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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以平淡朴实、诗性浪漫的笔调记述了大淖之畔的爱情故事。其中刘号长对巧云的侵犯，以及后来锡匠帮的顶香请愿是小说中唯一的冲突点。作者在冲突中呈现两种不同的文化立场，并非停留在两者的矛盾对立，而是以民间视域观照民族的文化根源、生命力量，形成文化视角下的冲突叙事。
关键词：冲突 和解 民间立场 权力文明
一、权力结构中的刘号长
在汪曾祺的《鲍团长》中对鲍崇岳这个保安队长有着较为详细的叙述。[1]他作为军阀混战时期的军官，因厌倦军旅生活来到县城中做保安团长。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确实保得一方平安，且待人和善，受到地方居民尊重，在小县城里算是头面人物。这便是刘号长的人物原形。在《大淖记事》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保安队的真实工作、私下交易等等，与鲍团长的形象十分相近，而对于刘号长的叙述便由地方志转向了笔记体小说。他虽然不在乎薪金等物质利益，但是“近三个月来，鲍崇岳遇到三件不痛快的事”，一是“鲍崇岳从杨宜之的微笑中读出了言外之意：鲍家和杨家门第悬殊太大了”。二是他发现“他这个老资格现在吃不开了”。三是“鲍崇岳心里明白：王荫之看不起他的字”。可见鲍团长对自己在大众心中的认可程度有很高的期许，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是人际问题的枢纽。中国人传统的自负心理在刘号长身上更为凸显。在得知锡匠“夺走了他的人”以后，不论道理法则，便认为是对自己权威和地位的轻视与撼动，一定要报复。
二、民间烟火中的生命坚守
保安队是维持地方秩序的官方组织，刘号长对巧云的强奸便是官与民的冲突，是汪曾祺小说中官与民的一组对立。巧云与十一子等人是典型的民间人物，尤其是巧云和挑夫们，他们在蛮荒艰苦的境遇中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活得很快乐，很自由，人际关系和谐，“情愿”是他们生命中的最高标准，如此健康的力量便是民间生命力最好的彰显。
这场“悲剧”以刘号长离开县城作为句点，在官与民的这组对立中体现了汪曾祺的民间立场，他站在“民”的角度结构小说。巧云作为本真人性的象征，这段悲剧则是历史对纯真强暴的隐喻。无论是童年时期在高邮、在大淖的见闻，还是在张家口的劳动下放，都使汪曾祺积累了丰富的底层经验，形成了质朴的民间立场，这些情感都以笔记体小说的形式投射到《大淖记事》当中，表达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在这个团体中有一对引人瞩目的关系，便是头领老锡匠和徒弟十一子，他们之间不仅有师徒间的技艺传承，还有叔侄间的血缘关系，匠人精神的培养来自于人与人的行为感染和情感交流，这是现代機械操作所无法承载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师徒如父子”这样关系的典型化体现，使作品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和对当下人际关系的反思。老锡匠教给十一子的不仅是制锡的方法，还有做人的道理，“教他们不要怕事，也绝不要惹事”。这种人文关怀的传递，对十一子、锡匠帮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最后沉淀下来的就是锡匠艺人们共同的人格尊严。
三、对立文化立场的诗性和解
当小锡匠被刘号长打成重伤后，锡匠们并没有以暴制暴，而是上街游行。锡匠们的做法来自对人间正义的信心和乐观，充分体现了儒家君子道义的思想，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同时，“顶香请愿”这一方式来自佛家传统，信民头顶香炉，以此向天发愿。点燃佛教徒的戒定真香含有默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之意，并以香为使，将自己的愿望传达于虚空法界，感通十方三宝加持。汪曾祺自出生便在庙、观中记名，他的法号便是“海鳌”，家中所提的“皈”字也使汪曾祺长期耳濡目染，对佛学自然有着来自童年时深切而质朴的情感。
汪曾祺在他的小说集序言中谈道：“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2]小说开篇是对大淖自然景物的铺陈，同样也贯穿并结构全文，这种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主义精神便是作家基本的审美态度。再来看故事书写的时间——1981年，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互通互联，新鲜的空气滋润着人们枯槁的思想，多样的色调丰富着人们的生活，整个时代充满了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和瑰丽的想象。“伤痕”“反思”“寻根”各类文学思潮都在反映着时代与人的关系，对“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重新认识甚至是重新启蒙。[3]可以说整个时代都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汪曾祺这时以“八十年代人的感情去书写四十多年前的事”，通过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故事，再次肯定人性的自由和理想的胜利，便是对这一时代浪潮的深切回馈。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张超，男，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
关键词：冲突 和解 民间立场 权力文明
一、权力结构中的刘号长
在汪曾祺的《鲍团长》中对鲍崇岳这个保安队长有着较为详细的叙述。[1]他作为军阀混战时期的军官，因厌倦军旅生活来到县城中做保安团长。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确实保得一方平安，且待人和善，受到地方居民尊重，在小县城里算是头面人物。这便是刘号长的人物原形。在《大淖记事》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保安队的真实工作、私下交易等等，与鲍团长的形象十分相近，而对于刘号长的叙述便由地方志转向了笔记体小说。他虽然不在乎薪金等物质利益，但是“近三个月来，鲍崇岳遇到三件不痛快的事”，一是“鲍崇岳从杨宜之的微笑中读出了言外之意：鲍家和杨家门第悬殊太大了”。二是他发现“他这个老资格现在吃不开了”。三是“鲍崇岳心里明白：王荫之看不起他的字”。可见鲍团长对自己在大众心中的认可程度有很高的期许，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是人际问题的枢纽。中国人传统的自负心理在刘号长身上更为凸显。在得知锡匠“夺走了他的人”以后，不论道理法则，便认为是对自己权威和地位的轻视与撼动，一定要报复。
二、民间烟火中的生命坚守
保安队是维持地方秩序的官方组织，刘号长对巧云的强奸便是官与民的冲突，是汪曾祺小说中官与民的一组对立。巧云与十一子等人是典型的民间人物，尤其是巧云和挑夫们，他们在蛮荒艰苦的境遇中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活得很快乐，很自由，人际关系和谐，“情愿”是他们生命中的最高标准，如此健康的力量便是民间生命力最好的彰显。
这场“悲剧”以刘号长离开县城作为句点，在官与民的这组对立中体现了汪曾祺的民间立场，他站在“民”的角度结构小说。巧云作为本真人性的象征，这段悲剧则是历史对纯真强暴的隐喻。无论是童年时期在高邮、在大淖的见闻，还是在张家口的劳动下放，都使汪曾祺积累了丰富的底层经验，形成了质朴的民间立场，这些情感都以笔记体小说的形式投射到《大淖记事》当中，表达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在这个团体中有一对引人瞩目的关系，便是头领老锡匠和徒弟十一子，他们之间不仅有师徒间的技艺传承，还有叔侄间的血缘关系，匠人精神的培养来自于人与人的行为感染和情感交流，这是现代機械操作所无法承载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师徒如父子”这样关系的典型化体现，使作品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和对当下人际关系的反思。老锡匠教给十一子的不仅是制锡的方法，还有做人的道理，“教他们不要怕事，也绝不要惹事”。这种人文关怀的传递，对十一子、锡匠帮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最后沉淀下来的就是锡匠艺人们共同的人格尊严。
三、对立文化立场的诗性和解
当小锡匠被刘号长打成重伤后，锡匠们并没有以暴制暴，而是上街游行。锡匠们的做法来自对人间正义的信心和乐观，充分体现了儒家君子道义的思想，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同时，“顶香请愿”这一方式来自佛家传统，信民头顶香炉，以此向天发愿。点燃佛教徒的戒定真香含有默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之意，并以香为使，将自己的愿望传达于虚空法界，感通十方三宝加持。汪曾祺自出生便在庙、观中记名，他的法号便是“海鳌”，家中所提的“皈”字也使汪曾祺长期耳濡目染，对佛学自然有着来自童年时深切而质朴的情感。
汪曾祺在他的小说集序言中谈道：“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2]小说开篇是对大淖自然景物的铺陈，同样也贯穿并结构全文，这种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主义精神便是作家基本的审美态度。再来看故事书写的时间——1981年，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互通互联，新鲜的空气滋润着人们枯槁的思想，多样的色调丰富着人们的生活，整个时代充满了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和瑰丽的想象。“伤痕”“反思”“寻根”各类文学思潮都在反映着时代与人的关系，对“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重新认识甚至是重新启蒙。[3]可以说整个时代都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汪曾祺这时以“八十年代人的感情去书写四十多年前的事”，通过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故事，再次肯定人性的自由和理想的胜利，便是对这一时代浪潮的深切回馈。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张超，男，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