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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奴隶的母亲》中的主要女性形象有两个，一为皮贩的妻子，一为秀才的原配，实质上两个都是典妻风俗下悲哀的牺牲品。本文将从两个女性形象的特征入手，通过分析二者的异同，深入挖掘其女性主义内涵，从而概括五四男性小说的女性主义倾向。
关键词：为奴隶的母亲；女性形象
《为奴隶的母亲》主要刻画了两个女性形象，一是皮贩的妻子，一是秀才的原配。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软弱无助，一个蛮不讲理，但从本质上看，二者都是悲剧的形象，都是典妻风俗或者说宗法制度的牺牲品。
一、两个女性形象的相异点
皮贩的妻子是被典者，是被动的承受者，而秀才的妻子是典者，是主动的出击者。
皮贩的妻子在整篇小说中都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形象。她被沉重的生存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苟且偷生，孩子就是她绝望中的一点希望，但她不得不两次被迫离开她心爱的孩子。在她知道自己被丈夫出典时，她没有能力反抗这一切，她所能做的就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然后顺从丈夫的意愿，以自己作为商品的代价换取丈夫与孩子的生存。到了秀才家之后，面对大娘的明枪暗箭，冷嘲热讽，她深知她处于这个家庭中从属的地位，不可能对大娘有所反抗，她只能尽可能地躲避这一切。在秀才终于要把她打发走时，她明知道秋宝离不开娘，她还是被命运拖着走，丝毫没有挣扎的余地，甚至拖着虚弱的身子步行几十里路回家，直到有陌生人为她叫上一顶烂轿子。从头到尾，她都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反抗，她顺应着命运施与她的一切苦难，最后却失去了一切。
秀才的原配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家庭中占上风地位，她是主动的，不仅少妇惧怕她，连秀才也忌她三分，与少妇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她本身却是极其矛盾的。首先，她能动辄就骂烧饭的，能动不动就骂秀才，能对少妇发怒，能决定少妇的去留，但实质上，她在这个家里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只因为她没有办法生孩子，这在旧式家庭等同于被判了死刑。其次，她是虚伪的，在表面上，她似乎对这个“妹妹”挺好的，然而内里却对这个抢走了她丈夫的人充满了仇恨，对少妇多疑、嫉妒，少妇是她主动张罗买来的，但是当丈夫与少妇表现亲昵时，女人的本能迫使她发怒。她是精于算计的，在少妇生下儿子后，“老妇人要他叫她自己是妈妈，只准叫她是婶婶”，而且不让丈夫把少妇续典。她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这种外在的性格是她的保护色，她想用泼辣、残忍的语言和行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证明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以及价值。
二、两个女性形象的相同点
1.二人都是性别符号的载体，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婚约不是那个女子和男人之间的事，而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家庭的事，她不是同他本人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
小说通篇都没有出现两位女主人公的名字，皮贩的妻子只被唤作“他底妻”、“妇人”、“少妇”、“春宝娘”、“秋宝娘”，而秀才的原配则被唤作“老妇人”、“大娘”，因为她没有孩子，因此连被称为“XX娘”的资格都没有。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与丈夫、儿子相联系的称谓，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女人生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她的价值必须在男人身上才能体现——丈夫和儿子。
2.二人都只是作为生育的工具而存在
少妇只是来到秀才家，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生了秋宝，她的使命就完成了，她也就该离开了。作为一个工具，她被剥夺了当一个母亲的权利，她连听孩子喊她一声“妈妈”的机会都没有；作为一个工具，她被剥夺了享受丈夫的体贴的权利，凡事她都要看大娘的脸色，她不能当大娘的面与秀才稍微亲密，她也不能刻意地避开或表示冷淡；作为一个工具，她也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恻隐之心，她知道她不应该再与原来的丈夫和孩子有任何关系，但那究竟是她的丈夫，她十月怀胎的孩子，但她连送几个钱给他们应急都不被允许，最后也正因此被遣回家。
3.二人的隐忍都是为了生存
生存是农村底层人民唯一的目标，皮贩也不想典妻，但他实在是没钱养家了；他的妻子也不想被典，但她知道，如果她不去，他们一家三口将一同走向贫穷的绝路，说不定会被饿死。
老妇显然不需要经历这种濒临饿死的绝境，然而她的困境在于在这个家庭里生存下去。《大戴礼记》所记载的“妇人七去”，其中一条便是“无子，为其绝世也”，可见传宗接代在一个家庭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她无法完成作为一个生育工具的使命，相当于被判死刑，倘若她再不做让步，结局只能是秀才休妻，她被遣回娘家。为了在这个家庭里生存下去，她只能忍辱负重，为丈夫张罗另一个妻子，不得不与另外一个女人共享自己的丈夫。
三、小说的女性主义价值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小说家创造了一系列受苦受难的女性形象。一方面，通过刻画她们的悲惨命运表达作家对底层人们的同情，表现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描写女性对命运的顺从或反抗及其结局，表达自己对人性解放的必要性以及信心，以印证自己跟上五四精神的潮流。
作为男性作家的杰出代表，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一定程度地倾注了女性主义的思想，有意识地把女性形象的构建融入到其乡土小说中，使得乡土小说在揭露农村凋敝的生活状况、愚昧的封建思想的同时又加入了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使得男性小说融入了女性的因素，体现着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使女性形象得以被重视，为男性小说的女性主义趋向树立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然而，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始终以男性的中心主义视角去写女性，处处把女性当作一个性别符号而忽略了女性本身丰富的主体性色彩。这是因为，他固守男权主义思想，小说体现出来的始终是男性本位的思想，这样的女性形象难免会因为男性视角的偏移，而被歪曲，被异化，而农村妇女在那种生活状态下真正的喜怒哀乐，难以得到本质的体现。此外，五四小说大都体现着反封建的主题，在这类女性形象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功利使命，因而失去了形象本身的意义，让功利形象盖过了人物形象本身，也是该小说乃至五四男性小说一个致命的缺陷。
参考文献：
[1]袁国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为奴隶的母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2]刘东方.《一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为奴隶的母亲>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2卷第4期
[3]贺贺.《为奴隶的隐忍——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典妻形象》.《时代文学》，2013年2月上半月
关键词：为奴隶的母亲；女性形象
《为奴隶的母亲》主要刻画了两个女性形象，一是皮贩的妻子，一是秀才的原配。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软弱无助，一个蛮不讲理，但从本质上看，二者都是悲剧的形象，都是典妻风俗或者说宗法制度的牺牲品。
一、两个女性形象的相异点
皮贩的妻子是被典者，是被动的承受者，而秀才的妻子是典者，是主动的出击者。
皮贩的妻子在整篇小说中都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形象。她被沉重的生存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苟且偷生，孩子就是她绝望中的一点希望，但她不得不两次被迫离开她心爱的孩子。在她知道自己被丈夫出典时，她没有能力反抗这一切，她所能做的就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然后顺从丈夫的意愿，以自己作为商品的代价换取丈夫与孩子的生存。到了秀才家之后，面对大娘的明枪暗箭，冷嘲热讽，她深知她处于这个家庭中从属的地位，不可能对大娘有所反抗，她只能尽可能地躲避这一切。在秀才终于要把她打发走时，她明知道秋宝离不开娘，她还是被命运拖着走，丝毫没有挣扎的余地，甚至拖着虚弱的身子步行几十里路回家，直到有陌生人为她叫上一顶烂轿子。从头到尾，她都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反抗，她顺应着命运施与她的一切苦难，最后却失去了一切。
秀才的原配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家庭中占上风地位，她是主动的，不仅少妇惧怕她，连秀才也忌她三分，与少妇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她本身却是极其矛盾的。首先，她能动辄就骂烧饭的，能动不动就骂秀才，能对少妇发怒，能决定少妇的去留，但实质上，她在这个家里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只因为她没有办法生孩子，这在旧式家庭等同于被判了死刑。其次，她是虚伪的，在表面上，她似乎对这个“妹妹”挺好的，然而内里却对这个抢走了她丈夫的人充满了仇恨，对少妇多疑、嫉妒，少妇是她主动张罗买来的，但是当丈夫与少妇表现亲昵时，女人的本能迫使她发怒。她是精于算计的，在少妇生下儿子后，“老妇人要他叫她自己是妈妈，只准叫她是婶婶”，而且不让丈夫把少妇续典。她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这种外在的性格是她的保护色，她想用泼辣、残忍的语言和行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证明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以及价值。
二、两个女性形象的相同点
1.二人都是性别符号的载体，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婚约不是那个女子和男人之间的事，而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家庭的事，她不是同他本人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
小说通篇都没有出现两位女主人公的名字，皮贩的妻子只被唤作“他底妻”、“妇人”、“少妇”、“春宝娘”、“秋宝娘”，而秀才的原配则被唤作“老妇人”、“大娘”，因为她没有孩子，因此连被称为“XX娘”的资格都没有。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与丈夫、儿子相联系的称谓，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女人生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她的价值必须在男人身上才能体现——丈夫和儿子。
2.二人都只是作为生育的工具而存在
少妇只是来到秀才家，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生了秋宝，她的使命就完成了，她也就该离开了。作为一个工具，她被剥夺了当一个母亲的权利，她连听孩子喊她一声“妈妈”的机会都没有；作为一个工具，她被剥夺了享受丈夫的体贴的权利，凡事她都要看大娘的脸色，她不能当大娘的面与秀才稍微亲密，她也不能刻意地避开或表示冷淡；作为一个工具，她也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恻隐之心，她知道她不应该再与原来的丈夫和孩子有任何关系，但那究竟是她的丈夫，她十月怀胎的孩子，但她连送几个钱给他们应急都不被允许，最后也正因此被遣回家。
3.二人的隐忍都是为了生存
生存是农村底层人民唯一的目标，皮贩也不想典妻，但他实在是没钱养家了；他的妻子也不想被典，但她知道，如果她不去，他们一家三口将一同走向贫穷的绝路，说不定会被饿死。
老妇显然不需要经历这种濒临饿死的绝境，然而她的困境在于在这个家庭里生存下去。《大戴礼记》所记载的“妇人七去”，其中一条便是“无子，为其绝世也”，可见传宗接代在一个家庭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她无法完成作为一个生育工具的使命，相当于被判死刑，倘若她再不做让步，结局只能是秀才休妻，她被遣回娘家。为了在这个家庭里生存下去，她只能忍辱负重，为丈夫张罗另一个妻子，不得不与另外一个女人共享自己的丈夫。
三、小说的女性主义价值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小说家创造了一系列受苦受难的女性形象。一方面，通过刻画她们的悲惨命运表达作家对底层人们的同情，表现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描写女性对命运的顺从或反抗及其结局，表达自己对人性解放的必要性以及信心，以印证自己跟上五四精神的潮流。
作为男性作家的杰出代表，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一定程度地倾注了女性主义的思想，有意识地把女性形象的构建融入到其乡土小说中，使得乡土小说在揭露农村凋敝的生活状况、愚昧的封建思想的同时又加入了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使得男性小说融入了女性的因素，体现着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使女性形象得以被重视，为男性小说的女性主义趋向树立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然而，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始终以男性的中心主义视角去写女性，处处把女性当作一个性别符号而忽略了女性本身丰富的主体性色彩。这是因为，他固守男权主义思想，小说体现出来的始终是男性本位的思想，这样的女性形象难免会因为男性视角的偏移，而被歪曲，被异化，而农村妇女在那种生活状态下真正的喜怒哀乐，难以得到本质的体现。此外，五四小说大都体现着反封建的主题，在这类女性形象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功利使命，因而失去了形象本身的意义，让功利形象盖过了人物形象本身，也是该小说乃至五四男性小说一个致命的缺陷。
参考文献：
[1]袁国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为奴隶的母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2]刘东方.《一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为奴隶的母亲>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2卷第4期
[3]贺贺.《为奴隶的隐忍——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典妻形象》.《时代文学》，2013年2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