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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之洞在出任两广总督期间，创办了广雅书局。为保证广雅书局的长续发展，他从多种渠道为广雅书局筹措充足的经费，从全国范围广泛选拔人才参与刻印事业，并选用精良底本进行精雕细校，促成了广雅书局出版事业的成功发展。
关键词 张之洞 广雅书局 广州大典
分类号 G239.295.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7.05.×××
Abstract As the governor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Zhang Zhidong established Guangya Book Bureau.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angya Book Bureau， he raised funds from a variety of channels， and attracted talented people into the organization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s well as revised the better editions carefully. There resulted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Guangya Book Bureau.
Keywords Zhang Zhidong. Guangya Book Bureau. Guangzhou Ceremony.
張之洞在出任两广总督期间（1884—1889年）创办了广雅书局，出版经史典籍，致力于促进岭南文教事业的发展。广雅书局创办两年之后，张之洞离粤督鄂。广雅书局在张之洞离粤之后，仍然保持长续发展并取得卓越功业，得酋于张之洞的精心筹划。探寻张之洞创建广雅书局的目的和成功的经验做法，有助于深化岭南图书史的研究，并可以为今天传统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整理出版提供启迪。
1 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的背景与目的
太平天国起义之时，众多图书典籍为战火所焚毁，江浙一带的藏书受兵灾破坏尤为严重，被称为一大书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纷纷创办官书局刻印典籍，恢复名教事业，形成了晚清督抚兴办官书局的热潮。历来论者将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与太平天国书灾后晚清官书局的创立相联系，广雅书局被视为是晚清官书局兴办潮流的尾声[1]，此论未必允当。广雅书局创办于1886年，此时距太平天国起义结束已有20余年。岭南地区的书局及个人藏书家皆已有过大量刻书，像伍崇曜出资编印的《粤雅堂丛书》于1875年刊刻完成，汇辑魏至清代著述185种1347卷，为清末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型丛书。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高度称赞“南海之伍”的《粤雅堂丛书》。在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之际，岭南地区传统文化典籍匮乏的问题有效缓解不再突出。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的目的，更多地从广东长期处于“一口通商”的地位，受西方列强冲击最大的角度予以考察。
1884年，张之洞离晋出任两广总督，其首要任务是统筹对法作战。当时，清军在陆战中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在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对比中法海陆战役的结局，张之洞认为如果中国军队掌握西方武器设备，在战场也能击败他们。因此，他在奏折中写道：
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如有利器，何敌不摧。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尤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2]。
对于这个转变，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揭示的更为清楚，他曾谈判：
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自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3]6。
由此可见，张之洞的认识停留于器物层面上，维系名教是他的根本目的。同时，他也颇为忧虑器物层面的变革可能给传统名教事业带来的冲击。最终他在两难之中自以为得一两全之策：
甲申之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3]6”。“两全之策”的思想后来演绎为众所周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此指导思想之下，张之洞一方面在广州创办新式的广东水陆师学堂推行洋务，主要课程以英语或德语授课，讲授西方军事技术；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对应的手段，则在对法战役结束之后，复兴传统书院，创办广雅书院培养士子，创建广雅书局刻印经史典籍，传承儒家文化。
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传承名教，与广东地方文化承绪直接相关。嘉道年间，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时为创立学海堂书院，刻印《皇清经解》1400卷，延用名家大儒陈澧主持学堂，使得广东形成了汉学鼎盛的局面。在创办广雅书局的奏折中，张之洞专陈开办官书局的目的即是承绪阮元文教的事业。对此，他有过论述：
窃惟经学昌明，至我朝为极盛，道光年间前督臣阮元校刊《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余卷，藏板学海堂，既已表彰先正，亦以鼓舞来学，于是海内通经致用之士接踵奋兴，迨今六十余年，通人著述，日出不穷，或有蒿草遗编，家藏椠本，当时未见，近始流传，亟应续辑刊行，以昭圣代文治之盛。况学海堂为当日创刊经解之所，是粤省尤当力任此举，勉绍前规[2]613-614。
可见，广雅书局刊印经史典籍，其主要目的是传承名教，卫道国本，成就张之洞的名山事业。也正因为广雅书局寄托了维系名教的使命，因此张之洞在广雅书局出版事业中用力颇勤，在经费、人事、出版方针上详为筹划，为广雅书局出版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2 张之洞对广雅书局的经费安排
充足的经费是传统文化典籍出版的物质保障。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指出，刻书 “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4]。克服广东财政经费紧张的困难，专门为广雅书局他安排了充足的经费，奠定了出版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广雅书局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项。
一是粤海关和司库的经费。在筹划开办广雅书局之际，张之洞将粤海关例行上缴总督衙门的经费划出一部分归广雅书局使用：“查本衙门向有海关经费一项，本部堂到任以来，一概发交善后局，专款存储，留充公用。今即将此款提充书局经费，专刊经史有用之书”[5]。粤海关为清朝最为重要的海关之一，经费收入充足稳定，这笔经费为广雅书局出版事業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离粤前，张之洞又从“运库拨常年经费银十万两，连前每年可得息银一万五千两”[6]675，为广雅书局的发展提供了大笔资金。
二是官员士绅募捐的经费。发动官员士绅捐款开办官书局，是清末官书局出版事业的常见做法。广雅书局在开办之时，也曾发动广东官员士绅进行募捐，所得较为可观。除了张之洞之外，广东地方官员和商人是募捐的主要对象，并有商人常年捐银资助广雅书局。
三是田产的收入。张之洞在离粤之际，为广雅书局置办田产，保证了广雅书局收入的稳定。从这一点中，也可看出张之洞对保障广雅书局的长续发展颇为用心。官员士绅的捐款往往因人而宜，不具有稳定性。粤海关、司库的经费虽相对稳定，但新任总督未必会继续同意划拨经费用于广雅书局的出版事业。田产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本，依靠田产获得收益是稳定的收入途径。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曾经提出过购置学田，帮助士子专工学业的建议，并视为是“两利经久之方”“通省办，则通省士林利；一县办，则一县士林利”[7]。张之洞为广雅书局购置田产，可视为对购置学田办法的变通实践。这部分田产收入的作用，也确实颇为主持广雅书局事务的士人看重，无论新任两广总督是否愿意支持广雅书局，有田产收益即可保证书局的发展。
1904年2月21日《申报》的一个报道中提到，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共有“生息本银四十万两”[8]。而从1907年1月29日《申报》的一个报道来看，当时广雅书局“实每年盈余银一万三千余两”[9]。这与张之洞离粤之时的年盈余水平基本相当，说明广雅书局长期拥有充足的经费为其印刷事业的成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一方面，书局工作报酬较为丰厚，月俸为三十金，使得像李文田、屠寄、廖廷相等著名学者愿意留驻书局经营出版事业。另一方面，充足的经费保障了书局能够从全国广泛蒐集珍本典籍，如提调王秉恩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报酬的事，并请缪荃孙尽可能提供经史典籍：“当具币聘，并属方太守致修羊矣。倾复以《宋会要》、《中兴札书》、《续中兴札书》原直二百金奉上。请检拾完密，由陈孝直兄宗侃携回，外有经史精本，随时寄粤尤妙”[6]707；屠寄也多次向缪荃孙搜求典籍，并许以优厚的报酬：“先生处《郡国志考证》，祈速缮清本寄下，其格式仿《长编纪事本末》何如？此外如有史学类可刻之书，只管钞寄。愈多愈妙，然须体例井然者。钞价局中照发，其书由寄代交，决不致误。《经解》价已寄八十元，兹再寄百二十元光洋，其余七十四元，尽四月必可清缴”[6]474。
3 张之洞对广雅书局的人事安排
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指出，刻书必须“延聘通人”。在创办广雅书局之时，广雅书局总校为廖泽群，聘请王秉恩任提调，屠敬山、王仁俊、叶昌炽、缪荃孙等任校勘[10]。张之洞所用的这些人才都是精于文献校勘、刻书藏书的著名学者，全部都有举人以上的功名，是名教事业的维护者。在地域上，则广东籍和外省籍兼有，尤以江浙士人为多。据研究，先后任职广雅书局充任校勘的共有70余人，除广东本省籍人士外，还有四川、湖南、河北、江苏、浙江等外省人士[11]118。
一方面，重用广东本省籍人士，能够与广东的东塾学派相联系，传承文脉。陆胤指出，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之后，随着“清流”背景的淡出，开始尝试与地方学术传统进行对话。陈澧一派的粤学正统被张之洞援引为资源，“东塾学派”成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重要组成部分[12]。其中，担任总校的梁鼎芬、廖廷相（即廖泽群）、陶福祥都是东塾学派开创人陈澧的门人，也都是东塾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广州大典》收录之《广雅丛书》，在大多数典籍文末，都附有编修校对人员的姓名与籍贯，其中广东士人的比例很高。晚清之际岭南人才勃兴，开始直追中原，与江浙角逐，平分秋色，并形成了自己的学脉。这为张之洞选拨广东士人提供了人才基础。这些本土士人在保存岭南文化典籍方面更为熟悉，并且更具使命感。张之洞离粤之后，他的幕僚旧部相继离去，后期实际主持书局事务的基本都是东塾学派的人物，从而保证了书局初期刊刻考史诸书的宗旨不变[11]123。广东士人传承文脉的责任感使广雅书局的出版事业得以延续。同时，岭南士人出于本土意识，在广雅书局出版的书籍中特别注意收录清代广东士人的著作，比如陈澧的《弧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为岭南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单纯依靠本土士人也存在眼界受到局限的问题，如在后期外省士人相继离去，东塾学派掌握广雅书局之后，一度出现了大规模刊刻陈澧著作的问题，甚至被称为是“陈氏书局”。
另一方面，外省士人的参与，能够发动全国士人圈的力量共同参与刻书事业，特别是对江浙士人的重用，保证了书局高质量的运行。比如，缪荃孙是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士林交游广泛，人脉深厚。他并未实际到广雅书局工作，而是接受张之洞的邀请挂名任事，以便于在北方征求图书。
广东士人与外省籍士人并用，也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关系。在屠寄的一封书信中，可以一窥其中的关节。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曾言：“思缄事容缓缓俟机会，然此君于小学外行，恐不足当此任。已有书劝其从事此学矣。局中不明小学者甚多，然拉同乡入局，不敢不斟酌，否则恐贻笑于粤人矣。粤人明小学者多”[6]486。信中所言的“思缄”应是指曾在缪荃孙主持的南菁书院就读的庄思缄，其人是江苏武进人，为屠寄的同乡。从信中可见，当时缪荃孙推荐庄思缄到广雅书局任事，但庄思缄于“小学”是外行。精通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的“小学”是编印经史典籍的基本功。因此，屠寄恐援引庄思缄会为精通“小学”的广东士人不满，在此予以了婉拒。实际上，庄思缄最终也未能到广雅书局任事。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此时广雅书局实际上才刚起步，成书不多。张之洞颇为担心广雅书局因其离任而废止，欲“遥领其事”，特定额十人，留屠寄、陶浚宣等人留粤主持书局事务，并许以优厚待遇。屠寄在书信中曾写道，“函丈以书局事经创办，察寄尚能悉心雠校，特令留粤，优筹廪入，意极可感”[6]478。这种托付之意为屠寄所看重。他在书信中多次重申这种责任，“寄承南皮师特命留粤，支持危局，不敢鸣洁，决然舍去。《会要》已动手，诚如先生言，甚难之自亦有乐趣，寄必力成此书，以报南皮知己之德”[6]474“寄虽无似，南皮既以此书责成料理，必当辛苦纂就，决不半途而废也”[6]480。在遭遇困难之际，屠寄也表示“此间局事糟不可言，然受南皮之知，稍可支持，不敢不尽心力”[6]485。张之洞素来以“爱才好客”而闻名，也赢得了士人的尊重，对士人的知人善用成为他离粤之后广雅书局长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4 张之洞对广雅书局出版方针的安排
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指出，刻书必须“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在传统文化典籍的出版事业中，精雕细校是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也是刻印书籍能够传世的基本前提。
4.1 出版方向
广雅书局的出版事业偏重经学、史学著作，尤以史部丛书而出名，并多选经世致用之书。关于广雅书局的出版方向的思考，张之洞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他在写给缪荃孙的信中谈道：“广州开书局刊书拟分三类：一续《学海堂经解》，一补史、考史、史注之属，一洋务（此须合近日外国记述及中华人书关涉洋务、边海各防者择要纂成一书。事体太大，须思一收束，仓卒不能定，望代思之），子、集两部有佳者，亦可带刊”[13]。在张之洞这封书信中，对洋务仅提“纂成一书”，显见其重心仍在传统典籍的刊刻方面。最终，经过张之洞和幕僚的商议，决定将出版重心放在了史学书籍上。梁鼎芬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曾交代过：“昨集众议定刻《史学汇函》，经学附刻”“钞书以史学为主，经学附刻”[6]162-163。个中原因，当时在书局任事的提调王秉恩写给缪荃孙的信中直陈：“秉恩奉檄来粤，承孝达师盼睐，差使联翩，移居署内。春中宏开书局，大抵以经学续学海堂。别开史学，与之并峙”[6]707。这说明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有比肩学海堂出版事业之意。
4.2 底本选择
从《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收录的屠寄等人的书信内容来看，广雅书局主事者利用士人圈的联系，从全国广泛征求典籍底本，在信中他们多次要求缪荃孙搜寻善本，务求精良，这为广雅书局出版书籍的质量提供了保证。尤其是在史书方面，刊印了一些原稿本、传抄本和海内孤本，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4.3 校勘雕刻
广雅书局有总校提挈文字校勘事宜，“每雕一本书，卷末必署名某人初校，某人复校，某人总校，以专责成。故广雅版本必经三校，迥异俗本”[14]。有的书还特别说明得书经过、版本流传、校勘原委、残缺得失[11]119。以校勘《大金集礼》为例，收录廖廷相在《校刊大金集礼识语》中详细说明了的校勘过程，其书的传钞本来自广州藏书家方功惠处，但其中有部分阙文和错漏之处，“讹夺错简，文注混淆，荛翁惜其不可尽读”，但由于金代的史料掌故存者寥寥，元代修史志也依据了此底本，所以廖廷相认为此书“虽残缺亦足宝贵”，因此参校相关著作，进行详尽考订。同时，缪荃孙从京师寄来《大金集礼》一本，经过校对，发现两书稿本基本一致。于是缪荃孙作《校勘记》一卷，正其讹错，与廖廷相所见亦相同。在此前提下，广雅书局将两书进行合本复校后刻印成书。同时，还将校勘出的错漏或相异之处附识于文后[15]。从中可以看出，广雅书局对典籍校勘的重视。
4.4 印刷
广雅书局设提调专司雕刻、印刷诸事。广雅书局多采用广东地区土产的山贝纸和本槽纸印刷。这种纸具有纤维细长、光滑柔韧、张片均匀，拉力强、摩擦不起毛茸，書写易干、墨迹不褪、经久不被虫蛀的特色，属于质优价廉的印刷用纸，在保证印刷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了印书成本。从《广州大典》收录的《广雅丛书》诸书来看，广雅书局版式中间有过变更，尤其是封面题字和风格前后有较大差异，但总体保持了版式设计典雅，开本阔大，印刷清晰的特点，受到士人们的喜爱。
这些做法契合了张之洞关于刻书要“甄择秘籍、详校精雕”的要求，保证了广雅书局出版书籍的质量。《广州大典》第一册中收录了徐信符的《广雅书局丛书·总叙》，对广雅书局刻印的典籍作出高度评价：“尔时充总校者南海廖泽群太史廷相，以经术名儒提挈一切；赞襄于其间者皆博学鸿才，海内知名之士。局中前后东西校书堂，屦迹常满，日事铅椠，互相考订。文襄公于政务余暇，时莅临其间。十峰轩者，即文襄观书之所而特赐嘉名者也。公既振兴文教，凡四方珍异孤本莫不麕聚纷来，复经诸通人辨别，故所刊者无俗本，无劣工，其选择之精，校雠之善，当世久有定论”[16]。作为一种对比，在广雅书局的晚期，翻刻滥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因为缺乏精校细雠，导致版本疏散不整，行歪形散，形成了鲜明对比，损害了其声誉。后人对此评价不高，甚至藏书家伦明认为这导致了“刻事随辍”[17]。
广雅书局自1887年创立，至1904年第一次停办，历时近20年，刊印图书362种，其中史部刻书数量最多、质量最高，仅收入《广雅丛书》的史部著作就达90多种，在晚清官书局中后来居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张之洞本人对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的成就颇为自得，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广雅堂诗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张之洞维护封建名教的目的实际上并未达到，清王朝在其身后最终灭亡，封建名教也归于历史尘埃。但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广雅书局在刻印典籍、保存传统文化方面的贡献已成公论，基本实现了张之洞所谓“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的目的，在岭南图书史中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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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伟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传播学博士。广东广州，510635。
（收稿日期：2016-09-21 编校：方玮）
关键词 张之洞 广雅书局 广州大典
分类号 G239.295.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7.05.×××
Abstract As the governor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Zhang Zhidong established Guangya Book Bureau.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uangya Book Bureau， he raised funds from a variety of channels， and attracted talented people into the organization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s well as revised the better editions carefully. There resulted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Guangya Book Bureau.
Keywords Zhang Zhidong. Guangya Book Bureau. Guangzhou Ceremony.
張之洞在出任两广总督期间（1884—1889年）创办了广雅书局，出版经史典籍，致力于促进岭南文教事业的发展。广雅书局创办两年之后，张之洞离粤督鄂。广雅书局在张之洞离粤之后，仍然保持长续发展并取得卓越功业，得酋于张之洞的精心筹划。探寻张之洞创建广雅书局的目的和成功的经验做法，有助于深化岭南图书史的研究，并可以为今天传统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整理出版提供启迪。
1 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的背景与目的
太平天国起义之时，众多图书典籍为战火所焚毁，江浙一带的藏书受兵灾破坏尤为严重，被称为一大书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纷纷创办官书局刻印典籍，恢复名教事业，形成了晚清督抚兴办官书局的热潮。历来论者将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与太平天国书灾后晚清官书局的创立相联系，广雅书局被视为是晚清官书局兴办潮流的尾声[1]，此论未必允当。广雅书局创办于1886年，此时距太平天国起义结束已有20余年。岭南地区的书局及个人藏书家皆已有过大量刻书，像伍崇曜出资编印的《粤雅堂丛书》于1875年刊刻完成，汇辑魏至清代著述185种1347卷，为清末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型丛书。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高度称赞“南海之伍”的《粤雅堂丛书》。在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之际，岭南地区传统文化典籍匮乏的问题有效缓解不再突出。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的目的，更多地从广东长期处于“一口通商”的地位，受西方列强冲击最大的角度予以考察。
1884年，张之洞离晋出任两广总督，其首要任务是统筹对法作战。当时，清军在陆战中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在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对比中法海陆战役的结局，张之洞认为如果中国军队掌握西方武器设备，在战场也能击败他们。因此，他在奏折中写道：
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如有利器，何敌不摧。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尤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2]。
对于这个转变，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揭示的更为清楚，他曾谈判：
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自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3]6。
由此可见，张之洞的认识停留于器物层面上，维系名教是他的根本目的。同时，他也颇为忧虑器物层面的变革可能给传统名教事业带来的冲击。最终他在两难之中自以为得一两全之策：
甲申之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3]6”。“两全之策”的思想后来演绎为众所周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此指导思想之下，张之洞一方面在广州创办新式的广东水陆师学堂推行洋务，主要课程以英语或德语授课，讲授西方军事技术；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对应的手段，则在对法战役结束之后，复兴传统书院，创办广雅书院培养士子，创建广雅书局刻印经史典籍，传承儒家文化。
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传承名教，与广东地方文化承绪直接相关。嘉道年间，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时为创立学海堂书院，刻印《皇清经解》1400卷，延用名家大儒陈澧主持学堂，使得广东形成了汉学鼎盛的局面。在创办广雅书局的奏折中，张之洞专陈开办官书局的目的即是承绪阮元文教的事业。对此，他有过论述：
窃惟经学昌明，至我朝为极盛，道光年间前督臣阮元校刊《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余卷，藏板学海堂，既已表彰先正，亦以鼓舞来学，于是海内通经致用之士接踵奋兴，迨今六十余年，通人著述，日出不穷，或有蒿草遗编，家藏椠本，当时未见，近始流传，亟应续辑刊行，以昭圣代文治之盛。况学海堂为当日创刊经解之所，是粤省尤当力任此举，勉绍前规[2]613-614。
可见，广雅书局刊印经史典籍，其主要目的是传承名教，卫道国本，成就张之洞的名山事业。也正因为广雅书局寄托了维系名教的使命，因此张之洞在广雅书局出版事业中用力颇勤，在经费、人事、出版方针上详为筹划，为广雅书局出版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2 张之洞对广雅书局的经费安排
充足的经费是传统文化典籍出版的物质保障。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指出，刻书 “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4]。克服广东财政经费紧张的困难，专门为广雅书局他安排了充足的经费，奠定了出版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广雅书局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项。
一是粤海关和司库的经费。在筹划开办广雅书局之际，张之洞将粤海关例行上缴总督衙门的经费划出一部分归广雅书局使用：“查本衙门向有海关经费一项，本部堂到任以来，一概发交善后局，专款存储，留充公用。今即将此款提充书局经费，专刊经史有用之书”[5]。粤海关为清朝最为重要的海关之一，经费收入充足稳定，这笔经费为广雅书局出版事業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离粤前，张之洞又从“运库拨常年经费银十万两，连前每年可得息银一万五千两”[6]675，为广雅书局的发展提供了大笔资金。
二是官员士绅募捐的经费。发动官员士绅捐款开办官书局，是清末官书局出版事业的常见做法。广雅书局在开办之时，也曾发动广东官员士绅进行募捐，所得较为可观。除了张之洞之外，广东地方官员和商人是募捐的主要对象，并有商人常年捐银资助广雅书局。
三是田产的收入。张之洞在离粤之际，为广雅书局置办田产，保证了广雅书局收入的稳定。从这一点中，也可看出张之洞对保障广雅书局的长续发展颇为用心。官员士绅的捐款往往因人而宜，不具有稳定性。粤海关、司库的经费虽相对稳定，但新任总督未必会继续同意划拨经费用于广雅书局的出版事业。田产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本，依靠田产获得收益是稳定的收入途径。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曾经提出过购置学田，帮助士子专工学业的建议，并视为是“两利经久之方”“通省办，则通省士林利；一县办，则一县士林利”[7]。张之洞为广雅书局购置田产，可视为对购置学田办法的变通实践。这部分田产收入的作用，也确实颇为主持广雅书局事务的士人看重，无论新任两广总督是否愿意支持广雅书局，有田产收益即可保证书局的发展。
1904年2月21日《申报》的一个报道中提到，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共有“生息本银四十万两”[8]。而从1907年1月29日《申报》的一个报道来看，当时广雅书局“实每年盈余银一万三千余两”[9]。这与张之洞离粤之时的年盈余水平基本相当，说明广雅书局长期拥有充足的经费为其印刷事业的成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一方面，书局工作报酬较为丰厚，月俸为三十金，使得像李文田、屠寄、廖廷相等著名学者愿意留驻书局经营出版事业。另一方面，充足的经费保障了书局能够从全国广泛蒐集珍本典籍，如提调王秉恩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报酬的事，并请缪荃孙尽可能提供经史典籍：“当具币聘，并属方太守致修羊矣。倾复以《宋会要》、《中兴札书》、《续中兴札书》原直二百金奉上。请检拾完密，由陈孝直兄宗侃携回，外有经史精本，随时寄粤尤妙”[6]707；屠寄也多次向缪荃孙搜求典籍，并许以优厚的报酬：“先生处《郡国志考证》，祈速缮清本寄下，其格式仿《长编纪事本末》何如？此外如有史学类可刻之书，只管钞寄。愈多愈妙，然须体例井然者。钞价局中照发，其书由寄代交，决不致误。《经解》价已寄八十元，兹再寄百二十元光洋，其余七十四元，尽四月必可清缴”[6]474。
3 张之洞对广雅书局的人事安排
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指出，刻书必须“延聘通人”。在创办广雅书局之时，广雅书局总校为廖泽群，聘请王秉恩任提调，屠敬山、王仁俊、叶昌炽、缪荃孙等任校勘[10]。张之洞所用的这些人才都是精于文献校勘、刻书藏书的著名学者，全部都有举人以上的功名，是名教事业的维护者。在地域上，则广东籍和外省籍兼有，尤以江浙士人为多。据研究，先后任职广雅书局充任校勘的共有70余人，除广东本省籍人士外，还有四川、湖南、河北、江苏、浙江等外省人士[11]118。
一方面，重用广东本省籍人士，能够与广东的东塾学派相联系，传承文脉。陆胤指出，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之后，随着“清流”背景的淡出，开始尝试与地方学术传统进行对话。陈澧一派的粤学正统被张之洞援引为资源，“东塾学派”成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重要组成部分[12]。其中，担任总校的梁鼎芬、廖廷相（即廖泽群）、陶福祥都是东塾学派开创人陈澧的门人，也都是东塾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广州大典》收录之《广雅丛书》，在大多数典籍文末，都附有编修校对人员的姓名与籍贯，其中广东士人的比例很高。晚清之际岭南人才勃兴，开始直追中原，与江浙角逐，平分秋色，并形成了自己的学脉。这为张之洞选拨广东士人提供了人才基础。这些本土士人在保存岭南文化典籍方面更为熟悉，并且更具使命感。张之洞离粤之后，他的幕僚旧部相继离去，后期实际主持书局事务的基本都是东塾学派的人物，从而保证了书局初期刊刻考史诸书的宗旨不变[11]123。广东士人传承文脉的责任感使广雅书局的出版事业得以延续。同时，岭南士人出于本土意识，在广雅书局出版的书籍中特别注意收录清代广东士人的著作，比如陈澧的《弧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为岭南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单纯依靠本土士人也存在眼界受到局限的问题，如在后期外省士人相继离去，东塾学派掌握广雅书局之后，一度出现了大规模刊刻陈澧著作的问题，甚至被称为是“陈氏书局”。
另一方面，外省士人的参与，能够发动全国士人圈的力量共同参与刻书事业，特别是对江浙士人的重用，保证了书局高质量的运行。比如，缪荃孙是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士林交游广泛，人脉深厚。他并未实际到广雅书局工作，而是接受张之洞的邀请挂名任事，以便于在北方征求图书。
广东士人与外省籍士人并用，也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关系。在屠寄的一封书信中，可以一窥其中的关节。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曾言：“思缄事容缓缓俟机会，然此君于小学外行，恐不足当此任。已有书劝其从事此学矣。局中不明小学者甚多，然拉同乡入局，不敢不斟酌，否则恐贻笑于粤人矣。粤人明小学者多”[6]486。信中所言的“思缄”应是指曾在缪荃孙主持的南菁书院就读的庄思缄，其人是江苏武进人，为屠寄的同乡。从信中可见，当时缪荃孙推荐庄思缄到广雅书局任事，但庄思缄于“小学”是外行。精通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的“小学”是编印经史典籍的基本功。因此，屠寄恐援引庄思缄会为精通“小学”的广东士人不满，在此予以了婉拒。实际上，庄思缄最终也未能到广雅书局任事。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此时广雅书局实际上才刚起步，成书不多。张之洞颇为担心广雅书局因其离任而废止，欲“遥领其事”，特定额十人，留屠寄、陶浚宣等人留粤主持书局事务，并许以优厚待遇。屠寄在书信中曾写道，“函丈以书局事经创办，察寄尚能悉心雠校，特令留粤，优筹廪入，意极可感”[6]478。这种托付之意为屠寄所看重。他在书信中多次重申这种责任，“寄承南皮师特命留粤，支持危局，不敢鸣洁，决然舍去。《会要》已动手，诚如先生言，甚难之自亦有乐趣，寄必力成此书，以报南皮知己之德”[6]474“寄虽无似，南皮既以此书责成料理，必当辛苦纂就，决不半途而废也”[6]480。在遭遇困难之际，屠寄也表示“此间局事糟不可言，然受南皮之知，稍可支持，不敢不尽心力”[6]485。张之洞素来以“爱才好客”而闻名，也赢得了士人的尊重，对士人的知人善用成为他离粤之后广雅书局长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4 张之洞对广雅书局出版方针的安排
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指出，刻书必须“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在传统文化典籍的出版事业中，精雕细校是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也是刻印书籍能够传世的基本前提。
4.1 出版方向
广雅书局的出版事业偏重经学、史学著作，尤以史部丛书而出名，并多选经世致用之书。关于广雅书局的出版方向的思考，张之洞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他在写给缪荃孙的信中谈道：“广州开书局刊书拟分三类：一续《学海堂经解》，一补史、考史、史注之属，一洋务（此须合近日外国记述及中华人书关涉洋务、边海各防者择要纂成一书。事体太大，须思一收束，仓卒不能定，望代思之），子、集两部有佳者，亦可带刊”[13]。在张之洞这封书信中，对洋务仅提“纂成一书”，显见其重心仍在传统典籍的刊刻方面。最终，经过张之洞和幕僚的商议，决定将出版重心放在了史学书籍上。梁鼎芬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曾交代过：“昨集众议定刻《史学汇函》，经学附刻”“钞书以史学为主，经学附刻”[6]162-163。个中原因，当时在书局任事的提调王秉恩写给缪荃孙的信中直陈：“秉恩奉檄来粤，承孝达师盼睐，差使联翩，移居署内。春中宏开书局，大抵以经学续学海堂。别开史学，与之并峙”[6]707。这说明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有比肩学海堂出版事业之意。
4.2 底本选择
从《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收录的屠寄等人的书信内容来看，广雅书局主事者利用士人圈的联系，从全国广泛征求典籍底本，在信中他们多次要求缪荃孙搜寻善本，务求精良，这为广雅书局出版书籍的质量提供了保证。尤其是在史书方面，刊印了一些原稿本、传抄本和海内孤本，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4.3 校勘雕刻
广雅书局有总校提挈文字校勘事宜，“每雕一本书，卷末必署名某人初校，某人复校，某人总校，以专责成。故广雅版本必经三校，迥异俗本”[14]。有的书还特别说明得书经过、版本流传、校勘原委、残缺得失[11]119。以校勘《大金集礼》为例，收录廖廷相在《校刊大金集礼识语》中详细说明了的校勘过程，其书的传钞本来自广州藏书家方功惠处，但其中有部分阙文和错漏之处，“讹夺错简，文注混淆，荛翁惜其不可尽读”，但由于金代的史料掌故存者寥寥，元代修史志也依据了此底本，所以廖廷相认为此书“虽残缺亦足宝贵”，因此参校相关著作，进行详尽考订。同时，缪荃孙从京师寄来《大金集礼》一本，经过校对，发现两书稿本基本一致。于是缪荃孙作《校勘记》一卷，正其讹错，与廖廷相所见亦相同。在此前提下，广雅书局将两书进行合本复校后刻印成书。同时，还将校勘出的错漏或相异之处附识于文后[15]。从中可以看出，广雅书局对典籍校勘的重视。
4.4 印刷
广雅书局设提调专司雕刻、印刷诸事。广雅书局多采用广东地区土产的山贝纸和本槽纸印刷。这种纸具有纤维细长、光滑柔韧、张片均匀，拉力强、摩擦不起毛茸，書写易干、墨迹不褪、经久不被虫蛀的特色，属于质优价廉的印刷用纸，在保证印刷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了印书成本。从《广州大典》收录的《广雅丛书》诸书来看，广雅书局版式中间有过变更，尤其是封面题字和风格前后有较大差异，但总体保持了版式设计典雅，开本阔大，印刷清晰的特点，受到士人们的喜爱。
这些做法契合了张之洞关于刻书要“甄择秘籍、详校精雕”的要求，保证了广雅书局出版书籍的质量。《广州大典》第一册中收录了徐信符的《广雅书局丛书·总叙》，对广雅书局刻印的典籍作出高度评价：“尔时充总校者南海廖泽群太史廷相，以经术名儒提挈一切；赞襄于其间者皆博学鸿才，海内知名之士。局中前后东西校书堂，屦迹常满，日事铅椠，互相考订。文襄公于政务余暇，时莅临其间。十峰轩者，即文襄观书之所而特赐嘉名者也。公既振兴文教，凡四方珍异孤本莫不麕聚纷来，复经诸通人辨别，故所刊者无俗本，无劣工，其选择之精，校雠之善，当世久有定论”[16]。作为一种对比，在广雅书局的晚期，翻刻滥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因为缺乏精校细雠，导致版本疏散不整，行歪形散，形成了鲜明对比，损害了其声誉。后人对此评价不高，甚至藏书家伦明认为这导致了“刻事随辍”[17]。
广雅书局自1887年创立，至1904年第一次停办，历时近20年，刊印图书362种，其中史部刻书数量最多、质量最高，仅收入《广雅丛书》的史部著作就达90多种，在晚清官书局中后来居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张之洞本人对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的成就颇为自得，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广雅堂诗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张之洞维护封建名教的目的实际上并未达到，清王朝在其身后最终灭亡，封建名教也归于历史尘埃。但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广雅书局在刻印典籍、保存传统文化方面的贡献已成公论，基本实现了张之洞所谓“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的目的，在岭南图书史中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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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伟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传播学博士。广东广州，510635。
（收稿日期：2016-09-21 编校：方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