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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袁军等学者在重庆、天津、太原等地的问卷调查，时下政府机关与公务人员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必要性问题，61.7%的受访者认为‘很有必要’，认为‘比较有必要’的占36.7%，两项合计达98.4%。”①以2009年官场十大雷人雷语为代表的一批官员语录，被指为官员媒介素养的缺失，成了与改革开放不和谐的音符。这些官员在记者提问或公开对话中能说出这种雷人的话语，肯定不是偶然的。总的来说，这些官员思想方法比较陈旧，挟权力之势胡言乱语，恰好又被互联网等披露传播开来，成为暴露官员内在思想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雷人雷语的思想根源如何，本文试做探析。
权力膨胀的爆裂声
“这事我不好再说太细。”
“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
“全部按法不如没法！”
“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
“我是管文化的，我可以让新华网关了。”
在某些职能部门，有的领导干部在等级分明的政治生态中形成的权力山头上占山为王，习惯于发号施令。长期以来，他们已经适应和习惯了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实际权力具有呼风唤雨的强大威力，使掌握权力的人膨胀得忘乎所以，他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以为什么都能“摆平”。如今，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了，媒体的跟进也非常迅速。而相当一部分官员还固守着特权与特权意识，或者是根本没有察觉到民间思潮的气势与力量。互联网和新闻发布制度的逐步确立，颠覆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有些官员感到权威被冲击而恼羞成怒。大致有如下几种表现。
第一，胡言乱语。有些干部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反而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身上不时流露出流氓气和匪气。在权力的诱发下，碰到适当的时候就会发作。2009年7月31日，在四川剑门关小学教师宿舍，一名酒鬼私闯民宅，自称是新来的镇党委书记。当遇到抵抗时，此人勃然大怒，自称“这地方老子说了算”。经查，此人果然是剑阁县剑门关镇党委书记罗某，而且醒酒后也没有丝毫歉意，反而说：“我只是工作方法欠妥，第二天我还把小学校长叫到我办公室修理了一顿呢!”与之相似的还有广州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的梁某。当记者问及封闭道路是否该事先告知市民时，梁某恼怒地说：“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道德素养低于一般群众，更不必说应对媒介的基本素养。凡此种种粗鲁的言行所表现的心态、观念，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独断专行是分不开的，表面上看是对质疑者、反对者的藐视，实际上是应对媒体的素养既缺乏培训，又缺乏自我学习的结果。
第二，隐藏真相。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中国“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行政开支的30％。2008年8月7日，河南公民王清依据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南阳市房管局、国土局、规划局和建委，提出申请公开一家楼盘的登记备案信息，这4个部门都没有在条例规定的15天内回复。王清向南阳市卧龙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卧龙区法院判决上述4部门应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给予答复。但判决后仍然没有下文。王清试图到这些部门了解情况，但被骂了出来。一个单位领导对王清说：“球（脏话）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相比之下，比较文雅些的是天津市政公路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博，当央视记者追问天津5年来与养路费捆绑收取的贷款道路建设通行费的款项的具体去处时，该处长并未正面回应，却称“因为这个事我不好再说太细”，其欲说还休的态度分明是欲盖弥彰，自我揭露这里面有许多猫腻。在陕西横山，有多名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被陕西省有关部门明令关闭的煤矿仍在非法开采。该县县委书记苏志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得也太多了吧?你问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第三，蔑视法治。在个别执法部门，权力膨胀制造出的不公平也比较严重。2009年5月，枣阳市5位公民被拘，其中马耀军被拘15天的理由是：“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的执行活动。”马耀军去当地法院找院长理论，却被告知“我可以摄你，你不能摄我”，并且“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青岛某郊市环保局的一位刘主任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所说：“全部按法不如没法!”在法治社会里，官员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法治政府的悲哀。而应对媒体的能力之差、态度之差，也与自己的身份极不相符。
视生命如草芥的无谓感
“自焚？暴力抗法！”
“没事，接着干！”
“纵做鬼，也幸福。”
轻贱人的价值，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命，是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弊端。其一，缺少尊严意识。官员以势压人，妄自尊大，最终失去人民的尊敬。有些人本来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却说自己是在“混”日子。有人把自己比做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是“小小的我”。其二，缺乏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少人不讲卫生，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甚至破坏公物，进行鲁迅先生所谓“奴才式的破坏”。他们互不服气，互不信任，缺乏诚信，甚至相互欺压。其三，漠视生命。封建统治者历来把百姓生命视若草芥，导致各种灾难的频频发生。当灾难频繁发生时，却引不起官员们痛彻的反思。百姓之间也缺少基本的生命关怀，为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吵架。有人明知其行为危及他人性命而没有良心上的犯罪感：间接者如偷盗马路上的井盖、制造“甲醇白酒”；直接者把病人挡在收费站，导致病人死亡，对他人之死表现出令人无法理解的麻木。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前，有小型透水发生，工人及时报告领导，领导说：“没事，接着干！”结果引起重大事故。在拆迁百姓房子时，有些领导干部还有一个逻辑：不听话，就是抗法，就可以暴力拆迁。2009年底黑龙江鹤岗矿难，井下共有作业人员528名，经全力救援，有420人升井，108人遇难，煤矿负责宣传的官员居然说“主流是好的”。照此理论，即便528人全部遇难，全国煤矿的“主流”仍然是好的——面对媒体，除了习惯性的“老子天下第一”，更有一种习惯性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主流理论”，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与自己的公众媒介形象。
等级阶梯上的俯视角度
“我是交通部派来的，与你们副市长一个级别，你们是屁啊。叫你们领导来跟我说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
“不要浪费警力，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对雷人雷语根源的追寻，离不开对其历史根基的挖掘。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遗存，仍然顽固地占据着一些官员的头脑。中国的帝王制度，还在余晖中拖着长长的倒影。韩愈曾为那个社会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制度图景：“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②在这座以血腥残忍的“诛”为保证的制度金字塔里，“位有九品，人有十等”。这种等级社会秩序的安排是“贵以临贱，贱以承贵”，“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贵族生下来就是贵族，平民生下来就是平民，奴隶生下来就是奴隶。高贵者永远高贵，卑贱者永远卑贱，社会就安定了。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实践，等级思想深入人心，并且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沉淀为一种等级文化，形成等级化的思维方式。
深圳一位官员在遭到家长质疑的时候大叫：“我是交通部派来的，与你们副市长一个级别，你们是屁啊。叫你们领导来跟我说话。”此话表现出对人民政治地位的蔑视，也突出了“官位”在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思想蔓延开来，首先会诱发对官职的不择手段的疯狂追逐。谁也不愿意安于社会底层，因为底层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应付不完的义务。追逐官位，每上一个台阶，义务就减少一些，权力就增大一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集中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各种大权，权力趋向无穷大而没有义务。权力等级制金字塔从上到下一级压一级，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支配权。这种不平等的专制社会肯定不是各方协商达成契约的结果，而是靠暴力产生和维持的，由于一方在暴力上绝对地压倒其他方，那么胜方必然拥有更大的优势和特权。用暴力攫取权力是一种成本很高的竞争方法，它必然要求最大限度地回报，即高度特权，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作出制度安排。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支配型的政治制度。
与“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科举意识类似，成功爬上比较高的级别的官员，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主子”思维。被“主子”思维牢牢控制的人有的像领主，人民赋予的公权失去界限，成为无限权力；有的像霸主，自身素质极差，国家公器被用来泄私愤，弱势群体成为他们随意侵犯的对象；有的像奴隶主，公民私权被他们用暴力极度压缩，对属下“臣民”享有各种处置权。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中，媒体当然也可以随意被视为“草芥”了。
限权与提高媒介素养
2002年，中组部编写了一套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作为比较全面、切合实际的学习教材。遗憾的是，其中还没有涉及媒介素养方面的内容。近几年“雷人语录”的频繁出现，与干部媒介素养不高有着直接的关系，也越发显得“学习型政府”的重要性。
如何限制官员的权力思想膨胀，进一步提高媒介素养？窃以为有必要清醒于一种我们必须承受的真实，这就是如何从“灵魂深处”去认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具体说来，首先要反思的是，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存在哪些漏洞，这样缺乏媒介素质甚至为人底线的人怎么被选上来并且担任重要职务的。面对已经存在的干部队伍，必须完善制度，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建立有广泛民意参与的官员选拔机制，对干部的任用选拔和罢免废除等组织程序，尽可能吸纳民众的意见和建议，由上级说了算转变为人民说了算，让官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如此官由上级约束变成人民约束、制度约束和道德自律，官责、官德既有，则官腔定会荡然无存。
同时，对权力的限制也应该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法律限权。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党和政府依法行政，是因为政府违法现象十分普遍。最近几年出现的著名的案例是上海的钓鱼执法，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惜用违法的形式来执法，对政府公信力破坏非常严重。目前有些地方党委政府在提拔干部、征地拆迁、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公然违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求党委、政府官员带头执法。最高检察院曾发文，严格禁止各级政府设置种种理由限制民告官。这就是敦促政府依法办事，让不守法的官员付出巨大的代价。
体制限权。我们要想建立科学的民主体制，要设计出若干行之有效的环节。一是授权环节，真正把选举的权利交给人民；二是决策环节，要尊重科学精神，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三是执行环节，要尊重规律，不打折扣；四是监督环节，要让包括人大监督、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真正发挥作用。在这四个环节中，目前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在授权环节，干部队伍的自我繁殖使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被架空。体制限权追求的目标是，把属于人民的权利真正还给人民。
舆论限权。纸质媒体容易被控制，有一个时期报纸在各种钳制下进入“歌德”阶段。大大小小的报纸变得千家一腔，纷纷成为喜鹊报纸、拍马报纸。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舆论监督开始具有实际意义。
道德限权。对权力的限制力量不能仅仅依靠外部力量，也要依靠内部力量；不光要求掌权者接受他律，也要要求他们严格自律。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提高职业素养，增强敬业精神。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网上与坊间的每一场官员雷语讨论会都是正本清源、开启民智、助长民权的社会实践，也是提高官员媒介素养的警钟。当然，对不乏起码理智与素养的官员而言，也是一次思想、文化学习的绝好机会。我们相信，在“亲民”与“限权”成为干部群众的共识之后，官员的媒介素养会逐渐地提高而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
注 释：
①袁军、王宇、陈柏君：《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现状及提高途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5）。
②韩愈：《原道》，童第德选注：《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编校：张红玲
权力膨胀的爆裂声
“这事我不好再说太细。”
“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
“全部按法不如没法！”
“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
“我是管文化的，我可以让新华网关了。”
在某些职能部门，有的领导干部在等级分明的政治生态中形成的权力山头上占山为王，习惯于发号施令。长期以来，他们已经适应和习惯了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实际权力具有呼风唤雨的强大威力，使掌握权力的人膨胀得忘乎所以，他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以为什么都能“摆平”。如今，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了，媒体的跟进也非常迅速。而相当一部分官员还固守着特权与特权意识，或者是根本没有察觉到民间思潮的气势与力量。互联网和新闻发布制度的逐步确立，颠覆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有些官员感到权威被冲击而恼羞成怒。大致有如下几种表现。
第一，胡言乱语。有些干部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反而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身上不时流露出流氓气和匪气。在权力的诱发下，碰到适当的时候就会发作。2009年7月31日，在四川剑门关小学教师宿舍，一名酒鬼私闯民宅，自称是新来的镇党委书记。当遇到抵抗时，此人勃然大怒，自称“这地方老子说了算”。经查，此人果然是剑阁县剑门关镇党委书记罗某，而且醒酒后也没有丝毫歉意，反而说：“我只是工作方法欠妥，第二天我还把小学校长叫到我办公室修理了一顿呢!”与之相似的还有广州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的梁某。当记者问及封闭道路是否该事先告知市民时，梁某恼怒地说：“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道德素养低于一般群众，更不必说应对媒介的基本素养。凡此种种粗鲁的言行所表现的心态、观念，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独断专行是分不开的，表面上看是对质疑者、反对者的藐视，实际上是应对媒体的素养既缺乏培训，又缺乏自我学习的结果。
第二，隐藏真相。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中国“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行政开支的30％。2008年8月7日，河南公民王清依据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南阳市房管局、国土局、规划局和建委，提出申请公开一家楼盘的登记备案信息，这4个部门都没有在条例规定的15天内回复。王清向南阳市卧龙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卧龙区法院判决上述4部门应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给予答复。但判决后仍然没有下文。王清试图到这些部门了解情况，但被骂了出来。一个单位领导对王清说：“球（脏话）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相比之下，比较文雅些的是天津市政公路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博，当央视记者追问天津5年来与养路费捆绑收取的贷款道路建设通行费的款项的具体去处时，该处长并未正面回应，却称“因为这个事我不好再说太细”，其欲说还休的态度分明是欲盖弥彰，自我揭露这里面有许多猫腻。在陕西横山，有多名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被陕西省有关部门明令关闭的煤矿仍在非法开采。该县县委书记苏志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得也太多了吧?你问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第三，蔑视法治。在个别执法部门，权力膨胀制造出的不公平也比较严重。2009年5月，枣阳市5位公民被拘，其中马耀军被拘15天的理由是：“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的执行活动。”马耀军去当地法院找院长理论，却被告知“我可以摄你，你不能摄我”，并且“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青岛某郊市环保局的一位刘主任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所说：“全部按法不如没法!”在法治社会里，官员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法治政府的悲哀。而应对媒体的能力之差、态度之差，也与自己的身份极不相符。
视生命如草芥的无谓感
“自焚？暴力抗法！”
“没事，接着干！”
“纵做鬼，也幸福。”
轻贱人的价值，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命，是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弊端。其一，缺少尊严意识。官员以势压人，妄自尊大，最终失去人民的尊敬。有些人本来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却说自己是在“混”日子。有人把自己比做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是“小小的我”。其二，缺乏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少人不讲卫生，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甚至破坏公物，进行鲁迅先生所谓“奴才式的破坏”。他们互不服气，互不信任，缺乏诚信，甚至相互欺压。其三，漠视生命。封建统治者历来把百姓生命视若草芥，导致各种灾难的频频发生。当灾难频繁发生时，却引不起官员们痛彻的反思。百姓之间也缺少基本的生命关怀，为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吵架。有人明知其行为危及他人性命而没有良心上的犯罪感：间接者如偷盗马路上的井盖、制造“甲醇白酒”；直接者把病人挡在收费站，导致病人死亡，对他人之死表现出令人无法理解的麻木。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前，有小型透水发生，工人及时报告领导，领导说：“没事，接着干！”结果引起重大事故。在拆迁百姓房子时，有些领导干部还有一个逻辑：不听话，就是抗法，就可以暴力拆迁。2009年底黑龙江鹤岗矿难，井下共有作业人员528名，经全力救援，有420人升井，108人遇难，煤矿负责宣传的官员居然说“主流是好的”。照此理论，即便528人全部遇难，全国煤矿的“主流”仍然是好的——面对媒体，除了习惯性的“老子天下第一”，更有一种习惯性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主流理论”，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与自己的公众媒介形象。
等级阶梯上的俯视角度
“我是交通部派来的，与你们副市长一个级别，你们是屁啊。叫你们领导来跟我说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
“不要浪费警力，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对雷人雷语根源的追寻，离不开对其历史根基的挖掘。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遗存，仍然顽固地占据着一些官员的头脑。中国的帝王制度，还在余晖中拖着长长的倒影。韩愈曾为那个社会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制度图景：“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②在这座以血腥残忍的“诛”为保证的制度金字塔里，“位有九品，人有十等”。这种等级社会秩序的安排是“贵以临贱，贱以承贵”，“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贵族生下来就是贵族，平民生下来就是平民，奴隶生下来就是奴隶。高贵者永远高贵，卑贱者永远卑贱，社会就安定了。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实践，等级思想深入人心，并且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沉淀为一种等级文化，形成等级化的思维方式。
深圳一位官员在遭到家长质疑的时候大叫：“我是交通部派来的，与你们副市长一个级别，你们是屁啊。叫你们领导来跟我说话。”此话表现出对人民政治地位的蔑视，也突出了“官位”在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思想蔓延开来，首先会诱发对官职的不择手段的疯狂追逐。谁也不愿意安于社会底层，因为底层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应付不完的义务。追逐官位，每上一个台阶，义务就减少一些，权力就增大一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集中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各种大权，权力趋向无穷大而没有义务。权力等级制金字塔从上到下一级压一级，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支配权。这种不平等的专制社会肯定不是各方协商达成契约的结果，而是靠暴力产生和维持的，由于一方在暴力上绝对地压倒其他方，那么胜方必然拥有更大的优势和特权。用暴力攫取权力是一种成本很高的竞争方法，它必然要求最大限度地回报，即高度特权，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作出制度安排。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支配型的政治制度。
与“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科举意识类似，成功爬上比较高的级别的官员，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主子”思维。被“主子”思维牢牢控制的人有的像领主，人民赋予的公权失去界限，成为无限权力；有的像霸主，自身素质极差，国家公器被用来泄私愤，弱势群体成为他们随意侵犯的对象；有的像奴隶主，公民私权被他们用暴力极度压缩，对属下“臣民”享有各种处置权。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中，媒体当然也可以随意被视为“草芥”了。
限权与提高媒介素养
2002年，中组部编写了一套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作为比较全面、切合实际的学习教材。遗憾的是，其中还没有涉及媒介素养方面的内容。近几年“雷人语录”的频繁出现，与干部媒介素养不高有着直接的关系，也越发显得“学习型政府”的重要性。
如何限制官员的权力思想膨胀，进一步提高媒介素养？窃以为有必要清醒于一种我们必须承受的真实，这就是如何从“灵魂深处”去认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具体说来，首先要反思的是，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存在哪些漏洞，这样缺乏媒介素质甚至为人底线的人怎么被选上来并且担任重要职务的。面对已经存在的干部队伍，必须完善制度，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建立有广泛民意参与的官员选拔机制，对干部的任用选拔和罢免废除等组织程序，尽可能吸纳民众的意见和建议，由上级说了算转变为人民说了算，让官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如此官由上级约束变成人民约束、制度约束和道德自律，官责、官德既有，则官腔定会荡然无存。
同时，对权力的限制也应该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法律限权。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党和政府依法行政，是因为政府违法现象十分普遍。最近几年出现的著名的案例是上海的钓鱼执法，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惜用违法的形式来执法，对政府公信力破坏非常严重。目前有些地方党委政府在提拔干部、征地拆迁、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公然违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求党委、政府官员带头执法。最高检察院曾发文，严格禁止各级政府设置种种理由限制民告官。这就是敦促政府依法办事，让不守法的官员付出巨大的代价。
体制限权。我们要想建立科学的民主体制，要设计出若干行之有效的环节。一是授权环节，真正把选举的权利交给人民；二是决策环节，要尊重科学精神，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三是执行环节，要尊重规律，不打折扣；四是监督环节，要让包括人大监督、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真正发挥作用。在这四个环节中，目前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在授权环节，干部队伍的自我繁殖使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被架空。体制限权追求的目标是，把属于人民的权利真正还给人民。
舆论限权。纸质媒体容易被控制，有一个时期报纸在各种钳制下进入“歌德”阶段。大大小小的报纸变得千家一腔，纷纷成为喜鹊报纸、拍马报纸。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舆论监督开始具有实际意义。
道德限权。对权力的限制力量不能仅仅依靠外部力量，也要依靠内部力量；不光要求掌权者接受他律，也要要求他们严格自律。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提高职业素养，增强敬业精神。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网上与坊间的每一场官员雷语讨论会都是正本清源、开启民智、助长民权的社会实践，也是提高官员媒介素养的警钟。当然，对不乏起码理智与素养的官员而言，也是一次思想、文化学习的绝好机会。我们相信，在“亲民”与“限权”成为干部群众的共识之后，官员的媒介素养会逐渐地提高而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
注 释：
①袁军、王宇、陈柏君：《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现状及提高途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5）。
②韩愈：《原道》，童第德选注：《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