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人总结城市特点，常常会说“吃在广州，穿在上海，住在北京……”之类，表示广州上海北京领吃穿住之风骚。南京领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可领的，那么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说一个“困在南京”吧，要想受困，南京最好。
　　也许有人要发笑，你不是自找倒霉吗？谁想受困呢？我说，那不一定。《易经》里困卦的卦辞并不坏呢。困：亨（亨通）。贞，大人吉，无咎（守持正道的大人物能获得吉祥）。有言不信（此时说话没有人相信，最好少说话）。
　　“困在南京”这个想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已故画家董欣宾说的，我只是在被动的意思里添加了一些主动精神，使它成为消解了好恶倾向、或者说是兼容了好恶倾向的一个说法而已。
　　董欣宾对《易经》颇有研究，有一次我们聊天，他说，南京的地形是个“困”卦，困在里面出不去。他并且举了逃犯的例子，说那些闻名全国的大逃犯，逃到南京来都落了网。
　　我问他，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人在南京不容易发展？他怎么回答的我忘了，可能是说不适合干事情吧，我接下来又问他，那么在南京适合干什么呢？他说：休息与思考。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喜欢这句话。
　　老早采访演艺界人士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在南京不容易发展，要发展，最好去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地——在中国，这个高地就是北京和上海，至少也要是广州。南京是凹陷的，窝在里面不容易显出来。如果一个人北京不呆了，回南京了，这个人肯定是越混越差了。
　　南京的凹陷从南京话的腔调里也可以体验到，短暂的入声加大量的降调，如果让我一天到晚只说南京话，我会压抑得受不了。本来我说话的声音就小，一降再降更听不见了。南京话好像有一种私秘的性质，一上电视极为难听，纯说南京话还好，如果带着南京的吐字和发音说普通话，两相冲突，就更难听。不过现在的电视上经常有采访老百姓吵架的，南京话用于电视上吵架，倒是独具魅力，比用普通话吵，更有生活的实感。
　　两个说南京话的人相见，如果说普通话，很可能是在谈工作，那姿态再不端还是会有一点端，那距离再不远还是会有一点远，一旦改说南京话，姿态马上就懈了，距离马上就近了，默契也由此而生。对于有些人来说，降调子的南京话能把他降到最实在的层面，给他带来最主动的态势、使他获得最大的周转余地，他轻轻松松一句：“多大事啊？”能把最火爆最对立的情绪就地消化。
　　南京人有股什么都不甩的劲，是因为麻木，懒惰，还是因为六朝文化积淀太多造成的傲慢？多少演出团体在其他城市都能掀起热潮，一到南京的演出市场就莫名其妙地栽了，但是对于极端走红的诸如F4的演唱会，或电影《英雄》之类，南京人照样是狂热的。与此相对应的是，蝇头小利也能把南京人调动得团团转。商家想诱惑老百姓买东西，什么创意啊、品牌优势啊，都不灵，就是价格战最灵，能把有品位的商家气个半死，由此南京获得了价格盆地之称，可是南京最大宗的商品——房子的价格与平均收入的水平之比，又高于许多大城市，这又倒过来把南京的老百姓气个半死。
　　南京就是这么一个要么见底、要么见顶的地方，它是否真的不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所有中间层面的成效全被“多大事啊”降解、模糊与吞没，任你如何折腾，南京人没有反应——“有言不信”，让许多中间层面的奋斗者得不到相应的评价和鼓励，南京以令人窒息的氛围训练出我们对缺氧的适应力。
　　对我们这些外来的南京人，这是一种拒绝，也是一种诱惑。比如我，我的血脉一半来自沧州，一半来自广州，均与南京相距甚远，但是我从出生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南京（插队的八年也在距南京不远的地方），或许我终其一生都会与这个城市纠缠。
　　我至今不会运用南京话的低调和幽默为自己解嘲，让自己放松，降调的营养是我的肌体所排斥的，我与这个降调的环境格格不入，自身的植物性又使我无法逃跑，我只能当一株从低洼的盆地里长起来的树，地势低，承接的阳光雨露差，长得奇慢，在隐忍的愤怒中，惟有用我的文字去改变周围每一分子的基因组合，使之转变为我可以吸收并延续我性格生命的养料。
　　因为学会了用文字施展魔术，使我和环境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异或改善，我虽然困在南京，却颇安于这个困了，长期困在其中，周围的羁绊像厚重的棉被一样显示了它遮蔽中的温暖，当我掌握了如何在这种环境中自由呼吸的方式以后，我开始享受它给予我的安全感。
　　同时我还找到了娱乐的方式，日复一日对自身的沉潜或隐藏发生了兴趣，在这个连老百姓的生活都爆光过度的媒体时代，惟有学会隐藏，方可保护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一切的自得其乐，这是南京教会我的，这也是南京训练我的，南京总是用不屑一顾的沉默让我们的虚荣作废。所以我对命运把我降生在南京又十分地愤怒与感恩，如果我愤怒，我就创造，如果我感恩，我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