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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内外学者都热衷于探讨中国经济30多年来飞速发展背后的原因，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他们的研究大都基于这样一种“悖论”：中国始终都不具备一个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完备市场化制度设计，但却能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速度维持经济长期发展。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近年来，从政府体制方面来解释这一奇迹的尝试是较为成功的，包括钱颖一，温加斯特等为代表建立的中国特色联邦主义分析框架（1995）、周黎安的中国官员晋升制度锦标赛模式研究（2007）等。
一、引言
如若我们不仅仅局限于1978年以来的时段，而是把时间维度拉长，至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至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至公元10世纪的宋朝，甚至至更早期的遥远古代，我们就能发现近年来的经济奇迹不过是悠久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复兴。早在公元10世纪，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越了欧洲。在此后的3个世纪中，欧洲才在人均收入、技术和科学能力上逐渐超过了中国。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页，当世界经济明显加速增长之际，中国却衰退了（麦迪森，2002）。
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长期的、比较的方法来理解当代的中国。首先，以长期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可以使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有利于我们从更加本质和深刻的层次上去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出现的经济奇迹，从而理解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避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局面。其次，对中国的经济表现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提供新的视角来观察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原因，进而有助于同时解释西方和中国的发展。再次，采取一个长远的视角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当代的政策和制度。
麦迪森教授《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2008）、帕金斯《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2005）、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2007），在方法上都运用了长期、比较的分析方法，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2013），则试图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把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嵌入相应的增长类型和阶段。
二、方法的异同与评价
首先，这些研究都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同时对比中西方发展进程从而避免过去研究分析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使得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更胜一筹，在结论上更具说服力。
麦迪森教授的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的这本著作分析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千年的增长表现，评价了它在未来1/4世纪中的增长前景。其研究是在比较分析框架中进行的。探讨了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位置，以及它通过技术、贸易、投资和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试图量化中国经济在不同阶段的经济表现。他所做的工作是细致的、全面的、具有实证性质的，对于每一时期的不同增长状况都有详述。
林毅夫的研究建立在麦迪森教授所做研究的基础上。方法上同样采用了比较分析法，但较麦迪森教授不同的是，林始终坚持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方法上选择以技术创新为主线进行分析性叙述。加入了基于技术的比较优势原理与“后发优势”两个理论工具。
帕金斯教授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把我国发生的很多结构性变化从国际间比较和定量的角度加以研究。建立了一个以跨国回归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此回归模型以地理因素、初级产品出口、政治不稳定、教育投入、东亚经济增长带来的外溢效应虚拟变量、开放程度、市场制度为解释变量，从所产生的正、负效应的总效应判断经济的走势。作者依次加入中国不同时期的变量情况，来解释中国经济不同阶段的增长。
蔡昉教授尝试贯通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角度解说经济增长的成败。把经济增长划分为M型（马尔萨斯贫困陷阱）、L型（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T型（刘易斯转折点）、S型（新古典增长类型），分别用以解释我国前现代时期、中国奇迹、中等收入陷阱与即将进入的新古典时期的经济增长。一致性的解答了李约瑟之谜（大分流之谜）、“中国奇迹之谜”、“中等收入陷阱之虑”。
可以看出，麦迪森的研究方法更注重对事实的剖析、更具一般性，可以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林毅夫、帕金斯和蔡昉的研究都以此为基础。其中林贯彻的最为彻底，他将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并以此建立其分析框架。帕金斯的研究更具技术性，但计量模型的分析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对于社会系统的计量分析常常会忽视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次、跨国回归分析只能给予我们对1978年以后经济的增长这一问题非常概括性的描述，基于这些比较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做了在此之前其他经济成功国家做过的事情，然而要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做的更好，就要深入分析中国采取的具体政策和具体结果，考察中国的特别之处。还要指出，帕金斯教授的这种研究方法仍无法避免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在对解释变量所产生正负影响的设定方面，是以西方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为标杆进行。蔡昉教授试图建立一以贯之的分析框架，这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其方法值得赞赏。但笔者认为这种一致的理论框架仍需完善，尤其是对每一种模型的衔接过渡阶段的解读，以中国为例，究竟何时我们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模型）的转换？
综上所述，笔者更为推崇麦迪森教授的分析方法，其理论研究是基础性的，更加尊重事实在分析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与实证数据的情况下，严谨地做出判断。他认为中国仍是低收入国家，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仍将存在，但随着接近技术前沿，增长会放慢。预测2003至2030年我国人均收入会以平均每年4.5%的速度增长，但此期间会逐步下降。这个预言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得到了印证。 三、结论与展望
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有所差别的。对于我国的经济奇迹，麦迪森教授认为是由农民获得土地控制权和经营权、小规模工业、经济开放，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一些影响因素仅仅是一次性的，而技术模仿与创新是可以长久提高生产率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我国的后发优势仍然存在，但随着更加接近技术前沿，获得新技术会更加困难，经济增长将有所减缓。林毅夫的观点与麦迪森非常接近，认为经济奇迹来源于我国逐步放弃赶超计划，运用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先进技术而提高的生产效率。认为我国经济仍能维持数十年快速增长，这里他只是做了大致判断，并没有像麦迪森教授那样做出一个精确的预言。帕金斯通过跨国回归分析说明我国通过采取开放贸易、提高教育、增进市场作用等政策实现了经济增长，但这只是一个基于计量模型的轮廓性结论。蔡昉教授以L型模型解释“中国奇迹”，他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我国劳动力部门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我国大量的人口红利，这正是与其L型增长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所匹配的。
同时，作者也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考察了可能会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如麦迪森教授指出的能源和环境、法律制度和私人财产权问题、地区间和城乡间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帕金斯认为我国制度环境依然薄弱、制度改革依然缓慢，如金融体制，因此很多文献以制度说明问题是不对的。关于这些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因素的讨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也吸引了众多学者，《十字路口的中国》这篇文献对此作了不错的总结。
四、心得与体会
从曾经的辉煌到近代的耻辱，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腾飞，历史的车轮在时光的隧道中驶过，时而缓，时而急，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风雨交加。我会感叹中国古代的先进文明、中国圣贤的哲学智慧，也会顿足列强侵略国土、山河四分五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是不断前进发展的。我们所研究的经济学仅仅是社会科学这浩瀚海洋中的一条洪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推动社会这个海洋向更加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推动经济这条洪流更好的向前发展并服务于人类的力量又是什么？不同的学科给予我们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
如今很多的经济研究，大都把视野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就问题而分析问题，没有宏大的历史眼光，没有开阔的知识域，很容易陷入使理论脱离现实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人类生活的更好，如此而已。有了这个目标设定，我们在分析某一具体问题时，就能自觉地联系历史、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把经济学当作社会系统中的一元去研究，而不仅仅是陷入一种数理游戏的怪圈之中。
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之谜，联系我国的历史，以长期的视角去观察是有必要的。在历史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奇迹只不过是一种复兴，中国早在古代社会就曾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在国际比较中，我们发现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与制度，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探索中，我们提出了韦伯疑问、李约瑟之谜等值得思索，又对后人有所启迪的问题。正是在一个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中，我们才越接近真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安格斯·迪麦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
[2] 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13，11：4-16.
[3] 德怀特·帕金斯.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4（4）：981-912.
[4] Gabriella Montinola，Yingyi Qian，and 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October，1995，48（1）：50-81.
[5]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4）：5-22.
[6]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十字路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6，10.
[7]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07：36-50.
一、引言
如若我们不仅仅局限于1978年以来的时段，而是把时间维度拉长，至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至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至公元10世纪的宋朝，甚至至更早期的遥远古代，我们就能发现近年来的经济奇迹不过是悠久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复兴。早在公元10世纪，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越了欧洲。在此后的3个世纪中，欧洲才在人均收入、技术和科学能力上逐渐超过了中国。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页，当世界经济明显加速增长之际，中国却衰退了（麦迪森，2002）。
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长期的、比较的方法来理解当代的中国。首先，以长期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可以使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有利于我们从更加本质和深刻的层次上去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出现的经济奇迹，从而理解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避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局面。其次，对中国的经济表现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提供新的视角来观察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原因，进而有助于同时解释西方和中国的发展。再次，采取一个长远的视角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当代的政策和制度。
麦迪森教授《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2008）、帕金斯《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2005）、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2007），在方法上都运用了长期、比较的分析方法，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2013），则试图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把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嵌入相应的增长类型和阶段。
二、方法的异同与评价
首先，这些研究都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同时对比中西方发展进程从而避免过去研究分析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使得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更胜一筹，在结论上更具说服力。
麦迪森教授的研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的这本著作分析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千年的增长表现，评价了它在未来1/4世纪中的增长前景。其研究是在比较分析框架中进行的。探讨了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位置，以及它通过技术、贸易、投资和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试图量化中国经济在不同阶段的经济表现。他所做的工作是细致的、全面的、具有实证性质的，对于每一时期的不同增长状况都有详述。
林毅夫的研究建立在麦迪森教授所做研究的基础上。方法上同样采用了比较分析法，但较麦迪森教授不同的是，林始终坚持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方法上选择以技术创新为主线进行分析性叙述。加入了基于技术的比较优势原理与“后发优势”两个理论工具。
帕金斯教授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把我国发生的很多结构性变化从国际间比较和定量的角度加以研究。建立了一个以跨国回归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此回归模型以地理因素、初级产品出口、政治不稳定、教育投入、东亚经济增长带来的外溢效应虚拟变量、开放程度、市场制度为解释变量，从所产生的正、负效应的总效应判断经济的走势。作者依次加入中国不同时期的变量情况，来解释中国经济不同阶段的增长。
蔡昉教授尝试贯通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角度解说经济增长的成败。把经济增长划分为M型（马尔萨斯贫困陷阱）、L型（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T型（刘易斯转折点）、S型（新古典增长类型），分别用以解释我国前现代时期、中国奇迹、中等收入陷阱与即将进入的新古典时期的经济增长。一致性的解答了李约瑟之谜（大分流之谜）、“中国奇迹之谜”、“中等收入陷阱之虑”。
可以看出，麦迪森的研究方法更注重对事实的剖析、更具一般性，可以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林毅夫、帕金斯和蔡昉的研究都以此为基础。其中林贯彻的最为彻底，他将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并以此建立其分析框架。帕金斯的研究更具技术性，但计量模型的分析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对于社会系统的计量分析常常会忽视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次、跨国回归分析只能给予我们对1978年以后经济的增长这一问题非常概括性的描述，基于这些比较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做了在此之前其他经济成功国家做过的事情，然而要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做的更好，就要深入分析中国采取的具体政策和具体结果，考察中国的特别之处。还要指出，帕金斯教授的这种研究方法仍无法避免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在对解释变量所产生正负影响的设定方面，是以西方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为标杆进行。蔡昉教授试图建立一以贯之的分析框架，这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其方法值得赞赏。但笔者认为这种一致的理论框架仍需完善，尤其是对每一种模型的衔接过渡阶段的解读，以中国为例，究竟何时我们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模型）的转换？
综上所述，笔者更为推崇麦迪森教授的分析方法，其理论研究是基础性的，更加尊重事实在分析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与实证数据的情况下，严谨地做出判断。他认为中国仍是低收入国家，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仍将存在，但随着接近技术前沿，增长会放慢。预测2003至2030年我国人均收入会以平均每年4.5%的速度增长，但此期间会逐步下降。这个预言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得到了印证。 三、结论与展望
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有所差别的。对于我国的经济奇迹，麦迪森教授认为是由农民获得土地控制权和经营权、小规模工业、经济开放，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一些影响因素仅仅是一次性的，而技术模仿与创新是可以长久提高生产率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我国的后发优势仍然存在，但随着更加接近技术前沿，获得新技术会更加困难，经济增长将有所减缓。林毅夫的观点与麦迪森非常接近，认为经济奇迹来源于我国逐步放弃赶超计划，运用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先进技术而提高的生产效率。认为我国经济仍能维持数十年快速增长，这里他只是做了大致判断，并没有像麦迪森教授那样做出一个精确的预言。帕金斯通过跨国回归分析说明我国通过采取开放贸易、提高教育、增进市场作用等政策实现了经济增长，但这只是一个基于计量模型的轮廓性结论。蔡昉教授以L型模型解释“中国奇迹”，他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我国劳动力部门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我国大量的人口红利，这正是与其L型增长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所匹配的。
同时，作者也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考察了可能会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如麦迪森教授指出的能源和环境、法律制度和私人财产权问题、地区间和城乡间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帕金斯认为我国制度环境依然薄弱、制度改革依然缓慢，如金融体制，因此很多文献以制度说明问题是不对的。关于这些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因素的讨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也吸引了众多学者，《十字路口的中国》这篇文献对此作了不错的总结。
四、心得与体会
从曾经的辉煌到近代的耻辱，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腾飞，历史的车轮在时光的隧道中驶过，时而缓，时而急，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风雨交加。我会感叹中国古代的先进文明、中国圣贤的哲学智慧，也会顿足列强侵略国土、山河四分五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是不断前进发展的。我们所研究的经济学仅仅是社会科学这浩瀚海洋中的一条洪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推动社会这个海洋向更加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推动经济这条洪流更好的向前发展并服务于人类的力量又是什么？不同的学科给予我们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
如今很多的经济研究，大都把视野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就问题而分析问题，没有宏大的历史眼光，没有开阔的知识域，很容易陷入使理论脱离现实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人类生活的更好，如此而已。有了这个目标设定，我们在分析某一具体问题时，就能自觉地联系历史、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把经济学当作社会系统中的一元去研究，而不仅仅是陷入一种数理游戏的怪圈之中。
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之谜，联系我国的历史，以长期的视角去观察是有必要的。在历史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奇迹只不过是一种复兴，中国早在古代社会就曾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在国际比较中，我们发现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与制度，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探索中，我们提出了韦伯疑问、李约瑟之谜等值得思索，又对后人有所启迪的问题。正是在一个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中，我们才越接近真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安格斯·迪麦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
[2] 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13，11：4-16.
[3] 德怀特·帕金斯.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4（4）：981-912.
[4] Gabriella Montinola，Yingyi Qian，and 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October，1995，48（1）：50-81.
[5]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4）：5-22.
[6]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十字路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6，10.
[7]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07：3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