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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月二，龙抬头。我父亲选择这一天开工盖楼。
一大早，村里瓦工走过来，准备放线挖地基。我父亲买来一大盘炮仗，解开了，点着了，“噼里啪啦”一阵猛炸，响声四散开来。他手持一把铁锨，要挖地基的头一锨土。是一把崭新的铁锨，两天前赶集新买的，顺便买回头的还有二尺红洋布。红洋布系在锨把子上，招展出一片红彤彤的喜色。红光映照在我父亲脸上，同样是一片红彤彤的喜色。或许新锨不吃土，或许我父亲年岁大力气弱，“吭吭哧哧”一阵子猛踩猛挖猛使劲，锨头就是吃不进泥土里。主家人挖头一锨土，是习俗，是仪式，图一份吉利。我父亲怎么使劲都挖不下去，气就粗喘了，脸就难堪了。我父亲停下挖土，抬头看一看四周村人。四周都是瓦工，想找一个家人替代都找不见。
我父亲呼喘喘地扔下铁锨，跟瓦工说，你们挖吧，日奶奶的杂碎熊，我挖不动不挖了。
瓦工走上前来，个个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村人，件件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工具，“叮叮当当”，刨的刨，挖的挖，攉的攉，一锨一锨土从基地翻开来。我父亲站一旁看两眼，脸色渐渐地缓过难堪，说我去安排晌午饭。开工盖楼管瓦工一顿酒，是规矩。我父亲勾腰驼背甩手，朝村里的十字路口去。有人家在那里开饭店，我父亲早早地打过招呼，再过去落实一下，是放心，更是散心。我父亲心里不舒畅，没想到盖楼开工这件大事，家里就他一个人，更是没想到开工挖头一锨土挖不出。我父亲一路走一路想，心里“咯噔”一疼痛，害怕盖楼不顺利，更害怕家里闹矛盾。我父亲脚下迟疑，没有去饭店，而是拐进一家杂货铺。杂货铺里有电话，我父亲有什么事要跟我说，都是来这里打电话。打一次一块钱，要是打的时间长，就两块三块地往上加。我父亲伸手从口袋抠出一枚硬币，“哐啷”一声扔货架上，说我给大毛打电话。大毛是我的小名。我父亲一只手抓住话筒，另一只手就去拨号码。别看我父亲年纪大，记性却不差，我的手机号码，他记得住，背得出。
家里开工盖楼，二弟不在家，我不在家。二弟不在家正常，我不在家不正常。二弟不在家，是二弟所在的浙江金華那一边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学，他必须去。这些年，二弟一直在那里打工，教语文课，教数学课，教美术课，教音乐课。学校需要什么课程老师，二弟就教什么课程。私立学校，赚钱为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二弟开学不去，位置被别人占上，再去就不可能。二弟舍不得丢下这份工作。丢下容易，再找难。我不在家，是父亲盖楼没有打电话跟我说;或者说家里盖楼跟我不相干。楼房盖起来，都是二弟一家子的，没有一间楼房归在我名下。父亲事前不打电话给我，是有意不想让我知道。可一座楼房盖在家里，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迟一天早一天，我肯定要知道。父亲不是担心我知道会怎么样，是担心他家的大儿子媳妇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家兄弟二人，我在家是老大，就算我工作生活在城市里，家里盖一座楼没有我的一间房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我父亲执意要这么去实施，心里就发虚，担心我和妻子知道，会生出不同意见，会闹家窝子。楼房开工这一天是我父亲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的最后时机，再晚一晚想跟我说都很难说得通。我父亲伸手拨号码的一瞬间，像是摸在一块烧红的热铁上，快速地缩回手，快速地走出杂货铺，快速地往家回。我父亲一边走一边说，我是他老子，难道能扒倒我盖起来的楼房？
我父亲心肠一硬，还是没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
走回家门的我父亲，跟走出家门的我父亲，变成截然不同两个人，一身轻松，满脸堆笑。盖楼挖不动头一锨土的不吉利，一扫而光。盖楼故意隐瞒大儿子一家子人的担心，一扫而光。“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砖头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砖头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水泥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水泥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钢筋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钢筋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石碴儿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石碴儿卸在哪里。上午半天，盖楼房的各种材料前呼后拥地运过来。我父亲跑前跑后，东一头西一头，就算一个陌生的过路人，站下脚随便地瞅上两眼，都知道哪一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父亲浑身上下劲杠杠的，前后左右怎么瞧，都不像一个年过八十的耄耋老人。
第二章
1
眼下老家住着的四间瓦房，是三十年前盖起来的。
那一年，大河湾村因煤矿扒煤塌陷，重新规划，整体拆迁。前一年，我考上大学，户口离开家，分四间宅基地，就没有我的半间。村里大多数人家盖的都是砖瓦房，个把两户人家盖楼房。砖头墙垛，水泥预制板往上一担，这种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比瓦房多花不了几个钱。那一年我父亲就准备盖这样的两层楼房：下四间，上三间，空出一间做晒台。想一想罢了手，省下一部分钱，买一条木船做生意。我父亲盖楼房退缩，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考上大学走出村子。我们兄弟二人，二弟念书要是念出来，紧随我的一条路，将来结婚生子都不回去住，家里盖楼房干什么？
我父亲决定盖四间瓦房，心里并没有丢下楼房，地基挖得深，石料下得足，哪一天想盖楼房，推掉瓦房的上顶盖，担上水泥预制板，再往上摞一层，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家盖房屋与买木船是在同一个时间段。盖房屋备好材料，请瓦工盖就可以了。村子里家家盖房屋，不缺瓦工队。准备砖瓦，准备沙子水泥，家家都一样，没有一个大差别。差别在房梁上，买什么房梁木。一根柳木的，跟一根杉树的，差别大;或者干脆用水泥桁条做房梁，价钱差得就更大了。水泥桁条比柳木便宜，柳木比杉木便宜。我父亲手上有两根杉木桅杆，心里犹豫能不能用。不用说，两根桅杆是从木船上卸下来的。桅杆的桅，跟危险的危、危害的危，是一个音，听着就不吉利。哪里像榆木的榆，跟余粮的余一个音，听着就顺耳顺心。我父亲心里犹豫，就停下准备房梁木，收拾买回来的一条木船。
是一条淘汰的木船，破旧不说，个头小不说，关键是没有安装柴油机。行驶在淮河里，依旧顺风靠船帆，顶风靠拉纤。别人家使的船，早更新换代为水泥船。船上安装柴油机不说，装载量是木船的十倍二十倍。我父亲买一条破旧的木船，图价格便宜。新木船买不起，水泥船更是想都不敢想。破旧的木船买来家，一是要花工夫维修它，二是要花钱改造它。改造它，是要卸下一大一小两根桅杆，安装上一台24匹马力的柴油机。维修它，前后大致分四步。第一步，手拿一块油石，打磨掉船木表面上的腐朽木质。第二步，手持一把凿子，剔除船木缝隙里的腐朽木质。第三步，手持一块油泥，填实船木的缝隙。怎样填实？一手持凿子，一手举锤子，一点一点把油泥“挤压”进船木的缝隙里。油泥，是火麻加熟石灰、桐油，先刀子剁，后锤子砸。刀子剁，是剁碎火麻;锤子砸，是砸熟油泥。第四步，里里外外刷三遍桐油。维修船，改造船，我父亲前后忙了整整一个月。 我父亲忙好木船，接着想房梁木。这一天，他抬脚去了一趟麻老五家。麻老五姓陈，脸上有不少细碎的麻子，在家排行老五，村人就叫他麻老五。陈姓人家早年是船民，解放后上岸做农民。在旧大河湾村，我家住五队，麻老五家住四队，东西不过半里地。曹姓人家与陈姓人家，亲连亲。麻老五年岁比我父亲大十几岁，辈分比我父亲长一辈。我父亲张嘴喊一声“我五叔”走进门。那个时候，村里男人大多抽烟叶子。村人串门，坐下身，端上烟叶匾子，算礼节。我父亲卷一根烟叶点上，麻老五卷一根烟叶点上。我父亲说，我今天来专门问你一件事。麻老五问，什么事？我父亲说，我家有两根桅杆能不能做房梁？麻老五猛抽两口烟，想一想说，能不能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陈家盖房屋谁谁谁家使的是桅杆，谁谁谁家使的也是桅杆，这两家子人这些年来不是好模好生的。麻老五说的这两户，都是四队陈家。我父亲说，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敞亮了。
就是麻老五随口列举的两家例子，促使我父亲做出决定——使用两根桅杆做房梁。
房屋上梁那一天我在家。房屋上梁管瓦工一顿饭。头两天，我父亲就差遣我打酒买菜做准备。那个时候，村里没有人家开饭店。一顿饭在家里烧，锅屋没有盖起来，就在院子里搭上棚子，支上锅灶，请一个厨师临时烧一顿。一点不能马虎，十碗十盘跟喜期一样菜谱。我不去注意哪十盘哪十碗，却注意两根桅杆怎样变成两根房梁木。两根桅杆被刨子刨得新崭崭的，笔溜直，恢复杉木的原样，就不再是桅杆，变成两根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做大梁的那一根正中央，裹一块红布，钉三样饰物。中间是铁环子，东西两端是八角形的薄铁片。饰物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寓意，我至今不知晓。二梁同样裹一块红布，三尺长二尺宽，耷拉下来，旗子般招展在那里。其上笔蘸浓墨书写出四个大字：吉星高照。
大梁二梁架上去，放炮仗，撒小糖，撒馃子，撒花生，撒白面馍馍。花生用西洋红染出来，红彤彤的，一片喜慶。白面馍馍用西洋红点缀出来，花花搭搭的，叫喜馍。
“噼噼啪啪”一阵炮仗响，房屋上梁了。“噼噼啪啪”又一阵炮仗响，房屋盖齐了。就这么着，两根桅杆用在房屋上，我父亲后悔后半生。
2
我家盖上四间瓦房，并不急着搬进去住，依旧住在旧大河湾村的一间旧房屋里。那里离淮河近，使船做生意方便。做什么生意呢？我父亲从附近煤矿买上十吨煤炭，装上船沿着淮河往下游去，过怀远，进涡河，一路西北去一百五十里远的村庄。那里人家烧泥瓦盆需要煤炭。父亲去那里把煤炭卖给烧泥瓦盆的人家。家里人手少，大姐没出嫁前，我父亲跟大姐一块使船。大姐出嫁后，我父亲跟我母亲一块使船。我在家外工作，二弟在家外上中学，小妹年纪小留在家里看家。我父亲跟我母亲，农忙天忙庄稼，农闲天忙使船，多少挣一点钱贴补家。挨近年，不管涡河那边欠多少煤炭钱，一律折算出泥瓦盆，“哐里哐当”装上船带回头。一连好几年，每一年腊月天，我父亲跟我母亲都是见天赶集卖泥瓦盆。
天一冷，泥瓦盆的坯子晾不干，涡河那边的窑炉熄火停业。腊月天，我父亲和我母亲要是不赶集卖泥瓦盆，清闲双手就没事干。旧大河湾村夹在两道河汊里，四周是水，往北过一道小河，赶集卖泥瓦盆;往南过一道大河，是新大河湾村。要是搬新家，赶集卖泥瓦盆要过两道河，好像就不大可能了，这么一份生意就没有办法去做了。我们家依旧住在旧村庄的一间旧房屋里。二弟礼拜天从学校回来，过大河去那里;我回家过大河去那里。新盖的四间瓦房空在那里没人住。我们家逆潮流行事，有些不合时宜，却符合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我父母亲凑合着做一份小买卖。
直到我结婚那一年，家里的这种现状才改变。
我是家里的大儿子，大儿子结婚，总不能在旧大河湾村的一间旧房屋里操办吧。虽说我结婚后不住在家里，总要在家里举办一个仪式，亲戚朋友聚拢过来总要喝一顿喜酒吧。四间新瓦房空在那里两年多，我的父母亲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起它们。我父亲跟我母亲商量说，那就搬家吧？我母亲说，不搬家大儿子办事在哪里办？某一天，我跟二弟都回家，“叮叮当当”忙一天，旧家搬新家。三间连通的房屋，中间一间算堂屋，相当于城市人家的客厅。旧家的一张条几搬过来，正对门靠墙放在正中间。旧家的一张八仙桌搬过来，摆在堂屋里，跟条几挨一块。旧家的四张条凳搬过来，摆在八仙桌跟前。东上西下，大儿子结婚住东头屋，二儿子结婚住西头屋。独门独户的一间房屋，我的父母亲住。旧家的三张木床搬过来，铺上三张床。我父母亲的房间里，有一张一头悠的桌子，有一只樟木箱子。这么两件古色古香的家具，是我母亲当年陪嫁的嫁妆。除此就是一大堆锅碗瓢盆和一大堆农具。农具不用搬，依旧一把锁锁在旧家的一间旧房屋里。庄稼地搬不走，庄稼活搬不走，搬农具干什么？
搬过家，我结婚的琐碎事，我操心。比如说，家里的墙刷一刷。比如说，买几幅年画挂一挂。再比如说，床上铺的盖的买一套。我结婚就算举办一个仪式，不住在家里，总要铺上一张床吧。我父母亲不用操心我结婚的啰唆事，继续操心他们做生意的大事。一个家指靠种几亩地，只能糊弄饱肚子，要想把日子过好不可能。我父亲买一条旧木船，算是村里头一批做生意的人家。早年，我父亲的父亲死得早，他十四岁就跟我四叔一块使船打鱼做生意。头一年分土地，第二年分宅基地，我父亲手里挤不出更多的钱，只能买一条旧木船。这是我们家经济的局限，更是我父亲经历的局限。旧家搬新家，一南一北，虽说隔上一条河，相距不足四路地，但思考问题的角度却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父亲想卖掉木船，买一辆拖拉机跑运输。木船行水路，走的是一条传统路线。拖拉机行公路，走的是一条现代路线。过去是手扶拖拉机，我父亲想买的是刚刚兴起来的小四轮拖拉机。
我母亲问，你会开拖拉机？
我父亲说，别人会开我就会开。
我母亲说，八十岁老太太学吹鼓手，你多大年岁了呀？
那一年，我父亲虚岁五十五，一副劲杠杠的样子，像是四十岁正壮年。
我父亲做人做事一贯果断与武断。说果断，是说他想好的一件事，说一声去做，三下五除二就做掉了。就算做错了，也是做错再回头。说武断，是说他听不下别人意见，遇事很少跟我母亲商量，或跟我和二弟商量。三十岁，那个家是他一个人当，别人插不上手。八十岁，那个家依旧他一个人当，别人插不上手。 这一天，我父亲口袋里揣上钱，拉上一个名叫毛蛋的村人，一起去合肥买拖拉机。毛蛋会开拖拉机，知道拖拉机厂在哪里。村子离合肥两百里路远，毛蛋带我父亲坐上长途车，颠簸半天才到地点，开票，付钱，加油，开着四轮拖拉机就往回赶。我父亲不会开，坐一旁看着毛蛋开。眼睛看着毛蛋开车不复杂，方向盘不是向左边转一转，就是向右边转一转。拖拉机跑得慢，方向盘不管向左边多转一点，还是向右边多转一点，都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我父亲先是心里痒痒，后是两手痒痒，就跟毛蛋说，你歇一歇，我开一会儿。毛蛋说，这条路上你不能开。我父亲问，路上我不能开，我怎么开车做生意？毛蛋说，回家去麦场上开。拖拉機沿途走的是一条国道。车来车往，我父亲要学开车，毛蛋不放心。
半夜到家，我父亲一夜不睡觉，天一亮就去一片麦场上学开车。麦场宽敞，往前开容易，怎样开拖拉机都听话。想挂一挡挂一挡，想挂二挡挂二挡。我父亲学开一整天车，就是倒不好车。一倒车，车子就不听话，使性子，胡乱跑。有一回，车子倒进麦场边的一条土沟里，我父亲改挂前进一挡，脚下加大油门，往前挣了好几次，有惊无险地爬上来。我父亲的头脑里只想着往前跑，两只手只想着往前开，一挂倒挡就失去方向感，两只手不知道将方向盘该往哪里转。
暮色渐起，天色将晚，我父亲把车子停下来。这时候，我父亲和拖拉机都显得疲倦了。
隔一天，我父亲就开车上路做贩煤生意了。
3
那个时候，四周农村烧煤的场所不多，不是砖瓦窑，就是石灰窑。一溜石灰窑，在八公山下。离家不远，却轮不上我家去送煤，早有人把生意揽过去。我父亲把眼光往远处瞅，一瞅瞅到蒙城县的地界里。我四婶的娘家在那边，我父亲跑过去，亲戚朋友一托一问，有一家砖窑场要我父亲去送煤。蒙城县离家一百多里路远，三个半小时车程。早上去，中午到，下午回，一天跑一趟，不赶早，不拖晚。不说一天干一趟生意，最起码一天买煤装车，一天卖煤卸车，两天跑一趟生意算轻松。
有一天，我父亲拉一盘钢筋带回家。我母亲问，哪来的钢筋？我父亲说，窑场上抵账抵来的。一般情况下，窑场要押两车煤钱不结账，一是约束车主继续往那里送煤，二是提高资金周转率。生意人都这样，你有你的小算盘，他有他的小算盘。窑场押两车煤不结账正常，押三车煤、四车煤不结账，我父亲就担心。正好窑场有一盘钢筋扔那里，我父亲说，我不要钱，我要钢筋。钢筋是窑场盖房屋剩下来的，有发票，有价格。一盘钢筋上磅秤过一下斤两，装车斗里，就拉回头。
我母亲问，我们家要钢筋干什么呀？
我父亲说，盖楼房！
前后没几年，水泥预制板盖楼房开始被淘汰。过去村里盖楼房，都是砖混结构，砖墙上担水泥预制板。现在村里盖楼房，时兴框架结构。楼房的四个拐角，钢筋水泥整体浇筑。楼房的楼顶和隔层，钢筋水泥整体浇筑。逐步地跟城市盖楼房一个样。盖楼房的材料变化，我父亲想着，我母亲不去想。
我母亲问，照你这么说我们家的四间瓦房要扒倒？
我父亲说，不扒倒在哪里盖？
我母亲问，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
我父亲说，往蒙城再送两年煤，还不挣够盖楼房的钱！
盖楼房的大账，我母亲心里没有数。做生意的小账，我母亲心里有数。一趟生意能赚好多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跑好多趟生意，再乘以二，我母亲在头脑里粗略地估算一下，都是一个老天那么大的钱数。
我母亲两眼发亮地问，照你这么说两年后我们家真能把楼房盖起来？
我父亲两眼蕴含自豪地说，真着急盖楼房，冒一冒账，明年都能盖起来。
我母亲说，我们家不着急，候下一年二孩子考过学再说。
前几年，我们家没盖砖混结构的楼房，就是考虑到我不在家住，二弟要是考上大学不回家住，盖楼房空在那里是浪费。
这一年，我父亲转变想法，跟我母亲说，二孩子考上学考不上学，我们家都盖楼房。
我母亲问，二孩子考上学，盖楼房谁在家住？
我父亲说，我俩住。
我母亲问，我俩住，不是空？
我父亲说，空在那里有脸面。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父亲不再考虑楼房的使用功能，而是强调楼房的面子功能。一个家有一座楼房盖在村子里，那就是一个家在村子里的经济地位与面子工程的象征。什么叫一个家在村子里的经济地位？你家有能力把楼房盖起来，就说明你家口袋里有钱。口袋里没钱，怎么能把楼房盖起来？反过头来说，你家口袋里钱再多，不去盖楼房，村人都不承认你家口袋里有钱。你家口袋里有钱，怎么不去盖楼房？说来说去，口袋里还是缺钱，盖不起楼房。
什么叫一个家在村子里的面子工程？猛然一下子不好说清楚，细细地品味却是包罗万象的。楼房是一束亮光，一家子人走出门，脸上光亮亮的。楼房是一种气质，一家子人走出门，腰杆挺得笔溜直。你家有闺女长大了，村人自然地找上门提亲说婆家。你家有儿子长大了，村人自然地找上门提亲说对象。
村人说，谁谁谁家的楼房在村子里盖得最排场（漂亮）。
村人说，谁谁谁家的日子在村子里过得最鲜欢（殷实）。
我父亲没能力把我们家变成村子里的头一家，最起码要站在村子里的头一排。
这种时候，我父亲心里有些庆幸搬迁那一年没有盖楼房。当初盖楼房，只能盖砖混结构的，跟不上时代，早已经被淘汰。现在村里盖楼房，自然都是框架结构的。一家比一家的样式新颖，一家比一家的材料高档。比如说窗户吧，过去是木框的，后来是钢框的，再后来是铝塑的。再过两年时兴什么材料，谁都说不准。我父亲想到这一层，不由自主地一阵子大笑。
我母亲问，你平白无故地傻笑什么呀？
我父亲说，我傻笑村里人家性子急早早地盖楼房，我庆幸我家亏得没有把楼房早早地盖起来。
我母亲问，你不是做梦都想早一天盖上楼房吗？
我父亲说，我现在不着急盖楼房，我要看村里一家一家都盖什么样的楼房，看清楚了，想明白了，我再盖楼房。 第三章
清明前我回一趟老家，看见家里盖起来的半拉子楼房。
我父亲有防备，撤走瓦工，停下盖楼。他知道我肯定要回来上坟，但不知道他的大儿子媳妇回不回来。我父亲悄悄地在家盖楼房，不怕他的大儿子回来，却怕他的大儿子媳妇回来。我父亲盖楼房，不留一间给他的大儿子，大儿子知道了就算说难听话，能说到哪里去？大儿子媳妇不一样，要是面对面地说道理，我父亲说不出一个能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弄不好不得不松口，指出两间楼房归在大儿子的名下。这一点是我父亲最不愿意去做的。他就是要把一套楼房完整地交在他的二儿子手上，更确切地说他就是要把一套楼房完整地交在他唯一的孙子小亮手上。这一年，我四叔还活着。我妻子相信我四叔会说公道话。她都不用跟我父亲撕破脸讲道理，往后面走上一截子路，喊我四叔过来，我四叔就会替她去跟我父亲摆一摆这个不是道理的道理。
我父亲撤走瓦工，停下施工，等着他的大儿子，更是等着他的大儿子媳妇。相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一道关口。过这一道关口很重要。过去了这一道关口，我父亲盖楼房才能心里敞亮，才能光明磊落地盖起来。
上一年秋天，我父亲跟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子媳妇谈过一次话。谈话的地点在我家客厅里。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集资盖楼房。按照我父亲的设想，盖楼房的钱，他拿一部分，我和二弟两家各拿一部分。具体方案，是我家拿五万块钱，楼房盖起来，我和二弟两家各自一层楼房。楼房的总造价不足二十万。猛然地一算账，我父亲问我家要五万块钱不算多。我妻子却不愿意拿五万块钱。她不愿意拿五万块钱的原因，一是家里暂时拿不出五万块钱，二是觉得拿五万块钱不合情理。我父亲这些年一直跟二弟他们生活在一起。其实这么说，也只是一个象征性说法。二弟一家在浙江金华那边打工，过年过节回来几天，天数加起来每一年不超过十天，肯定没有我跟妻子回去的天数多。但有一点，我父亲在经济上一直跟二弟他们裹在一起。不说早年，二弟家的两个孩子丢在家里上学，吃饭钱，穿衣钱，上学钱，都是我父亲一手承揽，他手上做生意剩余下来的积蓄一年一年消耗个差不多。单说眼下，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长大工作，我父亲喂牛种地，省吃俭用地积攒钱盖楼房，说一句透亮话，还是为了二弟一家子。二弟家的男孩子，一年一年长大，眼见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家里不把楼房盖起来，一个家就不像一个家的样子。一个家没有一个家的样子，谁家的姑娘愿意嫁上门？我父亲操心盖楼房的实质在二弟一家子人身上，重心在孙子小亮一个人身上。前前后后几十年，我父亲挣钱都贴补给二弟一家，总数有多少谁都说不清。我妻子曾经跟我父亲说，你有两个儿子，不说手上的一碗水端平，最起码有一个差不多吧？我父亲手上的一碗水就是不端平，就算我妻子再提意见，照样白搭。我父亲的心里只有二弟一家子人。我父亲的心里只有他唯一的孙子小亮。
我妻子不愿拿五万块钱，就是不愿跟我父亲合伙盖楼房。我父亲说，你们不愿回家盖，那就让你二弟一家子盖。我妻子说，二弟手上哪有钱？我父亲说，没钱让他们借。我妻子说，说来说去还不是替二弟一家子人盖楼房？我父亲不回答我妻子的质疑。我妻子说，你回去盖楼房吧，就算我们家一分钱不拿，盖起来照样得一家一层楼房。
说不清盖一座楼房，我父亲拿好多钱，二弟拿好多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父亲拿大头，二弟拿小头。我父亲拿大头，盖楼房不给我家一间，自然心里发虚。发虚的结果，就是迟迟不动工，想主意。想主意的结果，就是花钱从邻居家买两间宅基地，扒倒老家四间瓦房中的一间盖楼房。
新大河湾村的房屋格局，是一排六间房屋宅基地。我家分四间宅基地盖上瓦房，另两间邻居家盖上瓦房。邻居家有盖楼房的宅基地，前两年盖上楼房过后，这两间瓦房就显得多余，想出手卖掉。两间宅基地地盘小，单独盖楼房有困难，要卖只能卖给我家。邻居家托人问我父亲，买不买？我父亲说，自家的宅基地都用不掉。四间瓦房扒倒盖楼房，就算我们兄弟俩都住在家里也足够了。那个时候，我父亲还没想着单独给二弟一家盖楼房，还没想着盖楼房不给我家一间。有一天，我父亲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两眼盯着邻居家的两间瓦房，两团眼泪滚落下来的时候，决定买下邻居家的两间瓦房。我父亲落眼泪，是心疼花钱买宅基地，是心酸不得不走这一步。买两间宅基地要花几万块钱。几万块钱是盖楼房额外多出来的。我父亲手里的钱盖楼房原本就吃紧。再吃紧也要走这一步棋。
我父亲擦干眼泪，亲自找上邻居家门。邻居家没想到我父亲会改变主意买下宅基地。我父亲是这么跟邻居家解释的：说我们家的大门想朝东开，先從东边盖上三间宅基地的楼房，剩下来的三间宅基地赶明卖掉。我们家的四间瓦房在西边，大门原先就朝向西边。邻居家的两间瓦房在东边，没砌院子丢在那里。我父亲这么一解释，能够解释得通，还是一个妙招。村里人家卖宅基地有价格，过去邻居说价钱有个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我父亲亲自找上门，邻居家把两间宅基地的价格涨上去了。涨上去，我父亲咬牙跺脚还是买了下来。
剩下来的三间瓦房，我父亲真想卖吗？那是我父亲留一手。楼房盖起来单独留给二弟一家子，我父亲会坚持说那是二弟花钱盖起来的。要是我跟我妻子闹意见，想在家里盖楼房，我父亲会说，三间宅基地留在那里，你们想回家盖就回家盖。
我父亲思前虑后想清楚，选择农历二月二开工盖楼房。清明节我回家见到半拉子楼房，见到一个陌生的家。怎么能不陌生呢？扒倒一间瓦房，剩下来的三间瓦房像一只秃尾巴鸡扔在那里。半拉子楼房，一半戳在我家的地盘里，一半戳在邻居家的地盘里，更是唐突和刺眼。我父亲摆出来的棋路，我看得懂。我父亲见我一个人回家，松下一大口气。
我明知故问道，我们家盖楼啦？
我父亲不说话。
我继续问，有我几间楼房？
我父亲说，你二弟一家子盖的，没有你的。
我问，那我赶明回家住哪里？
我父亲说，剩下三间瓦房，你想住哪一间就住哪一间。
我说，二弟他们住新楼房，我住旧瓦房，你能看下去？ 我父亲“咯噔”噤下声。
我从门后拿一把铁锨，挎一只粪箕子，出家门去我母亲坟上膨坟。我父亲开一辆电瓶三轮车跟在我后面慢慢地撵上。年后少雨天干，我母亲老坟四周是一溜高岗地，挖不出坟头。我父亲说，去村东一溜水塘边挖。我母亲的老坟在村西，我坐上三轮车去村东。每一年清明膨坟都一样，最难挖的是坟头。要是坟头挖出来，再培几抔土就上好了。高岗地缺少水分，缺少黏性，能挖膨坟土，就是挖不出坟头。黄表纸、炮仗、冥币，我从毕家岗下车就买好，装在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里。我母亲的坟先上，小妹的坟后上。上我母亲的坟，我父亲陪着。我干我的活，他老人家站一边看着不说话。上小妹的坟，我父亲依旧陪着，站一边看着不说话。我母亲的坟上好，小妹的坟上好，我转身往回走。我父亲开车后面跟着。我走路无声无息。我父亲跟着无声无息。挨近家门，我站住脚。
我说，我回去有事，晌午就不在这里吃饭了。
我父亲知道是扯谎，我心里不快活。
我父亲迟疑一下，木木地说，也好，你回去，我去割草。
我父亲同样不进家门，电瓶三轮车一拐弯，去田地割草了。
村子至毕家岗公交车站，大约五里路，我一步一步远离，心里一步一步愁痛。
第四章
1
这一年，二弟高中毕业考大学没考上，九月份开学复读一个月，回来家。二弟吃不下一份读书的苦，自觉离大学校门不是复读能够缩短的。我父亲的态度是二弟考上就去上大学，考不上就回来家跟他开四轮拖拉机贩煤做生意。我家一直缺干活的人手，二弟不想复读回来家正正好。跟车不是一件好差事。起早贪黑不说，路途颠簸不说，我父亲装煤上车，二弟要帮着装煤上车。我父亲卸煤下车，二弟要帮着卸煤下车。不管装车卸车，手持一把铁锨，一气子攉下来，头上就冒汗，胳膊就酸疼，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地喘。我父亲干活急性子，他自个干活不歇气习惯了，别人跟他一块干活，要一样不歇气。装车要一口气上满，卸车要一口气下空。我父亲一口气能干下来活，二弟一口气干不下来活。二弟干不下来活，我父亲就唠叨，说难听话。结果二弟跟车，跟一趟，跟两趟，跟三趟，就跟我父亲闹翻脸。这一天，过凤台，进蒙城，拖拉机水箱开锅停下来。过去水箱不开锅，为什么单单这一趟？显然二弟加水量不足。半路上，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放眼四周不见有水的所在，我父亲不知道去哪里找水，心里着急，嘴上就骂二弟两句。我父亲手提水桶去找水，二弟留在路上看车。有一辆长途车路过，二弟招手拦车跑上去，把我父亲和拖拉机扔那里。我父亲提一桶水走过来加进水箱里，三等两等不见二弟，却不知道二弟去了哪里。我父亲傍晚回来家，见二弟睡床上，气不打一处来，摸起一根棍棒，就要揍二弟。我母亲死死地抱住我父亲，说要打就打我，二孩子你不能打。
二孩子你不能打，二孩子你不能骂——这是我母亲经常对我父亲说的两句话。我母亲说这话的理由，是二弟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吃过牛黄丸，大人一说他的不是，眼睛就发愣，头脑就转不过圈子。二弟从小就这样，是二弟逃避一切的理由。不管做什么事，只要他不想做，都用身体难受做挡箭牌;或是什么话都不说，一个劲地蒙被子睡大头觉。我比二弟大几岁，从小父母亲对我的要求，跟对二弟的要求就不一样。那个时候，走出农村没有其他道路可选择。一个是参军，一个是考学。参军去部队，提不上干，转一圈照样回原籍。我从初中就拼命地学习，走过一条考学的路。我给二弟做榜样，我给二弟说道理。道理谁都懂，二弟就是吃不得一份苦。
读书苦，是苦在头脑上。跟车苦，是苦在身体上。这两样子苦，二弟都承受不住，或说不愿承受。二弟只好尥蹶子，不再跟车。从我父亲一方面来说，前些年家里使船做生意速度慢，个把月跑一趟船，有紧有松，一个生意不当一个生意做。家里买拖拉机做生意，速度上去，节奏上去，我父亲两天跑一趟生意都嫌少，恨不得每天都往蒙城跑一趟。二弟就像一头小毛驴，一下子被我父亲套进磨道里，连天加夜推磨不歇闲，他哪能受得了。
二弟说，我跟车害怕。
二弟说，我跟车头晕。
二弟就是不说吃不得一份苦。
我父亲说，我开车，你跟车，你害怕什么？
我父亲说，你头晕，你闭眼坐在车上睡大觉。
我母亲劝我父亲说，我跟车，让二孩子在家种庄稼。
二弟就跟我母亲互换了角色。我母亲跟车，二弟就留在家里种地。二弟下学回家，总不能坐吃坐喝什么事都不干。种地简单吗？不说耕地，不说收割，单说打农药。我家九亩半地，煤矿扒煤塌陷三亩半，剩下六亩地。六亩地种黄豆，十月天，黄豆快成熟了，生一茬大青虫，家家打农药。二弟害怕大青虫不说，药水的味道更是受不了。一天农药打下来，不吃不喝睡床上。我父母亲开车回来家，闻见满房屋的农药味，一齐喊二弟。二弟“嗯嗯嗯”地话说不清。两个老人吓坏了。我母亲瘫软在床前，连一声哭都没有力气哭出来。我父亲抱起二弟，放在车子上就往毕家岗煤矿医院去。二弟一身的农药味道，是打过药没洗澡，中毒倒是没中毒。我父母亲不敢大意，央求医生开单子住院。住两天医院，钱花掉了，见二弟能吃能喝真没事，才放心地拉上二弟回來家。
经过这件事，二弟不跟车，不种地，在家闲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什么都不干。
有人上门给二弟提亲，我父母亲赶紧答应下来。这个姑娘是本村人，姓王，比二弟小一岁。在旧大河湾村时，我家住南坝子上，她家住北坝子上，相隔四里地远。两家父母之间认识，孩子却不认识。我母亲见过这个姑娘，个头高，身材宽，是一个干活的坯子，就点下头说，让两个孩子先见一见面。按照规矩，二弟他俩见面，双方父母不在场。媒人是核心，我家到场的有我和大姐，还有我妻子，女方家有她的堂哥和堂姐。大姐的意见随同我母亲，我母亲同意她就同意，我母亲不同意她就不同意。大姐这样说话，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妻子持否定意见，理由是这个姑娘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不在点子上。我妻子说，好像有那么一点差心眼。我跟二弟说，你同意我就同意，你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从表面上来看，我的意见跟大姐差不多，不想担责任。实际上，我是担着大责任。二弟同意，父母亲不同意，我要说服他俩。反过来，二弟不同意，父母亲同意，我一样要说服他俩。在新大河湾村，我们两家住得不远，我父亲专门去一趟王姓人家串门，探听他们本家的看法。我父亲察听的，跟我妻子观察的差不多。这个姑娘有些缺心眼，说话做事不在点子上。我父亲想打退堂鼓，主张这一门亲事算了，我母亲不同意。我母亲愿意这一门亲事，一是二弟没说不同意，二是我们家不需要娶一房精明的儿子媳妇。精明的儿子媳妇，将来婆媳关系不好处，家庭矛盾多。我妻子不算一个精明的女人，进我家门三年，跟我父母亲别别扭扭的，相处得都不算太融洽。按照我母亲的想法，我们家缺就缺这样一房干活舍得下力气，不去拐弯抹角想心思的媳妇。 半年后，二弟媳妇娶进我家门。
二弟媳妇这么快娶进门有原因。我妻子眼尖，一眼就看出门道说，二弟媳妇怀上孩子了。真要说起来，不怪二弟不稳重。我父母亲见天出门做生意，家里就剩下二弟和小妹。二弟不下地，小妹下地。小妹年纪小，力气小，能干多少算多少。农忙天，家里停下做生意，一家人一齐上手忙庄稼。农闲天，我父母亲忙生意不在家，小妹下地不在家，二弟媳妇就来我家找二弟。一来而去，二弟媳妇就怀上二弟的孩子。那一段时间，二弟是孤独期、迷茫期，不知道考不上大学回来家做什么，更不知道将来的人生道路在哪里。这样一种情况下，媒妁之言的二弟媳妇和二弟，很容易产生感情，早早地上车怀孕。
二弟媳妇娶回家，我们家人开始看清楚，二弟媳妇懒不是一般的懒，是超出常人的懒。身上有力气是有力气，就是舍不得使出去，什么事都不愿意做。二弟要是跟二弟媳妇相比较，倒是变成一个勤快人了。比如说，一盆换洗衣服泡那里，泡一天泡一夜，二弟媳妇不去洗，只有二弟伸手洗。再比如说，我母亲不在家，小妹不在家，快到吃饭时辰，二弟媳妇不去烧，只有二弟伸手烧。二弟不苦恼，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像是娶回一个七仙女，心甘情愿地供养着，伺候着。
我父亲生意见，我母亲不让说。我母亲不让说的理由是，二弟媳妇怀孩子身子懒属正常，说赶明生下孩子就好了。倒是我妻子早早地把二弟媳妇看透彻，说我们家娶进门一个好吃懒做的主子。我回家十次有八次会看见二弟媳妇坐在那里不动弹，或坐在那里手上拿东西不停地吃。有一次，我妻子很好奇地问我说，二弟是一个堂堂的高中生，二弟媳妇连小学都没上毕业，他们俩在一起哪里会有共同语言呀？婆媳天生是敌对，妯娌天生是敌对。我不喜欢妻子说这种话题，就冲她说，天底下这么多夫妻，数我跟你有共同语言？
实践证明，我妻子的猜测又一次是正确的。数年后二弟找上我家门，说他想跟二弟媳妇离婚，主要理由就是他跟二弟媳妇看问题差异大，说话说不到一块去。根源在二弟媳妇文化程度低，看问题局限大。二弟和二弟媳妇结婚那一年，二弟二十岁，二弟媳妇十九岁，都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一桩草率的婚姻，毁掉了二弟，毁掉了我们家。
2
这一年，是我们家的灾难年份。一年之内，我们家死掉两口人。先是我母亲，后是我小妹。我母亲死于车祸，小妹死于农药。那一年，我母亲六十一岁，小妹二十岁。
说起来，我母亲的死跟父亲有关。二弟媳妇进我家门，第一年生下一个闺女，第二年又怀上孩子。母亲日夜为家庭操劳，非常辛苦，睡眠严重不足。而父亲忙于生意上的事，整天开着拖拉机，东奔西跑运送物资挣钱。这天，他讓母亲天不亮就跟车送东西去蒙城。我母亲坐上车，我父亲开动拖拉机就直奔蒙城县。我母亲身心疲惫至极，人上车，不知不觉地就犯困，不知不觉地就想睡。初冬五更天，天色不明朗，我父亲打开车头大灯，两眼一直往前瞅。我母亲坐在后面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他看不见也不清楚。车头连车斗，车斗前面是座位，座位左右有扶手。我母亲像往常一样，就坐在车斗前面的座位上。她的所有安全措施就是两只手牢牢地抓住扶手不放松。要是有一根绳子，系在我母亲腰上，就算我母亲睡觉两只手松开扶手，也不会从车子上掉下来。困倦一浪一浪地席卷过来，死神一步一步地逼近我母亲。我父亲听见我母亲“妈呀”一声惨叫，车子打了一个趔趄，我母亲就躺在路上死掉了。
我母亲的死亡时间，不到早上七点钟，太阳没出来。我母亲的死亡地点，刚过凤台县，离家三十里。那天早上，我父亲悲痛欲绝是怎样煎熬过来的，过去了二十五年，我现在都不敢想象。那天早上，我父亲在悲痛欲绝中怎样想办法，通知我四叔家的两个儿子去把我母亲接回家，过去了二十五年，我都没有勇气问详情。
我母亲死后回家。我父亲活着回家。我四叔和四婶过来，主持我母亲的葬礼。虽说我是家里的长子，但在我母亲的葬礼上，在处理我母亲意外死亡这件大事上，依旧得听从我四叔和四婶的。我四叔和四婶一边差遣我去我母亲的娘家报丧，一边喊几位家门的长辈人想对策。我四叔和四婶担心我母亲的娘家来人闹丧期。我母亲的娘家，以二舅老舅为首，跟过来十几口人奔丧。二舅老舅都是知书达理之人，见到我母亲直挺挺地躺在堂屋当门的草铺上，“哗啦啦”地流出两行眼泪，一句难听话都没说。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棺材铺，拣最好的棺材给我母亲买一口。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殡葬店，拣最好的寿衣给我母亲买一套。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集上，请最出名的唢呐班子来吹奏。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集上，请最好的厨子来烧锅。
一口棺材，装进我母亲。一口大坑，埋进我母亲。平整的土地，猛然地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吞咽下我母亲。我母亲从大地上消失，从这个活人的人世间消失。在我母亲的整个葬礼期间，我母亲的娘家，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我们兄弟姐妹，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村子里更是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么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好像我母亲得了一场暴病，属于无法医治的死亡，属于正常的死亡。
安葬下我母亲，我母亲的娘家人回头。我父亲当家，跟我老舅说，你们家盖瓦房借的钱不用还了。我老舅当时愣一愣神，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说这种话。我父亲跟我老舅解释说，那钱是你姐活着时跟我一起累来的，那是你姐的钱。我父亲说这话是花钱宁事，我老舅没说话。我老舅明白，我母亲一死，这门亲戚不断也断了。
不久，我二弟媳妇在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亮。
3
小妹死得比我母亲凄惨。
至今我都说不清楚小妹死的真正原因。有主观上的，有客观上的。我母亲一死，留在人世间最孤苦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小妹。那一年，小妹虚岁二十岁，没有长成人。要是拿我小妹的孤苦与我父亲的孤苦做比较，我父亲的孤苦就算不得一个孤苦了。我母亲死，我父亲一个人做生意，每天都出门，有活在手上可做，有话找人可说，或许只有回到这个家，内心空空荡荡的，才会产生我母亲不在人世间的巨大孤寂感。我小妹不一样，留在家里要整天去面对，心里装满对我母亲的思念，现实中却无抓无挠，不见我母亲的一丝影子。在家干活，心里想起我母亲，无声地哭一哭，默默地流一流眼泪。下地干活，心里想起我母亲，停下手中活，无声地哭一哭，默默地流一流眼泪。大姐家住得远，大姐关心小妹关心得不够。我家住得远，我和妻子关心小妹关心得不够。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里，与小妹生活在一起，却像是两家子人。要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稍微有那么一点哥哥嫂子的样子，或许小妹都不会走绝路。一句话，小妹被我母亲撇得太孤苦了，只有跟随她一起去。 小妹有一次留在人世间的机会和理由。我母亲死后，小妹和一个男孩认识了。男孩是二弟的初中同学，家住我家前面的小王庄。我母亲丧期，男孩来过我家，与我小妹第一次相见。我不知道二弟和二弟媳妇有没有在中间有意介绍他俩认识，最起码我没有听说二弟和二弟媳妇反对他俩认识。大姐坚决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不是男孩长相差，是男孩家里穷。住前后村庄，大姐容易察听。说男孩父亲死掉了，跟母亲一块过。说男孩在家是老小，哥哥姐姐都成家了。说男孩在一家小煤窑上班，很难混出一个人样子。大姐夫就在家门口的小煤窑上班。大姐和两个孩子，就指望大姐夫下小煤窑挣钱养活。下小煤窑扒煤，不是一件好差事，又累又脏不说，关键是危险性大。我家附近有十几座小煤窑，听见它们出事故是正常，听不见它们出事故反倒不正常。按照我一己的猜测，大姐不同意小妹跟男孩恋爱，家穷是表面，下小煤窑是根本。大姐知道大姐夫下小煤窑，她日日夜夜担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她不想小妹有这样的一份担心和害怕。但这种担心和害怕在场面上说不出口。大姐不能跟小妹说，不能跟我们家的其他人说。这是埋藏在大姐心里的隐痛块垒。
我父亲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不知道、那不知道呢？该我负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我父亲做主张。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大姐做主张。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我妻子做主张。就是没想小妹的婚姻，应该由我做主张。逃避的结果，是小妹半瓶农药喝下去。
小妹没跟我母亲葬在一起。小妹没成家，是一个夭折的孩子，跟我母亲葬在一起不合适。或许我父亲从心里回避这件事，不愿一看到我母亲，就看到我小妹。小妹孤孤零零地葬在小东庄西头，与我母亲相隔远远的。
一年之内，我家死掉两口人，我父亲依旧不从自身找原因，一找找到二弟媳妇身上，一找找到我妻子身上，一找找到盖半拉子的两间锅屋身上。说二弟媳妇头上长一绺子白头发妨人。说自从二弟媳妇走进我家门，我家大事小事就没见消停过。说我妻子脸上有一颗痣长得不好，是泪痣。泪痣，流泪的痣，家里不死人才怪呢。儿子是自家生的，媳妇是娶进来的。我父亲心里有怨气，只能找两房儿子媳妇的茬子。那一段时间，我父亲就是人见人躲的凶神恶煞。我妻子躲着他。二弟媳妇躲着他。我跟二弟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
我们家盖两间半拉子锅屋，跟那年我父亲从蒙城县拉回头的一盘钢筋有关系。一盘钢筋是一盘钢筋，只是小钢铁厂生产出来的，比正规大厂生产出来的钢筋细不说，也不是螺纹钢筋。别人家盖楼房的钢筋粗，房屋拐角使用的一定是螺纹钢筋。
我父亲说，钢筋细，我盖两间锅屋不妨事吧。
我们家院子的西南拐角处，盖有一间锅屋。再盖两间锅屋就在大门正对面，紧靠东院墙。按照我父亲的设想，两间新锅屋盖起来，一间旧锅屋堆杂物。四周砖墙砌齐，门窗占上，只等支模板、排钢筋、浇筑房顶了。我母亲一死，两间半拉子的锅屋停在那里。我小妹再一死，整个天塌下来。我父亲心里失去平衡，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看天是黑的，看地是黑的，看四周的景物是黑的。
我父亲要扒掉盖了半拉子的两间锅屋。我父亲要铲除引起我们家大灾大难的祸源。我父亲像一头发疯的公牛，手持撬棍在院子里撞来撞去。二弟和二弟媳妇不敢出门制止，带上两个孩子赶紧地逃出家门。去哪里？去二弟媳妇的娘家。
盖了半拉子的两间锅屋被夷為平地。钢窗变形在那里。木门框断裂在那里。砖块粉碎在那里。我父亲一头灰一身灰地站在院子中央，两眼流出被灰尘渍住、不容易流下来的眼泪。
至此，我父亲罢手了吗？没有。
这天晌午，我父亲躺在床上，两眼盯着房梁，直愣愣地不打弯。我父亲那间房屋的房梁是水泥桁条的。水泥桁条秉性软，几年承重过来，每一根都向下弯曲，一副不堪负重的样子。由此及彼，我父亲想到另三间房屋的房梁。大梁二梁使用的是两根桅杆。桅杆是杉木的，粗粗壮壮的，笔溜直，再负重都不可能打一丝弯。我父亲想到此处，为当年使用上两根桅杆而庆幸。庆幸像一颗投进湖面的石子，欣慰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四周扩散开来。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听见心脏“咯噔”一响，停顿有那么两秒钟不跳动，紧接着一炸一炸地剧烈疼痛起来。我父亲心脏疼痛的原因，不出在心脏有毛病上面，是出在两根桅杆上面。我父亲激灵一下醒悟开来，知道当年使用两根桅杆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正是这个不可饶恕的天大错误，才是导致我们家接连发生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因。
桅杆的作用，是扬帆招风。招风是结果，是兴风作浪。一条木船需要兴风作浪才能往前行进。一个家需要的是平稳，需要的平静，不需要风，不需要浪，更不需要兴风作浪呀！
像对待两间半拉子的锅屋一样，我父亲一骨碌爬起床，开始搬梯子，开始爬梯子，开始上房揭瓦。他要揭掉三间瓦房上的瓦。他要抽掉大梁和二梁。抽掉第一片瓦，扔下院子里，“哗啦”摔得粉碎。抽出第二片瓦，扔下院子里，“哗啦”摔得粉碎。第三片瓦，没用我父亲伸手去抽，自个儿慌张地掉下来，砸在我父亲的额头上。我父亲慌张地伸出两只手去阻拦瓦片，两脚一闪晃，从梯子上摔下来。梯子下是一堆盖锅屋剩下来的沙子。我父亲摔倒没摔一个什么样，额头上却被瓦片砸烂，流出不少血，一滴一滴往下流，一串一串往下流。我父亲搭手一抹拉，头上，脸上，身上，地上，到处都是血。
我父亲安静地躺在地上，躺在沙子上，躺在血泊里，半天没起身。
第五章
大热天，我跟妻子回老家一趟。这一趟，妻子专门问我父亲要钱。家里的楼房，一帮瓦工正在“叮叮当当”地施工，盖上一层，接着盖二层。妻子不去多看楼房半眼，只跟我父亲说钱的事。
我妻子说，这一趟我回家专门问你要钱。
我妻子说，你给我两万块钱！我不问你多要，少给也给不掉。
我妻子说，我为什么要两万块钱呢？照明跟你说，我心里找平衡。
我妻子说，前些年你供养二弟家的两个孩子上学，我家闺女上学你不管不问，我不说话;现在你花钱替二弟家盖楼房，我家买楼房欠银行钱，我要两万块钱回去还贷款。 我妻子一口气把要说的话说完，等候我父亲回话。
我父亲说，家里没有钱。
我妻子说，你没钱去别人家借，你不把钱借来我不走人。
我父亲说，你不走人就不走。
我妻子坐在家里不说话。我父亲坐在家里不说话。爷俩僵持住。我遇见过不少回这样的尴尬场面。我父亲跟我妻子闹矛盾，我夹在中间，说我父亲说不得，说我妻子说不得。这一回，我打定主意，帮我妻子说话。帮我妻子说话的目的，是化解矛盾，是避免他俩发生不必要的争吵。
我跟我父亲说，你从哪里借钱我不管，下个礼拜天我回来家拿钱。
我父亲和我妻子都显露出异样的眼神。我父亲想不到我说这种话，我妻子更是没想到我说这种话。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劝说我妻子，说话向着我父亲。
我跟我父亲说，话我说清楚了，下个礼拜天我回来家拿钱。
我跟妻子说，走，我俩回家。
妻子站起身跟我一起往家走。
妻子直接开口问我父亲要钱算是头一回。
自从我成家过后，在我的思想里，就与父母亲在经济上各自独立，大致各顧各的。早些年，我和妻子在一家企业上班，工资低，收入少，工资养活一家三口人不宽裕。那个时候，父母亲在家做生意，经济上比我们强。他们强是他们的，我们很少向他们张嘴要钱。父母亲也很少主动提出来，给钱贴补我们。我父亲倒是经常地在嘴边说这样一句话，锅里缺粮食，来家里背，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我父亲说的像一句几十年前灾荒年间说过的话。现在谁家缺米缺面呀？后来我母亲和我小妹一死，家里生意渐渐地停下，走向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坐吃山空，整天任啥事不干。二弟和二弟媳妇跟前的两个孩子一年一年长大，我父亲一年一年见老，一个家摇摇欲坠眼见就快支撑不住了，我父亲依靠一把老骨头，咬牙跺脚依旧支撑着。相对应的那一个阶段，我从企业调市文联。企业破产，不调走家里真要缺米缺面了。调市文联是我的幸运，更是不景气的开端。市文联是一个什么部门呀？比清水衙门还要清水衙门。清水衙门有清水，市文联连清水都没有。闺女上大学，学艺术类专业，我的工资卡交在她手上，都不够她一个人花销。不是闺女花钱大手大脚，是工资太低了。我只有拼命地写稿子。稿费低，更得拼命地写稿子。照理说，我是家里的长子，应该抽出一部分钱照顾那个摇摇欲坠的家。一是我实在抽不出来钱，二是抽出一星半点钱不管用。我和老家依旧延续过去的大政方针，各家顾各家的。
此后家境渐渐地好起来。好起来的因素，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二弟和二弟媳妇跟前的两个孩子长大，先是二弟家的男孩上班，再是二弟家的闺女上班。两个孩子上班，二弟和二弟媳妇轻松，我父亲更轻松。二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的收入逐年在增加，不只二弟和二弟媳妇加工资，整个社会的打工者都在加工资。三是家里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转。国家政策一转变，我父亲有了养老金，按月三百多块钱。钱不算多，但比没有强。我父亲停下做生意就在家喂养牛。一年两头，年底出栏，大概收入有万把块钱吧。再一项是煤矿赔付的青苗费增加。煤矿扒煤，土地塌陷，影响长庄稼，不是一次性地买断，是每年赔付青苗费。过去一年一亩地几百块钱，眼下涨到两千块钱。
家里渐渐地好转起来，我父亲手里有了些余钱，头脑里就想着早一天把楼房盖起来。楼房还没有盖起来，是是非非倒是生出来。说好下一个礼拜天回家拿钱，就得下一个礼拜天回家拿钱。不回家拿钱，我妻子心里堵上的一口气消散不掉。这一趟家不是好回的。我担心我父亲躲出门不在家。我担心我父亲手上没有钱，我回家拿不着钱。我更担心我父亲不但不给钱，反倒会把我狗血喷头地骂一顿。小时候，我父亲在我面前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更是一个暴君般的父亲。说一声不高兴，手里拿棍子打过来，是家常便饭。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在外不惹是非、不闯祸，在家不惹父母亲生气、不跟兄弟姐妹磨牙。在内心我一直怵我父亲，不管是小时，还是长大工作后，抑或是现在。怵我父亲，早已根深蒂固，变成我的一种心病。不管什么时候，我很少跟我父亲提什么要求，哪怕是合理的要求。让他准备两万块钱，我回家去拿——这显然是一件过分的要求。我逼迫自己去实施，无形地心理压力大，忐忐忑忑地心不安。一路上，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不想回这一趟老家，可又不得不回这一趟老家。一份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比热锅上的蚂蚁还要难受一百倍。好像我都不是一个我父亲的亲生儿子了。好像我手里正拿着一把刀慢慢地接近我父亲，要实施谋杀与报复。
大门没有上锁，我父亲在家里。我进门不坐，直接问我父亲，两万块钱准备好了吗？我父亲说，准备好了。我松下一口气，又紧上一口气。我怕我父亲说的是瞎话。我说，钱在哪里，现在拿给我。我父亲说，在银行里，吃过晌午饭去拿。村里没有银行，储蓄点最近处在毕家岗。
我问，去银行借钱？
我父亲说，存银行里的钱。
我父亲这么一说，我心里更加没底。我父亲会有闲钱存银行？你想想呀，我父亲在家里张罗盖楼房，材料费、车辆费、人工费，哪一样少钱能办成？他不东拉西扯地借钱就算不错了。可转念一想，就凭我父亲这么一大把年岁，想去银行借钱，人家也不会借给他呀！村子里借钱都是高利贷，一分利或一分二的利，就这么一天一天往下算。我担心他在家借高利贷。他盖楼房借高利贷我管不着，要是我要两万块钱逼他去借高利贷就罪孽了。
离晌午饭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父亲说，我去村子里转一转。我这种心境，出门见村人能说什么话？我说转一转，是不想面对我父亲。面对我父亲，我良心受谴责。我走出家门，不往村子里走，转头去村头。村头再往西走三百米，是我母亲的坟墓。过去我回家，动不动就往那里去，站一站，看一看，哪怕不说一句话，都是一种穿越时空般的情感交流。走一半，我站住脚，愣一愣神，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往日我想见一见我母亲，今日不想见。好像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没脸去见我母亲。 晌午后，我跟我父亲一起去毕家岗。我父亲开电瓶三轮车，我坐电瓶三轮车。我父亲面色平静，看不出内心有一丝波澜，两万块钱像是两块钱。我的内心波澜起伏，像狂风大作中的海面，一阵子翻滚接着一阵子翻滚。两万块钱确实是我父亲存银行里的。我父亲没有拿出来使用，不是手上不缺钱，是定期一年快到期。那个时候，一万块钱一年定期利息三百多块钱;两万块钱存一年，利息加一块有六百五十块钱，相当于我父亲两个月的养老金。或许在有钱人的眼里这是一笔小钱，但在我父亲的眼里却是一笔大钱。我见我父亲掏出存折的时候，手上有那么一丝迟钝和犹豫，接着狠狠心交给储蓄员。储蓄员问，你老人家真的要把两万块钱拿出来？我父亲说，等钱使。两万块钱经过验钞机点好数，交在我父亲手上。我父亲转身交在我手上。我父亲说，你再点一点。我不点，直接装包里。
前面不远处是公交车站。我坐上20路公交车，再转3路公交车，就能回到家，就能把两万块钱交在我妻子手上，就能让我妻子心里堵上的一口气缓一缓。
我跟我父亲说，我回去了。
我父亲说，我去割牛草。
我说，年底我还你两万块钱。
我父亲知道，我家经济大权控制在我妻子手上。
我父亲愣一愣问，你哪里会有两万块钱？
我说，挣稿费。
第六章
1
此后十几年间，我父亲不再提家里盖楼房这件事。
一是我父亲盖楼房的心劲松下了。二是我父亲的口袋空下了。我母亲死，我小妹死，家破人亡，算是我们家的毁灭性灾难，对我父亲打击最大。又加上，二弟和二弟媳妇好吃懒做十几年，坐吃坐喝十几年，我父亲松下来的心劲怎么提都提不起来。我父亲看不见一个家往下过日子的希望。看不见一个家往下过日子的希望，就算把楼房盖起来又能怎么样？我父亲口袋里的钱空下来，就不用去说了。买两口棺材花多少钱，买两块墓地花多少钱，办两场丧事花多少钱？生意停下来，只见出钱的地方，不见进钱的地方，口袋里的钱守都守不住，不想空都得空下来。
我父亲盖楼房的想法破灭了。四间瓦房跟我们家一样，一年一年地破落下去，一天一天地破落下去。
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一待待十几年，不是不想生活的门路。客观上，两个孩子一天一天长大，花钱一天一天增多，要吃饭，要穿衣，要上学，一样缺不了。客观上，我父亲一天一天年岁大，口袋一天一天空，贴补他们不可能無限制地继续下去。二弟和二弟媳妇先是在家里开商店，就在我父亲独门独户的那一间房屋里。我父亲从里边搬出来，木板钉做一个简易的货架，油盐酱醋摆上去，打开后门，一处简易的商店就开起来。新大河湾村两条路，一条是进村出村的南北路，一条是分割村子、贯穿村子的东西路。我家在东西路的西端，地理位置不好不说，关键是一间房屋规模小，货物少，缺人气。二弟和二弟媳妇开半年店，关上门。剩下来的百货，自家用。左邻右舍欠钱，不少零碎账要不上来。村里人家有传统，买一样东西，手里缺钱或不想付钱，就赊账。半年下来，一算总账，赚的钱都在账本上。先是二弟挨门挨户要账，后是二弟媳妇挨门挨户要账。开半年商店，落下一大堆想要都不那么容易的狗头账。
这一年冬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坐长途车去蚌埠买回四麻袋衣裳。一麻袋棉袄，一麻袋棉裤，一麻袋线衣，一麻袋线裤。棉衣不是棉花的，线衣不是棉线的，一律是腈纶，做工粗糙，价格低廉。二弟和二弟媳妇想做这种生意，是看见别人卖这种衣服。他俩去新庄孜矿，生孝心替我父亲买一件棉袄，看见生意好，留心一打听，知道货物从哪里进，一件能赚好多钱。那里退休老矿工多，这种衣服主要购买对象是他们。他们辛劳一辈子，口袋里有钱都舍不得穿好的。二弟和二弟媳妇回家一协商，干脆进这这种衣服做生意。地点就选择在毕家岗矿。毕家岗矿和新庄孜矿一样，是一座开采几十年的老煤矿。这里的老矿工肯定不会少，这里的生意肯定不会差。二弟和二弟媳妇去毕家岗矿出摊子。摊子出出来，衣服摆出来。真是此一地彼一地，街上老矿工不少，转来转去，问来问去，就是不掏钱。半天摊子摆下来，没卖出几件衣服，除去市场管理费，只够一个吃饭钱。
第二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去赶集。毕家岗在南，不过河。赶集往北，要过两道河。衣服装在一辆三轮车上，二弟骑着，二弟媳妇推着，一个半小时到集上，三个半小时摆下来，生意冷冷清清，还不如毕家岗。想一想就明白，煤矿老矿工口袋里有钱，买与不买，那是想买与不想买。赶集的老头老太太口袋里没钱，买与不买，那是想买买不了。家里存放一大堆破衣烂衫，将就着穿一年，将就着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很少添新衣。
接着下一场大雪。一场大雪没融化，紧接着是过年。过年后天气回暖，就失去卖棉衣线衣的季节。四麻袋衣服，卖出两麻袋，剩下两麻袋。二弟和二弟媳妇扎上麻袋口，想着下一年接着卖。到了下一年，二弟和二弟媳妇生法种草莓，两麻袋衣服扔在家里，烂在家里，再没卖出一件。
开商店钱，是我父亲给的。进衣服钱，是我父亲给的。开商店赔钱，卖衣服赔钱。我回家，我父亲一说起这两件事，就气鼓鼓地说他俩是一对败家子。村子里陆续开这么多家商店，有几家干赢的？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村人，就那么一点微弱的消费能力。二弟和二弟媳妇想开商店分一份羹，注定稀汤寡水地吃不饱。他俩卖衣服更草率，拿钱打水漂，像是闹着玩。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会怎么样呢？
我家九亩半责任田。半亩河滩地，扔在那里早不管种庄稼。九亩大河湾地分三截地：上截地，中截地，下截地，一截地三亩。上截地离淮河最近。煤矿扒煤最先塌陷上截地。上截地塌一半剩一半。塌一半变成一口大水塘。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就种在这块塌陷剩下来的一亩半地里。种草莓每天都要浇水，在这里种草莓浇水方便。地邻家种草莓，每年都挣不少钱。他家有亲戚在长丰县曹庵子，那里种草莓年数多，经验多，品种多。我家跟他家学，搭棚子跟他家学，买草莓秧从他家买。一墒子地，两边挖坑插竹竿，不是直着插，是斜着插。地两边竹竿都斜着插，上面弯出一个幅度，蒙上塑料薄膜，大棚就算搭起来了。深秋天搭齐大棚，做出地墒，栽上草莓，一天浇一遍水。我家有四轮拖拉机，开至水塘边，柴油机带动潜水泵，“突突突”地就把水抽上来。浇水倒是不费事，费事的是施肥打药，摘草莓秧上的枯叶。大棚里温度高，草莓秧缓过来棵子，一个月就开花，蜜蜂飞舞，花香扑鼻，一片喜气洋洋。初冬时节，哪里会有蜜蜂呢？大棚里专门喂养的。草莓没有开花时，白糖是蜜蜂的口粮。蜜蜂整天爬着吃爬着喝，一只不乱飞。草莓一旦开花，蜜蜂疯掉一般，到处采蜜，到处传粉。头一年，草莓结得小，草莓结得稀，没卖什么钱。二弟和二弟媳妇总结经验，指望第二年挣大钱。大棚草莓，春节前后上市，清明前后罢园。种一季草莓，结果三个多月。草莓罢园，大棚不歇闲，接着种豆角、辣椒、茄子，或种黄瓜、香瓜、西红柿，依旧赶早上市。 在大河湾种大棚有两个短处：一个是离家远，来回过河不方便;一个是离市场远，来回过河不方便。俗话说，隔山不为远，隔水不为近。相隔一座山，有路有车，出家门走上路就很近。想早走早，想晚走晚，能自己掌控。相隔一条河，路断河边，渡船不摆渡，只能止步不前，望河兴叹。想早早不了，不想晚也得晚。整个冬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大棚里待得多，回家回得少。白天在大棚里干活，晚上在大棚里睡觉。一个家完整地丢给我父亲。我父亲乐意。我父亲支持二弟和二弟媳妇种大棚，觉得他俩总算迷途知返，找到生活的门路和真谛。买竹竿，我父亲掏钱。买塑料薄膜，我父亲掏钱。二弟家的两个孩子扔在家里，我父亲经管。两个孩子在村子里上小学，我父亲早上喊起床，傍晚喊归家。最关键的是我父亲要忙一天三顿饭。我父亲一辈子很少烧锅，不会烧锅，缺少实践，现在每天都要烧三顿，烧得一身劲。两个孩子想吃什么，我父亲就烧什么。两个孩子不想吃什么，我父亲就不烧什么。
二弟和二弟媳妇找到一件要做的事——种草莓。我父亲找到一件要做的事——经管两个孩子。要是二弟和二弟媳妇能这么一直种大棚，或许是一条生活的门路。要是我父亲能这么长期经管两个孩子，或许是一种别样的养老。但有一个大河湾的主要角色，我们一家子人都忽略了。这就是阻拦在新村庄与旧土地之间的一条淮河。忽略了淮河是一条性情不定的河。忽略了淮河是一条暴怒无常的河。更忽略了淮河一旦发大水，会淹没大河湾的土地，会连同塑料大棚一起席卷去。一连好多年淮河的性情变得温顺了，不再发大水，不再狂乱不羁。原因是淮河下游的每一处弯曲地方都理顺了。原因是淮河上游的每一条支流都修上大型的蓄水水库。
这一年，淮河发起了大水。淮河多年不发的大水又一次发了。淮河发大水，多在夏天里发。夏季里雨水多雨水大。这一次淮河发在了深秋天。深秋天，大棚里刚栽上草莓。草莓秧苗还没有缓过来棵子。天上的雨水“哗啦啦”不停断地下。雨水下在大棚外面，下在淮河里面。二弟和二弟媳妇照常地见天打开水泵，草莓秧子浇一遍水。淮河水“噗噗噗”地涨起来，村人不当一回事。深秋天会淹湾吗？村人想都没想过。村人想都没想过的一件事，这一次变成真。“哗啦”一下子，淮河水破堤冲进大河湾的土地里。破堤的地点，离大棚很近。竹竿顧不上拔，塑料薄膜顾不上揭。二弟和二弟媳妇空手往堤坝上跑。堤坝是沙土，淮河水越冲豁口越大，淮河水越冲水流越猛。二弟和二弟媳妇站在堤坝上，眼睁睁地看着淮河水朝大棚冲过去;眼睁睁地看着淮河水像一条巨兽的舌头，卷走塑料大棚，吞掉草莓秧苗。二弟抱住二弟媳妇失声哭起来。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赔上一大笔钱。
大水没退，二弟就离开家去了浙江金华。二弟媳妇的妹妹婆家一家子人在那边开办一所农民工学校，要二弟去那边教书。从此二弟走上一条长长的打工路。
2
我父亲七十二岁那一年，请木匠把自个儿的寿材打起来。
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儿至。意思是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的命坎，是生命的大限。一般人活不过这两个岁数。大概是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年，我父亲自作主张从蒙城买回四棵棺材木。是柏树的，每一根都有两尺半那么粗。柏树长这么粗，少说要长五十年。那个时候，我父亲刚过六十二岁。四棵柏木堆放在家里，不急着打棺材。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我父亲七十二岁这一年，早早地请木匠，早早地打棺材，早早地做准备。为七十三这个命坎做准备，为七十三生命的大限做准备。打棺材就在我家的院子里，“叮叮当当”半个月整，一口柏木棺材打起来。棺材是我父亲在阴间的房屋。看着这么一口白亮亮的棺材，我父亲放下心，好像可以坦然地去死了。
据我所知，村子里这些年没有人自己打棺材了。人死，家人拿上钱，开上车，去棺材铺买一口。那一年我母亲死，就是这么操办的。那一年我四叔和四婶当家，差遣人去棺材铺买了一口最好的棺材。虽说棺材只是杉木的，却是十圆棺材。我父亲要想超过我母亲，只能在棺木上，只能自己打。我猜想，我父亲与我母亲暗暗攀比心理是有了。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亲手打一口柏木棺材，就是最好的实证。
我父亲七十三没有死，小沟小坎有一次。有一天早上，我父亲起床起猛了，一头从床上扑下来，床头竖两根半截子钢筋，一下子戳在脸上。位置紧靠右眼，我父亲想想后怕。要是钢筋戳在右眼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四叔家的堂弟得知此事，打电话跟我说，我赶紧地回去看一看。到家大约十点半钟的样子，我父亲不在家。听邻居说，他找诊所包扎去了。去哪里的诊所，邻居就说不清楚了。我父亲喂牛割牛草，整天骑一辆电瓶三轮车乱转悠，去了哪里真的说不准确。我在家等候一个多小时，我父亲回头了。右脸上捂着一块纱布，半张脸明晃晃地肿起来。我问，缝线没缝线？我父亲说，缝了。我问，打没打破伤风针？我父亲说，打了。我问，疼不疼？我父亲说，不怎么疼。我说，下一回起床慢一点。我父亲说，好！我说，起床后先喝一杯白开水，冲一冲血管再干活。我父亲又说一声，好！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大多是白说。我知道我父亲答应的这些话大多是白说。我父亲一辈子就是那么一个急性子人，干什么事慢悠悠过？再说我父亲整天忙着割牛草喂牛，连一天三顿饭都保证不上，哪里顾得上烧白开水、喝白开水呀？饿了，骑三轮车去街上吃;渴了，“咕咚咕咚”喝自来水。
在我父亲看来，钢筋戳破脸是小事，缝一缝线，打一打针，长一长就长好了，留疤不留疤是小事。在我父亲看来，钢筋戳破脸是喜事，过去七十三岁这一劫，就能接着往下活。我父亲乐嘻嘻地跟我说他的寿命长，离死早呢。我问，这话怎么讲？我父亲说，你想呀，你娘死多早，你小妹死多早，她俩剩余的阳寿不都加在我身上。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吗，还是我父亲主观臆断找出来的长寿理由？死人可以留下物质的遗产，亦可以留下寿命的遗产吗？
中间隔几天，我妻子回家看我父亲。看缝线拆除没有，看伤疤长上没有。我妻子去得早，回得早，气鼓鼓地惹一肚子气。我问，是怎么一回事？我妻子说，老头子说钢筋戳破脸不是他头一蒙扑上去的，是有人从背后推搡了他一把。我赶忙问，是哪一个？我妻子说，老头子说是鬼魂。是鬼魂？我妻子说，老家都闹鬼了，我怎么能在那里待得下去，我怎么能留在那里去吃一口饭。 那一天我父亲跟我妻子说，半夜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院子里的两头牛叫。牛是我父亲的命根子，牛叫不正常，他一下子惊醒过来，翻身起床想去牛圈里察看察看。我父亲伸手披上衣服原本是坐在床框上的，觉得有一只手从背后猛然地推搡一下，就一头扑向钢筋，跌下床。我父亲说，村里谁谁谁就是这样子，一跤摔地上，半身不遂了。又说，村里谁谁谁就是这样子，一跤摔地上，凉透家人都不知道。
是真是假，不用去核实。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父亲没摔这一跤，整天去想七十三命坎这件事。担心死，害怕死，是人的本性，我父亲怎么能超脱呢？疑神疑鬼，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父亲那一段的生命常态。摔过这一跤，我父亲豁然开朗，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支撑。
我父亲七十四岁这一年，两眼生出白内障。白内障慢慢地生长，就像天边的一片乌云，缓慢地向中央渐次推进，不温不火，不动声色，慢条斯理，而又温文尔雅。有一段时间了，我父亲每天早上起床，看见天地间都是一片雾气茫茫的。眼前始终弥漫着一片可有可无的薄雾，分布均匀，风吹不动。我父亲不当一回事，心想雾气只存在于天地间，是客观存在的。早上该喂牛草的时候喂牛草，该烧饮牛水的时候烧饮牛水，之后开电瓶三轮车去四周田地里割牛草。喂牛草不妨事，烧饮牛水不妨事，割牛草有些不自在。我父亲蹲下身子，伸出镰刀，睁开眼，低下头，远处有雾气，近处有雾气。我父亲心里一惊，开始怀疑眼前的雾气不是存在于天地间，而是存在于自己的眼底里。我父亲停下割草，抬起衣袖，使劲地眨上两下眼，使劲地擦上两下眼。眼前像是清亮一点，又像是一点没清亮。
我父亲去镇上卫生院。医生说，这是白内障。白内障，我父亲知道怎么治疗。村里不止一个人眼睛里长白内障去医院，“嚓啦”一刀割下去，眼睛就清亮了。我父亲说，我明天就去医院开刀。医生说，现在开刀早，要候长一长，长厚实了，长成熟了，再开刀不迟。我父亲说，那我就候白内障长熟透去开刀。医生开几瓶眼药水，我父亲带回家。
半年后，我父亲开刀摘除白内障。
他的两只眼都长白内障，两只眼的状况差不多。就像阴天过后是晴天，晴天过后还会有阴天，医生说，白内障开过刀还会长，只是植入的人工晶体没办法再开刀。我与医生协商，我与父亲协商，开一只，留一只。万一父亲寿命长，万一开过的一只眼睛有病变，留下一只好备用。实践证明我的想法是英明的。十年过后，我父亲开过刀的一只右眼几近失明，再开刀摘除另一只眼里的白内障。
我父亲一生很少生病，连一个伤风感冒都少见。我父亲自个儿说自个儿，是铁疙瘩头，浑身上下像是一块铁。一块铁何谈生病？只会慢慢地生锈，只会慢慢地老去。我父亲开刀不愿住医院。舍不得多花钱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家里的两头牛没有人去伺候。我父亲向医生察听清楚开刀的程序。第一天去医院做相关检查，血常规、尿常规、量血压、数脉搏之类的，不需要住院。第二天，进手术室开刀，之后连续吊三天消炎药水。三天过后，揭开纱布，再点眼药水就可以了。医生说，开白内障是小手术，住院不住院随你便。我父亲说，那我就不住院。
我父亲不愿住院，我不强求。我父亲自个儿都不把自个儿当作病人去看待，我干吗要把他当作病人去看待呢？电话里说好的，第一天我父亲去医院做相关检查，由四叔家的二儿子陪他一起去。第二天，我父亲做手术我陪他去医院。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医生一次安排好几个病人，按照名单顺序往下排，快到十一点钟我父亲走进手术室。我在手术室外面等候。大姐和大姐夫在手术室外面等候。二弟在浙江金华那一边回不来。个把小时过后，我父亲从手术室出来。进去与出来，我父亲的唯一变化，就是右眼上蒙着纱布，就是有一些紧张与恐惧。我父亲说，做手术一点都不疼。手术打麻药，有麻药当然不会疼。我说，过一会儿麻药过去就会疼。我父亲说，我能听见剪刀“咔嚓咔嚓”剪除白内障的声音。
我父亲不住院，没有病房可去。大姐家住得近一些。
我说，现在我们就去大姐家。
我父亲说，我回自己家。
我说，去大姐家吃过饭打过吊水再回家。
我知道我父亲惦记着他的两条牛。
我说，两条牛交给老虎你放心。
老虎是四叔家的二儿子，昨天就是他带着我父亲来医院做检查。村子里有小诊所，我父亲回家吊消炎药水是一样的。晌午一顿饭就在大姐吃的。吃过晌午饭，我父亲去大姐家的附近小诊所挂吊水。我给老虎打了一个电话，就把我父亲交给他去照顾。怎么照顾呢？我说，你闲下来多去家里看两趟。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开白内障手术，回家没有一个人照顾，确实放心不下。可放心不下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三天，我父亲去医院顺利拆除纱布。一只植入人工晶体的右眼比依旧长着白内障的左眼明亮许多。明亮得有些不真实，明亮得有些害怕人。
3
我父亲八十四岁这年，开过刀的右眼发生病变。先是怕见光，一见光就淌眼泪水。我父亲手拿一块布，过一会儿搌一搌，过一会儿又搌一搌。其后，流泪的右眼义无反顾地走向失明。眼前的景物慢慢地模糊黯淡，像是处在天明天黑的交界处。我父亲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摇头说，没办法医治。我父亲说，幸亏我留着左眼，开刀摘除白内障，照样看得见。我父亲的右眼发生病变是在五月天，他不着急去医院开刀，他要慢慢地等上两个月，等二弟从金华放暑假回来家，陪他一起去医院。
这一年，我调省里工作。我父亲不想开刀麻烦我。一只眼慢慢地病变，慢慢地失明，我父亲就慢慢地适应。到了六月天，我父亲的右眼有了那么一丝好转的迹象。他说眼前的景物开始变清了。真是奇怪了！我问，吃没吃药，打没打针，点没点眼药水？我父亲说，村里有人去开白内障，剩下两瓶眼药水，他拿回家点眼里。我问什么眼药水？我去医院买几瓶你接着点。我父亲从屋里拿出一只空瓶子，我照药名去药房拿几瓶。
我父亲就依靠点眼药水一天一天往下支撑着。一直支撑到十月天，不得不开左眼了。再不开左眼，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不要说割牛草喂牛，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我父亲决定开刀，就給我打电话，就给二弟打电话。二弟回不来，派小亮回。小亮带我父亲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这一回，我父亲同意住院，不得不同意住院。一来八十四岁的年龄，不再是上一回七十四岁，铁板一样的身子越来越弯勾，越来越锈蚀。二来右眼失明，左眼开刀，完全是瞎子。一个瞎子不住院，领来领去怎么领？
二月二，龙抬头。我父亲选择这一天开工盖楼。
一大早，村里瓦工走过来，准备放线挖地基。我父亲买来一大盘炮仗，解开了，点着了，“噼里啪啦”一阵猛炸，响声四散开来。他手持一把铁锨，要挖地基的头一锨土。是一把崭新的铁锨，两天前赶集新买的，顺便买回头的还有二尺红洋布。红洋布系在锨把子上，招展出一片红彤彤的喜色。红光映照在我父亲脸上，同样是一片红彤彤的喜色。或许新锨不吃土，或许我父亲年岁大力气弱，“吭吭哧哧”一阵子猛踩猛挖猛使劲，锨头就是吃不进泥土里。主家人挖头一锨土，是习俗，是仪式，图一份吉利。我父亲怎么使劲都挖不下去，气就粗喘了，脸就难堪了。我父亲停下挖土，抬头看一看四周村人。四周都是瓦工，想找一个家人替代都找不见。
我父亲呼喘喘地扔下铁锨，跟瓦工说，你们挖吧，日奶奶的杂碎熊，我挖不动不挖了。
瓦工走上前来，个个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村人，件件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工具，“叮叮当当”，刨的刨，挖的挖，攉的攉，一锨一锨土从基地翻开来。我父亲站一旁看两眼，脸色渐渐地缓过难堪，说我去安排晌午饭。开工盖楼管瓦工一顿酒，是规矩。我父亲勾腰驼背甩手，朝村里的十字路口去。有人家在那里开饭店，我父亲早早地打过招呼，再过去落实一下，是放心，更是散心。我父亲心里不舒畅，没想到盖楼开工这件大事，家里就他一个人，更是没想到开工挖头一锨土挖不出。我父亲一路走一路想，心里“咯噔”一疼痛，害怕盖楼不顺利，更害怕家里闹矛盾。我父亲脚下迟疑，没有去饭店，而是拐进一家杂货铺。杂货铺里有电话，我父亲有什么事要跟我说，都是来这里打电话。打一次一块钱，要是打的时间长，就两块三块地往上加。我父亲伸手从口袋抠出一枚硬币，“哐啷”一声扔货架上，说我给大毛打电话。大毛是我的小名。我父亲一只手抓住话筒，另一只手就去拨号码。别看我父亲年纪大，记性却不差，我的手机号码，他记得住，背得出。
家里开工盖楼，二弟不在家，我不在家。二弟不在家正常，我不在家不正常。二弟不在家，是二弟所在的浙江金華那一边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学，他必须去。这些年，二弟一直在那里打工，教语文课，教数学课，教美术课，教音乐课。学校需要什么课程老师，二弟就教什么课程。私立学校，赚钱为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二弟开学不去，位置被别人占上，再去就不可能。二弟舍不得丢下这份工作。丢下容易，再找难。我不在家，是父亲盖楼没有打电话跟我说;或者说家里盖楼跟我不相干。楼房盖起来，都是二弟一家子的，没有一间楼房归在我名下。父亲事前不打电话给我，是有意不想让我知道。可一座楼房盖在家里，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迟一天早一天，我肯定要知道。父亲不是担心我知道会怎么样，是担心他家的大儿子媳妇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家兄弟二人，我在家是老大，就算我工作生活在城市里，家里盖一座楼没有我的一间房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我父亲执意要这么去实施，心里就发虚，担心我和妻子知道，会生出不同意见，会闹家窝子。楼房开工这一天是我父亲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的最后时机，再晚一晚想跟我说都很难说得通。我父亲伸手拨号码的一瞬间，像是摸在一块烧红的热铁上，快速地缩回手，快速地走出杂货铺，快速地往家回。我父亲一边走一边说，我是他老子，难道能扒倒我盖起来的楼房？
我父亲心肠一硬，还是没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
走回家门的我父亲，跟走出家门的我父亲，变成截然不同两个人，一身轻松，满脸堆笑。盖楼挖不动头一锨土的不吉利，一扫而光。盖楼故意隐瞒大儿子一家子人的担心，一扫而光。“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砖头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砖头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水泥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水泥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钢筋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钢筋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石碴儿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石碴儿卸在哪里。上午半天，盖楼房的各种材料前呼后拥地运过来。我父亲跑前跑后，东一头西一头，就算一个陌生的过路人，站下脚随便地瞅上两眼，都知道哪一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父亲浑身上下劲杠杠的，前后左右怎么瞧，都不像一个年过八十的耄耋老人。
第二章
1
眼下老家住着的四间瓦房，是三十年前盖起来的。
那一年，大河湾村因煤矿扒煤塌陷，重新规划，整体拆迁。前一年，我考上大学，户口离开家，分四间宅基地，就没有我的半间。村里大多数人家盖的都是砖瓦房，个把两户人家盖楼房。砖头墙垛，水泥预制板往上一担，这种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比瓦房多花不了几个钱。那一年我父亲就准备盖这样的两层楼房：下四间，上三间，空出一间做晒台。想一想罢了手，省下一部分钱，买一条木船做生意。我父亲盖楼房退缩，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考上大学走出村子。我们兄弟二人，二弟念书要是念出来，紧随我的一条路，将来结婚生子都不回去住，家里盖楼房干什么？
我父亲决定盖四间瓦房，心里并没有丢下楼房，地基挖得深，石料下得足，哪一天想盖楼房，推掉瓦房的上顶盖，担上水泥预制板，再往上摞一层，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家盖房屋与买木船是在同一个时间段。盖房屋备好材料，请瓦工盖就可以了。村子里家家盖房屋，不缺瓦工队。准备砖瓦，准备沙子水泥，家家都一样，没有一个大差别。差别在房梁上，买什么房梁木。一根柳木的，跟一根杉树的，差别大;或者干脆用水泥桁条做房梁，价钱差得就更大了。水泥桁条比柳木便宜，柳木比杉木便宜。我父亲手上有两根杉木桅杆，心里犹豫能不能用。不用说，两根桅杆是从木船上卸下来的。桅杆的桅，跟危险的危、危害的危，是一个音，听着就不吉利。哪里像榆木的榆，跟余粮的余一个音，听着就顺耳顺心。我父亲心里犹豫，就停下准备房梁木，收拾买回来的一条木船。
是一条淘汰的木船，破旧不说，个头小不说，关键是没有安装柴油机。行驶在淮河里，依旧顺风靠船帆，顶风靠拉纤。别人家使的船，早更新换代为水泥船。船上安装柴油机不说，装载量是木船的十倍二十倍。我父亲买一条破旧的木船，图价格便宜。新木船买不起，水泥船更是想都不敢想。破旧的木船买来家，一是要花工夫维修它，二是要花钱改造它。改造它，是要卸下一大一小两根桅杆，安装上一台24匹马力的柴油机。维修它，前后大致分四步。第一步，手拿一块油石，打磨掉船木表面上的腐朽木质。第二步，手持一把凿子，剔除船木缝隙里的腐朽木质。第三步，手持一块油泥，填实船木的缝隙。怎样填实？一手持凿子，一手举锤子，一点一点把油泥“挤压”进船木的缝隙里。油泥，是火麻加熟石灰、桐油，先刀子剁，后锤子砸。刀子剁，是剁碎火麻;锤子砸，是砸熟油泥。第四步，里里外外刷三遍桐油。维修船，改造船，我父亲前后忙了整整一个月。 我父亲忙好木船，接着想房梁木。这一天，他抬脚去了一趟麻老五家。麻老五姓陈，脸上有不少细碎的麻子，在家排行老五，村人就叫他麻老五。陈姓人家早年是船民，解放后上岸做农民。在旧大河湾村，我家住五队，麻老五家住四队，东西不过半里地。曹姓人家与陈姓人家，亲连亲。麻老五年岁比我父亲大十几岁，辈分比我父亲长一辈。我父亲张嘴喊一声“我五叔”走进门。那个时候，村里男人大多抽烟叶子。村人串门，坐下身，端上烟叶匾子，算礼节。我父亲卷一根烟叶点上，麻老五卷一根烟叶点上。我父亲说，我今天来专门问你一件事。麻老五问，什么事？我父亲说，我家有两根桅杆能不能做房梁？麻老五猛抽两口烟，想一想说，能不能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陈家盖房屋谁谁谁家使的是桅杆，谁谁谁家使的也是桅杆，这两家子人这些年来不是好模好生的。麻老五说的这两户，都是四队陈家。我父亲说，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敞亮了。
就是麻老五随口列举的两家例子，促使我父亲做出决定——使用两根桅杆做房梁。
房屋上梁那一天我在家。房屋上梁管瓦工一顿饭。头两天，我父亲就差遣我打酒买菜做准备。那个时候，村里没有人家开饭店。一顿饭在家里烧，锅屋没有盖起来，就在院子里搭上棚子，支上锅灶，请一个厨师临时烧一顿。一点不能马虎，十碗十盘跟喜期一样菜谱。我不去注意哪十盘哪十碗，却注意两根桅杆怎样变成两根房梁木。两根桅杆被刨子刨得新崭崭的，笔溜直，恢复杉木的原样，就不再是桅杆，变成两根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做大梁的那一根正中央，裹一块红布，钉三样饰物。中间是铁环子，东西两端是八角形的薄铁片。饰物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寓意，我至今不知晓。二梁同样裹一块红布，三尺长二尺宽，耷拉下来，旗子般招展在那里。其上笔蘸浓墨书写出四个大字：吉星高照。
大梁二梁架上去，放炮仗，撒小糖，撒馃子，撒花生，撒白面馍馍。花生用西洋红染出来，红彤彤的，一片喜慶。白面馍馍用西洋红点缀出来，花花搭搭的，叫喜馍。
“噼噼啪啪”一阵炮仗响，房屋上梁了。“噼噼啪啪”又一阵炮仗响，房屋盖齐了。就这么着，两根桅杆用在房屋上，我父亲后悔后半生。
2
我家盖上四间瓦房，并不急着搬进去住，依旧住在旧大河湾村的一间旧房屋里。那里离淮河近，使船做生意方便。做什么生意呢？我父亲从附近煤矿买上十吨煤炭，装上船沿着淮河往下游去，过怀远，进涡河，一路西北去一百五十里远的村庄。那里人家烧泥瓦盆需要煤炭。父亲去那里把煤炭卖给烧泥瓦盆的人家。家里人手少，大姐没出嫁前，我父亲跟大姐一块使船。大姐出嫁后，我父亲跟我母亲一块使船。我在家外工作，二弟在家外上中学，小妹年纪小留在家里看家。我父亲跟我母亲，农忙天忙庄稼，农闲天忙使船，多少挣一点钱贴补家。挨近年，不管涡河那边欠多少煤炭钱，一律折算出泥瓦盆，“哐里哐当”装上船带回头。一连好几年，每一年腊月天，我父亲跟我母亲都是见天赶集卖泥瓦盆。
天一冷，泥瓦盆的坯子晾不干，涡河那边的窑炉熄火停业。腊月天，我父亲和我母亲要是不赶集卖泥瓦盆，清闲双手就没事干。旧大河湾村夹在两道河汊里，四周是水，往北过一道小河，赶集卖泥瓦盆;往南过一道大河，是新大河湾村。要是搬新家，赶集卖泥瓦盆要过两道河，好像就不大可能了，这么一份生意就没有办法去做了。我们家依旧住在旧村庄的一间旧房屋里。二弟礼拜天从学校回来，过大河去那里;我回家过大河去那里。新盖的四间瓦房空在那里没人住。我们家逆潮流行事，有些不合时宜，却符合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我父母亲凑合着做一份小买卖。
直到我结婚那一年，家里的这种现状才改变。
我是家里的大儿子，大儿子结婚，总不能在旧大河湾村的一间旧房屋里操办吧。虽说我结婚后不住在家里，总要在家里举办一个仪式，亲戚朋友聚拢过来总要喝一顿喜酒吧。四间新瓦房空在那里两年多，我的父母亲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起它们。我父亲跟我母亲商量说，那就搬家吧？我母亲说，不搬家大儿子办事在哪里办？某一天，我跟二弟都回家，“叮叮当当”忙一天，旧家搬新家。三间连通的房屋，中间一间算堂屋，相当于城市人家的客厅。旧家的一张条几搬过来，正对门靠墙放在正中间。旧家的一张八仙桌搬过来，摆在堂屋里，跟条几挨一块。旧家的四张条凳搬过来，摆在八仙桌跟前。东上西下，大儿子结婚住东头屋，二儿子结婚住西头屋。独门独户的一间房屋，我的父母亲住。旧家的三张木床搬过来，铺上三张床。我父母亲的房间里，有一张一头悠的桌子，有一只樟木箱子。这么两件古色古香的家具，是我母亲当年陪嫁的嫁妆。除此就是一大堆锅碗瓢盆和一大堆农具。农具不用搬，依旧一把锁锁在旧家的一间旧房屋里。庄稼地搬不走，庄稼活搬不走，搬农具干什么？
搬过家，我结婚的琐碎事，我操心。比如说，家里的墙刷一刷。比如说，买几幅年画挂一挂。再比如说，床上铺的盖的买一套。我结婚就算举办一个仪式，不住在家里，总要铺上一张床吧。我父母亲不用操心我结婚的啰唆事，继续操心他们做生意的大事。一个家指靠种几亩地，只能糊弄饱肚子，要想把日子过好不可能。我父亲买一条旧木船，算是村里头一批做生意的人家。早年，我父亲的父亲死得早，他十四岁就跟我四叔一块使船打鱼做生意。头一年分土地，第二年分宅基地，我父亲手里挤不出更多的钱，只能买一条旧木船。这是我们家经济的局限，更是我父亲经历的局限。旧家搬新家，一南一北，虽说隔上一条河，相距不足四路地，但思考问题的角度却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父亲想卖掉木船，买一辆拖拉机跑运输。木船行水路，走的是一条传统路线。拖拉机行公路，走的是一条现代路线。过去是手扶拖拉机，我父亲想买的是刚刚兴起来的小四轮拖拉机。
我母亲问，你会开拖拉机？
我父亲说，别人会开我就会开。
我母亲说，八十岁老太太学吹鼓手，你多大年岁了呀？
那一年，我父亲虚岁五十五，一副劲杠杠的样子，像是四十岁正壮年。
我父亲做人做事一贯果断与武断。说果断，是说他想好的一件事，说一声去做，三下五除二就做掉了。就算做错了，也是做错再回头。说武断，是说他听不下别人意见，遇事很少跟我母亲商量，或跟我和二弟商量。三十岁，那个家是他一个人当，别人插不上手。八十岁，那个家依旧他一个人当，别人插不上手。 这一天，我父亲口袋里揣上钱，拉上一个名叫毛蛋的村人，一起去合肥买拖拉机。毛蛋会开拖拉机，知道拖拉机厂在哪里。村子离合肥两百里路远，毛蛋带我父亲坐上长途车，颠簸半天才到地点，开票，付钱，加油，开着四轮拖拉机就往回赶。我父亲不会开，坐一旁看着毛蛋开。眼睛看着毛蛋开车不复杂，方向盘不是向左边转一转，就是向右边转一转。拖拉机跑得慢，方向盘不管向左边多转一点，还是向右边多转一点，都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我父亲先是心里痒痒，后是两手痒痒，就跟毛蛋说，你歇一歇，我开一会儿。毛蛋说，这条路上你不能开。我父亲问，路上我不能开，我怎么开车做生意？毛蛋说，回家去麦场上开。拖拉機沿途走的是一条国道。车来车往，我父亲要学开车，毛蛋不放心。
半夜到家，我父亲一夜不睡觉，天一亮就去一片麦场上学开车。麦场宽敞，往前开容易，怎样开拖拉机都听话。想挂一挡挂一挡，想挂二挡挂二挡。我父亲学开一整天车，就是倒不好车。一倒车，车子就不听话，使性子，胡乱跑。有一回，车子倒进麦场边的一条土沟里，我父亲改挂前进一挡，脚下加大油门，往前挣了好几次，有惊无险地爬上来。我父亲的头脑里只想着往前跑，两只手只想着往前开，一挂倒挡就失去方向感，两只手不知道将方向盘该往哪里转。
暮色渐起，天色将晚，我父亲把车子停下来。这时候，我父亲和拖拉机都显得疲倦了。
隔一天，我父亲就开车上路做贩煤生意了。
3
那个时候，四周农村烧煤的场所不多，不是砖瓦窑，就是石灰窑。一溜石灰窑，在八公山下。离家不远，却轮不上我家去送煤，早有人把生意揽过去。我父亲把眼光往远处瞅，一瞅瞅到蒙城县的地界里。我四婶的娘家在那边，我父亲跑过去，亲戚朋友一托一问，有一家砖窑场要我父亲去送煤。蒙城县离家一百多里路远，三个半小时车程。早上去，中午到，下午回，一天跑一趟，不赶早，不拖晚。不说一天干一趟生意，最起码一天买煤装车，一天卖煤卸车，两天跑一趟生意算轻松。
有一天，我父亲拉一盘钢筋带回家。我母亲问，哪来的钢筋？我父亲说，窑场上抵账抵来的。一般情况下，窑场要押两车煤钱不结账，一是约束车主继续往那里送煤，二是提高资金周转率。生意人都这样，你有你的小算盘，他有他的小算盘。窑场押两车煤不结账正常，押三车煤、四车煤不结账，我父亲就担心。正好窑场有一盘钢筋扔那里，我父亲说，我不要钱，我要钢筋。钢筋是窑场盖房屋剩下来的，有发票，有价格。一盘钢筋上磅秤过一下斤两，装车斗里，就拉回头。
我母亲问，我们家要钢筋干什么呀？
我父亲说，盖楼房！
前后没几年，水泥预制板盖楼房开始被淘汰。过去村里盖楼房，都是砖混结构，砖墙上担水泥预制板。现在村里盖楼房，时兴框架结构。楼房的四个拐角，钢筋水泥整体浇筑。楼房的楼顶和隔层，钢筋水泥整体浇筑。逐步地跟城市盖楼房一个样。盖楼房的材料变化，我父亲想着，我母亲不去想。
我母亲问，照你这么说我们家的四间瓦房要扒倒？
我父亲说，不扒倒在哪里盖？
我母亲问，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
我父亲说，往蒙城再送两年煤，还不挣够盖楼房的钱！
盖楼房的大账，我母亲心里没有数。做生意的小账，我母亲心里有数。一趟生意能赚好多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跑好多趟生意，再乘以二，我母亲在头脑里粗略地估算一下，都是一个老天那么大的钱数。
我母亲两眼发亮地问，照你这么说两年后我们家真能把楼房盖起来？
我父亲两眼蕴含自豪地说，真着急盖楼房，冒一冒账，明年都能盖起来。
我母亲说，我们家不着急，候下一年二孩子考过学再说。
前几年，我们家没盖砖混结构的楼房，就是考虑到我不在家住，二弟要是考上大学不回家住，盖楼房空在那里是浪费。
这一年，我父亲转变想法，跟我母亲说，二孩子考上学考不上学，我们家都盖楼房。
我母亲问，二孩子考上学，盖楼房谁在家住？
我父亲说，我俩住。
我母亲问，我俩住，不是空？
我父亲说，空在那里有脸面。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父亲不再考虑楼房的使用功能，而是强调楼房的面子功能。一个家有一座楼房盖在村子里，那就是一个家在村子里的经济地位与面子工程的象征。什么叫一个家在村子里的经济地位？你家有能力把楼房盖起来，就说明你家口袋里有钱。口袋里没钱，怎么能把楼房盖起来？反过头来说，你家口袋里钱再多，不去盖楼房，村人都不承认你家口袋里有钱。你家口袋里有钱，怎么不去盖楼房？说来说去，口袋里还是缺钱，盖不起楼房。
什么叫一个家在村子里的面子工程？猛然一下子不好说清楚，细细地品味却是包罗万象的。楼房是一束亮光，一家子人走出门，脸上光亮亮的。楼房是一种气质，一家子人走出门，腰杆挺得笔溜直。你家有闺女长大了，村人自然地找上门提亲说婆家。你家有儿子长大了，村人自然地找上门提亲说对象。
村人说，谁谁谁家的楼房在村子里盖得最排场（漂亮）。
村人说，谁谁谁家的日子在村子里过得最鲜欢（殷实）。
我父亲没能力把我们家变成村子里的头一家，最起码要站在村子里的头一排。
这种时候，我父亲心里有些庆幸搬迁那一年没有盖楼房。当初盖楼房，只能盖砖混结构的，跟不上时代，早已经被淘汰。现在村里盖楼房，自然都是框架结构的。一家比一家的样式新颖，一家比一家的材料高档。比如说窗户吧，过去是木框的，后来是钢框的，再后来是铝塑的。再过两年时兴什么材料，谁都说不准。我父亲想到这一层，不由自主地一阵子大笑。
我母亲问，你平白无故地傻笑什么呀？
我父亲说，我傻笑村里人家性子急早早地盖楼房，我庆幸我家亏得没有把楼房早早地盖起来。
我母亲问，你不是做梦都想早一天盖上楼房吗？
我父亲说，我现在不着急盖楼房，我要看村里一家一家都盖什么样的楼房，看清楚了，想明白了，我再盖楼房。 第三章
清明前我回一趟老家，看见家里盖起来的半拉子楼房。
我父亲有防备，撤走瓦工，停下盖楼。他知道我肯定要回来上坟，但不知道他的大儿子媳妇回不回来。我父亲悄悄地在家盖楼房，不怕他的大儿子回来，却怕他的大儿子媳妇回来。我父亲盖楼房，不留一间给他的大儿子，大儿子知道了就算说难听话，能说到哪里去？大儿子媳妇不一样，要是面对面地说道理，我父亲说不出一个能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弄不好不得不松口，指出两间楼房归在大儿子的名下。这一点是我父亲最不愿意去做的。他就是要把一套楼房完整地交在他的二儿子手上，更确切地说他就是要把一套楼房完整地交在他唯一的孙子小亮手上。这一年，我四叔还活着。我妻子相信我四叔会说公道话。她都不用跟我父亲撕破脸讲道理，往后面走上一截子路，喊我四叔过来，我四叔就会替她去跟我父亲摆一摆这个不是道理的道理。
我父亲撤走瓦工，停下施工，等着他的大儿子，更是等着他的大儿子媳妇。相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一道关口。过这一道关口很重要。过去了这一道关口，我父亲盖楼房才能心里敞亮，才能光明磊落地盖起来。
上一年秋天，我父亲跟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子媳妇谈过一次话。谈话的地点在我家客厅里。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集资盖楼房。按照我父亲的设想，盖楼房的钱，他拿一部分，我和二弟两家各拿一部分。具体方案，是我家拿五万块钱，楼房盖起来，我和二弟两家各自一层楼房。楼房的总造价不足二十万。猛然地一算账，我父亲问我家要五万块钱不算多。我妻子却不愿意拿五万块钱。她不愿意拿五万块钱的原因，一是家里暂时拿不出五万块钱，二是觉得拿五万块钱不合情理。我父亲这些年一直跟二弟他们生活在一起。其实这么说，也只是一个象征性说法。二弟一家在浙江金华那边打工，过年过节回来几天，天数加起来每一年不超过十天，肯定没有我跟妻子回去的天数多。但有一点，我父亲在经济上一直跟二弟他们裹在一起。不说早年，二弟家的两个孩子丢在家里上学，吃饭钱，穿衣钱，上学钱，都是我父亲一手承揽，他手上做生意剩余下来的积蓄一年一年消耗个差不多。单说眼下，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长大工作，我父亲喂牛种地，省吃俭用地积攒钱盖楼房，说一句透亮话，还是为了二弟一家子。二弟家的男孩子，一年一年长大，眼见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家里不把楼房盖起来，一个家就不像一个家的样子。一个家没有一个家的样子，谁家的姑娘愿意嫁上门？我父亲操心盖楼房的实质在二弟一家子人身上，重心在孙子小亮一个人身上。前前后后几十年，我父亲挣钱都贴补给二弟一家，总数有多少谁都说不清。我妻子曾经跟我父亲说，你有两个儿子，不说手上的一碗水端平，最起码有一个差不多吧？我父亲手上的一碗水就是不端平，就算我妻子再提意见，照样白搭。我父亲的心里只有二弟一家子人。我父亲的心里只有他唯一的孙子小亮。
我妻子不愿拿五万块钱，就是不愿跟我父亲合伙盖楼房。我父亲说，你们不愿回家盖，那就让你二弟一家子盖。我妻子说，二弟手上哪有钱？我父亲说，没钱让他们借。我妻子说，说来说去还不是替二弟一家子人盖楼房？我父亲不回答我妻子的质疑。我妻子说，你回去盖楼房吧，就算我们家一分钱不拿，盖起来照样得一家一层楼房。
说不清盖一座楼房，我父亲拿好多钱，二弟拿好多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父亲拿大头，二弟拿小头。我父亲拿大头，盖楼房不给我家一间，自然心里发虚。发虚的结果，就是迟迟不动工，想主意。想主意的结果，就是花钱从邻居家买两间宅基地，扒倒老家四间瓦房中的一间盖楼房。
新大河湾村的房屋格局，是一排六间房屋宅基地。我家分四间宅基地盖上瓦房，另两间邻居家盖上瓦房。邻居家有盖楼房的宅基地，前两年盖上楼房过后，这两间瓦房就显得多余，想出手卖掉。两间宅基地地盘小，单独盖楼房有困难，要卖只能卖给我家。邻居家托人问我父亲，买不买？我父亲说，自家的宅基地都用不掉。四间瓦房扒倒盖楼房，就算我们兄弟俩都住在家里也足够了。那个时候，我父亲还没想着单独给二弟一家盖楼房，还没想着盖楼房不给我家一间。有一天，我父亲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两眼盯着邻居家的两间瓦房，两团眼泪滚落下来的时候，决定买下邻居家的两间瓦房。我父亲落眼泪，是心疼花钱买宅基地，是心酸不得不走这一步。买两间宅基地要花几万块钱。几万块钱是盖楼房额外多出来的。我父亲手里的钱盖楼房原本就吃紧。再吃紧也要走这一步棋。
我父亲擦干眼泪，亲自找上邻居家门。邻居家没想到我父亲会改变主意买下宅基地。我父亲是这么跟邻居家解释的：说我们家的大门想朝东开，先從东边盖上三间宅基地的楼房，剩下来的三间宅基地赶明卖掉。我们家的四间瓦房在西边，大门原先就朝向西边。邻居家的两间瓦房在东边，没砌院子丢在那里。我父亲这么一解释，能够解释得通，还是一个妙招。村里人家卖宅基地有价格，过去邻居说价钱有个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我父亲亲自找上门，邻居家把两间宅基地的价格涨上去了。涨上去，我父亲咬牙跺脚还是买了下来。
剩下来的三间瓦房，我父亲真想卖吗？那是我父亲留一手。楼房盖起来单独留给二弟一家子，我父亲会坚持说那是二弟花钱盖起来的。要是我跟我妻子闹意见，想在家里盖楼房，我父亲会说，三间宅基地留在那里，你们想回家盖就回家盖。
我父亲思前虑后想清楚，选择农历二月二开工盖楼房。清明节我回家见到半拉子楼房，见到一个陌生的家。怎么能不陌生呢？扒倒一间瓦房，剩下来的三间瓦房像一只秃尾巴鸡扔在那里。半拉子楼房，一半戳在我家的地盘里，一半戳在邻居家的地盘里，更是唐突和刺眼。我父亲摆出来的棋路，我看得懂。我父亲见我一个人回家，松下一大口气。
我明知故问道，我们家盖楼啦？
我父亲不说话。
我继续问，有我几间楼房？
我父亲说，你二弟一家子盖的，没有你的。
我问，那我赶明回家住哪里？
我父亲说，剩下三间瓦房，你想住哪一间就住哪一间。
我说，二弟他们住新楼房，我住旧瓦房，你能看下去？ 我父亲“咯噔”噤下声。
我从门后拿一把铁锨，挎一只粪箕子，出家门去我母亲坟上膨坟。我父亲开一辆电瓶三轮车跟在我后面慢慢地撵上。年后少雨天干，我母亲老坟四周是一溜高岗地，挖不出坟头。我父亲说，去村东一溜水塘边挖。我母亲的老坟在村西，我坐上三轮车去村东。每一年清明膨坟都一样，最难挖的是坟头。要是坟头挖出来，再培几抔土就上好了。高岗地缺少水分，缺少黏性，能挖膨坟土，就是挖不出坟头。黄表纸、炮仗、冥币，我从毕家岗下车就买好，装在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里。我母亲的坟先上，小妹的坟后上。上我母亲的坟，我父亲陪着。我干我的活，他老人家站一边看着不说话。上小妹的坟，我父亲依旧陪着，站一边看着不说话。我母亲的坟上好，小妹的坟上好，我转身往回走。我父亲开车后面跟着。我走路无声无息。我父亲跟着无声无息。挨近家门，我站住脚。
我说，我回去有事，晌午就不在这里吃饭了。
我父亲知道是扯谎，我心里不快活。
我父亲迟疑一下，木木地说，也好，你回去，我去割草。
我父亲同样不进家门，电瓶三轮车一拐弯，去田地割草了。
村子至毕家岗公交车站，大约五里路，我一步一步远离，心里一步一步愁痛。
第四章
1
这一年，二弟高中毕业考大学没考上，九月份开学复读一个月，回来家。二弟吃不下一份读书的苦，自觉离大学校门不是复读能够缩短的。我父亲的态度是二弟考上就去上大学，考不上就回来家跟他开四轮拖拉机贩煤做生意。我家一直缺干活的人手，二弟不想复读回来家正正好。跟车不是一件好差事。起早贪黑不说，路途颠簸不说，我父亲装煤上车，二弟要帮着装煤上车。我父亲卸煤下车，二弟要帮着卸煤下车。不管装车卸车，手持一把铁锨，一气子攉下来，头上就冒汗，胳膊就酸疼，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地喘。我父亲干活急性子，他自个干活不歇气习惯了，别人跟他一块干活，要一样不歇气。装车要一口气上满，卸车要一口气下空。我父亲一口气能干下来活，二弟一口气干不下来活。二弟干不下来活，我父亲就唠叨，说难听话。结果二弟跟车，跟一趟，跟两趟，跟三趟，就跟我父亲闹翻脸。这一天，过凤台，进蒙城，拖拉机水箱开锅停下来。过去水箱不开锅，为什么单单这一趟？显然二弟加水量不足。半路上，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放眼四周不见有水的所在，我父亲不知道去哪里找水，心里着急，嘴上就骂二弟两句。我父亲手提水桶去找水，二弟留在路上看车。有一辆长途车路过，二弟招手拦车跑上去，把我父亲和拖拉机扔那里。我父亲提一桶水走过来加进水箱里，三等两等不见二弟，却不知道二弟去了哪里。我父亲傍晚回来家，见二弟睡床上，气不打一处来，摸起一根棍棒，就要揍二弟。我母亲死死地抱住我父亲，说要打就打我，二孩子你不能打。
二孩子你不能打，二孩子你不能骂——这是我母亲经常对我父亲说的两句话。我母亲说这话的理由，是二弟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吃过牛黄丸，大人一说他的不是，眼睛就发愣，头脑就转不过圈子。二弟从小就这样，是二弟逃避一切的理由。不管做什么事，只要他不想做，都用身体难受做挡箭牌;或是什么话都不说，一个劲地蒙被子睡大头觉。我比二弟大几岁，从小父母亲对我的要求，跟对二弟的要求就不一样。那个时候，走出农村没有其他道路可选择。一个是参军，一个是考学。参军去部队，提不上干，转一圈照样回原籍。我从初中就拼命地学习，走过一条考学的路。我给二弟做榜样，我给二弟说道理。道理谁都懂，二弟就是吃不得一份苦。
读书苦，是苦在头脑上。跟车苦，是苦在身体上。这两样子苦，二弟都承受不住，或说不愿承受。二弟只好尥蹶子，不再跟车。从我父亲一方面来说，前些年家里使船做生意速度慢，个把月跑一趟船，有紧有松，一个生意不当一个生意做。家里买拖拉机做生意，速度上去，节奏上去，我父亲两天跑一趟生意都嫌少，恨不得每天都往蒙城跑一趟。二弟就像一头小毛驴，一下子被我父亲套进磨道里，连天加夜推磨不歇闲，他哪能受得了。
二弟说，我跟车害怕。
二弟说，我跟车头晕。
二弟就是不说吃不得一份苦。
我父亲说，我开车，你跟车，你害怕什么？
我父亲说，你头晕，你闭眼坐在车上睡大觉。
我母亲劝我父亲说，我跟车，让二孩子在家种庄稼。
二弟就跟我母亲互换了角色。我母亲跟车，二弟就留在家里种地。二弟下学回家，总不能坐吃坐喝什么事都不干。种地简单吗？不说耕地，不说收割，单说打农药。我家九亩半地，煤矿扒煤塌陷三亩半，剩下六亩地。六亩地种黄豆，十月天，黄豆快成熟了，生一茬大青虫，家家打农药。二弟害怕大青虫不说，药水的味道更是受不了。一天农药打下来，不吃不喝睡床上。我父母亲开车回来家，闻见满房屋的农药味，一齐喊二弟。二弟“嗯嗯嗯”地话说不清。两个老人吓坏了。我母亲瘫软在床前，连一声哭都没有力气哭出来。我父亲抱起二弟，放在车子上就往毕家岗煤矿医院去。二弟一身的农药味道，是打过药没洗澡，中毒倒是没中毒。我父母亲不敢大意，央求医生开单子住院。住两天医院，钱花掉了，见二弟能吃能喝真没事，才放心地拉上二弟回來家。
经过这件事，二弟不跟车，不种地，在家闲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什么都不干。
有人上门给二弟提亲，我父母亲赶紧答应下来。这个姑娘是本村人，姓王，比二弟小一岁。在旧大河湾村时，我家住南坝子上，她家住北坝子上，相隔四里地远。两家父母之间认识，孩子却不认识。我母亲见过这个姑娘，个头高，身材宽，是一个干活的坯子，就点下头说，让两个孩子先见一见面。按照规矩，二弟他俩见面，双方父母不在场。媒人是核心，我家到场的有我和大姐，还有我妻子，女方家有她的堂哥和堂姐。大姐的意见随同我母亲，我母亲同意她就同意，我母亲不同意她就不同意。大姐这样说话，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妻子持否定意见，理由是这个姑娘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不在点子上。我妻子说，好像有那么一点差心眼。我跟二弟说，你同意我就同意，你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从表面上来看，我的意见跟大姐差不多，不想担责任。实际上，我是担着大责任。二弟同意，父母亲不同意，我要说服他俩。反过来，二弟不同意，父母亲同意，我一样要说服他俩。在新大河湾村，我们两家住得不远，我父亲专门去一趟王姓人家串门，探听他们本家的看法。我父亲察听的，跟我妻子观察的差不多。这个姑娘有些缺心眼，说话做事不在点子上。我父亲想打退堂鼓，主张这一门亲事算了，我母亲不同意。我母亲愿意这一门亲事，一是二弟没说不同意，二是我们家不需要娶一房精明的儿子媳妇。精明的儿子媳妇，将来婆媳关系不好处，家庭矛盾多。我妻子不算一个精明的女人，进我家门三年，跟我父母亲别别扭扭的，相处得都不算太融洽。按照我母亲的想法，我们家缺就缺这样一房干活舍得下力气，不去拐弯抹角想心思的媳妇。 半年后，二弟媳妇娶进我家门。
二弟媳妇这么快娶进门有原因。我妻子眼尖，一眼就看出门道说，二弟媳妇怀上孩子了。真要说起来，不怪二弟不稳重。我父母亲见天出门做生意，家里就剩下二弟和小妹。二弟不下地，小妹下地。小妹年纪小，力气小，能干多少算多少。农忙天，家里停下做生意，一家人一齐上手忙庄稼。农闲天，我父母亲忙生意不在家，小妹下地不在家，二弟媳妇就来我家找二弟。一来而去，二弟媳妇就怀上二弟的孩子。那一段时间，二弟是孤独期、迷茫期，不知道考不上大学回来家做什么，更不知道将来的人生道路在哪里。这样一种情况下，媒妁之言的二弟媳妇和二弟，很容易产生感情，早早地上车怀孕。
二弟媳妇娶回家，我们家人开始看清楚，二弟媳妇懒不是一般的懒，是超出常人的懒。身上有力气是有力气，就是舍不得使出去，什么事都不愿意做。二弟要是跟二弟媳妇相比较，倒是变成一个勤快人了。比如说，一盆换洗衣服泡那里，泡一天泡一夜，二弟媳妇不去洗，只有二弟伸手洗。再比如说，我母亲不在家，小妹不在家，快到吃饭时辰，二弟媳妇不去烧，只有二弟伸手烧。二弟不苦恼，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像是娶回一个七仙女，心甘情愿地供养着，伺候着。
我父亲生意见，我母亲不让说。我母亲不让说的理由是，二弟媳妇怀孩子身子懒属正常，说赶明生下孩子就好了。倒是我妻子早早地把二弟媳妇看透彻，说我们家娶进门一个好吃懒做的主子。我回家十次有八次会看见二弟媳妇坐在那里不动弹，或坐在那里手上拿东西不停地吃。有一次，我妻子很好奇地问我说，二弟是一个堂堂的高中生，二弟媳妇连小学都没上毕业，他们俩在一起哪里会有共同语言呀？婆媳天生是敌对，妯娌天生是敌对。我不喜欢妻子说这种话题，就冲她说，天底下这么多夫妻，数我跟你有共同语言？
实践证明，我妻子的猜测又一次是正确的。数年后二弟找上我家门，说他想跟二弟媳妇离婚，主要理由就是他跟二弟媳妇看问题差异大，说话说不到一块去。根源在二弟媳妇文化程度低，看问题局限大。二弟和二弟媳妇结婚那一年，二弟二十岁，二弟媳妇十九岁，都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一桩草率的婚姻，毁掉了二弟，毁掉了我们家。
2
这一年，是我们家的灾难年份。一年之内，我们家死掉两口人。先是我母亲，后是我小妹。我母亲死于车祸，小妹死于农药。那一年，我母亲六十一岁，小妹二十岁。
说起来，我母亲的死跟父亲有关。二弟媳妇进我家门，第一年生下一个闺女，第二年又怀上孩子。母亲日夜为家庭操劳，非常辛苦，睡眠严重不足。而父亲忙于生意上的事，整天开着拖拉机，东奔西跑运送物资挣钱。这天，他讓母亲天不亮就跟车送东西去蒙城。我母亲坐上车，我父亲开动拖拉机就直奔蒙城县。我母亲身心疲惫至极，人上车，不知不觉地就犯困，不知不觉地就想睡。初冬五更天，天色不明朗，我父亲打开车头大灯，两眼一直往前瞅。我母亲坐在后面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他看不见也不清楚。车头连车斗，车斗前面是座位，座位左右有扶手。我母亲像往常一样，就坐在车斗前面的座位上。她的所有安全措施就是两只手牢牢地抓住扶手不放松。要是有一根绳子，系在我母亲腰上，就算我母亲睡觉两只手松开扶手，也不会从车子上掉下来。困倦一浪一浪地席卷过来，死神一步一步地逼近我母亲。我父亲听见我母亲“妈呀”一声惨叫，车子打了一个趔趄，我母亲就躺在路上死掉了。
我母亲的死亡时间，不到早上七点钟，太阳没出来。我母亲的死亡地点，刚过凤台县，离家三十里。那天早上，我父亲悲痛欲绝是怎样煎熬过来的，过去了二十五年，我现在都不敢想象。那天早上，我父亲在悲痛欲绝中怎样想办法，通知我四叔家的两个儿子去把我母亲接回家，过去了二十五年，我都没有勇气问详情。
我母亲死后回家。我父亲活着回家。我四叔和四婶过来，主持我母亲的葬礼。虽说我是家里的长子，但在我母亲的葬礼上，在处理我母亲意外死亡这件大事上，依旧得听从我四叔和四婶的。我四叔和四婶一边差遣我去我母亲的娘家报丧，一边喊几位家门的长辈人想对策。我四叔和四婶担心我母亲的娘家来人闹丧期。我母亲的娘家，以二舅老舅为首，跟过来十几口人奔丧。二舅老舅都是知书达理之人，见到我母亲直挺挺地躺在堂屋当门的草铺上，“哗啦啦”地流出两行眼泪，一句难听话都没说。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棺材铺，拣最好的棺材给我母亲买一口。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殡葬店，拣最好的寿衣给我母亲买一套。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集上，请最出名的唢呐班子来吹奏。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集上，请最好的厨子来烧锅。
一口棺材，装进我母亲。一口大坑，埋进我母亲。平整的土地，猛然地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吞咽下我母亲。我母亲从大地上消失，从这个活人的人世间消失。在我母亲的整个葬礼期间，我母亲的娘家，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我们兄弟姐妹，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村子里更是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么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好像我母亲得了一场暴病，属于无法医治的死亡，属于正常的死亡。
安葬下我母亲，我母亲的娘家人回头。我父亲当家，跟我老舅说，你们家盖瓦房借的钱不用还了。我老舅当时愣一愣神，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说这种话。我父亲跟我老舅解释说，那钱是你姐活着时跟我一起累来的，那是你姐的钱。我父亲说这话是花钱宁事，我老舅没说话。我老舅明白，我母亲一死，这门亲戚不断也断了。
不久，我二弟媳妇在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亮。
3
小妹死得比我母亲凄惨。
至今我都说不清楚小妹死的真正原因。有主观上的，有客观上的。我母亲一死，留在人世间最孤苦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小妹。那一年，小妹虚岁二十岁，没有长成人。要是拿我小妹的孤苦与我父亲的孤苦做比较，我父亲的孤苦就算不得一个孤苦了。我母亲死，我父亲一个人做生意，每天都出门，有活在手上可做，有话找人可说，或许只有回到这个家，内心空空荡荡的，才会产生我母亲不在人世间的巨大孤寂感。我小妹不一样，留在家里要整天去面对，心里装满对我母亲的思念，现实中却无抓无挠，不见我母亲的一丝影子。在家干活，心里想起我母亲，无声地哭一哭，默默地流一流眼泪。下地干活，心里想起我母亲，停下手中活，无声地哭一哭，默默地流一流眼泪。大姐家住得远，大姐关心小妹关心得不够。我家住得远，我和妻子关心小妹关心得不够。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里，与小妹生活在一起，却像是两家子人。要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稍微有那么一点哥哥嫂子的样子，或许小妹都不会走绝路。一句话，小妹被我母亲撇得太孤苦了，只有跟随她一起去。 小妹有一次留在人世间的机会和理由。我母亲死后，小妹和一个男孩认识了。男孩是二弟的初中同学，家住我家前面的小王庄。我母亲丧期，男孩来过我家，与我小妹第一次相见。我不知道二弟和二弟媳妇有没有在中间有意介绍他俩认识，最起码我没有听说二弟和二弟媳妇反对他俩认识。大姐坚决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不是男孩长相差，是男孩家里穷。住前后村庄，大姐容易察听。说男孩父亲死掉了，跟母亲一块过。说男孩在家是老小，哥哥姐姐都成家了。说男孩在一家小煤窑上班，很难混出一个人样子。大姐夫就在家门口的小煤窑上班。大姐和两个孩子，就指望大姐夫下小煤窑挣钱养活。下小煤窑扒煤，不是一件好差事，又累又脏不说，关键是危险性大。我家附近有十几座小煤窑，听见它们出事故是正常，听不见它们出事故反倒不正常。按照我一己的猜测，大姐不同意小妹跟男孩恋爱，家穷是表面，下小煤窑是根本。大姐知道大姐夫下小煤窑，她日日夜夜担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她不想小妹有这样的一份担心和害怕。但这种担心和害怕在场面上说不出口。大姐不能跟小妹说，不能跟我们家的其他人说。这是埋藏在大姐心里的隐痛块垒。
我父亲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不知道、那不知道呢？该我负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我父亲做主张。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大姐做主张。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我妻子做主张。就是没想小妹的婚姻，应该由我做主张。逃避的结果，是小妹半瓶农药喝下去。
小妹没跟我母亲葬在一起。小妹没成家，是一个夭折的孩子，跟我母亲葬在一起不合适。或许我父亲从心里回避这件事，不愿一看到我母亲，就看到我小妹。小妹孤孤零零地葬在小东庄西头，与我母亲相隔远远的。
一年之内，我家死掉两口人，我父亲依旧不从自身找原因，一找找到二弟媳妇身上，一找找到我妻子身上，一找找到盖半拉子的两间锅屋身上。说二弟媳妇头上长一绺子白头发妨人。说自从二弟媳妇走进我家门，我家大事小事就没见消停过。说我妻子脸上有一颗痣长得不好，是泪痣。泪痣，流泪的痣，家里不死人才怪呢。儿子是自家生的，媳妇是娶进来的。我父亲心里有怨气，只能找两房儿子媳妇的茬子。那一段时间，我父亲就是人见人躲的凶神恶煞。我妻子躲着他。二弟媳妇躲着他。我跟二弟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
我们家盖两间半拉子锅屋，跟那年我父亲从蒙城县拉回头的一盘钢筋有关系。一盘钢筋是一盘钢筋，只是小钢铁厂生产出来的，比正规大厂生产出来的钢筋细不说，也不是螺纹钢筋。别人家盖楼房的钢筋粗，房屋拐角使用的一定是螺纹钢筋。
我父亲说，钢筋细，我盖两间锅屋不妨事吧。
我们家院子的西南拐角处，盖有一间锅屋。再盖两间锅屋就在大门正对面，紧靠东院墙。按照我父亲的设想，两间新锅屋盖起来，一间旧锅屋堆杂物。四周砖墙砌齐，门窗占上，只等支模板、排钢筋、浇筑房顶了。我母亲一死，两间半拉子的锅屋停在那里。我小妹再一死，整个天塌下来。我父亲心里失去平衡，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看天是黑的，看地是黑的，看四周的景物是黑的。
我父亲要扒掉盖了半拉子的两间锅屋。我父亲要铲除引起我们家大灾大难的祸源。我父亲像一头发疯的公牛，手持撬棍在院子里撞来撞去。二弟和二弟媳妇不敢出门制止，带上两个孩子赶紧地逃出家门。去哪里？去二弟媳妇的娘家。
盖了半拉子的两间锅屋被夷為平地。钢窗变形在那里。木门框断裂在那里。砖块粉碎在那里。我父亲一头灰一身灰地站在院子中央，两眼流出被灰尘渍住、不容易流下来的眼泪。
至此，我父亲罢手了吗？没有。
这天晌午，我父亲躺在床上，两眼盯着房梁，直愣愣地不打弯。我父亲那间房屋的房梁是水泥桁条的。水泥桁条秉性软，几年承重过来，每一根都向下弯曲，一副不堪负重的样子。由此及彼，我父亲想到另三间房屋的房梁。大梁二梁使用的是两根桅杆。桅杆是杉木的，粗粗壮壮的，笔溜直，再负重都不可能打一丝弯。我父亲想到此处，为当年使用上两根桅杆而庆幸。庆幸像一颗投进湖面的石子，欣慰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四周扩散开来。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听见心脏“咯噔”一响，停顿有那么两秒钟不跳动，紧接着一炸一炸地剧烈疼痛起来。我父亲心脏疼痛的原因，不出在心脏有毛病上面，是出在两根桅杆上面。我父亲激灵一下醒悟开来，知道当年使用两根桅杆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正是这个不可饶恕的天大错误，才是导致我们家接连发生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因。
桅杆的作用，是扬帆招风。招风是结果，是兴风作浪。一条木船需要兴风作浪才能往前行进。一个家需要的是平稳，需要的平静，不需要风，不需要浪，更不需要兴风作浪呀！
像对待两间半拉子的锅屋一样，我父亲一骨碌爬起床，开始搬梯子，开始爬梯子，开始上房揭瓦。他要揭掉三间瓦房上的瓦。他要抽掉大梁和二梁。抽掉第一片瓦，扔下院子里，“哗啦”摔得粉碎。抽出第二片瓦，扔下院子里，“哗啦”摔得粉碎。第三片瓦，没用我父亲伸手去抽，自个儿慌张地掉下来，砸在我父亲的额头上。我父亲慌张地伸出两只手去阻拦瓦片，两脚一闪晃，从梯子上摔下来。梯子下是一堆盖锅屋剩下来的沙子。我父亲摔倒没摔一个什么样，额头上却被瓦片砸烂，流出不少血，一滴一滴往下流，一串一串往下流。我父亲搭手一抹拉，头上，脸上，身上，地上，到处都是血。
我父亲安静地躺在地上，躺在沙子上，躺在血泊里，半天没起身。
第五章
大热天，我跟妻子回老家一趟。这一趟，妻子专门问我父亲要钱。家里的楼房，一帮瓦工正在“叮叮当当”地施工，盖上一层，接着盖二层。妻子不去多看楼房半眼，只跟我父亲说钱的事。
我妻子说，这一趟我回家专门问你要钱。
我妻子说，你给我两万块钱！我不问你多要，少给也给不掉。
我妻子说，我为什么要两万块钱呢？照明跟你说，我心里找平衡。
我妻子说，前些年你供养二弟家的两个孩子上学，我家闺女上学你不管不问，我不说话;现在你花钱替二弟家盖楼房，我家买楼房欠银行钱，我要两万块钱回去还贷款。 我妻子一口气把要说的话说完，等候我父亲回话。
我父亲说，家里没有钱。
我妻子说，你没钱去别人家借，你不把钱借来我不走人。
我父亲说，你不走人就不走。
我妻子坐在家里不说话。我父亲坐在家里不说话。爷俩僵持住。我遇见过不少回这样的尴尬场面。我父亲跟我妻子闹矛盾，我夹在中间，说我父亲说不得，说我妻子说不得。这一回，我打定主意，帮我妻子说话。帮我妻子说话的目的，是化解矛盾，是避免他俩发生不必要的争吵。
我跟我父亲说，你从哪里借钱我不管，下个礼拜天我回来家拿钱。
我父亲和我妻子都显露出异样的眼神。我父亲想不到我说这种话，我妻子更是没想到我说这种话。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劝说我妻子，说话向着我父亲。
我跟我父亲说，话我说清楚了，下个礼拜天我回来家拿钱。
我跟妻子说，走，我俩回家。
妻子站起身跟我一起往家走。
妻子直接开口问我父亲要钱算是头一回。
自从我成家过后，在我的思想里，就与父母亲在经济上各自独立，大致各顧各的。早些年，我和妻子在一家企业上班，工资低，收入少，工资养活一家三口人不宽裕。那个时候，父母亲在家做生意，经济上比我们强。他们强是他们的，我们很少向他们张嘴要钱。父母亲也很少主动提出来，给钱贴补我们。我父亲倒是经常地在嘴边说这样一句话，锅里缺粮食，来家里背，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我父亲说的像一句几十年前灾荒年间说过的话。现在谁家缺米缺面呀？后来我母亲和我小妹一死，家里生意渐渐地停下，走向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坐吃山空，整天任啥事不干。二弟和二弟媳妇跟前的两个孩子一年一年长大，我父亲一年一年见老，一个家摇摇欲坠眼见就快支撑不住了，我父亲依靠一把老骨头，咬牙跺脚依旧支撑着。相对应的那一个阶段，我从企业调市文联。企业破产，不调走家里真要缺米缺面了。调市文联是我的幸运，更是不景气的开端。市文联是一个什么部门呀？比清水衙门还要清水衙门。清水衙门有清水，市文联连清水都没有。闺女上大学，学艺术类专业，我的工资卡交在她手上，都不够她一个人花销。不是闺女花钱大手大脚，是工资太低了。我只有拼命地写稿子。稿费低，更得拼命地写稿子。照理说，我是家里的长子，应该抽出一部分钱照顾那个摇摇欲坠的家。一是我实在抽不出来钱，二是抽出一星半点钱不管用。我和老家依旧延续过去的大政方针，各家顾各家的。
此后家境渐渐地好起来。好起来的因素，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二弟和二弟媳妇跟前的两个孩子长大，先是二弟家的男孩上班，再是二弟家的闺女上班。两个孩子上班，二弟和二弟媳妇轻松，我父亲更轻松。二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的收入逐年在增加，不只二弟和二弟媳妇加工资，整个社会的打工者都在加工资。三是家里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转。国家政策一转变，我父亲有了养老金，按月三百多块钱。钱不算多，但比没有强。我父亲停下做生意就在家喂养牛。一年两头，年底出栏，大概收入有万把块钱吧。再一项是煤矿赔付的青苗费增加。煤矿扒煤，土地塌陷，影响长庄稼，不是一次性地买断，是每年赔付青苗费。过去一年一亩地几百块钱，眼下涨到两千块钱。
家里渐渐地好转起来，我父亲手里有了些余钱，头脑里就想着早一天把楼房盖起来。楼房还没有盖起来，是是非非倒是生出来。说好下一个礼拜天回家拿钱，就得下一个礼拜天回家拿钱。不回家拿钱，我妻子心里堵上的一口气消散不掉。这一趟家不是好回的。我担心我父亲躲出门不在家。我担心我父亲手上没有钱，我回家拿不着钱。我更担心我父亲不但不给钱，反倒会把我狗血喷头地骂一顿。小时候，我父亲在我面前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更是一个暴君般的父亲。说一声不高兴，手里拿棍子打过来，是家常便饭。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在外不惹是非、不闯祸，在家不惹父母亲生气、不跟兄弟姐妹磨牙。在内心我一直怵我父亲，不管是小时，还是长大工作后，抑或是现在。怵我父亲，早已根深蒂固，变成我的一种心病。不管什么时候，我很少跟我父亲提什么要求，哪怕是合理的要求。让他准备两万块钱，我回家去拿——这显然是一件过分的要求。我逼迫自己去实施，无形地心理压力大，忐忐忑忑地心不安。一路上，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不想回这一趟老家，可又不得不回这一趟老家。一份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比热锅上的蚂蚁还要难受一百倍。好像我都不是一个我父亲的亲生儿子了。好像我手里正拿着一把刀慢慢地接近我父亲，要实施谋杀与报复。
大门没有上锁，我父亲在家里。我进门不坐，直接问我父亲，两万块钱准备好了吗？我父亲说，准备好了。我松下一口气，又紧上一口气。我怕我父亲说的是瞎话。我说，钱在哪里，现在拿给我。我父亲说，在银行里，吃过晌午饭去拿。村里没有银行，储蓄点最近处在毕家岗。
我问，去银行借钱？
我父亲说，存银行里的钱。
我父亲这么一说，我心里更加没底。我父亲会有闲钱存银行？你想想呀，我父亲在家里张罗盖楼房，材料费、车辆费、人工费，哪一样少钱能办成？他不东拉西扯地借钱就算不错了。可转念一想，就凭我父亲这么一大把年岁，想去银行借钱，人家也不会借给他呀！村子里借钱都是高利贷，一分利或一分二的利，就这么一天一天往下算。我担心他在家借高利贷。他盖楼房借高利贷我管不着，要是我要两万块钱逼他去借高利贷就罪孽了。
离晌午饭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父亲说，我去村子里转一转。我这种心境，出门见村人能说什么话？我说转一转，是不想面对我父亲。面对我父亲，我良心受谴责。我走出家门，不往村子里走，转头去村头。村头再往西走三百米，是我母亲的坟墓。过去我回家，动不动就往那里去，站一站，看一看，哪怕不说一句话，都是一种穿越时空般的情感交流。走一半，我站住脚，愣一愣神，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往日我想见一见我母亲，今日不想见。好像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没脸去见我母亲。 晌午后，我跟我父亲一起去毕家岗。我父亲开电瓶三轮车，我坐电瓶三轮车。我父亲面色平静，看不出内心有一丝波澜，两万块钱像是两块钱。我的内心波澜起伏，像狂风大作中的海面，一阵子翻滚接着一阵子翻滚。两万块钱确实是我父亲存银行里的。我父亲没有拿出来使用，不是手上不缺钱，是定期一年快到期。那个时候，一万块钱一年定期利息三百多块钱;两万块钱存一年，利息加一块有六百五十块钱，相当于我父亲两个月的养老金。或许在有钱人的眼里这是一笔小钱，但在我父亲的眼里却是一笔大钱。我见我父亲掏出存折的时候，手上有那么一丝迟钝和犹豫，接着狠狠心交给储蓄员。储蓄员问，你老人家真的要把两万块钱拿出来？我父亲说，等钱使。两万块钱经过验钞机点好数，交在我父亲手上。我父亲转身交在我手上。我父亲说，你再点一点。我不点，直接装包里。
前面不远处是公交车站。我坐上20路公交车，再转3路公交车，就能回到家，就能把两万块钱交在我妻子手上，就能让我妻子心里堵上的一口气缓一缓。
我跟我父亲说，我回去了。
我父亲说，我去割牛草。
我说，年底我还你两万块钱。
我父亲知道，我家经济大权控制在我妻子手上。
我父亲愣一愣问，你哪里会有两万块钱？
我说，挣稿费。
第六章
1
此后十几年间，我父亲不再提家里盖楼房这件事。
一是我父亲盖楼房的心劲松下了。二是我父亲的口袋空下了。我母亲死，我小妹死，家破人亡，算是我们家的毁灭性灾难，对我父亲打击最大。又加上，二弟和二弟媳妇好吃懒做十几年，坐吃坐喝十几年，我父亲松下来的心劲怎么提都提不起来。我父亲看不见一个家往下过日子的希望。看不见一个家往下过日子的希望，就算把楼房盖起来又能怎么样？我父亲口袋里的钱空下来，就不用去说了。买两口棺材花多少钱，买两块墓地花多少钱，办两场丧事花多少钱？生意停下来，只见出钱的地方，不见进钱的地方，口袋里的钱守都守不住，不想空都得空下来。
我父亲盖楼房的想法破灭了。四间瓦房跟我们家一样，一年一年地破落下去，一天一天地破落下去。
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一待待十几年，不是不想生活的门路。客观上，两个孩子一天一天长大，花钱一天一天增多，要吃饭，要穿衣，要上学，一样缺不了。客观上，我父亲一天一天年岁大，口袋一天一天空，贴补他们不可能無限制地继续下去。二弟和二弟媳妇先是在家里开商店，就在我父亲独门独户的那一间房屋里。我父亲从里边搬出来，木板钉做一个简易的货架，油盐酱醋摆上去，打开后门，一处简易的商店就开起来。新大河湾村两条路，一条是进村出村的南北路，一条是分割村子、贯穿村子的东西路。我家在东西路的西端，地理位置不好不说，关键是一间房屋规模小，货物少，缺人气。二弟和二弟媳妇开半年店，关上门。剩下来的百货，自家用。左邻右舍欠钱，不少零碎账要不上来。村里人家有传统，买一样东西，手里缺钱或不想付钱，就赊账。半年下来，一算总账，赚的钱都在账本上。先是二弟挨门挨户要账，后是二弟媳妇挨门挨户要账。开半年商店，落下一大堆想要都不那么容易的狗头账。
这一年冬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坐长途车去蚌埠买回四麻袋衣裳。一麻袋棉袄，一麻袋棉裤，一麻袋线衣，一麻袋线裤。棉衣不是棉花的，线衣不是棉线的，一律是腈纶，做工粗糙，价格低廉。二弟和二弟媳妇想做这种生意，是看见别人卖这种衣服。他俩去新庄孜矿，生孝心替我父亲买一件棉袄，看见生意好，留心一打听，知道货物从哪里进，一件能赚好多钱。那里退休老矿工多，这种衣服主要购买对象是他们。他们辛劳一辈子，口袋里有钱都舍不得穿好的。二弟和二弟媳妇回家一协商，干脆进这这种衣服做生意。地点就选择在毕家岗矿。毕家岗矿和新庄孜矿一样，是一座开采几十年的老煤矿。这里的老矿工肯定不会少，这里的生意肯定不会差。二弟和二弟媳妇去毕家岗矿出摊子。摊子出出来，衣服摆出来。真是此一地彼一地，街上老矿工不少，转来转去，问来问去，就是不掏钱。半天摊子摆下来，没卖出几件衣服，除去市场管理费，只够一个吃饭钱。
第二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去赶集。毕家岗在南，不过河。赶集往北，要过两道河。衣服装在一辆三轮车上，二弟骑着，二弟媳妇推着，一个半小时到集上，三个半小时摆下来，生意冷冷清清，还不如毕家岗。想一想就明白，煤矿老矿工口袋里有钱，买与不买，那是想买与不想买。赶集的老头老太太口袋里没钱，买与不买，那是想买买不了。家里存放一大堆破衣烂衫，将就着穿一年，将就着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很少添新衣。
接着下一场大雪。一场大雪没融化，紧接着是过年。过年后天气回暖，就失去卖棉衣线衣的季节。四麻袋衣服，卖出两麻袋，剩下两麻袋。二弟和二弟媳妇扎上麻袋口，想着下一年接着卖。到了下一年，二弟和二弟媳妇生法种草莓，两麻袋衣服扔在家里，烂在家里，再没卖出一件。
开商店钱，是我父亲给的。进衣服钱，是我父亲给的。开商店赔钱，卖衣服赔钱。我回家，我父亲一说起这两件事，就气鼓鼓地说他俩是一对败家子。村子里陆续开这么多家商店，有几家干赢的？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村人，就那么一点微弱的消费能力。二弟和二弟媳妇想开商店分一份羹，注定稀汤寡水地吃不饱。他俩卖衣服更草率，拿钱打水漂，像是闹着玩。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会怎么样呢？
我家九亩半责任田。半亩河滩地，扔在那里早不管种庄稼。九亩大河湾地分三截地：上截地，中截地，下截地，一截地三亩。上截地离淮河最近。煤矿扒煤最先塌陷上截地。上截地塌一半剩一半。塌一半变成一口大水塘。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就种在这块塌陷剩下来的一亩半地里。种草莓每天都要浇水，在这里种草莓浇水方便。地邻家种草莓，每年都挣不少钱。他家有亲戚在长丰县曹庵子，那里种草莓年数多，经验多，品种多。我家跟他家学，搭棚子跟他家学，买草莓秧从他家买。一墒子地，两边挖坑插竹竿，不是直着插，是斜着插。地两边竹竿都斜着插，上面弯出一个幅度，蒙上塑料薄膜，大棚就算搭起来了。深秋天搭齐大棚，做出地墒，栽上草莓，一天浇一遍水。我家有四轮拖拉机，开至水塘边，柴油机带动潜水泵，“突突突”地就把水抽上来。浇水倒是不费事，费事的是施肥打药，摘草莓秧上的枯叶。大棚里温度高，草莓秧缓过来棵子，一个月就开花，蜜蜂飞舞，花香扑鼻，一片喜气洋洋。初冬时节，哪里会有蜜蜂呢？大棚里专门喂养的。草莓没有开花时，白糖是蜜蜂的口粮。蜜蜂整天爬着吃爬着喝，一只不乱飞。草莓一旦开花，蜜蜂疯掉一般，到处采蜜，到处传粉。头一年，草莓结得小，草莓结得稀，没卖什么钱。二弟和二弟媳妇总结经验，指望第二年挣大钱。大棚草莓，春节前后上市，清明前后罢园。种一季草莓，结果三个多月。草莓罢园，大棚不歇闲，接着种豆角、辣椒、茄子，或种黄瓜、香瓜、西红柿，依旧赶早上市。 在大河湾种大棚有两个短处：一个是离家远，来回过河不方便;一个是离市场远，来回过河不方便。俗话说，隔山不为远，隔水不为近。相隔一座山，有路有车，出家门走上路就很近。想早走早，想晚走晚，能自己掌控。相隔一条河，路断河边，渡船不摆渡，只能止步不前，望河兴叹。想早早不了，不想晚也得晚。整个冬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大棚里待得多，回家回得少。白天在大棚里干活，晚上在大棚里睡觉。一个家完整地丢给我父亲。我父亲乐意。我父亲支持二弟和二弟媳妇种大棚，觉得他俩总算迷途知返，找到生活的门路和真谛。买竹竿，我父亲掏钱。买塑料薄膜，我父亲掏钱。二弟家的两个孩子扔在家里，我父亲经管。两个孩子在村子里上小学，我父亲早上喊起床，傍晚喊归家。最关键的是我父亲要忙一天三顿饭。我父亲一辈子很少烧锅，不会烧锅，缺少实践，现在每天都要烧三顿，烧得一身劲。两个孩子想吃什么，我父亲就烧什么。两个孩子不想吃什么，我父亲就不烧什么。
二弟和二弟媳妇找到一件要做的事——种草莓。我父亲找到一件要做的事——经管两个孩子。要是二弟和二弟媳妇能这么一直种大棚，或许是一条生活的门路。要是我父亲能这么长期经管两个孩子，或许是一种别样的养老。但有一个大河湾的主要角色，我们一家子人都忽略了。这就是阻拦在新村庄与旧土地之间的一条淮河。忽略了淮河是一条性情不定的河。忽略了淮河是一条暴怒无常的河。更忽略了淮河一旦发大水，会淹没大河湾的土地，会连同塑料大棚一起席卷去。一连好多年淮河的性情变得温顺了，不再发大水，不再狂乱不羁。原因是淮河下游的每一处弯曲地方都理顺了。原因是淮河上游的每一条支流都修上大型的蓄水水库。
这一年，淮河发起了大水。淮河多年不发的大水又一次发了。淮河发大水，多在夏天里发。夏季里雨水多雨水大。这一次淮河发在了深秋天。深秋天，大棚里刚栽上草莓。草莓秧苗还没有缓过来棵子。天上的雨水“哗啦啦”不停断地下。雨水下在大棚外面，下在淮河里面。二弟和二弟媳妇照常地见天打开水泵，草莓秧子浇一遍水。淮河水“噗噗噗”地涨起来，村人不当一回事。深秋天会淹湾吗？村人想都没想过。村人想都没想过的一件事，这一次变成真。“哗啦”一下子，淮河水破堤冲进大河湾的土地里。破堤的地点，离大棚很近。竹竿顧不上拔，塑料薄膜顾不上揭。二弟和二弟媳妇空手往堤坝上跑。堤坝是沙土，淮河水越冲豁口越大，淮河水越冲水流越猛。二弟和二弟媳妇站在堤坝上，眼睁睁地看着淮河水朝大棚冲过去;眼睁睁地看着淮河水像一条巨兽的舌头，卷走塑料大棚，吞掉草莓秧苗。二弟抱住二弟媳妇失声哭起来。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赔上一大笔钱。
大水没退，二弟就离开家去了浙江金华。二弟媳妇的妹妹婆家一家子人在那边开办一所农民工学校，要二弟去那边教书。从此二弟走上一条长长的打工路。
2
我父亲七十二岁那一年，请木匠把自个儿的寿材打起来。
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儿至。意思是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的命坎，是生命的大限。一般人活不过这两个岁数。大概是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年，我父亲自作主张从蒙城买回四棵棺材木。是柏树的，每一根都有两尺半那么粗。柏树长这么粗，少说要长五十年。那个时候，我父亲刚过六十二岁。四棵柏木堆放在家里，不急着打棺材。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我父亲七十二岁这一年，早早地请木匠，早早地打棺材，早早地做准备。为七十三这个命坎做准备，为七十三生命的大限做准备。打棺材就在我家的院子里，“叮叮当当”半个月整，一口柏木棺材打起来。棺材是我父亲在阴间的房屋。看着这么一口白亮亮的棺材，我父亲放下心，好像可以坦然地去死了。
据我所知，村子里这些年没有人自己打棺材了。人死，家人拿上钱，开上车，去棺材铺买一口。那一年我母亲死，就是这么操办的。那一年我四叔和四婶当家，差遣人去棺材铺买了一口最好的棺材。虽说棺材只是杉木的，却是十圆棺材。我父亲要想超过我母亲，只能在棺木上，只能自己打。我猜想，我父亲与我母亲暗暗攀比心理是有了。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亲手打一口柏木棺材，就是最好的实证。
我父亲七十三没有死，小沟小坎有一次。有一天早上，我父亲起床起猛了，一头从床上扑下来，床头竖两根半截子钢筋，一下子戳在脸上。位置紧靠右眼，我父亲想想后怕。要是钢筋戳在右眼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四叔家的堂弟得知此事，打电话跟我说，我赶紧地回去看一看。到家大约十点半钟的样子，我父亲不在家。听邻居说，他找诊所包扎去了。去哪里的诊所，邻居就说不清楚了。我父亲喂牛割牛草，整天骑一辆电瓶三轮车乱转悠，去了哪里真的说不准确。我在家等候一个多小时，我父亲回头了。右脸上捂着一块纱布，半张脸明晃晃地肿起来。我问，缝线没缝线？我父亲说，缝了。我问，打没打破伤风针？我父亲说，打了。我问，疼不疼？我父亲说，不怎么疼。我说，下一回起床慢一点。我父亲说，好！我说，起床后先喝一杯白开水，冲一冲血管再干活。我父亲又说一声，好！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大多是白说。我知道我父亲答应的这些话大多是白说。我父亲一辈子就是那么一个急性子人，干什么事慢悠悠过？再说我父亲整天忙着割牛草喂牛，连一天三顿饭都保证不上，哪里顾得上烧白开水、喝白开水呀？饿了，骑三轮车去街上吃;渴了，“咕咚咕咚”喝自来水。
在我父亲看来，钢筋戳破脸是小事，缝一缝线，打一打针，长一长就长好了，留疤不留疤是小事。在我父亲看来，钢筋戳破脸是喜事，过去七十三岁这一劫，就能接着往下活。我父亲乐嘻嘻地跟我说他的寿命长，离死早呢。我问，这话怎么讲？我父亲说，你想呀，你娘死多早，你小妹死多早，她俩剩余的阳寿不都加在我身上。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吗，还是我父亲主观臆断找出来的长寿理由？死人可以留下物质的遗产，亦可以留下寿命的遗产吗？
中间隔几天，我妻子回家看我父亲。看缝线拆除没有，看伤疤长上没有。我妻子去得早，回得早，气鼓鼓地惹一肚子气。我问，是怎么一回事？我妻子说，老头子说钢筋戳破脸不是他头一蒙扑上去的，是有人从背后推搡了他一把。我赶忙问，是哪一个？我妻子说，老头子说是鬼魂。是鬼魂？我妻子说，老家都闹鬼了，我怎么能在那里待得下去，我怎么能留在那里去吃一口饭。 那一天我父亲跟我妻子说，半夜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院子里的两头牛叫。牛是我父亲的命根子，牛叫不正常，他一下子惊醒过来，翻身起床想去牛圈里察看察看。我父亲伸手披上衣服原本是坐在床框上的，觉得有一只手从背后猛然地推搡一下，就一头扑向钢筋，跌下床。我父亲说，村里谁谁谁就是这样子，一跤摔地上，半身不遂了。又说，村里谁谁谁就是这样子，一跤摔地上，凉透家人都不知道。
是真是假，不用去核实。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父亲没摔这一跤，整天去想七十三命坎这件事。担心死，害怕死，是人的本性，我父亲怎么能超脱呢？疑神疑鬼，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父亲那一段的生命常态。摔过这一跤，我父亲豁然开朗，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支撑。
我父亲七十四岁这一年，两眼生出白内障。白内障慢慢地生长，就像天边的一片乌云，缓慢地向中央渐次推进，不温不火，不动声色，慢条斯理，而又温文尔雅。有一段时间了，我父亲每天早上起床，看见天地间都是一片雾气茫茫的。眼前始终弥漫着一片可有可无的薄雾，分布均匀，风吹不动。我父亲不当一回事，心想雾气只存在于天地间，是客观存在的。早上该喂牛草的时候喂牛草，该烧饮牛水的时候烧饮牛水，之后开电瓶三轮车去四周田地里割牛草。喂牛草不妨事，烧饮牛水不妨事，割牛草有些不自在。我父亲蹲下身子，伸出镰刀，睁开眼，低下头，远处有雾气，近处有雾气。我父亲心里一惊，开始怀疑眼前的雾气不是存在于天地间，而是存在于自己的眼底里。我父亲停下割草，抬起衣袖，使劲地眨上两下眼，使劲地擦上两下眼。眼前像是清亮一点，又像是一点没清亮。
我父亲去镇上卫生院。医生说，这是白内障。白内障，我父亲知道怎么治疗。村里不止一个人眼睛里长白内障去医院，“嚓啦”一刀割下去，眼睛就清亮了。我父亲说，我明天就去医院开刀。医生说，现在开刀早，要候长一长，长厚实了，长成熟了，再开刀不迟。我父亲说，那我就候白内障长熟透去开刀。医生开几瓶眼药水，我父亲带回家。
半年后，我父亲开刀摘除白内障。
他的两只眼都长白内障，两只眼的状况差不多。就像阴天过后是晴天，晴天过后还会有阴天，医生说，白内障开过刀还会长，只是植入的人工晶体没办法再开刀。我与医生协商，我与父亲协商，开一只，留一只。万一父亲寿命长，万一开过的一只眼睛有病变，留下一只好备用。实践证明我的想法是英明的。十年过后，我父亲开过刀的一只右眼几近失明，再开刀摘除另一只眼里的白内障。
我父亲一生很少生病，连一个伤风感冒都少见。我父亲自个儿说自个儿，是铁疙瘩头，浑身上下像是一块铁。一块铁何谈生病？只会慢慢地生锈，只会慢慢地老去。我父亲开刀不愿住医院。舍不得多花钱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家里的两头牛没有人去伺候。我父亲向医生察听清楚开刀的程序。第一天去医院做相关检查，血常规、尿常规、量血压、数脉搏之类的，不需要住院。第二天，进手术室开刀，之后连续吊三天消炎药水。三天过后，揭开纱布，再点眼药水就可以了。医生说，开白内障是小手术，住院不住院随你便。我父亲说，那我就不住院。
我父亲不愿住院，我不强求。我父亲自个儿都不把自个儿当作病人去看待，我干吗要把他当作病人去看待呢？电话里说好的，第一天我父亲去医院做相关检查，由四叔家的二儿子陪他一起去。第二天，我父亲做手术我陪他去医院。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医生一次安排好几个病人，按照名单顺序往下排，快到十一点钟我父亲走进手术室。我在手术室外面等候。大姐和大姐夫在手术室外面等候。二弟在浙江金华那一边回不来。个把小时过后，我父亲从手术室出来。进去与出来，我父亲的唯一变化，就是右眼上蒙着纱布，就是有一些紧张与恐惧。我父亲说，做手术一点都不疼。手术打麻药，有麻药当然不会疼。我说，过一会儿麻药过去就会疼。我父亲说，我能听见剪刀“咔嚓咔嚓”剪除白内障的声音。
我父亲不住院，没有病房可去。大姐家住得近一些。
我说，现在我们就去大姐家。
我父亲说，我回自己家。
我说，去大姐家吃过饭打过吊水再回家。
我知道我父亲惦记着他的两条牛。
我说，两条牛交给老虎你放心。
老虎是四叔家的二儿子，昨天就是他带着我父亲来医院做检查。村子里有小诊所，我父亲回家吊消炎药水是一样的。晌午一顿饭就在大姐吃的。吃过晌午饭，我父亲去大姐家的附近小诊所挂吊水。我给老虎打了一个电话，就把我父亲交给他去照顾。怎么照顾呢？我说，你闲下来多去家里看两趟。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开白内障手术，回家没有一个人照顾，确实放心不下。可放心不下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三天，我父亲去医院顺利拆除纱布。一只植入人工晶体的右眼比依旧长着白内障的左眼明亮许多。明亮得有些不真实，明亮得有些害怕人。
3
我父亲八十四岁这年，开过刀的右眼发生病变。先是怕见光，一见光就淌眼泪水。我父亲手拿一块布，过一会儿搌一搌，过一会儿又搌一搌。其后，流泪的右眼义无反顾地走向失明。眼前的景物慢慢地模糊黯淡，像是处在天明天黑的交界处。我父亲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摇头说，没办法医治。我父亲说，幸亏我留着左眼，开刀摘除白内障，照样看得见。我父亲的右眼发生病变是在五月天，他不着急去医院开刀，他要慢慢地等上两个月，等二弟从金华放暑假回来家，陪他一起去医院。
这一年，我调省里工作。我父亲不想开刀麻烦我。一只眼慢慢地病变，慢慢地失明，我父亲就慢慢地适应。到了六月天，我父亲的右眼有了那么一丝好转的迹象。他说眼前的景物开始变清了。真是奇怪了！我问，吃没吃药，打没打针，点没点眼药水？我父亲说，村里有人去开白内障，剩下两瓶眼药水，他拿回家点眼里。我问什么眼药水？我去医院买几瓶你接着点。我父亲从屋里拿出一只空瓶子，我照药名去药房拿几瓶。
我父亲就依靠点眼药水一天一天往下支撑着。一直支撑到十月天，不得不开左眼了。再不开左眼，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不要说割牛草喂牛，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我父亲决定开刀，就給我打电话，就给二弟打电话。二弟回不来，派小亮回。小亮带我父亲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这一回，我父亲同意住院，不得不同意住院。一来八十四岁的年龄，不再是上一回七十四岁，铁板一样的身子越来越弯勾，越来越锈蚀。二来右眼失明，左眼开刀，完全是瞎子。一个瞎子不住院，领来领去怎么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