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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时代动荡，陆家出售皕宋楼已成必然，然最终被日本人购得是有原因的。日本历来重视汉籍，明治维新后汉籍虽曾一度遭到摒弃，但随着“日本中国学”的兴起，汉籍热重新掀起。继而出现的日人来华访书现象和后来的疯狂掠夺汉籍等举动，给中国文献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浩劫。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最终也未能逃过此劫。
关键词：皕宋楼 汉籍 访书 日本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135-03
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以收藏之富闻名遐迩，即浙江归安（今湖州）陆氏的皕宋楼和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其中尤以皕宋楼规制最宏。皕宋楼以其藏书数量之大，收藏宋元刊本之众而被世人所重。然而，1907年，陆氏皕宋楼藏书被日本三菱财团岩崎氏家族的静嘉堂文库收购。皕宋楼藏书流散日本震惊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和藏书界，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本文试图从日人来华访书这一角度来分析思考皕宋楼藏书流散日本事件。
1 皕宋楼藏书
1.1 陆心源与皕宋楼
皕宋楼主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浙江归安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中举人，历任广东南韶兵备道台、高廉道台、福建盐运史等职。陆心源是一名干练的官吏，同时也是一位大藏书家和著名的学者。
与其他清代藏书家相比，陆心源并无藏书世家背景。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连年的战火，使得江南各地的藏书家在动乱中无力自保，藏书楼频繁易主，藏书纷纷散出。陆心源嗜书，精通版本目录学，且家室富有，借此时机，广为购书。陆心源收购了上海郁氏“宜稼堂”藏书48791册，占皕宋楼藏书的大半。此后，陆心源又购入同县严元照芳椒堂、韩子蘧等家的旧藏。江南数百年藏书精华，一时多流向陆家。陆心源在归安修筑藏书楼，系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皕宋楼专储宋元旧刊，十万卷楼藏明后秘刻，守先阁藏普通刻本和抄本。皕宋楼全盛时期，藏书总量有5千部，近6万册，25万卷左右[1]。因皕宋楼以藏宋元旧刊著称，人们常以皕宋楼代称陆氏所有藏书。古籍中，属宋元善本最为精湛，宋版书至明代已很珍稀，清代藏书家佞宋成风，“皕”为二百，陆心源以“皕宋”名其楼，意谓内藏宋本二百种之意。据李宗莲所说，皕宋楼所藏“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晚清时期，能像皕宋楼那样珍藏如此多的善本，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
1.2 皕宋楼藏书东去日本
清代是中国私家藏书的鼎盛时期，但清代私家保有藏书的时间不太久，“藏书无三代”几成普遍规律，陆心源的藏书也未能免此厄运。陆心源临终时曾有遗言：“训嘱诸子保存好图书，勿令散失。”[2]然其子陆树藩未能善守所藏，以118000银元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清末时代动荡，陆心源殁后，陆家经济大不如前。因日商倾销人造丝的冲击，陆氏的缫丝厂及连带的钱庄宣告破产，亏欠甚巨。“除变卖了一些在沪的不动产与动产外，尚有所欠。同时考虑到上海、湖州等地两个大家庭的开销，只有出卖心源公收藏的藏书来解围。”[3]1907年仲夏，舶载至静嘉堂文库，共计4172种，43996册。陆树藩的售书之举无疑震惊了国人，陆树藩被斥为“不肖子孙”。学者王仪通发出了这样的吟叹：“三岛于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4]
静嘉堂文库是三菱的第二代领导人岩崎弥之助创建的私人文库，以庋藏丰富珍稀汉籍而著称于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引进西洋文明。西洋文化渗透进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文化方面出现了崇西学、轻汉学的倾向，许多古典汉籍被任意抛掷或流入书肆。岩崎弥之助有感于此，开始对传统典籍进行收储。1892年前后，岩崎弥之助利用其巨大的财力，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汉籍，并建立静嘉堂文库。收购的皕宋楼藏书构成了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同时由于皕宋楼以所藏珍本秘籍丰富而著称于世，静嘉堂文库也因此一跃成为日本收藏汉籍之巨擎。
陆树藩出售藏书已成必然，而结果被日本人所购是有原因的。谈及此次书籍交易，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日本汉学家岛田翰。岛田作为此次书籍交易的中介人，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岛田于1905至1906年间，到我国江南各地游历访学，期间结识了陆树藩，数次登皕宋楼，见皕宋楼管理不善。岛田是一个精通和汉典籍的汉学家，一眼看出这些书的价值，且其又极合日本需要。于是他反复鼓动陆树藩出售藏书。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汉籍输入日本的历史源远流长，日本历来重视汉籍。纵观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日人来华访书是一个特殊现象，而岛田翰只是众多来华访书日人中的一人。
2 日人来华访书现象
2.1 汉籍与日本
早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中国文献典籍已经传入了日本列岛[5]。7世纪至13世纪，汉籍的输入主要由日本向中国派遣的使团承担。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后又派遣遣唐使，前后持续约400年。遣隋使和遣唐使肩负着多项使命，购求汉籍一直是他们的重要任务。日本平安时代是贵族文化占主流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包括皇室在内，以中国文明为榜样，对汉籍嗜爱如命。日本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即13世纪至16世纪（在日本文化史上称为五山时代）与平安时代相异，文化的主宰者是僧侣阶级，汉籍的输入主要由日本僧侣阶层承担。到了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把宋学作为官方哲学，成为长达250余年的江户幕府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江户时代的开创者德川家康，既重武治又重文治。1602年在受封“征夷大将军”之前，在江户（今东京）建立“枫山文库”，着力于搜集五山时代掌握在僧侣手中的一部分汉籍，还从中国直接购进汉籍。江户时代，日本商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开始走向城市民众。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商业渠道输入汉籍，汉籍的买卖是中日两国贸易的大宗货物。直到明治维新之前，公私学塾的学生必读“四书五经”。 2.2 从传统日本汉学到日本中国学
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同步，日本汉学也逐渐发展。日本汉学主要是以儒学作为研究阐述的对象，从汉籍输入日本之初逐渐孕育，至江户时代，以宋学为核心的日本汉学终于全面形成。
明治时期，日本汉学经历明治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的洗刷，走向了消亡，出现了许多古典汉籍被任意抛掷或贱卖的现象，但在甲午战争之后得到了逆转。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举国上下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如此泱泱大国竟被一小国打败，日本国内开始反思汉学，同时一批时代的弄潮儿开始踏入中国，考察中国社会。此时，一全新的学术即“日本中国学”悄然兴起。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传统汉学最大区别在于其研究方法上，日本中国学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分析，把中国当做一个客体即一个相对于本国文化的“他者”来对待。随着中国学的兴起，曾一时被抛掷的汉籍又被视为珍宝。
2.3 日人来华访书
随着日本国内对汉籍需求的增加，日本国内原有的汉籍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专门经营汉籍的书店，如1901年田中庆太郎在东京开设了第一个专门经营中国汉籍的书店——文求堂，其中出售的书籍是从中国购进的。田中庆太郎在他的访书记中写道：“到上海后的第二年，第一次去了北京……当我去一流的书店时，书店并不把我当顾客，大概也是看我不太懂书的样子，所以，就到那些三四流的书店去，胡乱地买了一些杂书。不可思议的是，我将这些杂书带回日本后，不管什么都全部卖出去了……到了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争前后，《说文》等书籍非常热销。此类书以前基本没有输入，所以，无论是怎样挑剩的书，都人人争购，销售一空。”[6]在供需紧张的背景下，古籍书商往往可以以高额的差价出售从中国购入的古籍，赚到高额利润。除古籍书商外，还有众多中国学专业人员来华访书，他们善于识别文献典籍，在华购得了不少珍稀善本带回日本。岛田翰就是众多来华访书的中国学专业人员之一，为进一步研习中国文献典籍，到中国江南各地游学访书。明治维新之后中日国力消长更替，坚实的经济实力成为日人访书的坚实后盾。三菱财团以其雄厚财力建静嘉堂文库、购入皕宋楼藏书，一方面是保存被抛掷的汉籍，另外一方面是为支持岩崎弥之助的受业恩师重野安绎（1827-1910）的学术研究。重野安绎是当时日本汉学界诸老博士之一，时任静嘉堂文库的文库长。皕宋楼的东移大大便利了日本学者的汉学研究。
日本自古以来重汉学，虽然在明治维新期间传统汉学走向了衰亡，但随之兴起了日本中国学这一新学术，重新掀起了汉籍热。日人来华访书这一历史现象就是在这汉籍热背景下产生的。当岛田翰登上皕宋楼那刻，皕宋楼东去日本的命运似乎就已经定了。岛田一眼便看出藏书的价值，“我邦藏书家，未有能及之者。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他下定了“必欲此书在我邦”的决心。
3 日人对汉籍的掠夺
皕宋楼东去日本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愈演愈烈，于1927年收购了浙江东海藏书楼全部藏书（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库研究所）及海源阁藏书，1933年收购了涉园藏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文化典籍开始了疯狂的公开劫夺。如1936年攻占南京之后，有计划地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文献扫荡”。日军将国学图书馆、中山文化馆等70余处文化典籍收藏处作为劫夺目标，劫走文献80余万册。被汉籍热冲昏头脑的日本中国学家们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幕后指使者或提供导向者，是日本中国学领域内发生的极为畸形的现象。
4 结语
皕宋楼东散日本一百多年了，至今我们仍感到深深的遗憾，历史悲剧时刻提醒着我们应该加强文化典籍的保护。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中国的典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把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却又因为日本对汉籍的扭曲的热爱给中国文献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浩劫，但在中日交流史上汉籍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我们相信在以后的中日交流中，汉籍还会继续发挥着这一纽带作用。皕宋楼原藏是中国学界的宝贵资料，国人特别是学者无不盼着“文姬返汉关”，但从目前来看，这一愿望似乎难以马上实现。为了中日两国世世代代的友好，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笔者建议浙江相关部门与日本静嘉堂文库联系，商洽将原皕宋楼藏书复印，交由相关部门保存。若复印本能回“汉关”， 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弥补了皕宋楼东去日本带来的遗憾。
参考文献：
[1]王增清，藏书楼中奇葩 文化史上悲剧——湖州皕宋楼盛衰记[J].图书馆杂志，1999，（1）：42-43.
[2]蔡淑敏，魂牵梦绕话皕宋[J].图书与情报，2007，（6）：108-109，138.
[3]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06-107.
[4]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72.
[5]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6.
[6]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87-88.
作者简介：吴维丽（1986-），女，浙江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张成 （1966-），男，浙江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关键词：皕宋楼 汉籍 访书 日本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135-03
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以收藏之富闻名遐迩，即浙江归安（今湖州）陆氏的皕宋楼和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其中尤以皕宋楼规制最宏。皕宋楼以其藏书数量之大，收藏宋元刊本之众而被世人所重。然而，1907年，陆氏皕宋楼藏书被日本三菱财团岩崎氏家族的静嘉堂文库收购。皕宋楼藏书流散日本震惊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和藏书界，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本文试图从日人来华访书这一角度来分析思考皕宋楼藏书流散日本事件。
1 皕宋楼藏书
1.1 陆心源与皕宋楼
皕宋楼主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浙江归安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中举人，历任广东南韶兵备道台、高廉道台、福建盐运史等职。陆心源是一名干练的官吏，同时也是一位大藏书家和著名的学者。
与其他清代藏书家相比，陆心源并无藏书世家背景。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连年的战火，使得江南各地的藏书家在动乱中无力自保，藏书楼频繁易主，藏书纷纷散出。陆心源嗜书，精通版本目录学，且家室富有，借此时机，广为购书。陆心源收购了上海郁氏“宜稼堂”藏书48791册，占皕宋楼藏书的大半。此后，陆心源又购入同县严元照芳椒堂、韩子蘧等家的旧藏。江南数百年藏书精华，一时多流向陆家。陆心源在归安修筑藏书楼，系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皕宋楼专储宋元旧刊，十万卷楼藏明后秘刻，守先阁藏普通刻本和抄本。皕宋楼全盛时期，藏书总量有5千部，近6万册，25万卷左右[1]。因皕宋楼以藏宋元旧刊著称，人们常以皕宋楼代称陆氏所有藏书。古籍中，属宋元善本最为精湛，宋版书至明代已很珍稀，清代藏书家佞宋成风，“皕”为二百，陆心源以“皕宋”名其楼，意谓内藏宋本二百种之意。据李宗莲所说，皕宋楼所藏“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晚清时期，能像皕宋楼那样珍藏如此多的善本，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
1.2 皕宋楼藏书东去日本
清代是中国私家藏书的鼎盛时期，但清代私家保有藏书的时间不太久，“藏书无三代”几成普遍规律，陆心源的藏书也未能免此厄运。陆心源临终时曾有遗言：“训嘱诸子保存好图书，勿令散失。”[2]然其子陆树藩未能善守所藏，以118000银元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清末时代动荡，陆心源殁后，陆家经济大不如前。因日商倾销人造丝的冲击，陆氏的缫丝厂及连带的钱庄宣告破产，亏欠甚巨。“除变卖了一些在沪的不动产与动产外，尚有所欠。同时考虑到上海、湖州等地两个大家庭的开销，只有出卖心源公收藏的藏书来解围。”[3]1907年仲夏，舶载至静嘉堂文库，共计4172种，43996册。陆树藩的售书之举无疑震惊了国人，陆树藩被斥为“不肖子孙”。学者王仪通发出了这样的吟叹：“三岛于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4]
静嘉堂文库是三菱的第二代领导人岩崎弥之助创建的私人文库，以庋藏丰富珍稀汉籍而著称于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引进西洋文明。西洋文化渗透进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文化方面出现了崇西学、轻汉学的倾向，许多古典汉籍被任意抛掷或流入书肆。岩崎弥之助有感于此，开始对传统典籍进行收储。1892年前后，岩崎弥之助利用其巨大的财力，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汉籍，并建立静嘉堂文库。收购的皕宋楼藏书构成了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同时由于皕宋楼以所藏珍本秘籍丰富而著称于世，静嘉堂文库也因此一跃成为日本收藏汉籍之巨擎。
陆树藩出售藏书已成必然，而结果被日本人所购是有原因的。谈及此次书籍交易，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日本汉学家岛田翰。岛田作为此次书籍交易的中介人，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岛田于1905至1906年间，到我国江南各地游历访学，期间结识了陆树藩，数次登皕宋楼，见皕宋楼管理不善。岛田是一个精通和汉典籍的汉学家，一眼看出这些书的价值，且其又极合日本需要。于是他反复鼓动陆树藩出售藏书。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汉籍输入日本的历史源远流长，日本历来重视汉籍。纵观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日人来华访书是一个特殊现象，而岛田翰只是众多来华访书日人中的一人。
2 日人来华访书现象
2.1 汉籍与日本
早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中国文献典籍已经传入了日本列岛[5]。7世纪至13世纪，汉籍的输入主要由日本向中国派遣的使团承担。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后又派遣遣唐使，前后持续约400年。遣隋使和遣唐使肩负着多项使命，购求汉籍一直是他们的重要任务。日本平安时代是贵族文化占主流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包括皇室在内，以中国文明为榜样，对汉籍嗜爱如命。日本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即13世纪至16世纪（在日本文化史上称为五山时代）与平安时代相异，文化的主宰者是僧侣阶级，汉籍的输入主要由日本僧侣阶层承担。到了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把宋学作为官方哲学，成为长达250余年的江户幕府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江户时代的开创者德川家康，既重武治又重文治。1602年在受封“征夷大将军”之前，在江户（今东京）建立“枫山文库”，着力于搜集五山时代掌握在僧侣手中的一部分汉籍，还从中国直接购进汉籍。江户时代，日本商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开始走向城市民众。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商业渠道输入汉籍，汉籍的买卖是中日两国贸易的大宗货物。直到明治维新之前，公私学塾的学生必读“四书五经”。 2.2 从传统日本汉学到日本中国学
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同步，日本汉学也逐渐发展。日本汉学主要是以儒学作为研究阐述的对象，从汉籍输入日本之初逐渐孕育，至江户时代，以宋学为核心的日本汉学终于全面形成。
明治时期，日本汉学经历明治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的洗刷，走向了消亡，出现了许多古典汉籍被任意抛掷或贱卖的现象，但在甲午战争之后得到了逆转。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举国上下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如此泱泱大国竟被一小国打败，日本国内开始反思汉学，同时一批时代的弄潮儿开始踏入中国，考察中国社会。此时，一全新的学术即“日本中国学”悄然兴起。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传统汉学最大区别在于其研究方法上，日本中国学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分析，把中国当做一个客体即一个相对于本国文化的“他者”来对待。随着中国学的兴起，曾一时被抛掷的汉籍又被视为珍宝。
2.3 日人来华访书
随着日本国内对汉籍需求的增加，日本国内原有的汉籍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专门经营汉籍的书店，如1901年田中庆太郎在东京开设了第一个专门经营中国汉籍的书店——文求堂，其中出售的书籍是从中国购进的。田中庆太郎在他的访书记中写道：“到上海后的第二年，第一次去了北京……当我去一流的书店时，书店并不把我当顾客，大概也是看我不太懂书的样子，所以，就到那些三四流的书店去，胡乱地买了一些杂书。不可思议的是，我将这些杂书带回日本后，不管什么都全部卖出去了……到了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争前后，《说文》等书籍非常热销。此类书以前基本没有输入，所以，无论是怎样挑剩的书，都人人争购，销售一空。”[6]在供需紧张的背景下，古籍书商往往可以以高额的差价出售从中国购入的古籍，赚到高额利润。除古籍书商外，还有众多中国学专业人员来华访书，他们善于识别文献典籍，在华购得了不少珍稀善本带回日本。岛田翰就是众多来华访书的中国学专业人员之一，为进一步研习中国文献典籍，到中国江南各地游学访书。明治维新之后中日国力消长更替，坚实的经济实力成为日人访书的坚实后盾。三菱财团以其雄厚财力建静嘉堂文库、购入皕宋楼藏书，一方面是保存被抛掷的汉籍，另外一方面是为支持岩崎弥之助的受业恩师重野安绎（1827-1910）的学术研究。重野安绎是当时日本汉学界诸老博士之一，时任静嘉堂文库的文库长。皕宋楼的东移大大便利了日本学者的汉学研究。
日本自古以来重汉学，虽然在明治维新期间传统汉学走向了衰亡，但随之兴起了日本中国学这一新学术，重新掀起了汉籍热。日人来华访书这一历史现象就是在这汉籍热背景下产生的。当岛田翰登上皕宋楼那刻，皕宋楼东去日本的命运似乎就已经定了。岛田一眼便看出藏书的价值，“我邦藏书家，未有能及之者。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他下定了“必欲此书在我邦”的决心。
3 日人对汉籍的掠夺
皕宋楼东去日本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愈演愈烈，于1927年收购了浙江东海藏书楼全部藏书（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库研究所）及海源阁藏书，1933年收购了涉园藏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文化典籍开始了疯狂的公开劫夺。如1936年攻占南京之后，有计划地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文献扫荡”。日军将国学图书馆、中山文化馆等70余处文化典籍收藏处作为劫夺目标，劫走文献80余万册。被汉籍热冲昏头脑的日本中国学家们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幕后指使者或提供导向者，是日本中国学领域内发生的极为畸形的现象。
4 结语
皕宋楼东散日本一百多年了，至今我们仍感到深深的遗憾，历史悲剧时刻提醒着我们应该加强文化典籍的保护。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中国的典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把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却又因为日本对汉籍的扭曲的热爱给中国文献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浩劫，但在中日交流史上汉籍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我们相信在以后的中日交流中，汉籍还会继续发挥着这一纽带作用。皕宋楼原藏是中国学界的宝贵资料，国人特别是学者无不盼着“文姬返汉关”，但从目前来看，这一愿望似乎难以马上实现。为了中日两国世世代代的友好，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笔者建议浙江相关部门与日本静嘉堂文库联系，商洽将原皕宋楼藏书复印，交由相关部门保存。若复印本能回“汉关”， 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弥补了皕宋楼东去日本带来的遗憾。
参考文献：
[1]王增清，藏书楼中奇葩 文化史上悲剧——湖州皕宋楼盛衰记[J].图书馆杂志，1999，（1）：42-43.
[2]蔡淑敏，魂牵梦绕话皕宋[J].图书与情报，2007，（6）：108-109，138.
[3]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06-107.
[4]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72.
[5]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6.
[6]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87-88.
作者简介：吴维丽（1986-），女，浙江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张成 （1966-），男，浙江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