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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飚从没想到荣誉和关注会在62岁时忽然来临。随着张高平、张辉10年冤案的平反，张飚的名字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他是陕西蒲城人，曾当兵6年，1980年2月，调入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做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几十年里默默无闻工作在“法律的最末端”；在退休两年后，在“张高平案”平反过程中的坚持，却让他成为了中国检察系统里备受瞩目的焦点。遍布在电视和网络的信息，让本希望晚年隐藏在幕后含饴弄孙的张飚一度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在体制内工作了半辈子，张飚一向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曾一度拒绝采访。对张高平叔侄案的早期报道中，他的代号是“石河子检察院的某检察官”或“张姓检察官”。随着案件的发展和真实情况的不断曝光，张飚再也无法藏身了。虽然如此，有记者来采访，他还会请求记者务必通过正常途径找单位领导批准——即便他已经退休，即便已经有几十家媒体走过这毫无意义的“组织程序”。
事实上，不管张飚如何谦虚、推脱，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起冤案最终得以昭雪，张飚功不可没。
张飚是2007年认识张高平的。后者当时正在石河子监狱服刑，狱警反映他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往，一直喊冤叫屈，不认罪，不参加劳动改造，点名不喊到，不让申报减刑，也不给家人通电话，成天趴在铺上写申诉材料，他们请张飚帮忙去“稳定犯人情绪”。
作为新疆石河子监狱的驻监检察官，处理监内犯罪、解决监犯申诉是张飚的日常工作。做事认真、脾气温和的张飚在犯人中很有口碑。一位监狱负责人说，很多监犯，尤其是年龄较大的，都会点名要见张飚。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老实谨慎的老检察官第一次见到了监狱里那个出了名桀骜不驯的犯人张高平。2003年，张高平与侄子张辉驾货车去上海，因为好心顺路搭载了一个同村的女孩，而卷入一起“强奸致死案”，从此锒铛入狱。
“我没有强奸姓王的姑娘，更没有杀害她，是有人陷害我和我的侄子。”张高平的情绪显得特别激动，半个小时的谈话时间，他给张飚看他胳膊上被烟头烫伤的痕迹，讲他被刑讯被错判的经过，讲着讲着，便忍不住痛哭流涕。此后，张飚把他的申诉材料寄往了浙江高院。张飚成了惟一一个愿意听他那些“牢骚”的管教干部。张高平写信给大哥张高发，“我遇上包青天了！”
张飚说，在最开始，这属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不存在什么相信和不相信，同情和不同情，”他只是按程序办事，虽然寄出的材料一直没有回音，但一年后，袁连芳的名字引起了张飚的注意。
在另一起冤案中，正是牢头袁连芳逼迫嫌疑人写的认罪书成了错判的直接证据。按照张高平的描述，这样的情节与叔侄俩在拘留所的经历如出一辙，他们也曾被牢头逼抄认罪书，同时，他们遇到狱霸也叫袁连芳。而袁连芳的证言，正是整案中除了两被告口供外，惟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词。
彼袁连芳是否就是此袁连芳呢？科长魏刚建议他经全国公安人口信息查询系统查证。结果全国登记人口中，符合“浙江省杭州籍”、“男性”、“有犯罪记录”的“袁连芳”仅有一人——他们开始觉得这个案件的疑点越来越多。
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张飚通过正规渠道给浙江方面邮寄了很多公函，温和但不懈地催促对方办理，但都石沉大海；张高平自己邮寄的申诉更是被视若垃圾——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么多年，那些申诉材料，浙江方面根本就没有登记。当他给对方打去电话，那边回答斩钉截铁：“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冤假错案。”
漫长的等待几乎让人绝望，为了张高平的申诉，张飚已是筋疲力尽，退休的前一个月，他以个人名义给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前我想说个事，就是张高平这个案件，存在非常多的疑点，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重视……”正是这封撇弃了官话的私信，引起了浙江方面的重视，有关部门很快打电话告诉张飚：领导有批示，案子正在调查。
后来的结果人尽皆知，媒体介入后，案情出现转机，在多方努力下，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宣布张高平和他的侄子张辉无罪。张高平第一个把电话打给了张飚，电话这边，张飚连说：“好！好！好！”那一刻，泪水溢出他的眼眶……
如今，张飚成了新疆自治区司法界的明星，他的很多往事成了宣传他的事迹。人们开始回忆他是怎样办理石河子监狱服刑犯人梁益海脱逃案，怎样拒绝犯人家属托人情减刑。自治区政法委、兵团政法委纷纷指示要“向张飚同志学习”，即便已经退休，仍要上报个人二等功。他被媒体称为“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被律师们称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他本人却不想做英雄，他一次次对来访的记者讲述年幼时被人栽赃偷西红柿的故事，讲他的职责，讲他在这个案件里的平常心。他几乎向所有的记者强调过，冤案平反“靠大家，靠单位，靠集体，如果突出我个人，我觉得不太公平”。媒体关注这个案件体现出来的司法症结，对此，张飚的回答总是很完满，“每位检察官都是合格的检察官，他们对工作的热情、认真度，比我强，有很多优秀的工作人员。”至于为什么一开始问题没有在浙江解决，他的答案是“无法回答”。
采访过他的记者说，面对公众、面对系统，张飚都努力想做一个“好人”。即便如今案件平反，他也不希望自己成为那支射向杭州公检法的箭——“因为你不知道伤到谁了。”
不管张飚多想低调，他还是举国闻名了。他和科长魏刚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申诉信，写信者期待能够得到二位检察官的帮助。这些来自陌生人的信任与期望，使魏刚与张飚手足无措，不过张飚说：“这至少证明，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大家再次对法律拥有了信任。”这确实是难得的正能量。
问题是，曾经，这信任是怎样失去的？
他是陕西蒲城人，曾当兵6年，1980年2月，调入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做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几十年里默默无闻工作在“法律的最末端”；在退休两年后，在“张高平案”平反过程中的坚持，却让他成为了中国检察系统里备受瞩目的焦点。遍布在电视和网络的信息，让本希望晚年隐藏在幕后含饴弄孙的张飚一度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在体制内工作了半辈子，张飚一向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曾一度拒绝采访。对张高平叔侄案的早期报道中，他的代号是“石河子检察院的某检察官”或“张姓检察官”。随着案件的发展和真实情况的不断曝光，张飚再也无法藏身了。虽然如此，有记者来采访，他还会请求记者务必通过正常途径找单位领导批准——即便他已经退休，即便已经有几十家媒体走过这毫无意义的“组织程序”。
事实上，不管张飚如何谦虚、推脱，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起冤案最终得以昭雪，张飚功不可没。
张飚是2007年认识张高平的。后者当时正在石河子监狱服刑，狱警反映他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往，一直喊冤叫屈，不认罪，不参加劳动改造，点名不喊到，不让申报减刑，也不给家人通电话，成天趴在铺上写申诉材料，他们请张飚帮忙去“稳定犯人情绪”。
作为新疆石河子监狱的驻监检察官，处理监内犯罪、解决监犯申诉是张飚的日常工作。做事认真、脾气温和的张飚在犯人中很有口碑。一位监狱负责人说，很多监犯，尤其是年龄较大的，都会点名要见张飚。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老实谨慎的老检察官第一次见到了监狱里那个出了名桀骜不驯的犯人张高平。2003年，张高平与侄子张辉驾货车去上海，因为好心顺路搭载了一个同村的女孩，而卷入一起“强奸致死案”，从此锒铛入狱。
“我没有强奸姓王的姑娘，更没有杀害她，是有人陷害我和我的侄子。”张高平的情绪显得特别激动，半个小时的谈话时间，他给张飚看他胳膊上被烟头烫伤的痕迹，讲他被刑讯被错判的经过，讲着讲着，便忍不住痛哭流涕。此后，张飚把他的申诉材料寄往了浙江高院。张飚成了惟一一个愿意听他那些“牢骚”的管教干部。张高平写信给大哥张高发，“我遇上包青天了！”
张飚说，在最开始，这属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不存在什么相信和不相信，同情和不同情，”他只是按程序办事，虽然寄出的材料一直没有回音，但一年后，袁连芳的名字引起了张飚的注意。
在另一起冤案中，正是牢头袁连芳逼迫嫌疑人写的认罪书成了错判的直接证据。按照张高平的描述，这样的情节与叔侄俩在拘留所的经历如出一辙，他们也曾被牢头逼抄认罪书，同时，他们遇到狱霸也叫袁连芳。而袁连芳的证言，正是整案中除了两被告口供外，惟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词。
彼袁连芳是否就是此袁连芳呢？科长魏刚建议他经全国公安人口信息查询系统查证。结果全国登记人口中，符合“浙江省杭州籍”、“男性”、“有犯罪记录”的“袁连芳”仅有一人——他们开始觉得这个案件的疑点越来越多。
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张飚通过正规渠道给浙江方面邮寄了很多公函，温和但不懈地催促对方办理，但都石沉大海；张高平自己邮寄的申诉更是被视若垃圾——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么多年，那些申诉材料，浙江方面根本就没有登记。当他给对方打去电话，那边回答斩钉截铁：“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冤假错案。”
漫长的等待几乎让人绝望，为了张高平的申诉，张飚已是筋疲力尽，退休的前一个月，他以个人名义给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前我想说个事，就是张高平这个案件，存在非常多的疑点，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重视……”正是这封撇弃了官话的私信，引起了浙江方面的重视，有关部门很快打电话告诉张飚：领导有批示，案子正在调查。
后来的结果人尽皆知，媒体介入后，案情出现转机，在多方努力下，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宣布张高平和他的侄子张辉无罪。张高平第一个把电话打给了张飚，电话这边，张飚连说：“好！好！好！”那一刻，泪水溢出他的眼眶……
如今，张飚成了新疆自治区司法界的明星，他的很多往事成了宣传他的事迹。人们开始回忆他是怎样办理石河子监狱服刑犯人梁益海脱逃案，怎样拒绝犯人家属托人情减刑。自治区政法委、兵团政法委纷纷指示要“向张飚同志学习”，即便已经退休，仍要上报个人二等功。他被媒体称为“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被律师们称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他本人却不想做英雄，他一次次对来访的记者讲述年幼时被人栽赃偷西红柿的故事，讲他的职责，讲他在这个案件里的平常心。他几乎向所有的记者强调过，冤案平反“靠大家，靠单位，靠集体，如果突出我个人，我觉得不太公平”。媒体关注这个案件体现出来的司法症结，对此，张飚的回答总是很完满，“每位检察官都是合格的检察官，他们对工作的热情、认真度，比我强，有很多优秀的工作人员。”至于为什么一开始问题没有在浙江解决，他的答案是“无法回答”。
采访过他的记者说，面对公众、面对系统，张飚都努力想做一个“好人”。即便如今案件平反，他也不希望自己成为那支射向杭州公检法的箭——“因为你不知道伤到谁了。”
不管张飚多想低调，他还是举国闻名了。他和科长魏刚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申诉信，写信者期待能够得到二位检察官的帮助。这些来自陌生人的信任与期望，使魏刚与张飚手足无措，不过张飚说：“这至少证明，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大家再次对法律拥有了信任。”这确实是难得的正能量。
问题是，曾经，这信任是怎样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