给母亲扫墓的时候,我觉得心里会好受一点,心想至少这个地方是母亲喜欢的。我有时候会特别地想她,想她的时候便去扫墓,不论是什么日子。我就坐在那儿,点上一炷香,一支一支地抽烟。
　　(采访|本刊记者陈培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