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55周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在西藏边防部队服役13年，参加过平息西藏叛乱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任师政治部秘书、组织助理员等职，后调西藏《高原战士》报任编辑、记者。转业后，曾任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今年82岁，早已退休。
　　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50多年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次难忘的战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深怀念那些为保卫祖国领土而血洒边疆的烈士们。这里记述的是一段我亲身经历的往事。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在西藏军区步兵11师33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部队向战区开进后，政治处主任范启荣交给我的任务是：一方面协助连队做好战时政治工作，一方面负责做好战场烈士收殓工作。范主任严肃地对我说：“战争是残酷的，打仗就有牺牲。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深厚的革命感情，收殓好为国牺牲的烈士，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他的语调严肃而坚定，我反复回味着这段话的分量，深感责任重大，决心怀着无限的深情，来完成这一庄严而又艰巨的任务。
　　当时，我们部队正奉命向敌纵深德让宗、邦迪拉地区（均属我国领土，但被印军无理占领）执行迂回穿插任务。部队于1962年11月10日从达旺出发，穿密林，越高山，涉河水，攀悬崖，行程数百里，历时7天5夜，冲破敌人层层阻击，最终抵达敌人重兵守卫的登班。
　　11月17日下午5时，我尖兵连与敌守卫队遭遇。尖兵连机动敏捷，英勇顽强，先敌展开，先敌开火，先敌冲击，逼近敌人阵地前沿。登班守敌立即连连发起反击，并以远距离之野战炮和近距离六○炮，压制我方火力，疯狂阻拦我后续部队前进。只见一颗颗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掀起一股股气浪，子弹从我们身边飞过，发出刺耳的呼啸声。
　　部队不断出现伤亡，范启荣主任命令我和团部文书阎崇厚（后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医生罗顺安率领一批民工担架队员负责收容伤员和烈士。此时此刻，作为一名边防战士，我们多么希望能紧跟大部队前进，向敌人阵地冲击。然而军令如山，不可违抗。同时望着躺在山野里的伤员、烈士，我们实在不忍心离开他们，于是继续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
　　33团5连副连长黄杰左手被弹片炸断，鲜血直流。罗医生迅速对他进行了简单包扎，把他扶到隐蔽的山洞里。黄副连长是个刚毅的硬汉子，忍着伤口的剧痛不哼一声，直到担架队把他抬到野战医院。团卫生队队长郭士友，头部负了重伤，神志不清，嘴里却在不停地念叨：“不要管我，快冲上去，消灭敌人要紧！”他终因伤势过重，加之战时医疗条件有限，不幸牺牲。想起几小时之前，这位年近40，1938年入伍的老战士，还和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在行军队列里，此刻却紧闭双眼，把一腔热血洒在了祖国边疆的土地上。我们万分悲痛，谁也没有说什么，怀着对战友的无限深情，我将一件雨衣轻轻盖在他的身上，默默地脱下軍帽，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此刻，夜光表已指向晚上7点，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茂密的森林里一片漆黑，除了远处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外，四周显得格外寂静。我们三人提着手枪，子弹上膛，排成三角形，做好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在丛林里和民工一起警惕地搜寻着。突然，罗医生呼喊一声：“这里有一位烈士！”我们一齐围了上去。
　　只见这位烈士牺牲后，仍然伏在小土堆上，双手紧握着冲锋枪，枪托抵着肩头，依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集中安放烈士遗体的山凹里，又继续搜寻。
　　尽管7天来，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没有实实在在睡过一次觉，没有好好吃过一顿热饭，但一想到我们的烈士，为保卫边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哪还顾得上疲劳饥饿。一直到次日黎明，当把所有烈士都抬到集中点后，我们才坐下来稍稍休息。
　　在这批烈士中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人，他是团部参谋康彦岐。康参谋是陕西关中平原人，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精明能干，军事技术精良，曾经在步兵学校学习。1958年在甘肃南部执行平叛任务时，我们就在一起行军作战。记得有一次，他带领侦察班深入敌穴化装侦查，掌握了敌情，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了首长的表扬。1960年在藏北的平叛战役中，他因吃苦耐劳，英勇作战，荣立三等功……面对烈士遗体，历历往事一起涌现。多好的战友啊！你们用青春和热血保卫了祖国神圣的领土，祖国人民将永远铭记着你们不朽的功勋。
　　按照战前有关规定，我们对烈士随身所带的个人物品（如钢笔、手表、钱、笔记本等）进行了清点，并逐个登记，包好后写上烈士名字（部队在出发前，要求每人在衣服内侧写上部队番号、单位和个人名字，以防万一），以便日后交给他们的亲属。同时用白布条写上烈士的英名和单位，缠在烈士遗体上，作为日后辨认的依据。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谁也没有说话。
　　在部分烈士的衣服口袋里，我们还发现了被鲜血染红的入党、入团申请书和杀敌立功决心书。一位烈士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我决心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接受党组织的严格考验，争取火线入党！”一位烈士在尚未发出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万一儿子在战斗中牺牲了，请你们不要悲伤，你们的儿子是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你们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凝视着这一行行浸透烈士鲜血的文字，我们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这是一颗颗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赤胆忠心！
　　由于前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只好和民工们一起，暂时把烈士遗体掩埋在这里，并树立标志，待战后再运往烈士陵园安葬。
　　接下来，我们离开烈士的临时墓地，匆匆向前方赶路。
　　经过一天的紧张行军，我们来到了邦迪达镇，此处是印军东北特区所在地（属于中国领土）。一路所见，到处是被我军击毁的印军汽车、坦克以及印军狼狈逃窜时所遗弃的军用物资。显然，这里曾经进行了一场恶战。
　　邦迪拉地处交通要道，是北通达旺南通印度堤斯浦尔的重要门户，地形复杂，山间林木茂盛，峰顶云雾缭绕，镇上有商店医院，为印军重要的军事据点。击退印军后，我们就来到了镇上。 　　这时，又陆续从前方运来几批烈士，我和其他几位同志逐个清点登记之后，暂时将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几顶帐篷内。白天晚上派人轮流守护，以防野物侵害。
　　1962年11月21日零时，我国政府从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出发，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给予入侵者以沉重打击之后，郑重发表我军主动停火并后撤的声明。当时许多部队指战员想不通，他们说：“敌人侵占了我们大片土地，我们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我们打了大胜仗，怎么还要主动停火和后撤呢？”我作为亲身处理收殓烈士遗体的人员，这种想法就更为明显。
　　然而，服从命令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尽管思想上有疑问，行动上还得坚决服从。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上级机关派出十多辆专車，又令我率领民工担架队，护送100多具烈士遗体到烈士陵园安葬。
　　于是，我们又来到了临时掩埋烈士遗体的登班。当我率领民工们把烈士遗体挖出来时，遗体已经开始腐烂，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民工们对“金珠玛米”（藏语，指“解放军”）怀有深厚的感情，没有人畏缩不前，他们充满深情地说，“金珠玛米”不远万里，从内地来到边疆，把生命都献出来了，我们还怕什么脏和臭呢？这一句句肺腑之言，体现了边疆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
　　在民工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把所有烈士遗体（没有丢掉一人）安全地运送到了西藏山南泽当烈士陵园。陵园坐落在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周围栽满苍松翠柏，景色宜人，烈士们安详地长眠在这里。
　　几年以后，在我离开西藏之前，我利用出差之机，再一次来到烈士陵园，向烈士墓鞠躬致敬，以表达对烈士们的深刻怀念和崇高敬意。
　　斗转星移，往事如烟，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都已经淡忘了，然而50多年前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和战友收殓烈士遗体的情景，依然是那么清晰，那么鲜明，那么刻骨铭心。每当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今天的幸福，今天的安宁，今天的太平盛世，今天的繁荣富强，是怎么得来的？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今天，全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我们更应该发扬革命烈士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文史春秋》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