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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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面临住房、就业以及经济转型等挑战。图为繁荣又拥挤的香港城景。
董建华,1996年至2005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1997年7月就职)。
梁振英,2012年至2017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2017年至今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019年无疑会成为香港历史上需要书写的一年。
  迄今4个多月的暴力活动和非法集会将香港多年沉疴暴露无遗——住房问题的严重程度令人警醒,经济增长是否乏力引发广泛争论,青年一代的出路受到普遍关注。和舆论场上的高度关注相呼应的,是香港政府在层出不穷的暴力扰乱下仍然坚定寻找“解药”的态度。
  就在本刊发往全国各地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在立法会会议上发表2019年的施政报告。我们无法提前预知这份报告的重点,但梳理特区政府在回归后的21份施政报告,不难寻找其为解决香港困境所作的努力。

住房之痛,刺痛民生根基


  香港房价高居全球第一。国际物业顾问世邦魏理仕(CBRE)今年4月发表的报告再次证实了这一状况,香港平均楼价达120万美元,位居全球榜首。香港年轻人常常自嘲“给地产商打一世工”。
  住房,这柄高悬在香港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比危险。回归以来,历任特首都曾将缓解住房矛盾作为施政重点。
  1997年7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上,刚刚宣誓就职的首任特首董建华发表演讲时动情地说道:“我知道大家共同关心的是什么,大家逼切希望解决的又是什么。我相信,大家正期待我先从你们最关心的经济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房屋和老年人福利等民生问题,讲述香港的未来发展。”
  1997年之前的10年,香港楼价涨了10倍,买房成为投资行为,香港经济与地产深度捆绑。这是香港发展和民生的最大难题,董建华没有回避:“我们正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以及高通胀对香港竞争力的威胁,因此必须保持警觉,不能有丝毫松懈;此外,市民逼切的房屋需求,经济转型带来的就业困难,以及人口增长与老龄化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必须慎重处理,认真对付。香港繁华之下的隐忧,考验着我们前进的决心和勇气。”当年10月,他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八万五计划”: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在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把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三年。
  计划出台之初广受好评。但1997年的亚洲,各经济体正被金融风暴席卷,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做空泰国赚得盆满钵满后,将目标转向刚刚回归的香港。董建华的施政报告发表还不到两周,外国资本开始疯狂做空香港,港股暴跌,港币汇率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很快波及房地产,到1998年,香港房价和上一年相比已经“腰斩”。这一始料未及的冲击令“八万五计划”饱受批评,批评者认为大量土地和房屋的入市给寒冬中的楼市雪上加霜。为稳定香港经济,增强市民信心,“八万五计划”在之后几年并没有完全按照規划执行,实际上已经提前退场。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剖析得更为深入:“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到底怎么发展,是走福利国家的莱茵模式,还是走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新美国模式,或者是再创造一个模式?香港各方没有好好讨论。香港的资本主义现在是大资本家大地产商垄断,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很大。这是香港最深层次的问题,住房问题也因此变得严重。所以在社会结构、制度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八万五计划’无法坚持下去,既得利益者,包括大资本家大地产商和已经置业的中产阶级,不会让这一类政策顺利实施,也就根本不存在‘八万五要是坚持到今天’的假设。”
被称为“鸽子笼”的香港住房。
逼仄的住房。

  尽管问题复杂,但历任特首并没有放弃努力。2012年,梁振英出任特首,提出的第一个重要政策就是“港人港地”,有计划地增加土地供应和房屋供应。2013年,他发表自己任内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一开始就坦陈对住房政策的理念:“住屋供应短缺一日不解决,我们就不得不限制外来需求和压抑炒卖需求。”这种“不得不”与香港商业社会历来奉行的自由经济并不一致,却是香港社会的最大呼声,可见住房问题对市民的困扰有多大。彼时,特区政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短中期政策,包括设立买家印花税和提高额外印花税、“港人港地”计划、增加土地供应、兴建青年宿舍等。同时成立了“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研究制订长远的房屋策略。   2017年,林郑月娥出任特首。当年10月,她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称“民生方面重中之重是满足香港市民对住屋的需求”。她承认“房屋问题是最严峻、最棘手、最复杂的”,但同时表示有信心改善这一局面,“今日房屋供不应求、楼价飙升,既有外围的因素,也有种种内部成因。本届政府有决心并会尽最大努力去扭转这局面。” 她在延续过往政策的基础上,还推出了帮助市民购买自住房的“港人首次置业先导计划”、增加过渡性住房的“要有光”和“社会房屋共享计划”等。
  今年夏天,非法游行和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后,也有诸多声音建议从民生的根源入手,尽快采取措施缓解住房矛盾。9月15日,香港民建联高调要求特区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建公营房屋,并直指闲置农地。9月25日,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郑裕彤家族宣布,将与非盈利机构“要有光”合作,以象征性的1港元租金,捐出28000平方尺地皮兴建社会房屋,其旗下新世界集团还将持续加码,合计拨出300万平方尺农地,用来舒缓基层居住压力。
  香港地政总署则发布公告,明确告知市民将以“特惠补偿”的方式,收回784幅约68公顷的私人土地以及被9个坟墓所占用的约752.8平方米的土地。

就业之伤,伤及无辜家庭


  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深圳市民周阳结束假期回国时取道香港。晚上8时多,途经屯门,周阳有些惊讶,不同于往日的车水马龙,商铺都关了门,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同一时间,元朗、将军澳、弥敦道等地有蒙面暴徒肆意破坏公共设施,甚至打砸店铺、殴打不同政见者。正是这些暴力行径导致一些店铺提前歇业,餐饮、零售、酒店等行业甚至出现了一波突如其来的倒闭潮。
  《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6日的评论文章中有一组数据:7月香港本地零售业销售总额急遽下跌11.4%,创近3年半以来最大跌幅,8月零售业销售总额同比下降50%;香港采购经理指数由7月的43.8下跌至8月的40.8,为2009年2月以来新低,处于10多年来的最差水平;8月上旬访港旅客急跌近三成,当月第四周的旅客数字比去年同期少45%……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工作机会的消失。而每一个工作机会,都关系到具体的家庭。特区政府和市民多年来为提高就业而做出的努力正在被蒙面暴徒一点点拆解。根据《港澳研究》今年第二期发表的《2018年香港经济形势报告》,香港2018年的平均失业率为2.8%,处于回归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竞争力排名得到进一步巩固。达到这样的水平绝非易事。
  22年前,特区政府已经看到当时香港人口正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新增人口的就业需要提前预判,董建华提出“循着创造就业机会为主的思路,继续推行和加强职业培训计划”。
  但在1997年和1998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后,香港失业率接近5%,就业的压力一点也不比住房压力小。董建华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花了较大篇幅详述人才培训计划,包括拨款5亿港元为失业人士开办培训,建立教育和培训晉级体制,实施就业选配计划等。不过,香港经济当时元气大伤,就业不容乐观,1999年失业率上升到6.2%。特区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加快推进大规模基建工程、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等方式,以求经济复苏,增加就业。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董建华在宣读1999年的施政报告时一度动情:“我会经常想起到各区巡视时探访过的住户,以及在巴士和地铁车厢里交谈过的市民;我会经常记起一家五口是怎样挤迫在一个细小的居住空间;我会记得住在北角的一位新移民,收入微薄,要起早摸黑到很远的地方上班;我还会想起一个个晚上到夜校刻苦攻读的青年。通过这许多交谈,我深感香港市民的可贵品德。他们不管目前处境如何艰难,仍然怀理想和希望,努力奋斗,为自己和子女改善生活。事实上,香港确是充满机会的地方。许多背景和他们相似的成功人士,都是凭自己的拼劲而取得辉煌成就。这就是香港的成功故事。”
  这是香港故事,更是香港精神。《狮子山下》的每一句歌词都写下了香港人拼搏奋斗的心境:“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旅游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近期受暴力活动和非法游行影响,赴港游客大幅减少。

  狮子山精神和特区政府的积极举措一起,最终将香港带出了困境。就业环境的改善可以说卓有成效,展翅青见计划、中年就业计划、就业展才能计划等都已经实施超过10年,最终将香港的失业率带到了2018年2.8%的低点,是回归以来这一数据首次低于3%。就业情况良好,也就意味着劳工市场情况偏紧,大部分主要行业的工资及收入有了可观的实质增长。《2018年香港经济形势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就业人口名义平均薪金指数同比上升4.0%,实际平均薪金增长1.6%;第四季度名义平均薪金指数同比上升3.7%,实质平均薪金同比上升1.1%。
  在这些数据发布时,林郑月娥也对香港经济充满信心。媒体报道她在今年2月出席活动时,曾表示香港整体经济表现理想,特区政府要巩固经济基础,把握机遇,为香港经济提供新动力。然而,今年6月以来发生的暴力行为和非法游行正在破坏香港的就业环境。香港大学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称,零售、住宿、餐饮行业合计失业率显著上升至4.6%。顾敏康提议:“面对就业,面对青年的困惑,特区政府可以考虑制定政策鼓励人才的流动,通过教育和宣传让青年加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融入内地。”他认为:“大湾区已经实现一小时生活圈,有眼光有远见的青年完全可以在大湾区工作。香港也无需担心失去竞争力,依托大湾区,香港更能保持自己的优势。”

转型之困,困住香港未来


  随着香港局势被全球关注,各界关于香港经济的分析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分歧。有人唱衰,认为香港经济被地产绑架,被寡头控制,衰落无可避免;有人乐观,认为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自由贸易港的地位无可替代,必能完成转型。尽管舆论场上的声音莫衷一是,但其实早在今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经济学界已经对香港经济的转型路径、转型困难有一定共识。
  新千年开始到现在,香港一直处在第三次经济转型中。前两次转型分别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期、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香港成功地从转口贸易的节点城市转变为工业化的集中地,又发展为以金融、旅游为核心的服务业集聚地。两次转型后,香港在1997年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但巅峰往往包含危机,当时香港经济已出现大量泡沫,存在着产业单一、创新不足、受外部环境影响太大等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一度被逼至墙角。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8月,国际投机资本连续四次对香港金融市场发动攻击,恒生指数一路狂泻,从1997年8月14日的16497高点跌落至6660低点,香港面临开埠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在香港最危险的时刻,中央支持特区政府出手救市。从1998年8月18日到28日,特区政府动用外汇基金1180亿港元购入33只恒生指数成份股,占当时外汇基金资产大约18%。《中国经济周刊》在回顾这场金融战时,引用了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的回忆:“我们很感激朱镕基总理公开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会提供储备,帮助对抗投机者。’在此非常时刻,中央承诺支持无疑是强大后盾,提振我们的信心和士气。”在信奉“大市场、小政府”的香港社会,港府承担了很大压力才能放弃“零干预政策”,动用外汇储备干预股市与期市。
近期的暴力活动和非法游行,导致香港许多店铺停止营业甚至遭破坏。

  经此一役,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势在必行。2001年,董建华在此前推行改革的基础上下了更大的决心。他在发表施政报告时谈道:“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是源于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以及信息科技日新月异,带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既带来许多新商机,又产生新挑战。这些大趋势,迫使我们的经济结构非调整不可。”“过去数十年,香港数度转型:由一个平凡的转口港,变为提供廉价劳力的轻工业制造基地,再发展为今天举世知名的金融、贸易和服务业中心。如今,形势迫使香港再一次转型。这是全社会面对的新挑战。”“今次转型由几个趋势交汇而成,问题异常复杂。”他在金融和房屋政策上做出很多调整,试图给香港经济松绑,摆脱对金融和地产的高度依赖;同时在振兴科技方面发力,选定白石角发展科学园、九龙塘兴建科技中心,拨款支持科技创新等。
多年來,地产、贸易、金融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繁荣的香港。现在,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但经济转型的过程尤为艰难。2003年11月,董建华在一次演讲中感慨:“我们始料未及的,是经济上重重挑战。”从金融风暴到2003年“非典”袭港,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外部环境的挑战频频。今天,内地人士赴港难免会有一种时空的停滞感:移动支付少而又少,银行取钱仍是主流;互联网创新难觅影踪,衣食住行生活点滴因循旧日;“下一个风口”这种趋势性的思考不是中环精英的主要关注,挣快钱和炒字诀依然流行……
  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特区政府的角色变化。
  在前两次经济转型中,香港的自由经济、政府不干预政策发挥了很多作用,这使得香港一直奉行“大市场、小政府”思路。但时移世易,面对外部环境的剧烈震荡,第三次转型无法在“不干预”中完成。董建华在2003年谈及“政府角色”时,就明确指出:“今次席卷全球的经济转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政府所起的独特作用。不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促使贸易伙伴进一步开放市场,还是带动知识经济崛起的科技教育发展,各地政府都充当了推动角色。”因此,特区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保护生态等方面均出台政策引导。
  然而,来自传统、制度和既得势力的阻挠给经济转型增加了复杂性。正如林郑月娥在2017年发表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到的:“我们欠缺的,似乎不是增加土地的建议,而是整体社会对这些选项的利弊、取舍和优次的共识。但继续的反复争拗、议而不决,加上造地需时,只会令香港的土地供应更加紧绌,市民渴望的置业安居更遥遥无期。”尽管说的是土地政策,其实在其他经济转型事项上,“反复争拗”“议而不决”也频频发生。近几年,这种争拗更被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变成“为反而反”的政治闹剧,进一步阻碍了香港经济的转型升级。就在今年8月,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将2019年的香港经济全年实质增长率预测下调至0%到1%,此前这一预测为2%到3%。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齐鹏飞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直指香港“泛政治化”“泛民粹化”的危害:“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完成对于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人心回归’,他们将‘一国’与‘两制’割裂开来,只讲尊重‘两制’的差异、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而避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央权威、发挥内地坚强后盾作用、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他们中间‘逢特区政府必反、逢中央政府必反’的极端反对派,不仅在政治领域一直策动和推进使香港和内地有效隔离和绝缘的、旨在最后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所谓‘真民主运动’,而且在经济领域也一直策动和推进旨在‘去内地化’‘去中国化’的所谓‘自净’‘自救’运动。这一切行为直接冲击和破坏了特区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的不懈努力。”如今看来,这段讲述有如预言。深陷在暴力风波中的香港,需要刮骨疗毒,解局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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