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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月二,龙抬头。我父亲选择这一天开工盖楼。
一大早,村里瓦工走过来,准备放线挖地基。我父亲买来一大盘炮仗,解开了,点着了,“噼里啪啦”一阵猛炸,响声四散开来。他手持一把铁锨,要挖地基的头一锨土。是一把崭新的铁锨,两天前赶集新买的,顺便买回头的还有二尺红洋布。红洋布系在锨把子上,招展出一片红彤彤的喜色。红光映照在我父亲脸上,同样是一片红彤彤的喜色。或许新锨不吃土,或许我父亲年岁大力气弱,“吭吭哧哧”一阵子猛踩猛挖猛使劲,锨头就是吃不进泥土里。主家人挖头一锨土,是习俗,是仪式,图一份吉利。我父亲怎么使劲都挖不下去,气就粗喘了,脸就难堪了。我父亲停下挖土,抬头看一看四周村人。四周都是瓦工,想找一个家人替代都找不见。
我父亲呼喘喘地扔下铁锨,跟瓦工说,你们挖吧,日奶奶的杂碎熊,我挖不动不挖了。
瓦工走上前来,个个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村人,件件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工具,“叮叮当当”,刨的刨,挖的挖,攉的攉,一锨一锨土从基地翻开来。我父亲站一旁看两眼,脸色渐渐地缓过难堪,说我去安排晌午饭。开工盖楼管瓦工一顿酒,是规矩。我父亲勾腰驼背甩手,朝村里的十字路口去。有人家在那里开饭店,我父亲早早地打过招呼,再过去落实一下,是放心,更是散心。我父亲心里不舒畅,没想到盖楼开工这件大事,家里就他一个人,更是没想到开工挖头一锨土挖不出。我父亲一路走一路想,心里“咯噔”一疼痛,害怕盖楼不顺利,更害怕家里闹矛盾。我父亲脚下迟疑,没有去饭店,而是拐进一家杂货铺。杂货铺里有电话,我父亲有什么事要跟我说,都是来这里打电话。打一次一块钱,要是打的时间长,就两块三块地往上加。我父亲伸手从口袋抠出一枚硬币,“哐啷”一声扔货架上,说我给大毛打电话。大毛是我的小名。我父亲一只手抓住话筒,另一只手就去拨号码。别看我父亲年纪大,记性却不差,我的手机号码,他记得住,背得出。
家里开工盖楼,二弟不在家,我不在家。二弟不在家正常,我不在家不正常。二弟不在家,是二弟所在的浙江金華那一边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学,他必须去。这些年,二弟一直在那里打工,教语文课,教数学课,教美术课,教音乐课。学校需要什么课程老师,二弟就教什么课程。私立学校,赚钱为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二弟开学不去,位置被别人占上,再去就不可能。二弟舍不得丢下这份工作。丢下容易,再找难。我不在家,是父亲盖楼没有打电话跟我说;或者说家里盖楼跟我不相干。楼房盖起来,都是二弟一家子的,没有一间楼房归在我名下。父亲事前不打电话给我,是有意不想让我知道。可一座楼房盖在家里,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迟一天早一天,我肯定要知道。父亲不是担心我知道会怎么样,是担心他家的大儿子媳妇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家兄弟二人,我在家是老大,就算我工作生活在城市里,家里盖一座楼没有我的一间房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我父亲执意要这么去实施,心里就发虚,担心我和妻子知道,会生出不同意见,会闹家窝子。楼房开工这一天是我父亲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的最后时机,再晚一晚想跟我说都很难说得通。我父亲伸手拨号码的一瞬间,像是摸在一块烧红的热铁上,快速地缩回手,快速地走出杂货铺,快速地往家回。我父亲一边走一边说,我是他老子,难道能扒倒我盖起来的楼房?
我父亲心肠一硬,还是没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
走回家门的我父亲,跟走出家门的我父亲,变成截然不同两个人,一身轻松,满脸堆笑。盖楼挖不动头一锨土的不吉利,一扫而光。盖楼故意隐瞒大儿子一家子人的担心,一扫而光。“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砖头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砖头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水泥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水泥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钢筋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钢筋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石碴儿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石碴儿卸在哪里。上午半天,盖楼房的各种材料前呼后拥地运过来。我父亲跑前跑后,东一头西一头,就算一个陌生的过路人,站下脚随便地瞅上两眼,都知道哪一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父亲浑身上下劲杠杠的,前后左右怎么瞧,都不像一个年过八十的耄耋老人。
第二章
1
眼下老家住着的四间瓦房,是三十年前盖起来的。
那一年,大河湾村因煤矿扒煤塌陷,重新规划,整体拆迁。前一年,我考上大学,户口离开家,分四间宅基地,就没有我的半间。村里大多数人家盖的都是砖瓦房,个把两户人家盖楼房。砖头墙垛,水泥预制板往上一担,这种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比瓦房多花不了几个钱。那一年我父亲就准备盖这样的两层楼房:下四间,上三间,空出一间做晒台。想一想罢了手,省下一部分钱,买一条木船做生意。我父亲盖楼房退缩,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考上大学走出村子。我们兄弟二人,二弟念书要是念出来,紧随我的一条路,将来结婚生子都不回去住,家里盖楼房干什么?
我父亲决定盖四间瓦房,心里并没有丢下楼房,地基挖得深,石料下得足,哪一天想盖楼房,推掉瓦房的上顶盖,担上水泥预制板,再往上摞一层,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家盖房屋与买木船是在同一个时间段。盖房屋备好材料,请瓦工盖就可以了。村子里家家盖房屋,不缺瓦工队。准备砖瓦,准备沙子水泥,家家都一样,没有一个大差别。差别在房梁上,买什么房梁木。一根柳木的,跟一根杉树的,差别大;或者干脆用水泥桁条做房梁,价钱差得就更大了。水泥桁条比柳木便宜,柳木比杉木便宜。我父亲手上有两根杉木桅杆,心里犹豫能不能用。不用说,两根桅杆是从木船上卸下来的。桅杆的桅,跟危险的危、危害的危,是一个音,听着就不吉利。哪里像榆木的榆,跟余粮的余一个音,听着就顺耳顺心。我父亲心里犹豫,就停下准备房梁木,收拾买回来的一条木船。
是一条淘汰的木船,破旧不说,个头小不说,关键是没有安装柴油机。行驶在淮河里,依旧顺风靠船帆,顶风靠拉纤。别人家使的船,早更新换代为水泥船。船上安装柴油机不说,装载量是木船的十倍二十倍。我父亲买一条破旧的木船,图价格便宜。新木船买不起,水泥船更是想都不敢想。破旧的木船买来家,一是要花工夫维修它,二是要花钱改造它。改造它,是要卸下一大一小两根桅杆,安装上一台24匹马力的柴油机。维修它,前后大致分四步。第一步,手拿一块油石,打磨掉船木表面上的腐朽木质。第二步,手持一把凿子,剔除船木缝隙里的腐朽木质。第三步,手持一块油泥,填实船木的缝隙。怎样填实?一手持凿子,一手举锤子,一点一点把油泥“挤压”进船木的缝隙里。油泥,是火麻加熟石灰、桐油,先刀子剁,后锤子砸。刀子剁,是剁碎火麻;锤子砸,是砸熟油泥。第四步,里里外外刷三遍桐油。维修船,改造船,我父亲前后忙了整整一个月。 我父亲忙好木船,接着想房梁木。这一天,他抬脚去了一趟麻老五家。麻老五姓陈,脸上有不少细碎的麻子,在家排行老五,村人就叫他麻老五。陈姓人家早年是船民,解放后上岸做农民。在旧大河湾村,我家住五队,麻老五家住四队,东西不过半里地。曹姓人家与陈姓人家,亲连亲。麻老五年岁比我父亲大十几岁,辈分比我父亲长一辈。我父亲张嘴喊一声“我五叔”走进门。那个时候,村里男人大多抽烟叶子。村人串门,坐下身,端上烟叶匾子,算礼节。我父亲卷一根烟叶点上,麻老五卷一根烟叶点上。我父亲说,我今天来专门问你一件事。麻老五问,什么事?我父亲说,我家有两根桅杆能不能做房梁?麻老五猛抽两口烟,想一想说,能不能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陈家盖房屋谁谁谁家使的是桅杆,谁谁谁家使的也是桅杆,这两家子人这些年来不是好模好生的。麻老五说的这两户,都是四队陈家。我父亲说,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敞亮了。
就是麻老五随口列举的两家例子,促使我父亲做出决定——使用两根桅杆做房梁。
房屋上梁那一天我在家。房屋上梁管瓦工一顿饭。头两天,我父亲就差遣我打酒买菜做准备。那个时候,村里没有人家开饭店。一顿饭在家里烧,锅屋没有盖起来,就在院子里搭上棚子,支上锅灶,请一个厨师临时烧一顿。一点不能马虎,十碗十盘跟喜期一样菜谱。我不去注意哪十盘哪十碗,却注意两根桅杆怎样变成两根房梁木。两根桅杆被刨子刨得新崭崭的,笔溜直,恢复杉木的原样,就不再是桅杆,变成两根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做大梁的那一根正中央,裹一块红布,钉三样饰物。中间是铁环子,东西两端是八角形的薄铁片。饰物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寓意,我至今不知晓。二梁同样裹一块红布,三尺长二尺宽,耷拉下来,旗子般招展在那里。其上笔蘸浓墨书写出四个大字:吉星高照。
大梁二梁架上去,放炮仗,撒小糖,撒馃子,撒花生,撒白面馍馍。花生用西洋红染出来,红彤彤的,一片喜慶。白面馍馍用西洋红点缀出来,花花搭搭的,叫喜馍。
“噼噼啪啪”一阵炮仗响,房屋上梁了。“噼噼啪啪”又一阵炮仗响,房屋盖齐了。就这么着,两根桅杆用在房屋上,我父亲后悔后半生。
2
我家盖上四间瓦房,并不急着搬进去住,依旧住在旧大河湾村的一间旧房屋里。那里离淮河近,使船做生意方便。做什么生意呢?我父亲从附近煤矿买上十吨煤炭,装上船沿着淮河往下游去,过怀远,进涡河,一路西北去一百五十里远的村庄。那里人家烧泥瓦盆需要煤炭。父亲去那里把煤炭卖给烧泥瓦盆的人家。家里人手少,大姐没出嫁前,我父亲跟大姐一块使船。大姐出嫁后,我父亲跟我母亲一块使船。我在家外工作,二弟在家外上中学,小妹年纪小留在家里看家。我父亲跟我母亲,农忙天忙庄稼,农闲天忙使船,多少挣一点钱贴补家。挨近年,不管涡河那边欠多少煤炭钱,一律折算出泥瓦盆,“哐里哐当”装上船带回头。一连好几年,每一年腊月天,我父亲跟我母亲都是见天赶集卖泥瓦盆。
天一冷,泥瓦盆的坯子晾不干,涡河那边的窑炉熄火停业。腊月天,我父亲和我母亲要是不赶集卖泥瓦盆,清闲双手就没事干。旧大河湾村夹在两道河汊里,四周是水,往北过一道小河,赶集卖泥瓦盆;往南过一道大河,是新大河湾村。要是搬新家,赶集卖泥瓦盆要过两道河,好像就不大可能了,这么一份生意就没有办法去做了。我们家依旧住在旧村庄的一间旧房屋里。二弟礼拜天从学校回来,过大河去那里;我回家过大河去那里。新盖的四间瓦房空在那里没人住。我们家逆潮流行事,有些不合时宜,却符合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我父母亲凑合着做一份小买卖。
直到我结婚那一年,家里的这种现状才改变。
我是家里的大儿子,大儿子结婚,总不能在旧大河湾村的一间旧房屋里操办吧。虽说我结婚后不住在家里,总要在家里举办一个仪式,亲戚朋友聚拢过来总要喝一顿喜酒吧。四间新瓦房空在那里两年多,我的父母亲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起它们。我父亲跟我母亲商量说,那就搬家吧?我母亲说,不搬家大儿子办事在哪里办?某一天,我跟二弟都回家,“叮叮当当”忙一天,旧家搬新家。三间连通的房屋,中间一间算堂屋,相当于城市人家的客厅。旧家的一张条几搬过来,正对门靠墙放在正中间。旧家的一张八仙桌搬过来,摆在堂屋里,跟条几挨一块。旧家的四张条凳搬过来,摆在八仙桌跟前。东上西下,大儿子结婚住东头屋,二儿子结婚住西头屋。独门独户的一间房屋,我的父母亲住。旧家的三张木床搬过来,铺上三张床。我父母亲的房间里,有一张一头悠的桌子,有一只樟木箱子。这么两件古色古香的家具,是我母亲当年陪嫁的嫁妆。除此就是一大堆锅碗瓢盆和一大堆农具。农具不用搬,依旧一把锁锁在旧家的一间旧房屋里。庄稼地搬不走,庄稼活搬不走,搬农具干什么?
搬过家,我结婚的琐碎事,我操心。比如说,家里的墙刷一刷。比如说,买几幅年画挂一挂。再比如说,床上铺的盖的买一套。我结婚就算举办一个仪式,不住在家里,总要铺上一张床吧。我父母亲不用操心我结婚的啰唆事,继续操心他们做生意的大事。一个家指靠种几亩地,只能糊弄饱肚子,要想把日子过好不可能。我父亲买一条旧木船,算是村里头一批做生意的人家。早年,我父亲的父亲死得早,他十四岁就跟我四叔一块使船打鱼做生意。头一年分土地,第二年分宅基地,我父亲手里挤不出更多的钱,只能买一条旧木船。这是我们家经济的局限,更是我父亲经历的局限。旧家搬新家,一南一北,虽说隔上一条河,相距不足四路地,但思考问题的角度却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父亲想卖掉木船,买一辆拖拉机跑运输。木船行水路,走的是一条传统路线。拖拉机行公路,走的是一条现代路线。过去是手扶拖拉机,我父亲想买的是刚刚兴起来的小四轮拖拉机。
我母亲问,你会开拖拉机?
我父亲说,别人会开我就会开。
我母亲说,八十岁老太太学吹鼓手,你多大年岁了呀?
那一年,我父亲虚岁五十五,一副劲杠杠的样子,像是四十岁正壮年。
我父亲做人做事一贯果断与武断。说果断,是说他想好的一件事,说一声去做,三下五除二就做掉了。就算做错了,也是做错再回头。说武断,是说他听不下别人意见,遇事很少跟我母亲商量,或跟我和二弟商量。三十岁,那个家是他一个人当,别人插不上手。八十岁,那个家依旧他一个人当,别人插不上手。 这一天,我父亲口袋里揣上钱,拉上一个名叫毛蛋的村人,一起去合肥买拖拉机。毛蛋会开拖拉机,知道拖拉机厂在哪里。村子离合肥两百里路远,毛蛋带我父亲坐上长途车,颠簸半天才到地点,开票,付钱,加油,开着四轮拖拉机就往回赶。我父亲不会开,坐一旁看着毛蛋开。眼睛看着毛蛋开车不复杂,方向盘不是向左边转一转,就是向右边转一转。拖拉机跑得慢,方向盘不管向左边多转一点,还是向右边多转一点,都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我父亲先是心里痒痒,后是两手痒痒,就跟毛蛋说,你歇一歇,我开一会儿。毛蛋说,这条路上你不能开。我父亲问,路上我不能开,我怎么开车做生意?毛蛋说,回家去麦场上开。拖拉機沿途走的是一条国道。车来车往,我父亲要学开车,毛蛋不放心。
半夜到家,我父亲一夜不睡觉,天一亮就去一片麦场上学开车。麦场宽敞,往前开容易,怎样开拖拉机都听话。想挂一挡挂一挡,想挂二挡挂二挡。我父亲学开一整天车,就是倒不好车。一倒车,车子就不听话,使性子,胡乱跑。有一回,车子倒进麦场边的一条土沟里,我父亲改挂前进一挡,脚下加大油门,往前挣了好几次,有惊无险地爬上来。我父亲的头脑里只想着往前跑,两只手只想着往前开,一挂倒挡就失去方向感,两只手不知道将方向盘该往哪里转。
暮色渐起,天色将晚,我父亲把车子停下来。这时候,我父亲和拖拉机都显得疲倦了。
隔一天,我父亲就开车上路做贩煤生意了。
3
那个时候,四周农村烧煤的场所不多,不是砖瓦窑,就是石灰窑。一溜石灰窑,在八公山下。离家不远,却轮不上我家去送煤,早有人把生意揽过去。我父亲把眼光往远处瞅,一瞅瞅到蒙城县的地界里。我四婶的娘家在那边,我父亲跑过去,亲戚朋友一托一问,有一家砖窑场要我父亲去送煤。蒙城县离家一百多里路远,三个半小时车程。早上去,中午到,下午回,一天跑一趟,不赶早,不拖晚。不说一天干一趟生意,最起码一天买煤装车,一天卖煤卸车,两天跑一趟生意算轻松。
有一天,我父亲拉一盘钢筋带回家。我母亲问,哪来的钢筋?我父亲说,窑场上抵账抵来的。一般情况下,窑场要押两车煤钱不结账,一是约束车主继续往那里送煤,二是提高资金周转率。生意人都这样,你有你的小算盘,他有他的小算盘。窑场押两车煤不结账正常,押三车煤、四车煤不结账,我父亲就担心。正好窑场有一盘钢筋扔那里,我父亲说,我不要钱,我要钢筋。钢筋是窑场盖房屋剩下来的,有发票,有价格。一盘钢筋上磅秤过一下斤两,装车斗里,就拉回头。
我母亲问,我们家要钢筋干什么呀?
我父亲说,盖楼房!
前后没几年,水泥预制板盖楼房开始被淘汰。过去村里盖楼房,都是砖混结构,砖墙上担水泥预制板。现在村里盖楼房,时兴框架结构。楼房的四个拐角,钢筋水泥整体浇筑。楼房的楼顶和隔层,钢筋水泥整体浇筑。逐步地跟城市盖楼房一个样。盖楼房的材料变化,我父亲想着,我母亲不去想。
我母亲问,照你这么说我们家的四间瓦房要扒倒?
我父亲说,不扒倒在哪里盖?
我母亲问,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
我父亲说,往蒙城再送两年煤,还不挣够盖楼房的钱!
盖楼房的大账,我母亲心里没有数。做生意的小账,我母亲心里有数。一趟生意能赚好多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跑好多趟生意,再乘以二,我母亲在头脑里粗略地估算一下,都是一个老天那么大的钱数。
我母亲两眼发亮地问,照你这么说两年后我们家真能把楼房盖起来?
我父亲两眼蕴含自豪地说,真着急盖楼房,冒一冒账,明年都能盖起来。
我母亲说,我们家不着急,候下一年二孩子考过学再说。
前几年,我们家没盖砖混结构的楼房,就是考虑到我不在家住,二弟要是考上大学不回家住,盖楼房空在那里是浪费。
这一年,我父亲转变想法,跟我母亲说,二孩子考上学考不上学,我们家都盖楼房。
我母亲问,二孩子考上学,盖楼房谁在家住?
我父亲说,我俩住。
我母亲问,我俩住,不是空?
我父亲说,空在那里有脸面。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父亲不再考虑楼房的使用功能,而是强调楼房的面子功能。一个家有一座楼房盖在村子里,那就是一个家在村子里的经济地位与面子工程的象征。什么叫一个家在村子里的经济地位?你家有能力把楼房盖起来,就说明你家口袋里有钱。口袋里没钱,怎么能把楼房盖起来?反过头来说,你家口袋里钱再多,不去盖楼房,村人都不承认你家口袋里有钱。你家口袋里有钱,怎么不去盖楼房?说来说去,口袋里还是缺钱,盖不起楼房。
什么叫一个家在村子里的面子工程?猛然一下子不好说清楚,细细地品味却是包罗万象的。楼房是一束亮光,一家子人走出门,脸上光亮亮的。楼房是一种气质,一家子人走出门,腰杆挺得笔溜直。你家有闺女长大了,村人自然地找上门提亲说婆家。你家有儿子长大了,村人自然地找上门提亲说对象。
村人说,谁谁谁家的楼房在村子里盖得最排场(漂亮)。
村人说,谁谁谁家的日子在村子里过得最鲜欢(殷实)。
我父亲没能力把我们家变成村子里的头一家,最起码要站在村子里的头一排。
这种时候,我父亲心里有些庆幸搬迁那一年没有盖楼房。当初盖楼房,只能盖砖混结构的,跟不上时代,早已经被淘汰。现在村里盖楼房,自然都是框架结构的。一家比一家的样式新颖,一家比一家的材料高档。比如说窗户吧,过去是木框的,后来是钢框的,再后来是铝塑的。再过两年时兴什么材料,谁都说不准。我父亲想到这一层,不由自主地一阵子大笑。
我母亲问,你平白无故地傻笑什么呀?
我父亲说,我傻笑村里人家性子急早早地盖楼房,我庆幸我家亏得没有把楼房早早地盖起来。
我母亲问,你不是做梦都想早一天盖上楼房吗?
我父亲说,我现在不着急盖楼房,我要看村里一家一家都盖什么样的楼房,看清楚了,想明白了,我再盖楼房。 第三章
清明前我回一趟老家,看见家里盖起来的半拉子楼房。
我父亲有防备,撤走瓦工,停下盖楼。他知道我肯定要回来上坟,但不知道他的大儿子媳妇回不回来。我父亲悄悄地在家盖楼房,不怕他的大儿子回来,却怕他的大儿子媳妇回来。我父亲盖楼房,不留一间给他的大儿子,大儿子知道了就算说难听话,能说到哪里去?大儿子媳妇不一样,要是面对面地说道理,我父亲说不出一个能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弄不好不得不松口,指出两间楼房归在大儿子的名下。这一点是我父亲最不愿意去做的。他就是要把一套楼房完整地交在他的二儿子手上,更确切地说他就是要把一套楼房完整地交在他唯一的孙子小亮手上。这一年,我四叔还活着。我妻子相信我四叔会说公道话。她都不用跟我父亲撕破脸讲道理,往后面走上一截子路,喊我四叔过来,我四叔就会替她去跟我父亲摆一摆这个不是道理的道理。
我父亲撤走瓦工,停下施工,等着他的大儿子,更是等着他的大儿子媳妇。相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一道关口。过这一道关口很重要。过去了这一道关口,我父亲盖楼房才能心里敞亮,才能光明磊落地盖起来。
上一年秋天,我父亲跟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子媳妇谈过一次话。谈话的地点在我家客厅里。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集资盖楼房。按照我父亲的设想,盖楼房的钱,他拿一部分,我和二弟两家各拿一部分。具体方案,是我家拿五万块钱,楼房盖起来,我和二弟两家各自一层楼房。楼房的总造价不足二十万。猛然地一算账,我父亲问我家要五万块钱不算多。我妻子却不愿意拿五万块钱。她不愿意拿五万块钱的原因,一是家里暂时拿不出五万块钱,二是觉得拿五万块钱不合情理。我父亲这些年一直跟二弟他们生活在一起。其实这么说,也只是一个象征性说法。二弟一家在浙江金华那边打工,过年过节回来几天,天数加起来每一年不超过十天,肯定没有我跟妻子回去的天数多。但有一点,我父亲在经济上一直跟二弟他们裹在一起。不说早年,二弟家的两个孩子丢在家里上学,吃饭钱,穿衣钱,上学钱,都是我父亲一手承揽,他手上做生意剩余下来的积蓄一年一年消耗个差不多。单说眼下,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长大工作,我父亲喂牛种地,省吃俭用地积攒钱盖楼房,说一句透亮话,还是为了二弟一家子。二弟家的男孩子,一年一年长大,眼见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家里不把楼房盖起来,一个家就不像一个家的样子。一个家没有一个家的样子,谁家的姑娘愿意嫁上门?我父亲操心盖楼房的实质在二弟一家子人身上,重心在孙子小亮一个人身上。前前后后几十年,我父亲挣钱都贴补给二弟一家,总数有多少谁都说不清。我妻子曾经跟我父亲说,你有两个儿子,不说手上的一碗水端平,最起码有一个差不多吧?我父亲手上的一碗水就是不端平,就算我妻子再提意见,照样白搭。我父亲的心里只有二弟一家子人。我父亲的心里只有他唯一的孙子小亮。
我妻子不愿拿五万块钱,就是不愿跟我父亲合伙盖楼房。我父亲说,你们不愿回家盖,那就让你二弟一家子盖。我妻子说,二弟手上哪有钱?我父亲说,没钱让他们借。我妻子说,说来说去还不是替二弟一家子人盖楼房?我父亲不回答我妻子的质疑。我妻子说,你回去盖楼房吧,就算我们家一分钱不拿,盖起来照样得一家一层楼房。
说不清盖一座楼房,我父亲拿好多钱,二弟拿好多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父亲拿大头,二弟拿小头。我父亲拿大头,盖楼房不给我家一间,自然心里发虚。发虚的结果,就是迟迟不动工,想主意。想主意的结果,就是花钱从邻居家买两间宅基地,扒倒老家四间瓦房中的一间盖楼房。
新大河湾村的房屋格局,是一排六间房屋宅基地。我家分四间宅基地盖上瓦房,另两间邻居家盖上瓦房。邻居家有盖楼房的宅基地,前两年盖上楼房过后,这两间瓦房就显得多余,想出手卖掉。两间宅基地地盘小,单独盖楼房有困难,要卖只能卖给我家。邻居家托人问我父亲,买不买?我父亲说,自家的宅基地都用不掉。四间瓦房扒倒盖楼房,就算我们兄弟俩都住在家里也足够了。那个时候,我父亲还没想着单独给二弟一家盖楼房,还没想着盖楼房不给我家一间。有一天,我父亲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两眼盯着邻居家的两间瓦房,两团眼泪滚落下来的时候,决定买下邻居家的两间瓦房。我父亲落眼泪,是心疼花钱买宅基地,是心酸不得不走这一步。买两间宅基地要花几万块钱。几万块钱是盖楼房额外多出来的。我父亲手里的钱盖楼房原本就吃紧。再吃紧也要走这一步棋。
我父亲擦干眼泪,亲自找上邻居家门。邻居家没想到我父亲会改变主意买下宅基地。我父亲是这么跟邻居家解释的:说我们家的大门想朝东开,先從东边盖上三间宅基地的楼房,剩下来的三间宅基地赶明卖掉。我们家的四间瓦房在西边,大门原先就朝向西边。邻居家的两间瓦房在东边,没砌院子丢在那里。我父亲这么一解释,能够解释得通,还是一个妙招。村里人家卖宅基地有价格,过去邻居说价钱有个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我父亲亲自找上门,邻居家把两间宅基地的价格涨上去了。涨上去,我父亲咬牙跺脚还是买了下来。
剩下来的三间瓦房,我父亲真想卖吗?那是我父亲留一手。楼房盖起来单独留给二弟一家子,我父亲会坚持说那是二弟花钱盖起来的。要是我跟我妻子闹意见,想在家里盖楼房,我父亲会说,三间宅基地留在那里,你们想回家盖就回家盖。
我父亲思前虑后想清楚,选择农历二月二开工盖楼房。清明节我回家见到半拉子楼房,见到一个陌生的家。怎么能不陌生呢?扒倒一间瓦房,剩下来的三间瓦房像一只秃尾巴鸡扔在那里。半拉子楼房,一半戳在我家的地盘里,一半戳在邻居家的地盘里,更是唐突和刺眼。我父亲摆出来的棋路,我看得懂。我父亲见我一个人回家,松下一大口气。
我明知故问道,我们家盖楼啦?
我父亲不说话。
我继续问,有我几间楼房?
我父亲说,你二弟一家子盖的,没有你的。
我问,那我赶明回家住哪里?
我父亲说,剩下三间瓦房,你想住哪一间就住哪一间。
我说,二弟他们住新楼房,我住旧瓦房,你能看下去? 我父亲“咯噔”噤下声。
我从门后拿一把铁锨,挎一只粪箕子,出家门去我母亲坟上膨坟。我父亲开一辆电瓶三轮车跟在我后面慢慢地撵上。年后少雨天干,我母亲老坟四周是一溜高岗地,挖不出坟头。我父亲说,去村东一溜水塘边挖。我母亲的老坟在村西,我坐上三轮车去村东。每一年清明膨坟都一样,最难挖的是坟头。要是坟头挖出来,再培几抔土就上好了。高岗地缺少水分,缺少黏性,能挖膨坟土,就是挖不出坟头。黄表纸、炮仗、冥币,我从毕家岗下车就买好,装在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里。我母亲的坟先上,小妹的坟后上。上我母亲的坟,我父亲陪着。我干我的活,他老人家站一边看着不说话。上小妹的坟,我父亲依旧陪着,站一边看着不说话。我母亲的坟上好,小妹的坟上好,我转身往回走。我父亲开车后面跟着。我走路无声无息。我父亲跟着无声无息。挨近家门,我站住脚。
我说,我回去有事,晌午就不在这里吃饭了。
我父亲知道是扯谎,我心里不快活。
我父亲迟疑一下,木木地说,也好,你回去,我去割草。
我父亲同样不进家门,电瓶三轮车一拐弯,去田地割草了。
村子至毕家岗公交车站,大约五里路,我一步一步远离,心里一步一步愁痛。
第四章
1
这一年,二弟高中毕业考大学没考上,九月份开学复读一个月,回来家。二弟吃不下一份读书的苦,自觉离大学校门不是复读能够缩短的。我父亲的态度是二弟考上就去上大学,考不上就回来家跟他开四轮拖拉机贩煤做生意。我家一直缺干活的人手,二弟不想复读回来家正正好。跟车不是一件好差事。起早贪黑不说,路途颠簸不说,我父亲装煤上车,二弟要帮着装煤上车。我父亲卸煤下车,二弟要帮着卸煤下车。不管装车卸车,手持一把铁锨,一气子攉下来,头上就冒汗,胳膊就酸疼,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地喘。我父亲干活急性子,他自个干活不歇气习惯了,别人跟他一块干活,要一样不歇气。装车要一口气上满,卸车要一口气下空。我父亲一口气能干下来活,二弟一口气干不下来活。二弟干不下来活,我父亲就唠叨,说难听话。结果二弟跟车,跟一趟,跟两趟,跟三趟,就跟我父亲闹翻脸。这一天,过凤台,进蒙城,拖拉机水箱开锅停下来。过去水箱不开锅,为什么单单这一趟?显然二弟加水量不足。半路上,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放眼四周不见有水的所在,我父亲不知道去哪里找水,心里着急,嘴上就骂二弟两句。我父亲手提水桶去找水,二弟留在路上看车。有一辆长途车路过,二弟招手拦车跑上去,把我父亲和拖拉机扔那里。我父亲提一桶水走过来加进水箱里,三等两等不见二弟,却不知道二弟去了哪里。我父亲傍晚回来家,见二弟睡床上,气不打一处来,摸起一根棍棒,就要揍二弟。我母亲死死地抱住我父亲,说要打就打我,二孩子你不能打。
二孩子你不能打,二孩子你不能骂——这是我母亲经常对我父亲说的两句话。我母亲说这话的理由,是二弟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吃过牛黄丸,大人一说他的不是,眼睛就发愣,头脑就转不过圈子。二弟从小就这样,是二弟逃避一切的理由。不管做什么事,只要他不想做,都用身体难受做挡箭牌;或是什么话都不说,一个劲地蒙被子睡大头觉。我比二弟大几岁,从小父母亲对我的要求,跟对二弟的要求就不一样。那个时候,走出农村没有其他道路可选择。一个是参军,一个是考学。参军去部队,提不上干,转一圈照样回原籍。我从初中就拼命地学习,走过一条考学的路。我给二弟做榜样,我给二弟说道理。道理谁都懂,二弟就是吃不得一份苦。
读书苦,是苦在头脑上。跟车苦,是苦在身体上。这两样子苦,二弟都承受不住,或说不愿承受。二弟只好尥蹶子,不再跟车。从我父亲一方面来说,前些年家里使船做生意速度慢,个把月跑一趟船,有紧有松,一个生意不当一个生意做。家里买拖拉机做生意,速度上去,节奏上去,我父亲两天跑一趟生意都嫌少,恨不得每天都往蒙城跑一趟。二弟就像一头小毛驴,一下子被我父亲套进磨道里,连天加夜推磨不歇闲,他哪能受得了。
二弟说,我跟车害怕。
二弟说,我跟车头晕。
二弟就是不说吃不得一份苦。
我父亲说,我开车,你跟车,你害怕什么?
我父亲说,你头晕,你闭眼坐在车上睡大觉。
我母亲劝我父亲说,我跟车,让二孩子在家种庄稼。
二弟就跟我母亲互换了角色。我母亲跟车,二弟就留在家里种地。二弟下学回家,总不能坐吃坐喝什么事都不干。种地简单吗?不说耕地,不说收割,单说打农药。我家九亩半地,煤矿扒煤塌陷三亩半,剩下六亩地。六亩地种黄豆,十月天,黄豆快成熟了,生一茬大青虫,家家打农药。二弟害怕大青虫不说,药水的味道更是受不了。一天农药打下来,不吃不喝睡床上。我父母亲开车回来家,闻见满房屋的农药味,一齐喊二弟。二弟“嗯嗯嗯”地话说不清。两个老人吓坏了。我母亲瘫软在床前,连一声哭都没有力气哭出来。我父亲抱起二弟,放在车子上就往毕家岗煤矿医院去。二弟一身的农药味道,是打过药没洗澡,中毒倒是没中毒。我父母亲不敢大意,央求医生开单子住院。住两天医院,钱花掉了,见二弟能吃能喝真没事,才放心地拉上二弟回來家。
经过这件事,二弟不跟车,不种地,在家闲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什么都不干。
有人上门给二弟提亲,我父母亲赶紧答应下来。这个姑娘是本村人,姓王,比二弟小一岁。在旧大河湾村时,我家住南坝子上,她家住北坝子上,相隔四里地远。两家父母之间认识,孩子却不认识。我母亲见过这个姑娘,个头高,身材宽,是一个干活的坯子,就点下头说,让两个孩子先见一见面。按照规矩,二弟他俩见面,双方父母不在场。媒人是核心,我家到场的有我和大姐,还有我妻子,女方家有她的堂哥和堂姐。大姐的意见随同我母亲,我母亲同意她就同意,我母亲不同意她就不同意。大姐这样说话,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妻子持否定意见,理由是这个姑娘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不在点子上。我妻子说,好像有那么一点差心眼。我跟二弟说,你同意我就同意,你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从表面上来看,我的意见跟大姐差不多,不想担责任。实际上,我是担着大责任。二弟同意,父母亲不同意,我要说服他俩。反过来,二弟不同意,父母亲同意,我一样要说服他俩。在新大河湾村,我们两家住得不远,我父亲专门去一趟王姓人家串门,探听他们本家的看法。我父亲察听的,跟我妻子观察的差不多。这个姑娘有些缺心眼,说话做事不在点子上。我父亲想打退堂鼓,主张这一门亲事算了,我母亲不同意。我母亲愿意这一门亲事,一是二弟没说不同意,二是我们家不需要娶一房精明的儿子媳妇。精明的儿子媳妇,将来婆媳关系不好处,家庭矛盾多。我妻子不算一个精明的女人,进我家门三年,跟我父母亲别别扭扭的,相处得都不算太融洽。按照我母亲的想法,我们家缺就缺这样一房干活舍得下力气,不去拐弯抹角想心思的媳妇。 半年后,二弟媳妇娶进我家门。
二弟媳妇这么快娶进门有原因。我妻子眼尖,一眼就看出门道说,二弟媳妇怀上孩子了。真要说起来,不怪二弟不稳重。我父母亲见天出门做生意,家里就剩下二弟和小妹。二弟不下地,小妹下地。小妹年纪小,力气小,能干多少算多少。农忙天,家里停下做生意,一家人一齐上手忙庄稼。农闲天,我父母亲忙生意不在家,小妹下地不在家,二弟媳妇就来我家找二弟。一来而去,二弟媳妇就怀上二弟的孩子。那一段时间,二弟是孤独期、迷茫期,不知道考不上大学回来家做什么,更不知道将来的人生道路在哪里。这样一种情况下,媒妁之言的二弟媳妇和二弟,很容易产生感情,早早地上车怀孕。
二弟媳妇娶回家,我们家人开始看清楚,二弟媳妇懒不是一般的懒,是超出常人的懒。身上有力气是有力气,就是舍不得使出去,什么事都不愿意做。二弟要是跟二弟媳妇相比较,倒是变成一个勤快人了。比如说,一盆换洗衣服泡那里,泡一天泡一夜,二弟媳妇不去洗,只有二弟伸手洗。再比如说,我母亲不在家,小妹不在家,快到吃饭时辰,二弟媳妇不去烧,只有二弟伸手烧。二弟不苦恼,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像是娶回一个七仙女,心甘情愿地供养着,伺候着。
我父亲生意见,我母亲不让说。我母亲不让说的理由是,二弟媳妇怀孩子身子懒属正常,说赶明生下孩子就好了。倒是我妻子早早地把二弟媳妇看透彻,说我们家娶进门一个好吃懒做的主子。我回家十次有八次会看见二弟媳妇坐在那里不动弹,或坐在那里手上拿东西不停地吃。有一次,我妻子很好奇地问我说,二弟是一个堂堂的高中生,二弟媳妇连小学都没上毕业,他们俩在一起哪里会有共同语言呀?婆媳天生是敌对,妯娌天生是敌对。我不喜欢妻子说这种话题,就冲她说,天底下这么多夫妻,数我跟你有共同语言?
实践证明,我妻子的猜测又一次是正确的。数年后二弟找上我家门,说他想跟二弟媳妇离婚,主要理由就是他跟二弟媳妇看问题差异大,说话说不到一块去。根源在二弟媳妇文化程度低,看问题局限大。二弟和二弟媳妇结婚那一年,二弟二十岁,二弟媳妇十九岁,都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一桩草率的婚姻,毁掉了二弟,毁掉了我们家。
2
这一年,是我们家的灾难年份。一年之内,我们家死掉两口人。先是我母亲,后是我小妹。我母亲死于车祸,小妹死于农药。那一年,我母亲六十一岁,小妹二十岁。
说起来,我母亲的死跟父亲有关。二弟媳妇进我家门,第一年生下一个闺女,第二年又怀上孩子。母亲日夜为家庭操劳,非常辛苦,睡眠严重不足。而父亲忙于生意上的事,整天开着拖拉机,东奔西跑运送物资挣钱。这天,他讓母亲天不亮就跟车送东西去蒙城。我母亲坐上车,我父亲开动拖拉机就直奔蒙城县。我母亲身心疲惫至极,人上车,不知不觉地就犯困,不知不觉地就想睡。初冬五更天,天色不明朗,我父亲打开车头大灯,两眼一直往前瞅。我母亲坐在后面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他看不见也不清楚。车头连车斗,车斗前面是座位,座位左右有扶手。我母亲像往常一样,就坐在车斗前面的座位上。她的所有安全措施就是两只手牢牢地抓住扶手不放松。要是有一根绳子,系在我母亲腰上,就算我母亲睡觉两只手松开扶手,也不会从车子上掉下来。困倦一浪一浪地席卷过来,死神一步一步地逼近我母亲。我父亲听见我母亲“妈呀”一声惨叫,车子打了一个趔趄,我母亲就躺在路上死掉了。
我母亲的死亡时间,不到早上七点钟,太阳没出来。我母亲的死亡地点,刚过凤台县,离家三十里。那天早上,我父亲悲痛欲绝是怎样煎熬过来的,过去了二十五年,我现在都不敢想象。那天早上,我父亲在悲痛欲绝中怎样想办法,通知我四叔家的两个儿子去把我母亲接回家,过去了二十五年,我都没有勇气问详情。
我母亲死后回家。我父亲活着回家。我四叔和四婶过来,主持我母亲的葬礼。虽说我是家里的长子,但在我母亲的葬礼上,在处理我母亲意外死亡这件大事上,依旧得听从我四叔和四婶的。我四叔和四婶一边差遣我去我母亲的娘家报丧,一边喊几位家门的长辈人想对策。我四叔和四婶担心我母亲的娘家来人闹丧期。我母亲的娘家,以二舅老舅为首,跟过来十几口人奔丧。二舅老舅都是知书达理之人,见到我母亲直挺挺地躺在堂屋当门的草铺上,“哗啦啦”地流出两行眼泪,一句难听话都没说。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棺材铺,拣最好的棺材给我母亲买一口。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殡葬店,拣最好的寿衣给我母亲买一套。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集上,请最出名的唢呐班子来吹奏。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集上,请最好的厨子来烧锅。
一口棺材,装进我母亲。一口大坑,埋进我母亲。平整的土地,猛然地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吞咽下我母亲。我母亲从大地上消失,从这个活人的人世间消失。在我母亲的整个葬礼期间,我母亲的娘家,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我们兄弟姐妹,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村子里更是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么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好像我母亲得了一场暴病,属于无法医治的死亡,属于正常的死亡。
安葬下我母亲,我母亲的娘家人回头。我父亲当家,跟我老舅说,你们家盖瓦房借的钱不用还了。我老舅当时愣一愣神,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说这种话。我父亲跟我老舅解释说,那钱是你姐活着时跟我一起累来的,那是你姐的钱。我父亲说这话是花钱宁事,我老舅没说话。我老舅明白,我母亲一死,这门亲戚不断也断了。
不久,我二弟媳妇在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亮。
3
小妹死得比我母亲凄惨。
至今我都说不清楚小妹死的真正原因。有主观上的,有客观上的。我母亲一死,留在人世间最孤苦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小妹。那一年,小妹虚岁二十岁,没有长成人。要是拿我小妹的孤苦与我父亲的孤苦做比较,我父亲的孤苦就算不得一个孤苦了。我母亲死,我父亲一个人做生意,每天都出门,有活在手上可做,有话找人可说,或许只有回到这个家,内心空空荡荡的,才会产生我母亲不在人世间的巨大孤寂感。我小妹不一样,留在家里要整天去面对,心里装满对我母亲的思念,现实中却无抓无挠,不见我母亲的一丝影子。在家干活,心里想起我母亲,无声地哭一哭,默默地流一流眼泪。下地干活,心里想起我母亲,停下手中活,无声地哭一哭,默默地流一流眼泪。大姐家住得远,大姐关心小妹关心得不够。我家住得远,我和妻子关心小妹关心得不够。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里,与小妹生活在一起,却像是两家子人。要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稍微有那么一点哥哥嫂子的样子,或许小妹都不会走绝路。一句话,小妹被我母亲撇得太孤苦了,只有跟随她一起去。 小妹有一次留在人世间的机会和理由。我母亲死后,小妹和一个男孩认识了。男孩是二弟的初中同学,家住我家前面的小王庄。我母亲丧期,男孩来过我家,与我小妹第一次相见。我不知道二弟和二弟媳妇有没有在中间有意介绍他俩认识,最起码我没有听说二弟和二弟媳妇反对他俩认识。大姐坚决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不是男孩长相差,是男孩家里穷。住前后村庄,大姐容易察听。说男孩父亲死掉了,跟母亲一块过。说男孩在家是老小,哥哥姐姐都成家了。说男孩在一家小煤窑上班,很难混出一个人样子。大姐夫就在家门口的小煤窑上班。大姐和两个孩子,就指望大姐夫下小煤窑挣钱养活。下小煤窑扒煤,不是一件好差事,又累又脏不说,关键是危险性大。我家附近有十几座小煤窑,听见它们出事故是正常,听不见它们出事故反倒不正常。按照我一己的猜测,大姐不同意小妹跟男孩恋爱,家穷是表面,下小煤窑是根本。大姐知道大姐夫下小煤窑,她日日夜夜担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她不想小妹有这样的一份担心和害怕。但这种担心和害怕在场面上说不出口。大姐不能跟小妹说,不能跟我们家的其他人说。这是埋藏在大姐心里的隐痛块垒。
我父亲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不知道、那不知道呢?该我负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我父亲做主张。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大姐做主张。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我妻子做主张。就是没想小妹的婚姻,应该由我做主张。逃避的结果,是小妹半瓶农药喝下去。
小妹没跟我母亲葬在一起。小妹没成家,是一个夭折的孩子,跟我母亲葬在一起不合适。或许我父亲从心里回避这件事,不愿一看到我母亲,就看到我小妹。小妹孤孤零零地葬在小东庄西头,与我母亲相隔远远的。
一年之内,我家死掉两口人,我父亲依旧不从自身找原因,一找找到二弟媳妇身上,一找找到我妻子身上,一找找到盖半拉子的两间锅屋身上。说二弟媳妇头上长一绺子白头发妨人。说自从二弟媳妇走进我家门,我家大事小事就没见消停过。说我妻子脸上有一颗痣长得不好,是泪痣。泪痣,流泪的痣,家里不死人才怪呢。儿子是自家生的,媳妇是娶进来的。我父亲心里有怨气,只能找两房儿子媳妇的茬子。那一段时间,我父亲就是人见人躲的凶神恶煞。我妻子躲着他。二弟媳妇躲着他。我跟二弟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
我们家盖两间半拉子锅屋,跟那年我父亲从蒙城县拉回头的一盘钢筋有关系。一盘钢筋是一盘钢筋,只是小钢铁厂生产出来的,比正规大厂生产出来的钢筋细不说,也不是螺纹钢筋。别人家盖楼房的钢筋粗,房屋拐角使用的一定是螺纹钢筋。
我父亲说,钢筋细,我盖两间锅屋不妨事吧。
我们家院子的西南拐角处,盖有一间锅屋。再盖两间锅屋就在大门正对面,紧靠东院墙。按照我父亲的设想,两间新锅屋盖起来,一间旧锅屋堆杂物。四周砖墙砌齐,门窗占上,只等支模板、排钢筋、浇筑房顶了。我母亲一死,两间半拉子的锅屋停在那里。我小妹再一死,整个天塌下来。我父亲心里失去平衡,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看天是黑的,看地是黑的,看四周的景物是黑的。
我父亲要扒掉盖了半拉子的两间锅屋。我父亲要铲除引起我们家大灾大难的祸源。我父亲像一头发疯的公牛,手持撬棍在院子里撞来撞去。二弟和二弟媳妇不敢出门制止,带上两个孩子赶紧地逃出家门。去哪里?去二弟媳妇的娘家。
盖了半拉子的两间锅屋被夷為平地。钢窗变形在那里。木门框断裂在那里。砖块粉碎在那里。我父亲一头灰一身灰地站在院子中央,两眼流出被灰尘渍住、不容易流下来的眼泪。
至此,我父亲罢手了吗?没有。
这天晌午,我父亲躺在床上,两眼盯着房梁,直愣愣地不打弯。我父亲那间房屋的房梁是水泥桁条的。水泥桁条秉性软,几年承重过来,每一根都向下弯曲,一副不堪负重的样子。由此及彼,我父亲想到另三间房屋的房梁。大梁二梁使用的是两根桅杆。桅杆是杉木的,粗粗壮壮的,笔溜直,再负重都不可能打一丝弯。我父亲想到此处,为当年使用上两根桅杆而庆幸。庆幸像一颗投进湖面的石子,欣慰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四周扩散开来。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听见心脏“咯噔”一响,停顿有那么两秒钟不跳动,紧接着一炸一炸地剧烈疼痛起来。我父亲心脏疼痛的原因,不出在心脏有毛病上面,是出在两根桅杆上面。我父亲激灵一下醒悟开来,知道当年使用两根桅杆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正是这个不可饶恕的天大错误,才是导致我们家接连发生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因。
桅杆的作用,是扬帆招风。招风是结果,是兴风作浪。一条木船需要兴风作浪才能往前行进。一个家需要的是平稳,需要的平静,不需要风,不需要浪,更不需要兴风作浪呀!
像对待两间半拉子的锅屋一样,我父亲一骨碌爬起床,开始搬梯子,开始爬梯子,开始上房揭瓦。他要揭掉三间瓦房上的瓦。他要抽掉大梁和二梁。抽掉第一片瓦,扔下院子里,“哗啦”摔得粉碎。抽出第二片瓦,扔下院子里,“哗啦”摔得粉碎。第三片瓦,没用我父亲伸手去抽,自个儿慌张地掉下来,砸在我父亲的额头上。我父亲慌张地伸出两只手去阻拦瓦片,两脚一闪晃,从梯子上摔下来。梯子下是一堆盖锅屋剩下来的沙子。我父亲摔倒没摔一个什么样,额头上却被瓦片砸烂,流出不少血,一滴一滴往下流,一串一串往下流。我父亲搭手一抹拉,头上,脸上,身上,地上,到处都是血。
我父亲安静地躺在地上,躺在沙子上,躺在血泊里,半天没起身。
第五章
大热天,我跟妻子回老家一趟。这一趟,妻子专门问我父亲要钱。家里的楼房,一帮瓦工正在“叮叮当当”地施工,盖上一层,接着盖二层。妻子不去多看楼房半眼,只跟我父亲说钱的事。
我妻子说,这一趟我回家专门问你要钱。
我妻子说,你给我两万块钱!我不问你多要,少给也给不掉。
我妻子说,我为什么要两万块钱呢?照明跟你说,我心里找平衡。
我妻子说,前些年你供养二弟家的两个孩子上学,我家闺女上学你不管不问,我不说话;现在你花钱替二弟家盖楼房,我家买楼房欠银行钱,我要两万块钱回去还贷款。 我妻子一口气把要说的话说完,等候我父亲回话。
我父亲说,家里没有钱。
我妻子说,你没钱去别人家借,你不把钱借来我不走人。
我父亲说,你不走人就不走。
我妻子坐在家里不说话。我父亲坐在家里不说话。爷俩僵持住。我遇见过不少回这样的尴尬场面。我父亲跟我妻子闹矛盾,我夹在中间,说我父亲说不得,说我妻子说不得。这一回,我打定主意,帮我妻子说话。帮我妻子说话的目的,是化解矛盾,是避免他俩发生不必要的争吵。
我跟我父亲说,你从哪里借钱我不管,下个礼拜天我回来家拿钱。
我父亲和我妻子都显露出异样的眼神。我父亲想不到我说这种话,我妻子更是没想到我说这种话。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劝说我妻子,说话向着我父亲。
我跟我父亲说,话我说清楚了,下个礼拜天我回来家拿钱。
我跟妻子说,走,我俩回家。
妻子站起身跟我一起往家走。
妻子直接开口问我父亲要钱算是头一回。
自从我成家过后,在我的思想里,就与父母亲在经济上各自独立,大致各顧各的。早些年,我和妻子在一家企业上班,工资低,收入少,工资养活一家三口人不宽裕。那个时候,父母亲在家做生意,经济上比我们强。他们强是他们的,我们很少向他们张嘴要钱。父母亲也很少主动提出来,给钱贴补我们。我父亲倒是经常地在嘴边说这样一句话,锅里缺粮食,来家里背,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我父亲说的像一句几十年前灾荒年间说过的话。现在谁家缺米缺面呀?后来我母亲和我小妹一死,家里生意渐渐地停下,走向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坐吃山空,整天任啥事不干。二弟和二弟媳妇跟前的两个孩子一年一年长大,我父亲一年一年见老,一个家摇摇欲坠眼见就快支撑不住了,我父亲依靠一把老骨头,咬牙跺脚依旧支撑着。相对应的那一个阶段,我从企业调市文联。企业破产,不调走家里真要缺米缺面了。调市文联是我的幸运,更是不景气的开端。市文联是一个什么部门呀?比清水衙门还要清水衙门。清水衙门有清水,市文联连清水都没有。闺女上大学,学艺术类专业,我的工资卡交在她手上,都不够她一个人花销。不是闺女花钱大手大脚,是工资太低了。我只有拼命地写稿子。稿费低,更得拼命地写稿子。照理说,我是家里的长子,应该抽出一部分钱照顾那个摇摇欲坠的家。一是我实在抽不出来钱,二是抽出一星半点钱不管用。我和老家依旧延续过去的大政方针,各家顾各家的。
此后家境渐渐地好起来。好起来的因素,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二弟和二弟媳妇跟前的两个孩子长大,先是二弟家的男孩上班,再是二弟家的闺女上班。两个孩子上班,二弟和二弟媳妇轻松,我父亲更轻松。二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的收入逐年在增加,不只二弟和二弟媳妇加工资,整个社会的打工者都在加工资。三是家里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转。国家政策一转变,我父亲有了养老金,按月三百多块钱。钱不算多,但比没有强。我父亲停下做生意就在家喂养牛。一年两头,年底出栏,大概收入有万把块钱吧。再一项是煤矿赔付的青苗费增加。煤矿扒煤,土地塌陷,影响长庄稼,不是一次性地买断,是每年赔付青苗费。过去一年一亩地几百块钱,眼下涨到两千块钱。
家里渐渐地好转起来,我父亲手里有了些余钱,头脑里就想着早一天把楼房盖起来。楼房还没有盖起来,是是非非倒是生出来。说好下一个礼拜天回家拿钱,就得下一个礼拜天回家拿钱。不回家拿钱,我妻子心里堵上的一口气消散不掉。这一趟家不是好回的。我担心我父亲躲出门不在家。我担心我父亲手上没有钱,我回家拿不着钱。我更担心我父亲不但不给钱,反倒会把我狗血喷头地骂一顿。小时候,我父亲在我面前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更是一个暴君般的父亲。说一声不高兴,手里拿棍子打过来,是家常便饭。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在外不惹是非、不闯祸,在家不惹父母亲生气、不跟兄弟姐妹磨牙。在内心我一直怵我父亲,不管是小时,还是长大工作后,抑或是现在。怵我父亲,早已根深蒂固,变成我的一种心病。不管什么时候,我很少跟我父亲提什么要求,哪怕是合理的要求。让他准备两万块钱,我回家去拿——这显然是一件过分的要求。我逼迫自己去实施,无形地心理压力大,忐忐忑忑地心不安。一路上,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不想回这一趟老家,可又不得不回这一趟老家。一份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比热锅上的蚂蚁还要难受一百倍。好像我都不是一个我父亲的亲生儿子了。好像我手里正拿着一把刀慢慢地接近我父亲,要实施谋杀与报复。
大门没有上锁,我父亲在家里。我进门不坐,直接问我父亲,两万块钱准备好了吗?我父亲说,准备好了。我松下一口气,又紧上一口气。我怕我父亲说的是瞎话。我说,钱在哪里,现在拿给我。我父亲说,在银行里,吃过晌午饭去拿。村里没有银行,储蓄点最近处在毕家岗。
我问,去银行借钱?
我父亲说,存银行里的钱。
我父亲这么一说,我心里更加没底。我父亲会有闲钱存银行?你想想呀,我父亲在家里张罗盖楼房,材料费、车辆费、人工费,哪一样少钱能办成?他不东拉西扯地借钱就算不错了。可转念一想,就凭我父亲这么一大把年岁,想去银行借钱,人家也不会借给他呀!村子里借钱都是高利贷,一分利或一分二的利,就这么一天一天往下算。我担心他在家借高利贷。他盖楼房借高利贷我管不着,要是我要两万块钱逼他去借高利贷就罪孽了。
离晌午饭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父亲说,我去村子里转一转。我这种心境,出门见村人能说什么话?我说转一转,是不想面对我父亲。面对我父亲,我良心受谴责。我走出家门,不往村子里走,转头去村头。村头再往西走三百米,是我母亲的坟墓。过去我回家,动不动就往那里去,站一站,看一看,哪怕不说一句话,都是一种穿越时空般的情感交流。走一半,我站住脚,愣一愣神,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往日我想见一见我母亲,今日不想见。好像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没脸去见我母亲。 晌午后,我跟我父亲一起去毕家岗。我父亲开电瓶三轮车,我坐电瓶三轮车。我父亲面色平静,看不出内心有一丝波澜,两万块钱像是两块钱。我的内心波澜起伏,像狂风大作中的海面,一阵子翻滚接着一阵子翻滚。两万块钱确实是我父亲存银行里的。我父亲没有拿出来使用,不是手上不缺钱,是定期一年快到期。那个时候,一万块钱一年定期利息三百多块钱;两万块钱存一年,利息加一块有六百五十块钱,相当于我父亲两个月的养老金。或许在有钱人的眼里这是一笔小钱,但在我父亲的眼里却是一笔大钱。我见我父亲掏出存折的时候,手上有那么一丝迟钝和犹豫,接着狠狠心交给储蓄员。储蓄员问,你老人家真的要把两万块钱拿出来?我父亲说,等钱使。两万块钱经过验钞机点好数,交在我父亲手上。我父亲转身交在我手上。我父亲说,你再点一点。我不点,直接装包里。
前面不远处是公交车站。我坐上20路公交车,再转3路公交车,就能回到家,就能把两万块钱交在我妻子手上,就能让我妻子心里堵上的一口气缓一缓。
我跟我父亲说,我回去了。
我父亲说,我去割牛草。
我说,年底我还你两万块钱。
我父亲知道,我家经济大权控制在我妻子手上。
我父亲愣一愣问,你哪里会有两万块钱?
我说,挣稿费。
第六章
1
此后十几年间,我父亲不再提家里盖楼房这件事。
一是我父亲盖楼房的心劲松下了。二是我父亲的口袋空下了。我母亲死,我小妹死,家破人亡,算是我们家的毁灭性灾难,对我父亲打击最大。又加上,二弟和二弟媳妇好吃懒做十几年,坐吃坐喝十几年,我父亲松下来的心劲怎么提都提不起来。我父亲看不见一个家往下过日子的希望。看不见一个家往下过日子的希望,就算把楼房盖起来又能怎么样?我父亲口袋里的钱空下来,就不用去说了。买两口棺材花多少钱,买两块墓地花多少钱,办两场丧事花多少钱?生意停下来,只见出钱的地方,不见进钱的地方,口袋里的钱守都守不住,不想空都得空下来。
我父亲盖楼房的想法破灭了。四间瓦房跟我们家一样,一年一年地破落下去,一天一天地破落下去。
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一待待十几年,不是不想生活的门路。客观上,两个孩子一天一天长大,花钱一天一天增多,要吃饭,要穿衣,要上学,一样缺不了。客观上,我父亲一天一天年岁大,口袋一天一天空,贴补他们不可能無限制地继续下去。二弟和二弟媳妇先是在家里开商店,就在我父亲独门独户的那一间房屋里。我父亲从里边搬出来,木板钉做一个简易的货架,油盐酱醋摆上去,打开后门,一处简易的商店就开起来。新大河湾村两条路,一条是进村出村的南北路,一条是分割村子、贯穿村子的东西路。我家在东西路的西端,地理位置不好不说,关键是一间房屋规模小,货物少,缺人气。二弟和二弟媳妇开半年店,关上门。剩下来的百货,自家用。左邻右舍欠钱,不少零碎账要不上来。村里人家有传统,买一样东西,手里缺钱或不想付钱,就赊账。半年下来,一算总账,赚的钱都在账本上。先是二弟挨门挨户要账,后是二弟媳妇挨门挨户要账。开半年商店,落下一大堆想要都不那么容易的狗头账。
这一年冬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坐长途车去蚌埠买回四麻袋衣裳。一麻袋棉袄,一麻袋棉裤,一麻袋线衣,一麻袋线裤。棉衣不是棉花的,线衣不是棉线的,一律是腈纶,做工粗糙,价格低廉。二弟和二弟媳妇想做这种生意,是看见别人卖这种衣服。他俩去新庄孜矿,生孝心替我父亲买一件棉袄,看见生意好,留心一打听,知道货物从哪里进,一件能赚好多钱。那里退休老矿工多,这种衣服主要购买对象是他们。他们辛劳一辈子,口袋里有钱都舍不得穿好的。二弟和二弟媳妇回家一协商,干脆进这这种衣服做生意。地点就选择在毕家岗矿。毕家岗矿和新庄孜矿一样,是一座开采几十年的老煤矿。这里的老矿工肯定不会少,这里的生意肯定不会差。二弟和二弟媳妇去毕家岗矿出摊子。摊子出出来,衣服摆出来。真是此一地彼一地,街上老矿工不少,转来转去,问来问去,就是不掏钱。半天摊子摆下来,没卖出几件衣服,除去市场管理费,只够一个吃饭钱。
第二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去赶集。毕家岗在南,不过河。赶集往北,要过两道河。衣服装在一辆三轮车上,二弟骑着,二弟媳妇推着,一个半小时到集上,三个半小时摆下来,生意冷冷清清,还不如毕家岗。想一想就明白,煤矿老矿工口袋里有钱,买与不买,那是想买与不想买。赶集的老头老太太口袋里没钱,买与不买,那是想买买不了。家里存放一大堆破衣烂衫,将就着穿一年,将就着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很少添新衣。
接着下一场大雪。一场大雪没融化,紧接着是过年。过年后天气回暖,就失去卖棉衣线衣的季节。四麻袋衣服,卖出两麻袋,剩下两麻袋。二弟和二弟媳妇扎上麻袋口,想着下一年接着卖。到了下一年,二弟和二弟媳妇生法种草莓,两麻袋衣服扔在家里,烂在家里,再没卖出一件。
开商店钱,是我父亲给的。进衣服钱,是我父亲给的。开商店赔钱,卖衣服赔钱。我回家,我父亲一说起这两件事,就气鼓鼓地说他俩是一对败家子。村子里陆续开这么多家商店,有几家干赢的?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村人,就那么一点微弱的消费能力。二弟和二弟媳妇想开商店分一份羹,注定稀汤寡水地吃不饱。他俩卖衣服更草率,拿钱打水漂,像是闹着玩。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会怎么样呢?
我家九亩半责任田。半亩河滩地,扔在那里早不管种庄稼。九亩大河湾地分三截地:上截地,中截地,下截地,一截地三亩。上截地离淮河最近。煤矿扒煤最先塌陷上截地。上截地塌一半剩一半。塌一半变成一口大水塘。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就种在这块塌陷剩下来的一亩半地里。种草莓每天都要浇水,在这里种草莓浇水方便。地邻家种草莓,每年都挣不少钱。他家有亲戚在长丰县曹庵子,那里种草莓年数多,经验多,品种多。我家跟他家学,搭棚子跟他家学,买草莓秧从他家买。一墒子地,两边挖坑插竹竿,不是直着插,是斜着插。地两边竹竿都斜着插,上面弯出一个幅度,蒙上塑料薄膜,大棚就算搭起来了。深秋天搭齐大棚,做出地墒,栽上草莓,一天浇一遍水。我家有四轮拖拉机,开至水塘边,柴油机带动潜水泵,“突突突”地就把水抽上来。浇水倒是不费事,费事的是施肥打药,摘草莓秧上的枯叶。大棚里温度高,草莓秧缓过来棵子,一个月就开花,蜜蜂飞舞,花香扑鼻,一片喜气洋洋。初冬时节,哪里会有蜜蜂呢?大棚里专门喂养的。草莓没有开花时,白糖是蜜蜂的口粮。蜜蜂整天爬着吃爬着喝,一只不乱飞。草莓一旦开花,蜜蜂疯掉一般,到处采蜜,到处传粉。头一年,草莓结得小,草莓结得稀,没卖什么钱。二弟和二弟媳妇总结经验,指望第二年挣大钱。大棚草莓,春节前后上市,清明前后罢园。种一季草莓,结果三个多月。草莓罢园,大棚不歇闲,接着种豆角、辣椒、茄子,或种黄瓜、香瓜、西红柿,依旧赶早上市。 在大河湾种大棚有两个短处:一个是离家远,来回过河不方便;一个是离市场远,来回过河不方便。俗话说,隔山不为远,隔水不为近。相隔一座山,有路有车,出家门走上路就很近。想早走早,想晚走晚,能自己掌控。相隔一条河,路断河边,渡船不摆渡,只能止步不前,望河兴叹。想早早不了,不想晚也得晚。整个冬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大棚里待得多,回家回得少。白天在大棚里干活,晚上在大棚里睡觉。一个家完整地丢给我父亲。我父亲乐意。我父亲支持二弟和二弟媳妇种大棚,觉得他俩总算迷途知返,找到生活的门路和真谛。买竹竿,我父亲掏钱。买塑料薄膜,我父亲掏钱。二弟家的两个孩子扔在家里,我父亲经管。两个孩子在村子里上小学,我父亲早上喊起床,傍晚喊归家。最关键的是我父亲要忙一天三顿饭。我父亲一辈子很少烧锅,不会烧锅,缺少实践,现在每天都要烧三顿,烧得一身劲。两个孩子想吃什么,我父亲就烧什么。两个孩子不想吃什么,我父亲就不烧什么。
二弟和二弟媳妇找到一件要做的事——种草莓。我父亲找到一件要做的事——经管两个孩子。要是二弟和二弟媳妇能这么一直种大棚,或许是一条生活的门路。要是我父亲能这么长期经管两个孩子,或许是一种别样的养老。但有一个大河湾的主要角色,我们一家子人都忽略了。这就是阻拦在新村庄与旧土地之间的一条淮河。忽略了淮河是一条性情不定的河。忽略了淮河是一条暴怒无常的河。更忽略了淮河一旦发大水,会淹没大河湾的土地,会连同塑料大棚一起席卷去。一连好多年淮河的性情变得温顺了,不再发大水,不再狂乱不羁。原因是淮河下游的每一处弯曲地方都理顺了。原因是淮河上游的每一条支流都修上大型的蓄水水库。
这一年,淮河发起了大水。淮河多年不发的大水又一次发了。淮河发大水,多在夏天里发。夏季里雨水多雨水大。这一次淮河发在了深秋天。深秋天,大棚里刚栽上草莓。草莓秧苗还没有缓过来棵子。天上的雨水“哗啦啦”不停断地下。雨水下在大棚外面,下在淮河里面。二弟和二弟媳妇照常地见天打开水泵,草莓秧子浇一遍水。淮河水“噗噗噗”地涨起来,村人不当一回事。深秋天会淹湾吗?村人想都没想过。村人想都没想过的一件事,这一次变成真。“哗啦”一下子,淮河水破堤冲进大河湾的土地里。破堤的地点,离大棚很近。竹竿顧不上拔,塑料薄膜顾不上揭。二弟和二弟媳妇空手往堤坝上跑。堤坝是沙土,淮河水越冲豁口越大,淮河水越冲水流越猛。二弟和二弟媳妇站在堤坝上,眼睁睁地看着淮河水朝大棚冲过去;眼睁睁地看着淮河水像一条巨兽的舌头,卷走塑料大棚,吞掉草莓秧苗。二弟抱住二弟媳妇失声哭起来。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赔上一大笔钱。
大水没退,二弟就离开家去了浙江金华。二弟媳妇的妹妹婆家一家子人在那边开办一所农民工学校,要二弟去那边教书。从此二弟走上一条长长的打工路。
2
我父亲七十二岁那一年,请木匠把自个儿的寿材打起来。
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儿至。意思是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的命坎,是生命的大限。一般人活不过这两个岁数。大概是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年,我父亲自作主张从蒙城买回四棵棺材木。是柏树的,每一根都有两尺半那么粗。柏树长这么粗,少说要长五十年。那个时候,我父亲刚过六十二岁。四棵柏木堆放在家里,不急着打棺材。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我父亲七十二岁这一年,早早地请木匠,早早地打棺材,早早地做准备。为七十三这个命坎做准备,为七十三生命的大限做准备。打棺材就在我家的院子里,“叮叮当当”半个月整,一口柏木棺材打起来。棺材是我父亲在阴间的房屋。看着这么一口白亮亮的棺材,我父亲放下心,好像可以坦然地去死了。
据我所知,村子里这些年没有人自己打棺材了。人死,家人拿上钱,开上车,去棺材铺买一口。那一年我母亲死,就是这么操办的。那一年我四叔和四婶当家,差遣人去棺材铺买了一口最好的棺材。虽说棺材只是杉木的,却是十圆棺材。我父亲要想超过我母亲,只能在棺木上,只能自己打。我猜想,我父亲与我母亲暗暗攀比心理是有了。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亲手打一口柏木棺材,就是最好的实证。
我父亲七十三没有死,小沟小坎有一次。有一天早上,我父亲起床起猛了,一头从床上扑下来,床头竖两根半截子钢筋,一下子戳在脸上。位置紧靠右眼,我父亲想想后怕。要是钢筋戳在右眼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四叔家的堂弟得知此事,打电话跟我说,我赶紧地回去看一看。到家大约十点半钟的样子,我父亲不在家。听邻居说,他找诊所包扎去了。去哪里的诊所,邻居就说不清楚了。我父亲喂牛割牛草,整天骑一辆电瓶三轮车乱转悠,去了哪里真的说不准确。我在家等候一个多小时,我父亲回头了。右脸上捂着一块纱布,半张脸明晃晃地肿起来。我问,缝线没缝线?我父亲说,缝了。我问,打没打破伤风针?我父亲说,打了。我问,疼不疼?我父亲说,不怎么疼。我说,下一回起床慢一点。我父亲说,好!我说,起床后先喝一杯白开水,冲一冲血管再干活。我父亲又说一声,好!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大多是白说。我知道我父亲答应的这些话大多是白说。我父亲一辈子就是那么一个急性子人,干什么事慢悠悠过?再说我父亲整天忙着割牛草喂牛,连一天三顿饭都保证不上,哪里顾得上烧白开水、喝白开水呀?饿了,骑三轮车去街上吃;渴了,“咕咚咕咚”喝自来水。
在我父亲看来,钢筋戳破脸是小事,缝一缝线,打一打针,长一长就长好了,留疤不留疤是小事。在我父亲看来,钢筋戳破脸是喜事,过去七十三岁这一劫,就能接着往下活。我父亲乐嘻嘻地跟我说他的寿命长,离死早呢。我问,这话怎么讲?我父亲说,你想呀,你娘死多早,你小妹死多早,她俩剩余的阳寿不都加在我身上。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吗,还是我父亲主观臆断找出来的长寿理由?死人可以留下物质的遗产,亦可以留下寿命的遗产吗?
中间隔几天,我妻子回家看我父亲。看缝线拆除没有,看伤疤长上没有。我妻子去得早,回得早,气鼓鼓地惹一肚子气。我问,是怎么一回事?我妻子说,老头子说钢筋戳破脸不是他头一蒙扑上去的,是有人从背后推搡了他一把。我赶忙问,是哪一个?我妻子说,老头子说是鬼魂。是鬼魂?我妻子说,老家都闹鬼了,我怎么能在那里待得下去,我怎么能留在那里去吃一口饭。 那一天我父亲跟我妻子说,半夜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院子里的两头牛叫。牛是我父亲的命根子,牛叫不正常,他一下子惊醒过来,翻身起床想去牛圈里察看察看。我父亲伸手披上衣服原本是坐在床框上的,觉得有一只手从背后猛然地推搡一下,就一头扑向钢筋,跌下床。我父亲说,村里谁谁谁就是这样子,一跤摔地上,半身不遂了。又说,村里谁谁谁就是这样子,一跤摔地上,凉透家人都不知道。
是真是假,不用去核实。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父亲没摔这一跤,整天去想七十三命坎这件事。担心死,害怕死,是人的本性,我父亲怎么能超脱呢?疑神疑鬼,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父亲那一段的生命常态。摔过这一跤,我父亲豁然开朗,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支撑。
我父亲七十四岁这一年,两眼生出白内障。白内障慢慢地生长,就像天边的一片乌云,缓慢地向中央渐次推进,不温不火,不动声色,慢条斯理,而又温文尔雅。有一段时间了,我父亲每天早上起床,看见天地间都是一片雾气茫茫的。眼前始终弥漫着一片可有可无的薄雾,分布均匀,风吹不动。我父亲不当一回事,心想雾气只存在于天地间,是客观存在的。早上该喂牛草的时候喂牛草,该烧饮牛水的时候烧饮牛水,之后开电瓶三轮车去四周田地里割牛草。喂牛草不妨事,烧饮牛水不妨事,割牛草有些不自在。我父亲蹲下身子,伸出镰刀,睁开眼,低下头,远处有雾气,近处有雾气。我父亲心里一惊,开始怀疑眼前的雾气不是存在于天地间,而是存在于自己的眼底里。我父亲停下割草,抬起衣袖,使劲地眨上两下眼,使劲地擦上两下眼。眼前像是清亮一点,又像是一点没清亮。
我父亲去镇上卫生院。医生说,这是白内障。白内障,我父亲知道怎么治疗。村里不止一个人眼睛里长白内障去医院,“嚓啦”一刀割下去,眼睛就清亮了。我父亲说,我明天就去医院开刀。医生说,现在开刀早,要候长一长,长厚实了,长成熟了,再开刀不迟。我父亲说,那我就候白内障长熟透去开刀。医生开几瓶眼药水,我父亲带回家。
半年后,我父亲开刀摘除白内障。
他的两只眼都长白内障,两只眼的状况差不多。就像阴天过后是晴天,晴天过后还会有阴天,医生说,白内障开过刀还会长,只是植入的人工晶体没办法再开刀。我与医生协商,我与父亲协商,开一只,留一只。万一父亲寿命长,万一开过的一只眼睛有病变,留下一只好备用。实践证明我的想法是英明的。十年过后,我父亲开过刀的一只右眼几近失明,再开刀摘除另一只眼里的白内障。
我父亲一生很少生病,连一个伤风感冒都少见。我父亲自个儿说自个儿,是铁疙瘩头,浑身上下像是一块铁。一块铁何谈生病?只会慢慢地生锈,只会慢慢地老去。我父亲开刀不愿住医院。舍不得多花钱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家里的两头牛没有人去伺候。我父亲向医生察听清楚开刀的程序。第一天去医院做相关检查,血常规、尿常规、量血压、数脉搏之类的,不需要住院。第二天,进手术室开刀,之后连续吊三天消炎药水。三天过后,揭开纱布,再点眼药水就可以了。医生说,开白内障是小手术,住院不住院随你便。我父亲说,那我就不住院。
我父亲不愿住院,我不强求。我父亲自个儿都不把自个儿当作病人去看待,我干吗要把他当作病人去看待呢?电话里说好的,第一天我父亲去医院做相关检查,由四叔家的二儿子陪他一起去。第二天,我父亲做手术我陪他去医院。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医生一次安排好几个病人,按照名单顺序往下排,快到十一点钟我父亲走进手术室。我在手术室外面等候。大姐和大姐夫在手术室外面等候。二弟在浙江金华那一边回不来。个把小时过后,我父亲从手术室出来。进去与出来,我父亲的唯一变化,就是右眼上蒙着纱布,就是有一些紧张与恐惧。我父亲说,做手术一点都不疼。手术打麻药,有麻药当然不会疼。我说,过一会儿麻药过去就会疼。我父亲说,我能听见剪刀“咔嚓咔嚓”剪除白内障的声音。
我父亲不住院,没有病房可去。大姐家住得近一些。
我说,现在我们就去大姐家。
我父亲说,我回自己家。
我说,去大姐家吃过饭打过吊水再回家。
我知道我父亲惦记着他的两条牛。
我说,两条牛交给老虎你放心。
老虎是四叔家的二儿子,昨天就是他带着我父亲来医院做检查。村子里有小诊所,我父亲回家吊消炎药水是一样的。晌午一顿饭就在大姐吃的。吃过晌午饭,我父亲去大姐家的附近小诊所挂吊水。我给老虎打了一个电话,就把我父亲交给他去照顾。怎么照顾呢?我说,你闲下来多去家里看两趟。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开白内障手术,回家没有一个人照顾,确实放心不下。可放心不下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三天,我父亲去医院顺利拆除纱布。一只植入人工晶体的右眼比依旧长着白内障的左眼明亮许多。明亮得有些不真实,明亮得有些害怕人。
3
我父亲八十四岁这年,开过刀的右眼发生病变。先是怕见光,一见光就淌眼泪水。我父亲手拿一块布,过一会儿搌一搌,过一会儿又搌一搌。其后,流泪的右眼义无反顾地走向失明。眼前的景物慢慢地模糊黯淡,像是处在天明天黑的交界处。我父亲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摇头说,没办法医治。我父亲说,幸亏我留着左眼,开刀摘除白内障,照样看得见。我父亲的右眼发生病变是在五月天,他不着急去医院开刀,他要慢慢地等上两个月,等二弟从金华放暑假回来家,陪他一起去医院。
这一年,我调省里工作。我父亲不想开刀麻烦我。一只眼慢慢地病变,慢慢地失明,我父亲就慢慢地适应。到了六月天,我父亲的右眼有了那么一丝好转的迹象。他说眼前的景物开始变清了。真是奇怪了!我问,吃没吃药,打没打针,点没点眼药水?我父亲说,村里有人去开白内障,剩下两瓶眼药水,他拿回家点眼里。我问什么眼药水?我去医院买几瓶你接着点。我父亲从屋里拿出一只空瓶子,我照药名去药房拿几瓶。
我父亲就依靠点眼药水一天一天往下支撑着。一直支撑到十月天,不得不开左眼了。再不开左眼,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不要说割牛草喂牛,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我父亲决定开刀,就給我打电话,就给二弟打电话。二弟回不来,派小亮回。小亮带我父亲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这一回,我父亲同意住院,不得不同意住院。一来八十四岁的年龄,不再是上一回七十四岁,铁板一样的身子越来越弯勾,越来越锈蚀。二来右眼失明,左眼开刀,完全是瞎子。一个瞎子不住院,领来领去怎么领?
二月二,龙抬头。我父亲选择这一天开工盖楼。
一大早,村里瓦工走过来,准备放线挖地基。我父亲买来一大盘炮仗,解开了,点着了,“噼里啪啦”一阵猛炸,响声四散开来。他手持一把铁锨,要挖地基的头一锨土。是一把崭新的铁锨,两天前赶集新买的,顺便买回头的还有二尺红洋布。红洋布系在锨把子上,招展出一片红彤彤的喜色。红光映照在我父亲脸上,同样是一片红彤彤的喜色。或许新锨不吃土,或许我父亲年岁大力气弱,“吭吭哧哧”一阵子猛踩猛挖猛使劲,锨头就是吃不进泥土里。主家人挖头一锨土,是习俗,是仪式,图一份吉利。我父亲怎么使劲都挖不下去,气就粗喘了,脸就难堪了。我父亲停下挖土,抬头看一看四周村人。四周都是瓦工,想找一个家人替代都找不见。
我父亲呼喘喘地扔下铁锨,跟瓦工说,你们挖吧,日奶奶的杂碎熊,我挖不动不挖了。
瓦工走上前来,个个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村人,件件都是经常干这种活的工具,“叮叮当当”,刨的刨,挖的挖,攉的攉,一锨一锨土从基地翻开来。我父亲站一旁看两眼,脸色渐渐地缓过难堪,说我去安排晌午饭。开工盖楼管瓦工一顿酒,是规矩。我父亲勾腰驼背甩手,朝村里的十字路口去。有人家在那里开饭店,我父亲早早地打过招呼,再过去落实一下,是放心,更是散心。我父亲心里不舒畅,没想到盖楼开工这件大事,家里就他一个人,更是没想到开工挖头一锨土挖不出。我父亲一路走一路想,心里“咯噔”一疼痛,害怕盖楼不顺利,更害怕家里闹矛盾。我父亲脚下迟疑,没有去饭店,而是拐进一家杂货铺。杂货铺里有电话,我父亲有什么事要跟我说,都是来这里打电话。打一次一块钱,要是打的时间长,就两块三块地往上加。我父亲伸手从口袋抠出一枚硬币,“哐啷”一声扔货架上,说我给大毛打电话。大毛是我的小名。我父亲一只手抓住话筒,另一只手就去拨号码。别看我父亲年纪大,记性却不差,我的手机号码,他记得住,背得出。
家里开工盖楼,二弟不在家,我不在家。二弟不在家正常,我不在家不正常。二弟不在家,是二弟所在的浙江金華那一边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学,他必须去。这些年,二弟一直在那里打工,教语文课,教数学课,教美术课,教音乐课。学校需要什么课程老师,二弟就教什么课程。私立学校,赚钱为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二弟开学不去,位置被别人占上,再去就不可能。二弟舍不得丢下这份工作。丢下容易,再找难。我不在家,是父亲盖楼没有打电话跟我说;或者说家里盖楼跟我不相干。楼房盖起来,都是二弟一家子的,没有一间楼房归在我名下。父亲事前不打电话给我,是有意不想让我知道。可一座楼房盖在家里,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迟一天早一天,我肯定要知道。父亲不是担心我知道会怎么样,是担心他家的大儿子媳妇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家兄弟二人,我在家是老大,就算我工作生活在城市里,家里盖一座楼没有我的一间房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我父亲执意要这么去实施,心里就发虚,担心我和妻子知道,会生出不同意见,会闹家窝子。楼房开工这一天是我父亲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的最后时机,再晚一晚想跟我说都很难说得通。我父亲伸手拨号码的一瞬间,像是摸在一块烧红的热铁上,快速地缩回手,快速地走出杂货铺,快速地往家回。我父亲一边走一边说,我是他老子,难道能扒倒我盖起来的楼房?
我父亲心肠一硬,还是没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
走回家门的我父亲,跟走出家门的我父亲,变成截然不同两个人,一身轻松,满脸堆笑。盖楼挖不动头一锨土的不吉利,一扫而光。盖楼故意隐瞒大儿子一家子人的担心,一扫而光。“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砖头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砖头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水泥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水泥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钢筋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钢筋卸在哪里。“突突突”,拖拉机拉一车斗石碴儿开进院子里,我父亲跑过去指挥石碴儿卸在哪里。上午半天,盖楼房的各种材料前呼后拥地运过来。我父亲跑前跑后,东一头西一头,就算一个陌生的过路人,站下脚随便地瞅上两眼,都知道哪一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父亲浑身上下劲杠杠的,前后左右怎么瞧,都不像一个年过八十的耄耋老人。
第二章
1
眼下老家住着的四间瓦房,是三十年前盖起来的。
那一年,大河湾村因煤矿扒煤塌陷,重新规划,整体拆迁。前一年,我考上大学,户口离开家,分四间宅基地,就没有我的半间。村里大多数人家盖的都是砖瓦房,个把两户人家盖楼房。砖头墙垛,水泥预制板往上一担,这种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比瓦房多花不了几个钱。那一年我父亲就准备盖这样的两层楼房:下四间,上三间,空出一间做晒台。想一想罢了手,省下一部分钱,买一条木船做生意。我父亲盖楼房退缩,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考上大学走出村子。我们兄弟二人,二弟念书要是念出来,紧随我的一条路,将来结婚生子都不回去住,家里盖楼房干什么?
我父亲决定盖四间瓦房,心里并没有丢下楼房,地基挖得深,石料下得足,哪一天想盖楼房,推掉瓦房的上顶盖,担上水泥预制板,再往上摞一层,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家盖房屋与买木船是在同一个时间段。盖房屋备好材料,请瓦工盖就可以了。村子里家家盖房屋,不缺瓦工队。准备砖瓦,准备沙子水泥,家家都一样,没有一个大差别。差别在房梁上,买什么房梁木。一根柳木的,跟一根杉树的,差别大;或者干脆用水泥桁条做房梁,价钱差得就更大了。水泥桁条比柳木便宜,柳木比杉木便宜。我父亲手上有两根杉木桅杆,心里犹豫能不能用。不用说,两根桅杆是从木船上卸下来的。桅杆的桅,跟危险的危、危害的危,是一个音,听着就不吉利。哪里像榆木的榆,跟余粮的余一个音,听着就顺耳顺心。我父亲心里犹豫,就停下准备房梁木,收拾买回来的一条木船。
是一条淘汰的木船,破旧不说,个头小不说,关键是没有安装柴油机。行驶在淮河里,依旧顺风靠船帆,顶风靠拉纤。别人家使的船,早更新换代为水泥船。船上安装柴油机不说,装载量是木船的十倍二十倍。我父亲买一条破旧的木船,图价格便宜。新木船买不起,水泥船更是想都不敢想。破旧的木船买来家,一是要花工夫维修它,二是要花钱改造它。改造它,是要卸下一大一小两根桅杆,安装上一台24匹马力的柴油机。维修它,前后大致分四步。第一步,手拿一块油石,打磨掉船木表面上的腐朽木质。第二步,手持一把凿子,剔除船木缝隙里的腐朽木质。第三步,手持一块油泥,填实船木的缝隙。怎样填实?一手持凿子,一手举锤子,一点一点把油泥“挤压”进船木的缝隙里。油泥,是火麻加熟石灰、桐油,先刀子剁,后锤子砸。刀子剁,是剁碎火麻;锤子砸,是砸熟油泥。第四步,里里外外刷三遍桐油。维修船,改造船,我父亲前后忙了整整一个月。 我父亲忙好木船,接着想房梁木。这一天,他抬脚去了一趟麻老五家。麻老五姓陈,脸上有不少细碎的麻子,在家排行老五,村人就叫他麻老五。陈姓人家早年是船民,解放后上岸做农民。在旧大河湾村,我家住五队,麻老五家住四队,东西不过半里地。曹姓人家与陈姓人家,亲连亲。麻老五年岁比我父亲大十几岁,辈分比我父亲长一辈。我父亲张嘴喊一声“我五叔”走进门。那个时候,村里男人大多抽烟叶子。村人串门,坐下身,端上烟叶匾子,算礼节。我父亲卷一根烟叶点上,麻老五卷一根烟叶点上。我父亲说,我今天来专门问你一件事。麻老五问,什么事?我父亲说,我家有两根桅杆能不能做房梁?麻老五猛抽两口烟,想一想说,能不能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陈家盖房屋谁谁谁家使的是桅杆,谁谁谁家使的也是桅杆,这两家子人这些年来不是好模好生的。麻老五说的这两户,都是四队陈家。我父亲说,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敞亮了。
就是麻老五随口列举的两家例子,促使我父亲做出决定——使用两根桅杆做房梁。
房屋上梁那一天我在家。房屋上梁管瓦工一顿饭。头两天,我父亲就差遣我打酒买菜做准备。那个时候,村里没有人家开饭店。一顿饭在家里烧,锅屋没有盖起来,就在院子里搭上棚子,支上锅灶,请一个厨师临时烧一顿。一点不能马虎,十碗十盘跟喜期一样菜谱。我不去注意哪十盘哪十碗,却注意两根桅杆怎样变成两根房梁木。两根桅杆被刨子刨得新崭崭的,笔溜直,恢复杉木的原样,就不再是桅杆,变成两根名副其实的顶梁柱。做大梁的那一根正中央,裹一块红布,钉三样饰物。中间是铁环子,东西两端是八角形的薄铁片。饰物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寓意,我至今不知晓。二梁同样裹一块红布,三尺长二尺宽,耷拉下来,旗子般招展在那里。其上笔蘸浓墨书写出四个大字:吉星高照。
大梁二梁架上去,放炮仗,撒小糖,撒馃子,撒花生,撒白面馍馍。花生用西洋红染出来,红彤彤的,一片喜慶。白面馍馍用西洋红点缀出来,花花搭搭的,叫喜馍。
“噼噼啪啪”一阵炮仗响,房屋上梁了。“噼噼啪啪”又一阵炮仗响,房屋盖齐了。就这么着,两根桅杆用在房屋上,我父亲后悔后半生。
2
我家盖上四间瓦房,并不急着搬进去住,依旧住在旧大河湾村的一间旧房屋里。那里离淮河近,使船做生意方便。做什么生意呢?我父亲从附近煤矿买上十吨煤炭,装上船沿着淮河往下游去,过怀远,进涡河,一路西北去一百五十里远的村庄。那里人家烧泥瓦盆需要煤炭。父亲去那里把煤炭卖给烧泥瓦盆的人家。家里人手少,大姐没出嫁前,我父亲跟大姐一块使船。大姐出嫁后,我父亲跟我母亲一块使船。我在家外工作,二弟在家外上中学,小妹年纪小留在家里看家。我父亲跟我母亲,农忙天忙庄稼,农闲天忙使船,多少挣一点钱贴补家。挨近年,不管涡河那边欠多少煤炭钱,一律折算出泥瓦盆,“哐里哐当”装上船带回头。一连好几年,每一年腊月天,我父亲跟我母亲都是见天赶集卖泥瓦盆。
天一冷,泥瓦盆的坯子晾不干,涡河那边的窑炉熄火停业。腊月天,我父亲和我母亲要是不赶集卖泥瓦盆,清闲双手就没事干。旧大河湾村夹在两道河汊里,四周是水,往北过一道小河,赶集卖泥瓦盆;往南过一道大河,是新大河湾村。要是搬新家,赶集卖泥瓦盆要过两道河,好像就不大可能了,这么一份生意就没有办法去做了。我们家依旧住在旧村庄的一间旧房屋里。二弟礼拜天从学校回来,过大河去那里;我回家过大河去那里。新盖的四间瓦房空在那里没人住。我们家逆潮流行事,有些不合时宜,却符合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我父母亲凑合着做一份小买卖。
直到我结婚那一年,家里的这种现状才改变。
我是家里的大儿子,大儿子结婚,总不能在旧大河湾村的一间旧房屋里操办吧。虽说我结婚后不住在家里,总要在家里举办一个仪式,亲戚朋友聚拢过来总要喝一顿喜酒吧。四间新瓦房空在那里两年多,我的父母亲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起它们。我父亲跟我母亲商量说,那就搬家吧?我母亲说,不搬家大儿子办事在哪里办?某一天,我跟二弟都回家,“叮叮当当”忙一天,旧家搬新家。三间连通的房屋,中间一间算堂屋,相当于城市人家的客厅。旧家的一张条几搬过来,正对门靠墙放在正中间。旧家的一张八仙桌搬过来,摆在堂屋里,跟条几挨一块。旧家的四张条凳搬过来,摆在八仙桌跟前。东上西下,大儿子结婚住东头屋,二儿子结婚住西头屋。独门独户的一间房屋,我的父母亲住。旧家的三张木床搬过来,铺上三张床。我父母亲的房间里,有一张一头悠的桌子,有一只樟木箱子。这么两件古色古香的家具,是我母亲当年陪嫁的嫁妆。除此就是一大堆锅碗瓢盆和一大堆农具。农具不用搬,依旧一把锁锁在旧家的一间旧房屋里。庄稼地搬不走,庄稼活搬不走,搬农具干什么?
搬过家,我结婚的琐碎事,我操心。比如说,家里的墙刷一刷。比如说,买几幅年画挂一挂。再比如说,床上铺的盖的买一套。我结婚就算举办一个仪式,不住在家里,总要铺上一张床吧。我父母亲不用操心我结婚的啰唆事,继续操心他们做生意的大事。一个家指靠种几亩地,只能糊弄饱肚子,要想把日子过好不可能。我父亲买一条旧木船,算是村里头一批做生意的人家。早年,我父亲的父亲死得早,他十四岁就跟我四叔一块使船打鱼做生意。头一年分土地,第二年分宅基地,我父亲手里挤不出更多的钱,只能买一条旧木船。这是我们家经济的局限,更是我父亲经历的局限。旧家搬新家,一南一北,虽说隔上一条河,相距不足四路地,但思考问题的角度却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父亲想卖掉木船,买一辆拖拉机跑运输。木船行水路,走的是一条传统路线。拖拉机行公路,走的是一条现代路线。过去是手扶拖拉机,我父亲想买的是刚刚兴起来的小四轮拖拉机。
我母亲问,你会开拖拉机?
我父亲说,别人会开我就会开。
我母亲说,八十岁老太太学吹鼓手,你多大年岁了呀?
那一年,我父亲虚岁五十五,一副劲杠杠的样子,像是四十岁正壮年。
我父亲做人做事一贯果断与武断。说果断,是说他想好的一件事,说一声去做,三下五除二就做掉了。就算做错了,也是做错再回头。说武断,是说他听不下别人意见,遇事很少跟我母亲商量,或跟我和二弟商量。三十岁,那个家是他一个人当,别人插不上手。八十岁,那个家依旧他一个人当,别人插不上手。 这一天,我父亲口袋里揣上钱,拉上一个名叫毛蛋的村人,一起去合肥买拖拉机。毛蛋会开拖拉机,知道拖拉机厂在哪里。村子离合肥两百里路远,毛蛋带我父亲坐上长途车,颠簸半天才到地点,开票,付钱,加油,开着四轮拖拉机就往回赶。我父亲不会开,坐一旁看着毛蛋开。眼睛看着毛蛋开车不复杂,方向盘不是向左边转一转,就是向右边转一转。拖拉机跑得慢,方向盘不管向左边多转一点,还是向右边多转一点,都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我父亲先是心里痒痒,后是两手痒痒,就跟毛蛋说,你歇一歇,我开一会儿。毛蛋说,这条路上你不能开。我父亲问,路上我不能开,我怎么开车做生意?毛蛋说,回家去麦场上开。拖拉機沿途走的是一条国道。车来车往,我父亲要学开车,毛蛋不放心。
半夜到家,我父亲一夜不睡觉,天一亮就去一片麦场上学开车。麦场宽敞,往前开容易,怎样开拖拉机都听话。想挂一挡挂一挡,想挂二挡挂二挡。我父亲学开一整天车,就是倒不好车。一倒车,车子就不听话,使性子,胡乱跑。有一回,车子倒进麦场边的一条土沟里,我父亲改挂前进一挡,脚下加大油门,往前挣了好几次,有惊无险地爬上来。我父亲的头脑里只想着往前跑,两只手只想着往前开,一挂倒挡就失去方向感,两只手不知道将方向盘该往哪里转。
暮色渐起,天色将晚,我父亲把车子停下来。这时候,我父亲和拖拉机都显得疲倦了。
隔一天,我父亲就开车上路做贩煤生意了。
3
那个时候,四周农村烧煤的场所不多,不是砖瓦窑,就是石灰窑。一溜石灰窑,在八公山下。离家不远,却轮不上我家去送煤,早有人把生意揽过去。我父亲把眼光往远处瞅,一瞅瞅到蒙城县的地界里。我四婶的娘家在那边,我父亲跑过去,亲戚朋友一托一问,有一家砖窑场要我父亲去送煤。蒙城县离家一百多里路远,三个半小时车程。早上去,中午到,下午回,一天跑一趟,不赶早,不拖晚。不说一天干一趟生意,最起码一天买煤装车,一天卖煤卸车,两天跑一趟生意算轻松。
有一天,我父亲拉一盘钢筋带回家。我母亲问,哪来的钢筋?我父亲说,窑场上抵账抵来的。一般情况下,窑场要押两车煤钱不结账,一是约束车主继续往那里送煤,二是提高资金周转率。生意人都这样,你有你的小算盘,他有他的小算盘。窑场押两车煤不结账正常,押三车煤、四车煤不结账,我父亲就担心。正好窑场有一盘钢筋扔那里,我父亲说,我不要钱,我要钢筋。钢筋是窑场盖房屋剩下来的,有发票,有价格。一盘钢筋上磅秤过一下斤两,装车斗里,就拉回头。
我母亲问,我们家要钢筋干什么呀?
我父亲说,盖楼房!
前后没几年,水泥预制板盖楼房开始被淘汰。过去村里盖楼房,都是砖混结构,砖墙上担水泥预制板。现在村里盖楼房,时兴框架结构。楼房的四个拐角,钢筋水泥整体浇筑。楼房的楼顶和隔层,钢筋水泥整体浇筑。逐步地跟城市盖楼房一个样。盖楼房的材料变化,我父亲想着,我母亲不去想。
我母亲问,照你这么说我们家的四间瓦房要扒倒?
我父亲说,不扒倒在哪里盖?
我母亲问,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
我父亲说,往蒙城再送两年煤,还不挣够盖楼房的钱!
盖楼房的大账,我母亲心里没有数。做生意的小账,我母亲心里有数。一趟生意能赚好多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跑好多趟生意,再乘以二,我母亲在头脑里粗略地估算一下,都是一个老天那么大的钱数。
我母亲两眼发亮地问,照你这么说两年后我们家真能把楼房盖起来?
我父亲两眼蕴含自豪地说,真着急盖楼房,冒一冒账,明年都能盖起来。
我母亲说,我们家不着急,候下一年二孩子考过学再说。
前几年,我们家没盖砖混结构的楼房,就是考虑到我不在家住,二弟要是考上大学不回家住,盖楼房空在那里是浪费。
这一年,我父亲转变想法,跟我母亲说,二孩子考上学考不上学,我们家都盖楼房。
我母亲问,二孩子考上学,盖楼房谁在家住?
我父亲说,我俩住。
我母亲问,我俩住,不是空?
我父亲说,空在那里有脸面。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父亲不再考虑楼房的使用功能,而是强调楼房的面子功能。一个家有一座楼房盖在村子里,那就是一个家在村子里的经济地位与面子工程的象征。什么叫一个家在村子里的经济地位?你家有能力把楼房盖起来,就说明你家口袋里有钱。口袋里没钱,怎么能把楼房盖起来?反过头来说,你家口袋里钱再多,不去盖楼房,村人都不承认你家口袋里有钱。你家口袋里有钱,怎么不去盖楼房?说来说去,口袋里还是缺钱,盖不起楼房。
什么叫一个家在村子里的面子工程?猛然一下子不好说清楚,细细地品味却是包罗万象的。楼房是一束亮光,一家子人走出门,脸上光亮亮的。楼房是一种气质,一家子人走出门,腰杆挺得笔溜直。你家有闺女长大了,村人自然地找上门提亲说婆家。你家有儿子长大了,村人自然地找上门提亲说对象。
村人说,谁谁谁家的楼房在村子里盖得最排场(漂亮)。
村人说,谁谁谁家的日子在村子里过得最鲜欢(殷实)。
我父亲没能力把我们家变成村子里的头一家,最起码要站在村子里的头一排。
这种时候,我父亲心里有些庆幸搬迁那一年没有盖楼房。当初盖楼房,只能盖砖混结构的,跟不上时代,早已经被淘汰。现在村里盖楼房,自然都是框架结构的。一家比一家的样式新颖,一家比一家的材料高档。比如说窗户吧,过去是木框的,后来是钢框的,再后来是铝塑的。再过两年时兴什么材料,谁都说不准。我父亲想到这一层,不由自主地一阵子大笑。
我母亲问,你平白无故地傻笑什么呀?
我父亲说,我傻笑村里人家性子急早早地盖楼房,我庆幸我家亏得没有把楼房早早地盖起来。
我母亲问,你不是做梦都想早一天盖上楼房吗?
我父亲说,我现在不着急盖楼房,我要看村里一家一家都盖什么样的楼房,看清楚了,想明白了,我再盖楼房。 第三章
清明前我回一趟老家,看见家里盖起来的半拉子楼房。
我父亲有防备,撤走瓦工,停下盖楼。他知道我肯定要回来上坟,但不知道他的大儿子媳妇回不回来。我父亲悄悄地在家盖楼房,不怕他的大儿子回来,却怕他的大儿子媳妇回来。我父亲盖楼房,不留一间给他的大儿子,大儿子知道了就算说难听话,能说到哪里去?大儿子媳妇不一样,要是面对面地说道理,我父亲说不出一个能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弄不好不得不松口,指出两间楼房归在大儿子的名下。这一点是我父亲最不愿意去做的。他就是要把一套楼房完整地交在他的二儿子手上,更确切地说他就是要把一套楼房完整地交在他唯一的孙子小亮手上。这一年,我四叔还活着。我妻子相信我四叔会说公道话。她都不用跟我父亲撕破脸讲道理,往后面走上一截子路,喊我四叔过来,我四叔就会替她去跟我父亲摆一摆这个不是道理的道理。
我父亲撤走瓦工,停下施工,等着他的大儿子,更是等着他的大儿子媳妇。相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一道关口。过这一道关口很重要。过去了这一道关口,我父亲盖楼房才能心里敞亮,才能光明磊落地盖起来。
上一年秋天,我父亲跟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子媳妇谈过一次话。谈话的地点在我家客厅里。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集资盖楼房。按照我父亲的设想,盖楼房的钱,他拿一部分,我和二弟两家各拿一部分。具体方案,是我家拿五万块钱,楼房盖起来,我和二弟两家各自一层楼房。楼房的总造价不足二十万。猛然地一算账,我父亲问我家要五万块钱不算多。我妻子却不愿意拿五万块钱。她不愿意拿五万块钱的原因,一是家里暂时拿不出五万块钱,二是觉得拿五万块钱不合情理。我父亲这些年一直跟二弟他们生活在一起。其实这么说,也只是一个象征性说法。二弟一家在浙江金华那边打工,过年过节回来几天,天数加起来每一年不超过十天,肯定没有我跟妻子回去的天数多。但有一点,我父亲在经济上一直跟二弟他们裹在一起。不说早年,二弟家的两个孩子丢在家里上学,吃饭钱,穿衣钱,上学钱,都是我父亲一手承揽,他手上做生意剩余下来的积蓄一年一年消耗个差不多。单说眼下,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长大工作,我父亲喂牛种地,省吃俭用地积攒钱盖楼房,说一句透亮话,还是为了二弟一家子。二弟家的男孩子,一年一年长大,眼见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家里不把楼房盖起来,一个家就不像一个家的样子。一个家没有一个家的样子,谁家的姑娘愿意嫁上门?我父亲操心盖楼房的实质在二弟一家子人身上,重心在孙子小亮一个人身上。前前后后几十年,我父亲挣钱都贴补给二弟一家,总数有多少谁都说不清。我妻子曾经跟我父亲说,你有两个儿子,不说手上的一碗水端平,最起码有一个差不多吧?我父亲手上的一碗水就是不端平,就算我妻子再提意见,照样白搭。我父亲的心里只有二弟一家子人。我父亲的心里只有他唯一的孙子小亮。
我妻子不愿拿五万块钱,就是不愿跟我父亲合伙盖楼房。我父亲说,你们不愿回家盖,那就让你二弟一家子盖。我妻子说,二弟手上哪有钱?我父亲说,没钱让他们借。我妻子说,说来说去还不是替二弟一家子人盖楼房?我父亲不回答我妻子的质疑。我妻子说,你回去盖楼房吧,就算我们家一分钱不拿,盖起来照样得一家一层楼房。
说不清盖一座楼房,我父亲拿好多钱,二弟拿好多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父亲拿大头,二弟拿小头。我父亲拿大头,盖楼房不给我家一间,自然心里发虚。发虚的结果,就是迟迟不动工,想主意。想主意的结果,就是花钱从邻居家买两间宅基地,扒倒老家四间瓦房中的一间盖楼房。
新大河湾村的房屋格局,是一排六间房屋宅基地。我家分四间宅基地盖上瓦房,另两间邻居家盖上瓦房。邻居家有盖楼房的宅基地,前两年盖上楼房过后,这两间瓦房就显得多余,想出手卖掉。两间宅基地地盘小,单独盖楼房有困难,要卖只能卖给我家。邻居家托人问我父亲,买不买?我父亲说,自家的宅基地都用不掉。四间瓦房扒倒盖楼房,就算我们兄弟俩都住在家里也足够了。那个时候,我父亲还没想着单独给二弟一家盖楼房,还没想着盖楼房不给我家一间。有一天,我父亲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两眼盯着邻居家的两间瓦房,两团眼泪滚落下来的时候,决定买下邻居家的两间瓦房。我父亲落眼泪,是心疼花钱买宅基地,是心酸不得不走这一步。买两间宅基地要花几万块钱。几万块钱是盖楼房额外多出来的。我父亲手里的钱盖楼房原本就吃紧。再吃紧也要走这一步棋。
我父亲擦干眼泪,亲自找上邻居家门。邻居家没想到我父亲会改变主意买下宅基地。我父亲是这么跟邻居家解释的:说我们家的大门想朝东开,先從东边盖上三间宅基地的楼房,剩下来的三间宅基地赶明卖掉。我们家的四间瓦房在西边,大门原先就朝向西边。邻居家的两间瓦房在东边,没砌院子丢在那里。我父亲这么一解释,能够解释得通,还是一个妙招。村里人家卖宅基地有价格,过去邻居说价钱有个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我父亲亲自找上门,邻居家把两间宅基地的价格涨上去了。涨上去,我父亲咬牙跺脚还是买了下来。
剩下来的三间瓦房,我父亲真想卖吗?那是我父亲留一手。楼房盖起来单独留给二弟一家子,我父亲会坚持说那是二弟花钱盖起来的。要是我跟我妻子闹意见,想在家里盖楼房,我父亲会说,三间宅基地留在那里,你们想回家盖就回家盖。
我父亲思前虑后想清楚,选择农历二月二开工盖楼房。清明节我回家见到半拉子楼房,见到一个陌生的家。怎么能不陌生呢?扒倒一间瓦房,剩下来的三间瓦房像一只秃尾巴鸡扔在那里。半拉子楼房,一半戳在我家的地盘里,一半戳在邻居家的地盘里,更是唐突和刺眼。我父亲摆出来的棋路,我看得懂。我父亲见我一个人回家,松下一大口气。
我明知故问道,我们家盖楼啦?
我父亲不说话。
我继续问,有我几间楼房?
我父亲说,你二弟一家子盖的,没有你的。
我问,那我赶明回家住哪里?
我父亲说,剩下三间瓦房,你想住哪一间就住哪一间。
我说,二弟他们住新楼房,我住旧瓦房,你能看下去? 我父亲“咯噔”噤下声。
我从门后拿一把铁锨,挎一只粪箕子,出家门去我母亲坟上膨坟。我父亲开一辆电瓶三轮车跟在我后面慢慢地撵上。年后少雨天干,我母亲老坟四周是一溜高岗地,挖不出坟头。我父亲说,去村东一溜水塘边挖。我母亲的老坟在村西,我坐上三轮车去村东。每一年清明膨坟都一样,最难挖的是坟头。要是坟头挖出来,再培几抔土就上好了。高岗地缺少水分,缺少黏性,能挖膨坟土,就是挖不出坟头。黄表纸、炮仗、冥币,我从毕家岗下车就买好,装在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里。我母亲的坟先上,小妹的坟后上。上我母亲的坟,我父亲陪着。我干我的活,他老人家站一边看着不说话。上小妹的坟,我父亲依旧陪着,站一边看着不说话。我母亲的坟上好,小妹的坟上好,我转身往回走。我父亲开车后面跟着。我走路无声无息。我父亲跟着无声无息。挨近家门,我站住脚。
我说,我回去有事,晌午就不在这里吃饭了。
我父亲知道是扯谎,我心里不快活。
我父亲迟疑一下,木木地说,也好,你回去,我去割草。
我父亲同样不进家门,电瓶三轮车一拐弯,去田地割草了。
村子至毕家岗公交车站,大约五里路,我一步一步远离,心里一步一步愁痛。
第四章
1
这一年,二弟高中毕业考大学没考上,九月份开学复读一个月,回来家。二弟吃不下一份读书的苦,自觉离大学校门不是复读能够缩短的。我父亲的态度是二弟考上就去上大学,考不上就回来家跟他开四轮拖拉机贩煤做生意。我家一直缺干活的人手,二弟不想复读回来家正正好。跟车不是一件好差事。起早贪黑不说,路途颠簸不说,我父亲装煤上车,二弟要帮着装煤上车。我父亲卸煤下车,二弟要帮着卸煤下车。不管装车卸车,手持一把铁锨,一气子攉下来,头上就冒汗,胳膊就酸疼,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地喘。我父亲干活急性子,他自个干活不歇气习惯了,别人跟他一块干活,要一样不歇气。装车要一口气上满,卸车要一口气下空。我父亲一口气能干下来活,二弟一口气干不下来活。二弟干不下来活,我父亲就唠叨,说难听话。结果二弟跟车,跟一趟,跟两趟,跟三趟,就跟我父亲闹翻脸。这一天,过凤台,进蒙城,拖拉机水箱开锅停下来。过去水箱不开锅,为什么单单这一趟?显然二弟加水量不足。半路上,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放眼四周不见有水的所在,我父亲不知道去哪里找水,心里着急,嘴上就骂二弟两句。我父亲手提水桶去找水,二弟留在路上看车。有一辆长途车路过,二弟招手拦车跑上去,把我父亲和拖拉机扔那里。我父亲提一桶水走过来加进水箱里,三等两等不见二弟,却不知道二弟去了哪里。我父亲傍晚回来家,见二弟睡床上,气不打一处来,摸起一根棍棒,就要揍二弟。我母亲死死地抱住我父亲,说要打就打我,二孩子你不能打。
二孩子你不能打,二孩子你不能骂——这是我母亲经常对我父亲说的两句话。我母亲说这话的理由,是二弟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吃过牛黄丸,大人一说他的不是,眼睛就发愣,头脑就转不过圈子。二弟从小就这样,是二弟逃避一切的理由。不管做什么事,只要他不想做,都用身体难受做挡箭牌;或是什么话都不说,一个劲地蒙被子睡大头觉。我比二弟大几岁,从小父母亲对我的要求,跟对二弟的要求就不一样。那个时候,走出农村没有其他道路可选择。一个是参军,一个是考学。参军去部队,提不上干,转一圈照样回原籍。我从初中就拼命地学习,走过一条考学的路。我给二弟做榜样,我给二弟说道理。道理谁都懂,二弟就是吃不得一份苦。
读书苦,是苦在头脑上。跟车苦,是苦在身体上。这两样子苦,二弟都承受不住,或说不愿承受。二弟只好尥蹶子,不再跟车。从我父亲一方面来说,前些年家里使船做生意速度慢,个把月跑一趟船,有紧有松,一个生意不当一个生意做。家里买拖拉机做生意,速度上去,节奏上去,我父亲两天跑一趟生意都嫌少,恨不得每天都往蒙城跑一趟。二弟就像一头小毛驴,一下子被我父亲套进磨道里,连天加夜推磨不歇闲,他哪能受得了。
二弟说,我跟车害怕。
二弟说,我跟车头晕。
二弟就是不说吃不得一份苦。
我父亲说,我开车,你跟车,你害怕什么?
我父亲说,你头晕,你闭眼坐在车上睡大觉。
我母亲劝我父亲说,我跟车,让二孩子在家种庄稼。
二弟就跟我母亲互换了角色。我母亲跟车,二弟就留在家里种地。二弟下学回家,总不能坐吃坐喝什么事都不干。种地简单吗?不说耕地,不说收割,单说打农药。我家九亩半地,煤矿扒煤塌陷三亩半,剩下六亩地。六亩地种黄豆,十月天,黄豆快成熟了,生一茬大青虫,家家打农药。二弟害怕大青虫不说,药水的味道更是受不了。一天农药打下来,不吃不喝睡床上。我父母亲开车回来家,闻见满房屋的农药味,一齐喊二弟。二弟“嗯嗯嗯”地话说不清。两个老人吓坏了。我母亲瘫软在床前,连一声哭都没有力气哭出来。我父亲抱起二弟,放在车子上就往毕家岗煤矿医院去。二弟一身的农药味道,是打过药没洗澡,中毒倒是没中毒。我父母亲不敢大意,央求医生开单子住院。住两天医院,钱花掉了,见二弟能吃能喝真没事,才放心地拉上二弟回來家。
经过这件事,二弟不跟车,不种地,在家闲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什么都不干。
有人上门给二弟提亲,我父母亲赶紧答应下来。这个姑娘是本村人,姓王,比二弟小一岁。在旧大河湾村时,我家住南坝子上,她家住北坝子上,相隔四里地远。两家父母之间认识,孩子却不认识。我母亲见过这个姑娘,个头高,身材宽,是一个干活的坯子,就点下头说,让两个孩子先见一见面。按照规矩,二弟他俩见面,双方父母不在场。媒人是核心,我家到场的有我和大姐,还有我妻子,女方家有她的堂哥和堂姐。大姐的意见随同我母亲,我母亲同意她就同意,我母亲不同意她就不同意。大姐这样说话,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妻子持否定意见,理由是这个姑娘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不在点子上。我妻子说,好像有那么一点差心眼。我跟二弟说,你同意我就同意,你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从表面上来看,我的意见跟大姐差不多,不想担责任。实际上,我是担着大责任。二弟同意,父母亲不同意,我要说服他俩。反过来,二弟不同意,父母亲同意,我一样要说服他俩。在新大河湾村,我们两家住得不远,我父亲专门去一趟王姓人家串门,探听他们本家的看法。我父亲察听的,跟我妻子观察的差不多。这个姑娘有些缺心眼,说话做事不在点子上。我父亲想打退堂鼓,主张这一门亲事算了,我母亲不同意。我母亲愿意这一门亲事,一是二弟没说不同意,二是我们家不需要娶一房精明的儿子媳妇。精明的儿子媳妇,将来婆媳关系不好处,家庭矛盾多。我妻子不算一个精明的女人,进我家门三年,跟我父母亲别别扭扭的,相处得都不算太融洽。按照我母亲的想法,我们家缺就缺这样一房干活舍得下力气,不去拐弯抹角想心思的媳妇。 半年后,二弟媳妇娶进我家门。
二弟媳妇这么快娶进门有原因。我妻子眼尖,一眼就看出门道说,二弟媳妇怀上孩子了。真要说起来,不怪二弟不稳重。我父母亲见天出门做生意,家里就剩下二弟和小妹。二弟不下地,小妹下地。小妹年纪小,力气小,能干多少算多少。农忙天,家里停下做生意,一家人一齐上手忙庄稼。农闲天,我父母亲忙生意不在家,小妹下地不在家,二弟媳妇就来我家找二弟。一来而去,二弟媳妇就怀上二弟的孩子。那一段时间,二弟是孤独期、迷茫期,不知道考不上大学回来家做什么,更不知道将来的人生道路在哪里。这样一种情况下,媒妁之言的二弟媳妇和二弟,很容易产生感情,早早地上车怀孕。
二弟媳妇娶回家,我们家人开始看清楚,二弟媳妇懒不是一般的懒,是超出常人的懒。身上有力气是有力气,就是舍不得使出去,什么事都不愿意做。二弟要是跟二弟媳妇相比较,倒是变成一个勤快人了。比如说,一盆换洗衣服泡那里,泡一天泡一夜,二弟媳妇不去洗,只有二弟伸手洗。再比如说,我母亲不在家,小妹不在家,快到吃饭时辰,二弟媳妇不去烧,只有二弟伸手烧。二弟不苦恼,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像是娶回一个七仙女,心甘情愿地供养着,伺候着。
我父亲生意见,我母亲不让说。我母亲不让说的理由是,二弟媳妇怀孩子身子懒属正常,说赶明生下孩子就好了。倒是我妻子早早地把二弟媳妇看透彻,说我们家娶进门一个好吃懒做的主子。我回家十次有八次会看见二弟媳妇坐在那里不动弹,或坐在那里手上拿东西不停地吃。有一次,我妻子很好奇地问我说,二弟是一个堂堂的高中生,二弟媳妇连小学都没上毕业,他们俩在一起哪里会有共同语言呀?婆媳天生是敌对,妯娌天生是敌对。我不喜欢妻子说这种话题,就冲她说,天底下这么多夫妻,数我跟你有共同语言?
实践证明,我妻子的猜测又一次是正确的。数年后二弟找上我家门,说他想跟二弟媳妇离婚,主要理由就是他跟二弟媳妇看问题差异大,说话说不到一块去。根源在二弟媳妇文化程度低,看问题局限大。二弟和二弟媳妇结婚那一年,二弟二十岁,二弟媳妇十九岁,都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一桩草率的婚姻,毁掉了二弟,毁掉了我们家。
2
这一年,是我们家的灾难年份。一年之内,我们家死掉两口人。先是我母亲,后是我小妹。我母亲死于车祸,小妹死于农药。那一年,我母亲六十一岁,小妹二十岁。
说起来,我母亲的死跟父亲有关。二弟媳妇进我家门,第一年生下一个闺女,第二年又怀上孩子。母亲日夜为家庭操劳,非常辛苦,睡眠严重不足。而父亲忙于生意上的事,整天开着拖拉机,东奔西跑运送物资挣钱。这天,他讓母亲天不亮就跟车送东西去蒙城。我母亲坐上车,我父亲开动拖拉机就直奔蒙城县。我母亲身心疲惫至极,人上车,不知不觉地就犯困,不知不觉地就想睡。初冬五更天,天色不明朗,我父亲打开车头大灯,两眼一直往前瞅。我母亲坐在后面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他看不见也不清楚。车头连车斗,车斗前面是座位,座位左右有扶手。我母亲像往常一样,就坐在车斗前面的座位上。她的所有安全措施就是两只手牢牢地抓住扶手不放松。要是有一根绳子,系在我母亲腰上,就算我母亲睡觉两只手松开扶手,也不会从车子上掉下来。困倦一浪一浪地席卷过来,死神一步一步地逼近我母亲。我父亲听见我母亲“妈呀”一声惨叫,车子打了一个趔趄,我母亲就躺在路上死掉了。
我母亲的死亡时间,不到早上七点钟,太阳没出来。我母亲的死亡地点,刚过凤台县,离家三十里。那天早上,我父亲悲痛欲绝是怎样煎熬过来的,过去了二十五年,我现在都不敢想象。那天早上,我父亲在悲痛欲绝中怎样想办法,通知我四叔家的两个儿子去把我母亲接回家,过去了二十五年,我都没有勇气问详情。
我母亲死后回家。我父亲活着回家。我四叔和四婶过来,主持我母亲的葬礼。虽说我是家里的长子,但在我母亲的葬礼上,在处理我母亲意外死亡这件大事上,依旧得听从我四叔和四婶的。我四叔和四婶一边差遣我去我母亲的娘家报丧,一边喊几位家门的长辈人想对策。我四叔和四婶担心我母亲的娘家来人闹丧期。我母亲的娘家,以二舅老舅为首,跟过来十几口人奔丧。二舅老舅都是知书达理之人,见到我母亲直挺挺地躺在堂屋当门的草铺上,“哗啦啦”地流出两行眼泪,一句难听话都没说。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棺材铺,拣最好的棺材给我母亲买一口。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殡葬店,拣最好的寿衣给我母亲买一套。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集上,请最出名的唢呐班子来吹奏。
四叔和四婶当家,支派人去集上,请最好的厨子来烧锅。
一口棺材,装进我母亲。一口大坑,埋进我母亲。平整的土地,猛然地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吞咽下我母亲。我母亲从大地上消失,从这个活人的人世间消失。在我母亲的整个葬礼期间,我母亲的娘家,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我们兄弟姐妹,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村子里更是没一个人去问一问我父亲,我母亲是怎么样从车子上摔下来的。好像我母亲得了一场暴病,属于无法医治的死亡,属于正常的死亡。
安葬下我母亲,我母亲的娘家人回头。我父亲当家,跟我老舅说,你们家盖瓦房借的钱不用还了。我老舅当时愣一愣神,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说这种话。我父亲跟我老舅解释说,那钱是你姐活着时跟我一起累来的,那是你姐的钱。我父亲说这话是花钱宁事,我老舅没说话。我老舅明白,我母亲一死,这门亲戚不断也断了。
不久,我二弟媳妇在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亮。
3
小妹死得比我母亲凄惨。
至今我都说不清楚小妹死的真正原因。有主观上的,有客观上的。我母亲一死,留在人世间最孤苦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小妹。那一年,小妹虚岁二十岁,没有长成人。要是拿我小妹的孤苦与我父亲的孤苦做比较,我父亲的孤苦就算不得一个孤苦了。我母亲死,我父亲一个人做生意,每天都出门,有活在手上可做,有话找人可说,或许只有回到这个家,内心空空荡荡的,才会产生我母亲不在人世间的巨大孤寂感。我小妹不一样,留在家里要整天去面对,心里装满对我母亲的思念,现实中却无抓无挠,不见我母亲的一丝影子。在家干活,心里想起我母亲,无声地哭一哭,默默地流一流眼泪。下地干活,心里想起我母亲,停下手中活,无声地哭一哭,默默地流一流眼泪。大姐家住得远,大姐关心小妹关心得不够。我家住得远,我和妻子关心小妹关心得不够。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里,与小妹生活在一起,却像是两家子人。要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稍微有那么一点哥哥嫂子的样子,或许小妹都不会走绝路。一句话,小妹被我母亲撇得太孤苦了,只有跟随她一起去。 小妹有一次留在人世间的机会和理由。我母亲死后,小妹和一个男孩认识了。男孩是二弟的初中同学,家住我家前面的小王庄。我母亲丧期,男孩来过我家,与我小妹第一次相见。我不知道二弟和二弟媳妇有没有在中间有意介绍他俩认识,最起码我没有听说二弟和二弟媳妇反对他俩认识。大姐坚决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不是男孩长相差,是男孩家里穷。住前后村庄,大姐容易察听。说男孩父亲死掉了,跟母亲一块过。说男孩在家是老小,哥哥姐姐都成家了。说男孩在一家小煤窑上班,很难混出一个人样子。大姐夫就在家门口的小煤窑上班。大姐和两个孩子,就指望大姐夫下小煤窑挣钱养活。下小煤窑扒煤,不是一件好差事,又累又脏不说,关键是危险性大。我家附近有十几座小煤窑,听见它们出事故是正常,听不见它们出事故反倒不正常。按照我一己的猜测,大姐不同意小妹跟男孩恋爱,家穷是表面,下小煤窑是根本。大姐知道大姐夫下小煤窑,她日日夜夜担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她不想小妹有这样的一份担心和害怕。但这种担心和害怕在场面上说不出口。大姐不能跟小妹说,不能跟我们家的其他人说。这是埋藏在大姐心里的隐痛块垒。
我父亲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不知道、那不知道呢?该我负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我父亲做主张。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大姐做主张。我心想小妹的婚姻,有我妻子做主张。就是没想小妹的婚姻,应该由我做主张。逃避的结果,是小妹半瓶农药喝下去。
小妹没跟我母亲葬在一起。小妹没成家,是一个夭折的孩子,跟我母亲葬在一起不合适。或许我父亲从心里回避这件事,不愿一看到我母亲,就看到我小妹。小妹孤孤零零地葬在小东庄西头,与我母亲相隔远远的。
一年之内,我家死掉两口人,我父亲依旧不从自身找原因,一找找到二弟媳妇身上,一找找到我妻子身上,一找找到盖半拉子的两间锅屋身上。说二弟媳妇头上长一绺子白头发妨人。说自从二弟媳妇走进我家门,我家大事小事就没见消停过。说我妻子脸上有一颗痣长得不好,是泪痣。泪痣,流泪的痣,家里不死人才怪呢。儿子是自家生的,媳妇是娶进来的。我父亲心里有怨气,只能找两房儿子媳妇的茬子。那一段时间,我父亲就是人见人躲的凶神恶煞。我妻子躲着他。二弟媳妇躲着他。我跟二弟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
我们家盖两间半拉子锅屋,跟那年我父亲从蒙城县拉回头的一盘钢筋有关系。一盘钢筋是一盘钢筋,只是小钢铁厂生产出来的,比正规大厂生产出来的钢筋细不说,也不是螺纹钢筋。别人家盖楼房的钢筋粗,房屋拐角使用的一定是螺纹钢筋。
我父亲说,钢筋细,我盖两间锅屋不妨事吧。
我们家院子的西南拐角处,盖有一间锅屋。再盖两间锅屋就在大门正对面,紧靠东院墙。按照我父亲的设想,两间新锅屋盖起来,一间旧锅屋堆杂物。四周砖墙砌齐,门窗占上,只等支模板、排钢筋、浇筑房顶了。我母亲一死,两间半拉子的锅屋停在那里。我小妹再一死,整个天塌下来。我父亲心里失去平衡,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看天是黑的,看地是黑的,看四周的景物是黑的。
我父亲要扒掉盖了半拉子的两间锅屋。我父亲要铲除引起我们家大灾大难的祸源。我父亲像一头发疯的公牛,手持撬棍在院子里撞来撞去。二弟和二弟媳妇不敢出门制止,带上两个孩子赶紧地逃出家门。去哪里?去二弟媳妇的娘家。
盖了半拉子的两间锅屋被夷為平地。钢窗变形在那里。木门框断裂在那里。砖块粉碎在那里。我父亲一头灰一身灰地站在院子中央,两眼流出被灰尘渍住、不容易流下来的眼泪。
至此,我父亲罢手了吗?没有。
这天晌午,我父亲躺在床上,两眼盯着房梁,直愣愣地不打弯。我父亲那间房屋的房梁是水泥桁条的。水泥桁条秉性软,几年承重过来,每一根都向下弯曲,一副不堪负重的样子。由此及彼,我父亲想到另三间房屋的房梁。大梁二梁使用的是两根桅杆。桅杆是杉木的,粗粗壮壮的,笔溜直,再负重都不可能打一丝弯。我父亲想到此处,为当年使用上两根桅杆而庆幸。庆幸像一颗投进湖面的石子,欣慰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四周扩散开来。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听见心脏“咯噔”一响,停顿有那么两秒钟不跳动,紧接着一炸一炸地剧烈疼痛起来。我父亲心脏疼痛的原因,不出在心脏有毛病上面,是出在两根桅杆上面。我父亲激灵一下醒悟开来,知道当年使用两根桅杆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正是这个不可饶恕的天大错误,才是导致我们家接连发生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因。
桅杆的作用,是扬帆招风。招风是结果,是兴风作浪。一条木船需要兴风作浪才能往前行进。一个家需要的是平稳,需要的平静,不需要风,不需要浪,更不需要兴风作浪呀!
像对待两间半拉子的锅屋一样,我父亲一骨碌爬起床,开始搬梯子,开始爬梯子,开始上房揭瓦。他要揭掉三间瓦房上的瓦。他要抽掉大梁和二梁。抽掉第一片瓦,扔下院子里,“哗啦”摔得粉碎。抽出第二片瓦,扔下院子里,“哗啦”摔得粉碎。第三片瓦,没用我父亲伸手去抽,自个儿慌张地掉下来,砸在我父亲的额头上。我父亲慌张地伸出两只手去阻拦瓦片,两脚一闪晃,从梯子上摔下来。梯子下是一堆盖锅屋剩下来的沙子。我父亲摔倒没摔一个什么样,额头上却被瓦片砸烂,流出不少血,一滴一滴往下流,一串一串往下流。我父亲搭手一抹拉,头上,脸上,身上,地上,到处都是血。
我父亲安静地躺在地上,躺在沙子上,躺在血泊里,半天没起身。
第五章
大热天,我跟妻子回老家一趟。这一趟,妻子专门问我父亲要钱。家里的楼房,一帮瓦工正在“叮叮当当”地施工,盖上一层,接着盖二层。妻子不去多看楼房半眼,只跟我父亲说钱的事。
我妻子说,这一趟我回家专门问你要钱。
我妻子说,你给我两万块钱!我不问你多要,少给也给不掉。
我妻子说,我为什么要两万块钱呢?照明跟你说,我心里找平衡。
我妻子说,前些年你供养二弟家的两个孩子上学,我家闺女上学你不管不问,我不说话;现在你花钱替二弟家盖楼房,我家买楼房欠银行钱,我要两万块钱回去还贷款。 我妻子一口气把要说的话说完,等候我父亲回话。
我父亲说,家里没有钱。
我妻子说,你没钱去别人家借,你不把钱借来我不走人。
我父亲说,你不走人就不走。
我妻子坐在家里不说话。我父亲坐在家里不说话。爷俩僵持住。我遇见过不少回这样的尴尬场面。我父亲跟我妻子闹矛盾,我夹在中间,说我父亲说不得,说我妻子说不得。这一回,我打定主意,帮我妻子说话。帮我妻子说话的目的,是化解矛盾,是避免他俩发生不必要的争吵。
我跟我父亲说,你从哪里借钱我不管,下个礼拜天我回来家拿钱。
我父亲和我妻子都显露出异样的眼神。我父亲想不到我说这种话,我妻子更是没想到我说这种话。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劝说我妻子,说话向着我父亲。
我跟我父亲说,话我说清楚了,下个礼拜天我回来家拿钱。
我跟妻子说,走,我俩回家。
妻子站起身跟我一起往家走。
妻子直接开口问我父亲要钱算是头一回。
自从我成家过后,在我的思想里,就与父母亲在经济上各自独立,大致各顧各的。早些年,我和妻子在一家企业上班,工资低,收入少,工资养活一家三口人不宽裕。那个时候,父母亲在家做生意,经济上比我们强。他们强是他们的,我们很少向他们张嘴要钱。父母亲也很少主动提出来,给钱贴补我们。我父亲倒是经常地在嘴边说这样一句话,锅里缺粮食,来家里背,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我父亲说的像一句几十年前灾荒年间说过的话。现在谁家缺米缺面呀?后来我母亲和我小妹一死,家里生意渐渐地停下,走向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坐吃山空,整天任啥事不干。二弟和二弟媳妇跟前的两个孩子一年一年长大,我父亲一年一年见老,一个家摇摇欲坠眼见就快支撑不住了,我父亲依靠一把老骨头,咬牙跺脚依旧支撑着。相对应的那一个阶段,我从企业调市文联。企业破产,不调走家里真要缺米缺面了。调市文联是我的幸运,更是不景气的开端。市文联是一个什么部门呀?比清水衙门还要清水衙门。清水衙门有清水,市文联连清水都没有。闺女上大学,学艺术类专业,我的工资卡交在她手上,都不够她一个人花销。不是闺女花钱大手大脚,是工资太低了。我只有拼命地写稿子。稿费低,更得拼命地写稿子。照理说,我是家里的长子,应该抽出一部分钱照顾那个摇摇欲坠的家。一是我实在抽不出来钱,二是抽出一星半点钱不管用。我和老家依旧延续过去的大政方针,各家顾各家的。
此后家境渐渐地好起来。好起来的因素,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二弟和二弟媳妇跟前的两个孩子长大,先是二弟家的男孩上班,再是二弟家的闺女上班。两个孩子上班,二弟和二弟媳妇轻松,我父亲更轻松。二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的收入逐年在增加,不只二弟和二弟媳妇加工资,整个社会的打工者都在加工资。三是家里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转。国家政策一转变,我父亲有了养老金,按月三百多块钱。钱不算多,但比没有强。我父亲停下做生意就在家喂养牛。一年两头,年底出栏,大概收入有万把块钱吧。再一项是煤矿赔付的青苗费增加。煤矿扒煤,土地塌陷,影响长庄稼,不是一次性地买断,是每年赔付青苗费。过去一年一亩地几百块钱,眼下涨到两千块钱。
家里渐渐地好转起来,我父亲手里有了些余钱,头脑里就想着早一天把楼房盖起来。楼房还没有盖起来,是是非非倒是生出来。说好下一个礼拜天回家拿钱,就得下一个礼拜天回家拿钱。不回家拿钱,我妻子心里堵上的一口气消散不掉。这一趟家不是好回的。我担心我父亲躲出门不在家。我担心我父亲手上没有钱,我回家拿不着钱。我更担心我父亲不但不给钱,反倒会把我狗血喷头地骂一顿。小时候,我父亲在我面前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更是一个暴君般的父亲。说一声不高兴,手里拿棍子打过来,是家常便饭。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在外不惹是非、不闯祸,在家不惹父母亲生气、不跟兄弟姐妹磨牙。在内心我一直怵我父亲,不管是小时,还是长大工作后,抑或是现在。怵我父亲,早已根深蒂固,变成我的一种心病。不管什么时候,我很少跟我父亲提什么要求,哪怕是合理的要求。让他准备两万块钱,我回家去拿——这显然是一件过分的要求。我逼迫自己去实施,无形地心理压力大,忐忐忑忑地心不安。一路上,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不想回这一趟老家,可又不得不回这一趟老家。一份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比热锅上的蚂蚁还要难受一百倍。好像我都不是一个我父亲的亲生儿子了。好像我手里正拿着一把刀慢慢地接近我父亲,要实施谋杀与报复。
大门没有上锁,我父亲在家里。我进门不坐,直接问我父亲,两万块钱准备好了吗?我父亲说,准备好了。我松下一口气,又紧上一口气。我怕我父亲说的是瞎话。我说,钱在哪里,现在拿给我。我父亲说,在银行里,吃过晌午饭去拿。村里没有银行,储蓄点最近处在毕家岗。
我问,去银行借钱?
我父亲说,存银行里的钱。
我父亲这么一说,我心里更加没底。我父亲会有闲钱存银行?你想想呀,我父亲在家里张罗盖楼房,材料费、车辆费、人工费,哪一样少钱能办成?他不东拉西扯地借钱就算不错了。可转念一想,就凭我父亲这么一大把年岁,想去银行借钱,人家也不会借给他呀!村子里借钱都是高利贷,一分利或一分二的利,就这么一天一天往下算。我担心他在家借高利贷。他盖楼房借高利贷我管不着,要是我要两万块钱逼他去借高利贷就罪孽了。
离晌午饭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父亲说,我去村子里转一转。我这种心境,出门见村人能说什么话?我说转一转,是不想面对我父亲。面对我父亲,我良心受谴责。我走出家门,不往村子里走,转头去村头。村头再往西走三百米,是我母亲的坟墓。过去我回家,动不动就往那里去,站一站,看一看,哪怕不说一句话,都是一种穿越时空般的情感交流。走一半,我站住脚,愣一愣神,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往日我想见一见我母亲,今日不想见。好像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没脸去见我母亲。 晌午后,我跟我父亲一起去毕家岗。我父亲开电瓶三轮车,我坐电瓶三轮车。我父亲面色平静,看不出内心有一丝波澜,两万块钱像是两块钱。我的内心波澜起伏,像狂风大作中的海面,一阵子翻滚接着一阵子翻滚。两万块钱确实是我父亲存银行里的。我父亲没有拿出来使用,不是手上不缺钱,是定期一年快到期。那个时候,一万块钱一年定期利息三百多块钱;两万块钱存一年,利息加一块有六百五十块钱,相当于我父亲两个月的养老金。或许在有钱人的眼里这是一笔小钱,但在我父亲的眼里却是一笔大钱。我见我父亲掏出存折的时候,手上有那么一丝迟钝和犹豫,接着狠狠心交给储蓄员。储蓄员问,你老人家真的要把两万块钱拿出来?我父亲说,等钱使。两万块钱经过验钞机点好数,交在我父亲手上。我父亲转身交在我手上。我父亲说,你再点一点。我不点,直接装包里。
前面不远处是公交车站。我坐上20路公交车,再转3路公交车,就能回到家,就能把两万块钱交在我妻子手上,就能让我妻子心里堵上的一口气缓一缓。
我跟我父亲说,我回去了。
我父亲说,我去割牛草。
我说,年底我还你两万块钱。
我父亲知道,我家经济大权控制在我妻子手上。
我父亲愣一愣问,你哪里会有两万块钱?
我说,挣稿费。
第六章
1
此后十几年间,我父亲不再提家里盖楼房这件事。
一是我父亲盖楼房的心劲松下了。二是我父亲的口袋空下了。我母亲死,我小妹死,家破人亡,算是我们家的毁灭性灾难,对我父亲打击最大。又加上,二弟和二弟媳妇好吃懒做十几年,坐吃坐喝十几年,我父亲松下来的心劲怎么提都提不起来。我父亲看不见一个家往下过日子的希望。看不见一个家往下过日子的希望,就算把楼房盖起来又能怎么样?我父亲口袋里的钱空下来,就不用去说了。买两口棺材花多少钱,买两块墓地花多少钱,办两场丧事花多少钱?生意停下来,只见出钱的地方,不见进钱的地方,口袋里的钱守都守不住,不想空都得空下来。
我父亲盖楼房的想法破灭了。四间瓦房跟我们家一样,一年一年地破落下去,一天一天地破落下去。
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一待待十几年,不是不想生活的门路。客观上,两个孩子一天一天长大,花钱一天一天增多,要吃饭,要穿衣,要上学,一样缺不了。客观上,我父亲一天一天年岁大,口袋一天一天空,贴补他们不可能無限制地继续下去。二弟和二弟媳妇先是在家里开商店,就在我父亲独门独户的那一间房屋里。我父亲从里边搬出来,木板钉做一个简易的货架,油盐酱醋摆上去,打开后门,一处简易的商店就开起来。新大河湾村两条路,一条是进村出村的南北路,一条是分割村子、贯穿村子的东西路。我家在东西路的西端,地理位置不好不说,关键是一间房屋规模小,货物少,缺人气。二弟和二弟媳妇开半年店,关上门。剩下来的百货,自家用。左邻右舍欠钱,不少零碎账要不上来。村里人家有传统,买一样东西,手里缺钱或不想付钱,就赊账。半年下来,一算总账,赚的钱都在账本上。先是二弟挨门挨户要账,后是二弟媳妇挨门挨户要账。开半年商店,落下一大堆想要都不那么容易的狗头账。
这一年冬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坐长途车去蚌埠买回四麻袋衣裳。一麻袋棉袄,一麻袋棉裤,一麻袋线衣,一麻袋线裤。棉衣不是棉花的,线衣不是棉线的,一律是腈纶,做工粗糙,价格低廉。二弟和二弟媳妇想做这种生意,是看见别人卖这种衣服。他俩去新庄孜矿,生孝心替我父亲买一件棉袄,看见生意好,留心一打听,知道货物从哪里进,一件能赚好多钱。那里退休老矿工多,这种衣服主要购买对象是他们。他们辛劳一辈子,口袋里有钱都舍不得穿好的。二弟和二弟媳妇回家一协商,干脆进这这种衣服做生意。地点就选择在毕家岗矿。毕家岗矿和新庄孜矿一样,是一座开采几十年的老煤矿。这里的老矿工肯定不会少,这里的生意肯定不会差。二弟和二弟媳妇去毕家岗矿出摊子。摊子出出来,衣服摆出来。真是此一地彼一地,街上老矿工不少,转来转去,问来问去,就是不掏钱。半天摊子摆下来,没卖出几件衣服,除去市场管理费,只够一个吃饭钱。
第二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去赶集。毕家岗在南,不过河。赶集往北,要过两道河。衣服装在一辆三轮车上,二弟骑着,二弟媳妇推着,一个半小时到集上,三个半小时摆下来,生意冷冷清清,还不如毕家岗。想一想就明白,煤矿老矿工口袋里有钱,买与不买,那是想买与不想买。赶集的老头老太太口袋里没钱,买与不买,那是想买买不了。家里存放一大堆破衣烂衫,将就着穿一年,将就着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很少添新衣。
接着下一场大雪。一场大雪没融化,紧接着是过年。过年后天气回暖,就失去卖棉衣线衣的季节。四麻袋衣服,卖出两麻袋,剩下两麻袋。二弟和二弟媳妇扎上麻袋口,想着下一年接着卖。到了下一年,二弟和二弟媳妇生法种草莓,两麻袋衣服扔在家里,烂在家里,再没卖出一件。
开商店钱,是我父亲给的。进衣服钱,是我父亲给的。开商店赔钱,卖衣服赔钱。我回家,我父亲一说起这两件事,就气鼓鼓地说他俩是一对败家子。村子里陆续开这么多家商店,有几家干赢的?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村人,就那么一点微弱的消费能力。二弟和二弟媳妇想开商店分一份羹,注定稀汤寡水地吃不饱。他俩卖衣服更草率,拿钱打水漂,像是闹着玩。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会怎么样呢?
我家九亩半责任田。半亩河滩地,扔在那里早不管种庄稼。九亩大河湾地分三截地:上截地,中截地,下截地,一截地三亩。上截地离淮河最近。煤矿扒煤最先塌陷上截地。上截地塌一半剩一半。塌一半变成一口大水塘。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就种在这块塌陷剩下来的一亩半地里。种草莓每天都要浇水,在这里种草莓浇水方便。地邻家种草莓,每年都挣不少钱。他家有亲戚在长丰县曹庵子,那里种草莓年数多,经验多,品种多。我家跟他家学,搭棚子跟他家学,买草莓秧从他家买。一墒子地,两边挖坑插竹竿,不是直着插,是斜着插。地两边竹竿都斜着插,上面弯出一个幅度,蒙上塑料薄膜,大棚就算搭起来了。深秋天搭齐大棚,做出地墒,栽上草莓,一天浇一遍水。我家有四轮拖拉机,开至水塘边,柴油机带动潜水泵,“突突突”地就把水抽上来。浇水倒是不费事,费事的是施肥打药,摘草莓秧上的枯叶。大棚里温度高,草莓秧缓过来棵子,一个月就开花,蜜蜂飞舞,花香扑鼻,一片喜气洋洋。初冬时节,哪里会有蜜蜂呢?大棚里专门喂养的。草莓没有开花时,白糖是蜜蜂的口粮。蜜蜂整天爬着吃爬着喝,一只不乱飞。草莓一旦开花,蜜蜂疯掉一般,到处采蜜,到处传粉。头一年,草莓结得小,草莓结得稀,没卖什么钱。二弟和二弟媳妇总结经验,指望第二年挣大钱。大棚草莓,春节前后上市,清明前后罢园。种一季草莓,结果三个多月。草莓罢园,大棚不歇闲,接着种豆角、辣椒、茄子,或种黄瓜、香瓜、西红柿,依旧赶早上市。 在大河湾种大棚有两个短处:一个是离家远,来回过河不方便;一个是离市场远,来回过河不方便。俗话说,隔山不为远,隔水不为近。相隔一座山,有路有车,出家门走上路就很近。想早走早,想晚走晚,能自己掌控。相隔一条河,路断河边,渡船不摆渡,只能止步不前,望河兴叹。想早早不了,不想晚也得晚。整个冬天,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大棚里待得多,回家回得少。白天在大棚里干活,晚上在大棚里睡觉。一个家完整地丢给我父亲。我父亲乐意。我父亲支持二弟和二弟媳妇种大棚,觉得他俩总算迷途知返,找到生活的门路和真谛。买竹竿,我父亲掏钱。买塑料薄膜,我父亲掏钱。二弟家的两个孩子扔在家里,我父亲经管。两个孩子在村子里上小学,我父亲早上喊起床,傍晚喊归家。最关键的是我父亲要忙一天三顿饭。我父亲一辈子很少烧锅,不会烧锅,缺少实践,现在每天都要烧三顿,烧得一身劲。两个孩子想吃什么,我父亲就烧什么。两个孩子不想吃什么,我父亲就不烧什么。
二弟和二弟媳妇找到一件要做的事——种草莓。我父亲找到一件要做的事——经管两个孩子。要是二弟和二弟媳妇能这么一直种大棚,或许是一条生活的门路。要是我父亲能这么长期经管两个孩子,或许是一种别样的养老。但有一个大河湾的主要角色,我们一家子人都忽略了。这就是阻拦在新村庄与旧土地之间的一条淮河。忽略了淮河是一条性情不定的河。忽略了淮河是一条暴怒无常的河。更忽略了淮河一旦发大水,会淹没大河湾的土地,会连同塑料大棚一起席卷去。一连好多年淮河的性情变得温顺了,不再发大水,不再狂乱不羁。原因是淮河下游的每一处弯曲地方都理顺了。原因是淮河上游的每一条支流都修上大型的蓄水水库。
这一年,淮河发起了大水。淮河多年不发的大水又一次发了。淮河发大水,多在夏天里发。夏季里雨水多雨水大。这一次淮河发在了深秋天。深秋天,大棚里刚栽上草莓。草莓秧苗还没有缓过来棵子。天上的雨水“哗啦啦”不停断地下。雨水下在大棚外面,下在淮河里面。二弟和二弟媳妇照常地见天打开水泵,草莓秧子浇一遍水。淮河水“噗噗噗”地涨起来,村人不当一回事。深秋天会淹湾吗?村人想都没想过。村人想都没想过的一件事,这一次变成真。“哗啦”一下子,淮河水破堤冲进大河湾的土地里。破堤的地点,离大棚很近。竹竿顧不上拔,塑料薄膜顾不上揭。二弟和二弟媳妇空手往堤坝上跑。堤坝是沙土,淮河水越冲豁口越大,淮河水越冲水流越猛。二弟和二弟媳妇站在堤坝上,眼睁睁地看着淮河水朝大棚冲过去;眼睁睁地看着淮河水像一条巨兽的舌头,卷走塑料大棚,吞掉草莓秧苗。二弟抱住二弟媳妇失声哭起来。二弟和二弟媳妇种草莓,赔上一大笔钱。
大水没退,二弟就离开家去了浙江金华。二弟媳妇的妹妹婆家一家子人在那边开办一所农民工学校,要二弟去那边教书。从此二弟走上一条长长的打工路。
2
我父亲七十二岁那一年,请木匠把自个儿的寿材打起来。
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儿至。意思是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的命坎,是生命的大限。一般人活不过这两个岁数。大概是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年,我父亲自作主张从蒙城买回四棵棺材木。是柏树的,每一根都有两尺半那么粗。柏树长这么粗,少说要长五十年。那个时候,我父亲刚过六十二岁。四棵柏木堆放在家里,不急着打棺材。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我父亲七十二岁这一年,早早地请木匠,早早地打棺材,早早地做准备。为七十三这个命坎做准备,为七十三生命的大限做准备。打棺材就在我家的院子里,“叮叮当当”半个月整,一口柏木棺材打起来。棺材是我父亲在阴间的房屋。看着这么一口白亮亮的棺材,我父亲放下心,好像可以坦然地去死了。
据我所知,村子里这些年没有人自己打棺材了。人死,家人拿上钱,开上车,去棺材铺买一口。那一年我母亲死,就是这么操办的。那一年我四叔和四婶当家,差遣人去棺材铺买了一口最好的棺材。虽说棺材只是杉木的,却是十圆棺材。我父亲要想超过我母亲,只能在棺木上,只能自己打。我猜想,我父亲与我母亲暗暗攀比心理是有了。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亲手打一口柏木棺材,就是最好的实证。
我父亲七十三没有死,小沟小坎有一次。有一天早上,我父亲起床起猛了,一头从床上扑下来,床头竖两根半截子钢筋,一下子戳在脸上。位置紧靠右眼,我父亲想想后怕。要是钢筋戳在右眼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四叔家的堂弟得知此事,打电话跟我说,我赶紧地回去看一看。到家大约十点半钟的样子,我父亲不在家。听邻居说,他找诊所包扎去了。去哪里的诊所,邻居就说不清楚了。我父亲喂牛割牛草,整天骑一辆电瓶三轮车乱转悠,去了哪里真的说不准确。我在家等候一个多小时,我父亲回头了。右脸上捂着一块纱布,半张脸明晃晃地肿起来。我问,缝线没缝线?我父亲说,缝了。我问,打没打破伤风针?我父亲说,打了。我问,疼不疼?我父亲说,不怎么疼。我说,下一回起床慢一点。我父亲说,好!我说,起床后先喝一杯白开水,冲一冲血管再干活。我父亲又说一声,好!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大多是白说。我知道我父亲答应的这些话大多是白说。我父亲一辈子就是那么一个急性子人,干什么事慢悠悠过?再说我父亲整天忙着割牛草喂牛,连一天三顿饭都保证不上,哪里顾得上烧白开水、喝白开水呀?饿了,骑三轮车去街上吃;渴了,“咕咚咕咚”喝自来水。
在我父亲看来,钢筋戳破脸是小事,缝一缝线,打一打针,长一长就长好了,留疤不留疤是小事。在我父亲看来,钢筋戳破脸是喜事,过去七十三岁这一劫,就能接着往下活。我父亲乐嘻嘻地跟我说他的寿命长,离死早呢。我问,这话怎么讲?我父亲说,你想呀,你娘死多早,你小妹死多早,她俩剩余的阳寿不都加在我身上。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吗,还是我父亲主观臆断找出来的长寿理由?死人可以留下物质的遗产,亦可以留下寿命的遗产吗?
中间隔几天,我妻子回家看我父亲。看缝线拆除没有,看伤疤长上没有。我妻子去得早,回得早,气鼓鼓地惹一肚子气。我问,是怎么一回事?我妻子说,老头子说钢筋戳破脸不是他头一蒙扑上去的,是有人从背后推搡了他一把。我赶忙问,是哪一个?我妻子说,老头子说是鬼魂。是鬼魂?我妻子说,老家都闹鬼了,我怎么能在那里待得下去,我怎么能留在那里去吃一口饭。 那一天我父亲跟我妻子说,半夜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院子里的两头牛叫。牛是我父亲的命根子,牛叫不正常,他一下子惊醒过来,翻身起床想去牛圈里察看察看。我父亲伸手披上衣服原本是坐在床框上的,觉得有一只手从背后猛然地推搡一下,就一头扑向钢筋,跌下床。我父亲说,村里谁谁谁就是这样子,一跤摔地上,半身不遂了。又说,村里谁谁谁就是这样子,一跤摔地上,凉透家人都不知道。
是真是假,不用去核实。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父亲没摔这一跤,整天去想七十三命坎这件事。担心死,害怕死,是人的本性,我父亲怎么能超脱呢?疑神疑鬼,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父亲那一段的生命常态。摔过这一跤,我父亲豁然开朗,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支撑。
我父亲七十四岁这一年,两眼生出白内障。白内障慢慢地生长,就像天边的一片乌云,缓慢地向中央渐次推进,不温不火,不动声色,慢条斯理,而又温文尔雅。有一段时间了,我父亲每天早上起床,看见天地间都是一片雾气茫茫的。眼前始终弥漫着一片可有可无的薄雾,分布均匀,风吹不动。我父亲不当一回事,心想雾气只存在于天地间,是客观存在的。早上该喂牛草的时候喂牛草,该烧饮牛水的时候烧饮牛水,之后开电瓶三轮车去四周田地里割牛草。喂牛草不妨事,烧饮牛水不妨事,割牛草有些不自在。我父亲蹲下身子,伸出镰刀,睁开眼,低下头,远处有雾气,近处有雾气。我父亲心里一惊,开始怀疑眼前的雾气不是存在于天地间,而是存在于自己的眼底里。我父亲停下割草,抬起衣袖,使劲地眨上两下眼,使劲地擦上两下眼。眼前像是清亮一点,又像是一点没清亮。
我父亲去镇上卫生院。医生说,这是白内障。白内障,我父亲知道怎么治疗。村里不止一个人眼睛里长白内障去医院,“嚓啦”一刀割下去,眼睛就清亮了。我父亲说,我明天就去医院开刀。医生说,现在开刀早,要候长一长,长厚实了,长成熟了,再开刀不迟。我父亲说,那我就候白内障长熟透去开刀。医生开几瓶眼药水,我父亲带回家。
半年后,我父亲开刀摘除白内障。
他的两只眼都长白内障,两只眼的状况差不多。就像阴天过后是晴天,晴天过后还会有阴天,医生说,白内障开过刀还会长,只是植入的人工晶体没办法再开刀。我与医生协商,我与父亲协商,开一只,留一只。万一父亲寿命长,万一开过的一只眼睛有病变,留下一只好备用。实践证明我的想法是英明的。十年过后,我父亲开过刀的一只右眼几近失明,再开刀摘除另一只眼里的白内障。
我父亲一生很少生病,连一个伤风感冒都少见。我父亲自个儿说自个儿,是铁疙瘩头,浑身上下像是一块铁。一块铁何谈生病?只会慢慢地生锈,只会慢慢地老去。我父亲开刀不愿住医院。舍不得多花钱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家里的两头牛没有人去伺候。我父亲向医生察听清楚开刀的程序。第一天去医院做相关检查,血常规、尿常规、量血压、数脉搏之类的,不需要住院。第二天,进手术室开刀,之后连续吊三天消炎药水。三天过后,揭开纱布,再点眼药水就可以了。医生说,开白内障是小手术,住院不住院随你便。我父亲说,那我就不住院。
我父亲不愿住院,我不强求。我父亲自个儿都不把自个儿当作病人去看待,我干吗要把他当作病人去看待呢?电话里说好的,第一天我父亲去医院做相关检查,由四叔家的二儿子陪他一起去。第二天,我父亲做手术我陪他去医院。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医生一次安排好几个病人,按照名单顺序往下排,快到十一点钟我父亲走进手术室。我在手术室外面等候。大姐和大姐夫在手术室外面等候。二弟在浙江金华那一边回不来。个把小时过后,我父亲从手术室出来。进去与出来,我父亲的唯一变化,就是右眼上蒙着纱布,就是有一些紧张与恐惧。我父亲说,做手术一点都不疼。手术打麻药,有麻药当然不会疼。我说,过一会儿麻药过去就会疼。我父亲说,我能听见剪刀“咔嚓咔嚓”剪除白内障的声音。
我父亲不住院,没有病房可去。大姐家住得近一些。
我说,现在我们就去大姐家。
我父亲说,我回自己家。
我说,去大姐家吃过饭打过吊水再回家。
我知道我父亲惦记着他的两条牛。
我说,两条牛交给老虎你放心。
老虎是四叔家的二儿子,昨天就是他带着我父亲来医院做检查。村子里有小诊所,我父亲回家吊消炎药水是一样的。晌午一顿饭就在大姐吃的。吃过晌午饭,我父亲去大姐家的附近小诊所挂吊水。我给老虎打了一个电话,就把我父亲交给他去照顾。怎么照顾呢?我说,你闲下来多去家里看两趟。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开白内障手术,回家没有一个人照顾,确实放心不下。可放心不下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三天,我父亲去医院顺利拆除纱布。一只植入人工晶体的右眼比依旧长着白内障的左眼明亮许多。明亮得有些不真实,明亮得有些害怕人。
3
我父亲八十四岁这年,开过刀的右眼发生病变。先是怕见光,一见光就淌眼泪水。我父亲手拿一块布,过一会儿搌一搌,过一会儿又搌一搌。其后,流泪的右眼义无反顾地走向失明。眼前的景物慢慢地模糊黯淡,像是处在天明天黑的交界处。我父亲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摇头说,没办法医治。我父亲说,幸亏我留着左眼,开刀摘除白内障,照样看得见。我父亲的右眼发生病变是在五月天,他不着急去医院开刀,他要慢慢地等上两个月,等二弟从金华放暑假回来家,陪他一起去医院。
这一年,我调省里工作。我父亲不想开刀麻烦我。一只眼慢慢地病变,慢慢地失明,我父亲就慢慢地适应。到了六月天,我父亲的右眼有了那么一丝好转的迹象。他说眼前的景物开始变清了。真是奇怪了!我问,吃没吃药,打没打针,点没点眼药水?我父亲说,村里有人去开白内障,剩下两瓶眼药水,他拿回家点眼里。我问什么眼药水?我去医院买几瓶你接着点。我父亲从屋里拿出一只空瓶子,我照药名去药房拿几瓶。
我父亲就依靠点眼药水一天一天往下支撑着。一直支撑到十月天,不得不开左眼了。再不开左眼,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不要说割牛草喂牛,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我父亲决定开刀,就給我打电话,就给二弟打电话。二弟回不来,派小亮回。小亮带我父亲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这一回,我父亲同意住院,不得不同意住院。一来八十四岁的年龄,不再是上一回七十四岁,铁板一样的身子越来越弯勾,越来越锈蚀。二来右眼失明,左眼开刀,完全是瞎子。一个瞎子不住院,领来领去怎么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