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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奴隶的母亲》中的主要女性形象有两个,一为皮贩的妻子,一为秀才的原配,实质上两个都是典妻风俗下悲哀的牺牲品。本文将从两个女性形象的特征入手,通过分析二者的异同,深入挖掘其女性主义内涵,从而概括五四男性小说的女性主义倾向。
关键词:为奴隶的母亲;女性形象
《为奴隶的母亲》主要刻画了两个女性形象,一是皮贩的妻子,一是秀才的原配。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软弱无助,一个蛮不讲理,但从本质上看,二者都是悲剧的形象,都是典妻风俗或者说宗法制度的牺牲品。
一、两个女性形象的相异点
皮贩的妻子是被典者,是被动的承受者,而秀才的妻子是典者,是主动的出击者。
皮贩的妻子在整篇小说中都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形象。她被沉重的生存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苟且偷生,孩子就是她绝望中的一点希望,但她不得不两次被迫离开她心爱的孩子。在她知道自己被丈夫出典时,她没有能力反抗这一切,她所能做的就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然后顺从丈夫的意愿,以自己作为商品的代价换取丈夫与孩子的生存。到了秀才家之后,面对大娘的明枪暗箭,冷嘲热讽,她深知她处于这个家庭中从属的地位,不可能对大娘有所反抗,她只能尽可能地躲避这一切。在秀才终于要把她打发走时,她明知道秋宝离不开娘,她还是被命运拖着走,丝毫没有挣扎的余地,甚至拖着虚弱的身子步行几十里路回家,直到有陌生人为她叫上一顶烂轿子。从头到尾,她都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反抗,她顺应着命运施与她的一切苦难,最后却失去了一切。
秀才的原配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家庭中占上风地位,她是主动的,不仅少妇惧怕她,连秀才也忌她三分,与少妇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她本身却是极其矛盾的。首先,她能动辄就骂烧饭的,能动不动就骂秀才,能对少妇发怒,能决定少妇的去留,但实质上,她在这个家里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只因为她没有办法生孩子,这在旧式家庭等同于被判了死刑。其次,她是虚伪的,在表面上,她似乎对这个“妹妹”挺好的,然而内里却对这个抢走了她丈夫的人充满了仇恨,对少妇多疑、嫉妒,少妇是她主动张罗买来的,但是当丈夫与少妇表现亲昵时,女人的本能迫使她发怒。她是精于算计的,在少妇生下儿子后,“老妇人要他叫她自己是妈妈,只准叫她是婶婶”,而且不让丈夫把少妇续典。她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这种外在的性格是她的保护色,她想用泼辣、残忍的语言和行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证明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以及价值。
二、两个女性形象的相同点
1.二人都是性别符号的载体,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婚约不是那个女子和男人之间的事,而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家庭的事,她不是同他本人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
小说通篇都没有出现两位女主人公的名字,皮贩的妻子只被唤作“他底妻”、“妇人”、“少妇”、“春宝娘”、“秋宝娘”,而秀才的原配则被唤作“老妇人”、“大娘”,因为她没有孩子,因此连被称为“XX娘”的资格都没有。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与丈夫、儿子相联系的称谓,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女人生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她的价值必须在男人身上才能体现——丈夫和儿子。
2.二人都只是作为生育的工具而存在
少妇只是来到秀才家,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生了秋宝,她的使命就完成了,她也就该离开了。作为一个工具,她被剥夺了当一个母亲的权利,她连听孩子喊她一声“妈妈”的机会都没有;作为一个工具,她被剥夺了享受丈夫的体贴的权利,凡事她都要看大娘的脸色,她不能当大娘的面与秀才稍微亲密,她也不能刻意地避开或表示冷淡;作为一个工具,她也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恻隐之心,她知道她不应该再与原来的丈夫和孩子有任何关系,但那究竟是她的丈夫,她十月怀胎的孩子,但她连送几个钱给他们应急都不被允许,最后也正因此被遣回家。
3.二人的隐忍都是为了生存
生存是农村底层人民唯一的目标,皮贩也不想典妻,但他实在是没钱养家了;他的妻子也不想被典,但她知道,如果她不去,他们一家三口将一同走向贫穷的绝路,说不定会被饿死。
老妇显然不需要经历这种濒临饿死的绝境,然而她的困境在于在这个家庭里生存下去。《大戴礼记》所记载的“妇人七去”,其中一条便是“无子,为其绝世也”,可见传宗接代在一个家庭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她无法完成作为一个生育工具的使命,相当于被判死刑,倘若她再不做让步,结局只能是秀才休妻,她被遣回娘家。为了在这个家庭里生存下去,她只能忍辱负重,为丈夫张罗另一个妻子,不得不与另外一个女人共享自己的丈夫。
三、小说的女性主义价值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小说家创造了一系列受苦受难的女性形象。一方面,通过刻画她们的悲惨命运表达作家对底层人们的同情,表现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描写女性对命运的顺从或反抗及其结局,表达自己对人性解放的必要性以及信心,以印证自己跟上五四精神的潮流。
作为男性作家的杰出代表,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一定程度地倾注了女性主义的思想,有意识地把女性形象的构建融入到其乡土小说中,使得乡土小说在揭露农村凋敝的生活状况、愚昧的封建思想的同时又加入了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使得男性小说融入了女性的因素,体现着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使女性形象得以被重视,为男性小说的女性主义趋向树立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然而,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始终以男性的中心主义视角去写女性,处处把女性当作一个性别符号而忽略了女性本身丰富的主体性色彩。这是因为,他固守男权主义思想,小说体现出来的始终是男性本位的思想,这样的女性形象难免会因为男性视角的偏移,而被歪曲,被异化,而农村妇女在那种生活状态下真正的喜怒哀乐,难以得到本质的体现。此外,五四小说大都体现着反封建的主题,在这类女性形象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功利使命,因而失去了形象本身的意义,让功利形象盖过了人物形象本身,也是该小说乃至五四男性小说一个致命的缺陷。
参考文献:
[1]袁国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为奴隶的母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2]刘东方.《一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为奴隶的母亲>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2卷第4期
[3]贺贺.《为奴隶的隐忍——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典妻形象》.《时代文学》,2013年2月上半月
关键词:为奴隶的母亲;女性形象
《为奴隶的母亲》主要刻画了两个女性形象,一是皮贩的妻子,一是秀才的原配。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软弱无助,一个蛮不讲理,但从本质上看,二者都是悲剧的形象,都是典妻风俗或者说宗法制度的牺牲品。
一、两个女性形象的相异点
皮贩的妻子是被典者,是被动的承受者,而秀才的妻子是典者,是主动的出击者。
皮贩的妻子在整篇小说中都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形象。她被沉重的生存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苟且偷生,孩子就是她绝望中的一点希望,但她不得不两次被迫离开她心爱的孩子。在她知道自己被丈夫出典时,她没有能力反抗这一切,她所能做的就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然后顺从丈夫的意愿,以自己作为商品的代价换取丈夫与孩子的生存。到了秀才家之后,面对大娘的明枪暗箭,冷嘲热讽,她深知她处于这个家庭中从属的地位,不可能对大娘有所反抗,她只能尽可能地躲避这一切。在秀才终于要把她打发走时,她明知道秋宝离不开娘,她还是被命运拖着走,丝毫没有挣扎的余地,甚至拖着虚弱的身子步行几十里路回家,直到有陌生人为她叫上一顶烂轿子。从头到尾,她都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反抗,她顺应着命运施与她的一切苦难,最后却失去了一切。
秀才的原配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家庭中占上风地位,她是主动的,不仅少妇惧怕她,连秀才也忌她三分,与少妇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她本身却是极其矛盾的。首先,她能动辄就骂烧饭的,能动不动就骂秀才,能对少妇发怒,能决定少妇的去留,但实质上,她在这个家里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只因为她没有办法生孩子,这在旧式家庭等同于被判了死刑。其次,她是虚伪的,在表面上,她似乎对这个“妹妹”挺好的,然而内里却对这个抢走了她丈夫的人充满了仇恨,对少妇多疑、嫉妒,少妇是她主动张罗买来的,但是当丈夫与少妇表现亲昵时,女人的本能迫使她发怒。她是精于算计的,在少妇生下儿子后,“老妇人要他叫她自己是妈妈,只准叫她是婶婶”,而且不让丈夫把少妇续典。她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这种外在的性格是她的保护色,她想用泼辣、残忍的语言和行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证明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以及价值。
二、两个女性形象的相同点
1.二人都是性别符号的载体,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婚约不是那个女子和男人之间的事,而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家庭的事,她不是同他本人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
小说通篇都没有出现两位女主人公的名字,皮贩的妻子只被唤作“他底妻”、“妇人”、“少妇”、“春宝娘”、“秋宝娘”,而秀才的原配则被唤作“老妇人”、“大娘”,因为她没有孩子,因此连被称为“XX娘”的资格都没有。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与丈夫、儿子相联系的称谓,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女人生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她的价值必须在男人身上才能体现——丈夫和儿子。
2.二人都只是作为生育的工具而存在
少妇只是来到秀才家,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生了秋宝,她的使命就完成了,她也就该离开了。作为一个工具,她被剥夺了当一个母亲的权利,她连听孩子喊她一声“妈妈”的机会都没有;作为一个工具,她被剥夺了享受丈夫的体贴的权利,凡事她都要看大娘的脸色,她不能当大娘的面与秀才稍微亲密,她也不能刻意地避开或表示冷淡;作为一个工具,她也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恻隐之心,她知道她不应该再与原来的丈夫和孩子有任何关系,但那究竟是她的丈夫,她十月怀胎的孩子,但她连送几个钱给他们应急都不被允许,最后也正因此被遣回家。
3.二人的隐忍都是为了生存
生存是农村底层人民唯一的目标,皮贩也不想典妻,但他实在是没钱养家了;他的妻子也不想被典,但她知道,如果她不去,他们一家三口将一同走向贫穷的绝路,说不定会被饿死。
老妇显然不需要经历这种濒临饿死的绝境,然而她的困境在于在这个家庭里生存下去。《大戴礼记》所记载的“妇人七去”,其中一条便是“无子,为其绝世也”,可见传宗接代在一个家庭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她无法完成作为一个生育工具的使命,相当于被判死刑,倘若她再不做让步,结局只能是秀才休妻,她被遣回娘家。为了在这个家庭里生存下去,她只能忍辱负重,为丈夫张罗另一个妻子,不得不与另外一个女人共享自己的丈夫。
三、小说的女性主义价值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小说家创造了一系列受苦受难的女性形象。一方面,通过刻画她们的悲惨命运表达作家对底层人们的同情,表现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描写女性对命运的顺从或反抗及其结局,表达自己对人性解放的必要性以及信心,以印证自己跟上五四精神的潮流。
作为男性作家的杰出代表,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一定程度地倾注了女性主义的思想,有意识地把女性形象的构建融入到其乡土小说中,使得乡土小说在揭露农村凋敝的生活状况、愚昧的封建思想的同时又加入了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使得男性小说融入了女性的因素,体现着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使女性形象得以被重视,为男性小说的女性主义趋向树立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然而,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始终以男性的中心主义视角去写女性,处处把女性当作一个性别符号而忽略了女性本身丰富的主体性色彩。这是因为,他固守男权主义思想,小说体现出来的始终是男性本位的思想,这样的女性形象难免会因为男性视角的偏移,而被歪曲,被异化,而农村妇女在那种生活状态下真正的喜怒哀乐,难以得到本质的体现。此外,五四小说大都体现着反封建的主题,在这类女性形象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功利使命,因而失去了形象本身的意义,让功利形象盖过了人物形象本身,也是该小说乃至五四男性小说一个致命的缺陷。
参考文献:
[1]袁国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为奴隶的母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
[2]刘东方.《一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为奴隶的母亲>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2卷第4期
[3]贺贺.《为奴隶的隐忍——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典妻形象》.《时代文学》,2013年2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