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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坡杂文》本是一册旧书，出版于一九八八年，其时台静农八十七岁，两年后作者就因病去世了。台静农本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又是“五四”后的知名小说家，这册《龙坡杂文》算是其散文的总结之作，凡约十九万字。有趣的是，我读这册集子，读到忆旧悼亡之作时，发现台静农会写及饮酒一事。该集也收有作于一九四七年十月的随笔《谈酒》，其中便写到了他对于酒的态度：“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知味者，有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这篇文章的开篇写他的朋友曾对他提及青岛有种“苦老酒”，后来从青岛为他带了两瓶来，当他立时打开品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
除了这篇专作的《谈酒》，台静农还写过一篇《我与老舍与酒》，但未收在《龙坡杂文》中。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九月的《抗战文艺》九卷三、四期合刊，乃系重庆的朋友要筹备为老舍举行写作二十周年的纪念，于是他也便写了这篇文章说了一通“酒话”，并希望“老舍兄还春纪念时”，还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同样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中也谈及了“苦老酒”，那是他与老舍的第一次见面，时间是在秋末冬初，在一家老饭庄。关于这种“苦老酒”，台静农形容如下：“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随后又写了他们在抗战流离中又在重庆相遇，他们两次喝酒的难忘经历。显然，台静农以饮酒来写国难之中的文人情谊，可谓既老又苦矣。
也是这篇《我与老舍与酒》，倒又使我想起了台静农弟子林文月的一篇文章来。林文月写过一篇向台静农的《我与老舍与酒》致敬的文章，名为《饮酒及饮酒相关的记忆》，收入她的文集《拟古》中。文章写到了她与亲朋、师友与家人的饮酒往事，其中便有关于台静农先生的一段记忆，颇为动人：“我个人与台先生在温州街的日式书房内喝酒最多，也最难忘怀。台先生好酒量，却似乎颇能节制，我们未尝见他醉过。但据他自己说，从前在北京、在青岛、在重庆，也常常喝醉，也曾闹过一些笑话。谈及饮酒醉否时，台先生最喜欢引述的是胡适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近日来读陈子善、秦贤次两位合编的台先生早年佚文集《我与老舍与酒》，果然，里面有几篇及于当年的酒事，令人想见一个时代的文人们清苦中作乐的情况。”林文月还有一册《饮膳札记》，其中也有多篇写到她与其师台静农对酌的情景，往事历历，师徒情深，岁月如酒。
如此看来，台静农是善饮的，但读他关于饮酒的记述，却往往令人心中充满苦涩的感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关于怀念乔大壮的一篇《记波外翁》。台静农说乔大壮本系魏建功邀请来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是为了避开一些是非，但在台湾“竟有置身异域之感”。在与乔大壮的接触中，台静农说他在吃饭时不吃菜，只喝酒，甚至春节在家中，“从除夕起，就喝高粱酒，什么菜都不吃。灯前他将家人的相片摊在桌上，向工友说：‘这都是我的儿女，我也有家呀。’”后来乔大壮被邀请主持台大中文系，但不久便决定返回上海，却是永远的诀别。对于乔大壮的离世，台静农评价说：“一个旧时代的文人，饱受人生现实的折磨，希望破灭了，结果所有的，只是孤寂，愤世，自毁。”而对于乔大壮沉浸于饮酒之中，台静农则认为其中有“个人的寂寞、时事的悲观，感情也极为沉重”，对于时局也颇多指责和不满，因此，“酒人何尝麻木，也许还要敏感些”。
台静农渡海去台，本是暂作打算之举，但没想到却是终身未归故里。台静农曾为他在台大的宿舍起名为“歇脚盦”，乃是“既名歇脚，当然没有久居之意”。后来无法归去，便请张大千为他的宿舍写了一个小匾，名为“龙坡丈室”。对于这种区别，他在《龙坡杂文》的序言中写道：“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深意和情感，是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的。台静农到台湾后，有一事却是对他刺激极大的，便是和他一样与鲁迅有很深交往的许寿裳惨遭谋害。台静农在一九四八年发表的文章《追思》中便写道：“以先生为人，得到这样的死法，真不可解，可是先生竟是这样的死去了！”为此，他在文章中还不无感伤地回忆生前与许寿裳的一次会面的印象：“未进客厅，就在廊下匆匆说几句话，先生站在廊上，映着阳光，面色非常温润，当时心想，像先生这样神情，一定要享大年的，谁知道不过十个小时以后，竟给我们以永生忘不了的惨痛！”
台静农晚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却几乎放弃了写作一途，除了偶作文字之外，书法艺术是他的最重要的消遣方式。而由此他深交了张大千和庄慕陵两位知己。张大千系知名书画家，身份威望皆重，无须多谈，而后者则与台静农有相同的身份。台静农有多篇文章写他的这位亡友，其中也应有他自己的影子。在《伤逝》一文中，他写了张大千与庄慕陵两位友人的去世，尤其后者，台静农写及的竟是在去世前两人一起喝酒的往事。此时的喝酒，对于庄慕陵来说已是于病体不利了，但他依然要在饭桌前放一杯掺了白开水的酒。这种做派，台静农认为是“结习难除”，“表示一点酒人的倔强”。到了病情加重不能起床之时，他的这位朋友还不能忘情于酒，老朋友看他依然要让家人送上一杯酒，对此，台静农颇为惆怅地写道：“当我一杯在手，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间，却也没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
关于庄慕陵这位朋友，《龙坡杂文》中还收有两篇，一为《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兼怀庄慕陵先生二三事》，另一则为《〈六一之一录〉序》。前文乃是故友离世后，台静农追忆其曾在“文物维护会”中参与保护国家文物以及组织“圆台印社”的雅兴，以彰显其文人之情怀和境界。后文本系序言一篇，徐徐散淡，却颇能写出故人的神韵，竟令我想到魏晋人物的神态。庄慕陵的这册《六一之一录》的书名，乃系其六十一岁时效仿欧阳修六一之义，亦以六一为名，其中六一者乃每日必定静坐、打拳、散步、写字、饮酒与其本人。此文谈及了庄慕陵书法的造诣精深，并谈及其曾在清点故宫文物时发现了宋徽宗的瘦金书，并“偶尔临摹，大有兴会”，但后来其又因有缘得识叶公超友人所藏的赵孟
楷书长卷《妙严寺记》，“日置案头，摩挲临写，潜心专力了三个月，竟能与松雪形神无间，大为朋友们所称许”，随后他的趣味又转向了《好大王碑》。
关于庄慕陵与《好大王碑》的记叙，真真可以媲美《世说新语》。台静农说庄慕陵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在北平琉璃厂的厂西门张樾城的同古堂看到有正书局的《好大王碑》，甚为喜欢。他曾请张樾城摹写碑文中的“庄严”二字，制版印成了名片；后来到了台湾，听说台北沈君藏有此碑的旧拓，于是辗转结识并商量“割爱”，最终如愿。“此碑未到手前，慕陵为之寝食不安，既到手后，又为之骚动许多日。此碑拓本分十六幅，每幅长一丈二尺，慕陵的洞天山堂素壁挂不起，只有每幅摊在桌上欣赏，随看随卷，甚是辛劳。友朋自台北来求观者，还得接待酒食，家人不免其苦，而慕陵大乐。”此段描述，可谓精妙绝伦，颇得神采，极得魏晋风骨。台静农知友也懂书艺，他介绍此碑来历与艺术风格，乃晋人碑刻，汉人书写，清人发现，并言其乃民国名流许世英的旧藏，而故友庄慕陵“既得此碑，临写数周，偶作榜书，居然有大王雄风”。
除了这篇专作的《谈酒》，台静农还写过一篇《我与老舍与酒》，但未收在《龙坡杂文》中。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九月的《抗战文艺》九卷三、四期合刊，乃系重庆的朋友要筹备为老舍举行写作二十周年的纪念，于是他也便写了这篇文章说了一通“酒话”，并希望“老舍兄还春纪念时”，还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同样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中也谈及了“苦老酒”，那是他与老舍的第一次见面，时间是在秋末冬初，在一家老饭庄。关于这种“苦老酒”，台静农形容如下：“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随后又写了他们在抗战流离中又在重庆相遇，他们两次喝酒的难忘经历。显然，台静农以饮酒来写国难之中的文人情谊，可谓既老又苦矣。
也是这篇《我与老舍与酒》，倒又使我想起了台静农弟子林文月的一篇文章来。林文月写过一篇向台静农的《我与老舍与酒》致敬的文章，名为《饮酒及饮酒相关的记忆》，收入她的文集《拟古》中。文章写到了她与亲朋、师友与家人的饮酒往事，其中便有关于台静农先生的一段记忆，颇为动人：“我个人与台先生在温州街的日式书房内喝酒最多，也最难忘怀。台先生好酒量，却似乎颇能节制，我们未尝见他醉过。但据他自己说，从前在北京、在青岛、在重庆，也常常喝醉，也曾闹过一些笑话。谈及饮酒醉否时，台先生最喜欢引述的是胡适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近日来读陈子善、秦贤次两位合编的台先生早年佚文集《我与老舍与酒》，果然，里面有几篇及于当年的酒事，令人想见一个时代的文人们清苦中作乐的情况。”林文月还有一册《饮膳札记》，其中也有多篇写到她与其师台静农对酌的情景，往事历历，师徒情深，岁月如酒。
如此看来，台静农是善饮的，但读他关于饮酒的记述，却往往令人心中充满苦涩的感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关于怀念乔大壮的一篇《记波外翁》。台静农说乔大壮本系魏建功邀请来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是为了避开一些是非，但在台湾“竟有置身异域之感”。在与乔大壮的接触中，台静农说他在吃饭时不吃菜，只喝酒，甚至春节在家中，“从除夕起，就喝高粱酒，什么菜都不吃。灯前他将家人的相片摊在桌上，向工友说：‘这都是我的儿女，我也有家呀。’”后来乔大壮被邀请主持台大中文系，但不久便决定返回上海，却是永远的诀别。对于乔大壮的离世，台静农评价说：“一个旧时代的文人，饱受人生现实的折磨，希望破灭了，结果所有的，只是孤寂，愤世，自毁。”而对于乔大壮沉浸于饮酒之中，台静农则认为其中有“个人的寂寞、时事的悲观，感情也极为沉重”，对于时局也颇多指责和不满，因此，“酒人何尝麻木，也许还要敏感些”。
台静农渡海去台，本是暂作打算之举，但没想到却是终身未归故里。台静农曾为他在台大的宿舍起名为“歇脚盦”，乃是“既名歇脚，当然没有久居之意”。后来无法归去，便请张大千为他的宿舍写了一个小匾，名为“龙坡丈室”。对于这种区别，他在《龙坡杂文》的序言中写道：“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深意和情感，是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的。台静农到台湾后，有一事却是对他刺激极大的，便是和他一样与鲁迅有很深交往的许寿裳惨遭谋害。台静农在一九四八年发表的文章《追思》中便写道：“以先生为人，得到这样的死法，真不可解，可是先生竟是这样的死去了！”为此，他在文章中还不无感伤地回忆生前与许寿裳的一次会面的印象：“未进客厅，就在廊下匆匆说几句话，先生站在廊上，映着阳光，面色非常温润，当时心想，像先生这样神情，一定要享大年的，谁知道不过十个小时以后，竟给我们以永生忘不了的惨痛！”
台静农晚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却几乎放弃了写作一途，除了偶作文字之外，书法艺术是他的最重要的消遣方式。而由此他深交了张大千和庄慕陵两位知己。张大千系知名书画家，身份威望皆重，无须多谈，而后者则与台静农有相同的身份。台静农有多篇文章写他的这位亡友，其中也应有他自己的影子。在《伤逝》一文中，他写了张大千与庄慕陵两位友人的去世，尤其后者，台静农写及的竟是在去世前两人一起喝酒的往事。此时的喝酒，对于庄慕陵来说已是于病体不利了，但他依然要在饭桌前放一杯掺了白开水的酒。这种做派，台静农认为是“结习难除”，“表示一点酒人的倔强”。到了病情加重不能起床之时，他的这位朋友还不能忘情于酒，老朋友看他依然要让家人送上一杯酒，对此，台静农颇为惆怅地写道：“当我一杯在手，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间，却也没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
关于庄慕陵这位朋友，《龙坡杂文》中还收有两篇，一为《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兼怀庄慕陵先生二三事》，另一则为《〈六一之一录〉序》。前文乃是故友离世后，台静农追忆其曾在“文物维护会”中参与保护国家文物以及组织“圆台印社”的雅兴，以彰显其文人之情怀和境界。后文本系序言一篇，徐徐散淡，却颇能写出故人的神韵，竟令我想到魏晋人物的神态。庄慕陵的这册《六一之一录》的书名，乃系其六十一岁时效仿欧阳修六一之义，亦以六一为名，其中六一者乃每日必定静坐、打拳、散步、写字、饮酒与其本人。此文谈及了庄慕陵书法的造诣精深，并谈及其曾在清点故宫文物时发现了宋徽宗的瘦金书，并“偶尔临摹，大有兴会”，但后来其又因有缘得识叶公超友人所藏的赵孟
楷书长卷《妙严寺记》，“日置案头，摩挲临写，潜心专力了三个月，竟能与松雪形神无间，大为朋友们所称许”，随后他的趣味又转向了《好大王碑》。
关于庄慕陵与《好大王碑》的记叙，真真可以媲美《世说新语》。台静农说庄慕陵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在北平琉璃厂的厂西门张樾城的同古堂看到有正书局的《好大王碑》，甚为喜欢。他曾请张樾城摹写碑文中的“庄严”二字，制版印成了名片；后来到了台湾，听说台北沈君藏有此碑的旧拓，于是辗转结识并商量“割爱”，最终如愿。“此碑未到手前，慕陵为之寝食不安，既到手后，又为之骚动许多日。此碑拓本分十六幅，每幅长一丈二尺，慕陵的洞天山堂素壁挂不起，只有每幅摊在桌上欣赏，随看随卷，甚是辛劳。友朋自台北来求观者，还得接待酒食，家人不免其苦，而慕陵大乐。”此段描述，可谓精妙绝伦，颇得神采，极得魏晋风骨。台静农知友也懂书艺，他介绍此碑来历与艺术风格，乃晋人碑刻，汉人书写，清人发现，并言其乃民国名流许世英的旧藏，而故友庄慕陵“既得此碑，临写数周，偶作榜书，居然有大王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