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基于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1908年发表的论文《作家与白日梦》中阐释的文艺观——作家与白日梦的关系，从王朔成长环境及个人经历入手，来分析王朔小说《顽主》创作的内驱力，以此证实《顽主》的创作是王朔个人愿望的替代性满足。
关键词：白日梦；创作内驱力；顽主；替代性补偿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2-0174-03
1908年，弗洛伊德在论文《作家与白日梦》（即《诗人与幻想》）中，从儿童游戏入手，指出“作家的工作与孩子游戏时的行为是一样的”，从而提出了作家创作的内驱力与白日梦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的观点，进而认为作家创作的过程是一场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对曾经未能实现的愿望做出替代性满足。这种幻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往往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结，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就是作家儿童时期未能实现的愿望。而王朔的《顽主》恰是对弗洛伊德文艺观最好的证明和实践。
一、创作是作家的游戏
弗洛伊德认为，孩子在童年时代最喜欢、最投入的活动是游戏和玩耍。长大后，人们不再做游戏，但儿时游戏所带来的快乐却一直没有被忘记，因而人们选择用幻想来代替游戏，在白日梦中获得快乐。不过成人羞于向旁人承认自己的幻想，甚至有意隐瞒自己的幻想，于是有一部分人——作家——就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幻想，通过创作使自己的愿望得到合理化的满足。但从根本上来说，创作是作家童年时玩的游戏的延续，是作家的白日梦通过写作技巧等的美化，进而在纸上的呈现。简而言之，作家创作的内驱力是作家的白日梦，作家的创作是作家未能满足的愿望的替代性满足。
（一）游戏是孩子的白日梦
在游戏中，孩子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通过随意的组合，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孩子在创造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并把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添加其中。他们专注、认真并且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情。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游戏其实是由孩子的愿望决定的——他希望长大成人。因为孩子总是在做着“已经长大”的游戏，他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模仿他所知道的或者是周围出现过的成年人生活的方式，扮演一个与自己现在年龄和阅历不符的角色并乐此不疲。可见，游戏中的美妙世界是孩子白日梦——愿望的投射。
（二）幻想是成人的游戏，创作是作家的白日梦
与孩子不同，成人不再需要在游戏中投射自己“希望长大成人”的愿望，因为他们已经长大。所以成人停止做游戏，也似乎停止了从游戏中获得愿望被满足的快乐。但“事实上，我们从不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用这一样东西去交换另外一样东西。看上去是被抛弃的东西实际上变成了代替物或代用品。”[1]成人用幻想代替游戏，幻想成了成人的游戏。在幻想中，成人把现实生活中的沉重负担，（和孩子游戏一样）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把构筑高楼的砖块信手拈来，建造美丽的空中花园。花园里充满了与成人现实世界相联结的人或事，但不同的是，花园中的一切都是美好并顺从成人的愿望的，成人在现实生活中未能满足的愿望在幻想中得到了替代性的补偿。
孩子小时候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游戏而感到害羞，也不会在大人面前将自己的游戏隐藏。但是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就会为自己幼稚而虚妄的幻想感到羞耻，甚至刻意隐瞒自己的幻想。殊不知，成人世界里的所有人，几乎每一天都是在幻想的。但是作家就不同了，“作家通过改变和掩饰其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软化它们的利己性质；他以纯形式的——即美学的——快感来收买我们这些读者”。不管使用的创作技巧如何，作家创作的内驱力还是（如孩子一样）个人愿望的替代性满足。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游戏+孩子=愿望满足；幻想+成人=愿望满足；创作+作家=愿望满足。创作是作家的游戏，作家通过创作满足愿望。也就是说，驱使作家创作的内驱力是未能实现的愿望。
（三）内驱力：未能实现的愿望
那么，未能实现的愿望是如何成为作家的创作内驱力呢？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去幻想。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因而，作家未能实现的愿望驱使作家通过幻想去满足，而成人又羞于将自己的幻想示人（事实上，就算成人将自己的幻想不加修饰地与我们分享，我们也未必能够认同），于是通过创作，将自己的幻想合法化、合理化，最终使自己的未能实现的愿望在创作中得到替代性满足。
二、王朔和他的未能实现的愿望
（一）王朔其人
王朔曾经自述：“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可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不是什么好东西。”
1.家庭构成。王朔的家庭在北京可以说是典型的市民家庭。他的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1958年，王朔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出生后不久，他便跟随父母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个部队大院落户。大院里住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人，就是没有北京人。部队大院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各种语言，各种文化相互交织、渗透，形成了独特的大院熔炉文化。王朔就在这种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部队大院里成长起来了。
2.童年经历。王朔成长在一个动乱的年代，作为共和国政治中心的北京，更是动荡的风暴中心，王朔的成长经历是与这大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童年时期的王朔听惯了父辈们为共和国建功立业的英勇事迹，也看惯了大哥哥、大姐姐们作为红卫兵的激昂与莽撞。但是这些，年少的王朔都没有赶上，他每天所做的游戏不过是一些和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娃娃们分伙打仗或者调皮捣蛋的事情。那时的自由给王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少年时代。少年时代的王朔就读于韶山中学。他常常卷入打架斗殴，甚至不止一次地被抓进公安局。“四五运动”后，王朔由于别人的诬陷，还被关押了3个月。1976年夏天，他从北京市第四十四中学毕业（但事实上高中生涯也是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中度过的），后来参加解放军海军，年底在山东即墨新兵训练，兵种为操舵兵。
4.高考落榜。新兵训练3个月后，王朔被送到青岛，在部队医院学习卫生员技术。经过半年的学习，王朔作为一名卫生员在一条海军消磁船上开始了他的大兵生涯。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部队里的士兵有报考军校的资格。王朔自嘲到：“当时考上的都让人羡慕，觉得那是人尖儿，没考上那叫丢人。我再一次被甩出来了。”
5.写作生涯。1978年海军整编，王朔到一个部队仓库当卫生员。1983年，王朔辞职靠写作为生。自1984年初处女作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在《当代》发表后，王朔迄今已创作22个中篇小说，3个长篇小说，大约160万字，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王朔早年的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经历为素材（例如《动物凶猛》，后被拍成电影《阳关灿烂的日子》，并在国际上获得多项大奖）。后来其小说向“俗文化”靠拢，对白通俗，语言调侃，塑造了一批改革开放时期游离社会主流之外边缘人的形象。并借他们之口，说王朔要说的话：嘲讽知识分子精英和权威。其间，《顽主》可谓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89年被导演米家山拍成电影，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的同时也因此捧红了葛优、张国立等人。
（二）站错位的王朔
由王朔的成长经历不难看出，王朔似乎永远站错位置，永远被抛出社会主流之外：父辈们的英勇和光荣已是过去；红卫兵的时代，王朔也只有看着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们闹腾的份儿；等到自己长大了，想要参与到主流（高考）之中，却又一次失败了。事实上，王朔从卫生员岗位辞职，在还未正式走上写作道路之前，还曾试图经商，结果王朔不但没有跻身有钱人行列，反而增加了许多被骗、被讹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说，王朔年少时的愿望是什么呢？——希望像他人一样，急于投身到社会主流之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可是这个愿望实现了吗？很显然没有。正是因为这样，王朔开始了自由写作。有人曾问过王朔：“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王朔直言不讳地说：“当然是为了名利了！”这话估计也只有王朔能够说得出来。但本文探讨的重点不在此，而在于探讨驱使王朔创作的内在力量是什么。基于弗洛伊德“创作是作家的白日梦”的文艺观，王朔未能实现的愿望可以说是在《顽主》中得到替代性的满足。在此，《顽主》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涵义。
三、《顽主》是王朔的白日梦
正因为在个人的成长经历中，王朔似乎总是生不逢时，空有一腔热情而无处挥洒，才会在《顽主》的创作中，塑造于观、杨重等与自己经历极为相似的人物：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面对各种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以旁观者的姿态，用调侃、戏谑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和权威进行嘲讽，这是不是正是王朔本人最想要做的呢？
（一）顽主
“顽主”一词来源于地道的北京话。顽主可以用来定义这样一群人：“他们经历了我们无法经历的疼痛青春，也拥有我们难以拥有的自由和激情；他们聪明仗义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但不堕落；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和生存状态就是把玩当成正经事，但又绝不等同于流氓。
（二）《顽主》故事梗概
《顽主》讲述的是于观、马青、杨重三个青年开了一个以“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公司开业之初，生意兴隆，客户络绎不绝：杨重替某医生与女友刘美萍谈恋爱，却因表现出色，刘美萍对其好感倍增；为替三流作家宝康举办颁奖大会，于观现场抓人扮演知名作家；替顾客照料患重病的老太太，三人最后却被其亲属告上法院。正当三T公司停业整顿之际，却发现公司门口站起了一排长龙，延伸至街道尽头，全是上门等候解决生活难题的人。这一系列荒诞的故事揭示了改革开放时期，展现现代都市青年人的各种情绪及对主流虚假道学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嘲讽。
（三）顽主形象
“每部作品都是一场幻想，其中的主角归根结底是‘自我’”[2]。于观、杨重、马青等人可以说是王朔本人的翻版。
杨重替某医院肛门科医生陪其女友刘美萍约会。聊天中，刘美萍“移情”，杨重打电话给于观求救。于观说：“这样吧，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你先把话题往低处引，改变形象，让她认为你是个粗俗的人。”“你们可快来，我都懵了，过去光听说不信，这下可尝到现代派的厉害了……她向我走来了，我得挂电话了。”“记住，向弗洛伊德过渡。”[3]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由于西方文艺思潮的引入后涌入，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主流是尼采、弗洛伊德。王朔借于观、杨重之口，对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进行调侃、戏谑，嘲弄了80年代的学院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盲目追求，“用一种不严肃的姿态，轻易就把严肃文学给不严肃了”。由此可以看出，顽主并不是不学无术的流氓，而是具有自我独立意识的、被主流拒之门外、事实上他们也不愿同流的一类人。他们是受部队大院文化氛围熏陶成长起来的一类人。改革开放前，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经济能力又是中等往上。而改革开放后，这个阶层逐渐瓦解，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很大的失落感，经济上不如私营者，政治上的优越感似乎也不如以前明朗，他们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又没受过太多的教育，沦为社会边缘人。虽然地位降低，但他们精神上的优越感却始终占据高位。他们蔑视权威，嘲讽社会精英，对社会主流价值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
四、结语
“我们不能认为这类想象活动的产物——各式各样的幻想，空中楼阁和白日梦——是已经定型或不可改变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随着幻想者对生活的理解的变换而变换，随着幻想者处境的每一个变化而变化，从每一个新鲜活泼的印象中去接受被称为‘日戳’的印象”。王朔童年时代的愿望因压抑而未能实现，于是他在《顽主》中创造了几个与自己身份、经历和思想意识都十分类似的人，这几个人不再有着王朔年少时的愿望——急于投身主流，相反地却是对主流、权威等中心价值的调侃和嘲讽。可以说，《顽主》中的主人公——于观、马青、杨重等人身上流淌着王朔的血，他们的行为方式、语言习惯全是王朔式的。他们在王朔创作的《顽主》中做了王朔曾经想做而未能做的事，说了曾经想说而未能说的话——王朔未能实现的愿望便在《顽主》中得到了替代性的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愿望利用一个现时的场合，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未来的画面。”“一篇具有创见性的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经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这类游戏的替代物。”王朔童年时期受压抑的愿望在现实的诱发下，成为了他创作的内驱力，他的未能实现的愿望也就在对《顽主》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中得到了替代性补偿。通过创作，王朔曾经受潜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顽主》就是王朔的白日梦，他的个人愿望在《顽主》中得到了替代性补偿。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重点是基于弗洛伊德的文艺观来看王朔《顽主》创作的内驱力及王朔个人愿望在《顽主》中的替代性满足。这只是以一个作家和他的一部作品为例，来提供一种研究作家创作与其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能代表全部。按照弗洛伊德的话就是：“至少是目前，它也把我们带到我们讨论的终点。”
参考文献：
〔1〕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卷7）[C].诗人与幻想[M].长春出版社，2010.5.
〔2〕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C].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文艺观[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7.
〔3〕王朔.顽主[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白日梦；创作内驱力；顽主；替代性补偿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2-0174-03
1908年，弗洛伊德在论文《作家与白日梦》（即《诗人与幻想》）中，从儿童游戏入手，指出“作家的工作与孩子游戏时的行为是一样的”，从而提出了作家创作的内驱力与白日梦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的观点，进而认为作家创作的过程是一场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对曾经未能实现的愿望做出替代性满足。这种幻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往往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结，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就是作家儿童时期未能实现的愿望。而王朔的《顽主》恰是对弗洛伊德文艺观最好的证明和实践。
一、创作是作家的游戏
弗洛伊德认为，孩子在童年时代最喜欢、最投入的活动是游戏和玩耍。长大后，人们不再做游戏，但儿时游戏所带来的快乐却一直没有被忘记，因而人们选择用幻想来代替游戏，在白日梦中获得快乐。不过成人羞于向旁人承认自己的幻想，甚至有意隐瞒自己的幻想，于是有一部分人——作家——就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幻想，通过创作使自己的愿望得到合理化的满足。但从根本上来说，创作是作家童年时玩的游戏的延续，是作家的白日梦通过写作技巧等的美化，进而在纸上的呈现。简而言之，作家创作的内驱力是作家的白日梦，作家的创作是作家未能满足的愿望的替代性满足。
（一）游戏是孩子的白日梦
在游戏中，孩子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通过随意的组合，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孩子在创造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并把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添加其中。他们专注、认真并且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情。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游戏其实是由孩子的愿望决定的——他希望长大成人。因为孩子总是在做着“已经长大”的游戏，他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模仿他所知道的或者是周围出现过的成年人生活的方式，扮演一个与自己现在年龄和阅历不符的角色并乐此不疲。可见，游戏中的美妙世界是孩子白日梦——愿望的投射。
（二）幻想是成人的游戏，创作是作家的白日梦
与孩子不同，成人不再需要在游戏中投射自己“希望长大成人”的愿望，因为他们已经长大。所以成人停止做游戏，也似乎停止了从游戏中获得愿望被满足的快乐。但“事实上，我们从不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用这一样东西去交换另外一样东西。看上去是被抛弃的东西实际上变成了代替物或代用品。”[1]成人用幻想代替游戏，幻想成了成人的游戏。在幻想中，成人把现实生活中的沉重负担，（和孩子游戏一样）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把构筑高楼的砖块信手拈来，建造美丽的空中花园。花园里充满了与成人现实世界相联结的人或事，但不同的是，花园中的一切都是美好并顺从成人的愿望的，成人在现实生活中未能满足的愿望在幻想中得到了替代性的补偿。
孩子小时候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游戏而感到害羞，也不会在大人面前将自己的游戏隐藏。但是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就会为自己幼稚而虚妄的幻想感到羞耻，甚至刻意隐瞒自己的幻想。殊不知，成人世界里的所有人，几乎每一天都是在幻想的。但是作家就不同了，“作家通过改变和掩饰其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软化它们的利己性质；他以纯形式的——即美学的——快感来收买我们这些读者”。不管使用的创作技巧如何，作家创作的内驱力还是（如孩子一样）个人愿望的替代性满足。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游戏+孩子=愿望满足；幻想+成人=愿望满足；创作+作家=愿望满足。创作是作家的游戏，作家通过创作满足愿望。也就是说，驱使作家创作的内驱力是未能实现的愿望。
（三）内驱力：未能实现的愿望
那么，未能实现的愿望是如何成为作家的创作内驱力呢？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去幻想。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因而，作家未能实现的愿望驱使作家通过幻想去满足，而成人又羞于将自己的幻想示人（事实上，就算成人将自己的幻想不加修饰地与我们分享，我们也未必能够认同），于是通过创作，将自己的幻想合法化、合理化，最终使自己的未能实现的愿望在创作中得到替代性满足。
二、王朔和他的未能实现的愿望
（一）王朔其人
王朔曾经自述：“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可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不是什么好东西。”
1.家庭构成。王朔的家庭在北京可以说是典型的市民家庭。他的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1958年，王朔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出生后不久，他便跟随父母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个部队大院落户。大院里住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人，就是没有北京人。部队大院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各种语言，各种文化相互交织、渗透，形成了独特的大院熔炉文化。王朔就在这种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部队大院里成长起来了。
2.童年经历。王朔成长在一个动乱的年代，作为共和国政治中心的北京，更是动荡的风暴中心，王朔的成长经历是与这大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童年时期的王朔听惯了父辈们为共和国建功立业的英勇事迹，也看惯了大哥哥、大姐姐们作为红卫兵的激昂与莽撞。但是这些，年少的王朔都没有赶上，他每天所做的游戏不过是一些和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娃娃们分伙打仗或者调皮捣蛋的事情。那时的自由给王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少年时代。少年时代的王朔就读于韶山中学。他常常卷入打架斗殴，甚至不止一次地被抓进公安局。“四五运动”后，王朔由于别人的诬陷，还被关押了3个月。1976年夏天，他从北京市第四十四中学毕业（但事实上高中生涯也是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中度过的），后来参加解放军海军，年底在山东即墨新兵训练，兵种为操舵兵。
4.高考落榜。新兵训练3个月后，王朔被送到青岛，在部队医院学习卫生员技术。经过半年的学习，王朔作为一名卫生员在一条海军消磁船上开始了他的大兵生涯。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部队里的士兵有报考军校的资格。王朔自嘲到：“当时考上的都让人羡慕，觉得那是人尖儿，没考上那叫丢人。我再一次被甩出来了。”
5.写作生涯。1978年海军整编，王朔到一个部队仓库当卫生员。1983年，王朔辞职靠写作为生。自1984年初处女作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在《当代》发表后，王朔迄今已创作22个中篇小说，3个长篇小说，大约160万字，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王朔早年的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经历为素材（例如《动物凶猛》，后被拍成电影《阳关灿烂的日子》，并在国际上获得多项大奖）。后来其小说向“俗文化”靠拢，对白通俗，语言调侃，塑造了一批改革开放时期游离社会主流之外边缘人的形象。并借他们之口，说王朔要说的话：嘲讽知识分子精英和权威。其间，《顽主》可谓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89年被导演米家山拍成电影，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的同时也因此捧红了葛优、张国立等人。
（二）站错位的王朔
由王朔的成长经历不难看出，王朔似乎永远站错位置，永远被抛出社会主流之外：父辈们的英勇和光荣已是过去；红卫兵的时代，王朔也只有看着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们闹腾的份儿；等到自己长大了，想要参与到主流（高考）之中，却又一次失败了。事实上，王朔从卫生员岗位辞职，在还未正式走上写作道路之前，还曾试图经商，结果王朔不但没有跻身有钱人行列，反而增加了许多被骗、被讹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说，王朔年少时的愿望是什么呢？——希望像他人一样，急于投身到社会主流之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可是这个愿望实现了吗？很显然没有。正是因为这样，王朔开始了自由写作。有人曾问过王朔：“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王朔直言不讳地说：“当然是为了名利了！”这话估计也只有王朔能够说得出来。但本文探讨的重点不在此，而在于探讨驱使王朔创作的内在力量是什么。基于弗洛伊德“创作是作家的白日梦”的文艺观，王朔未能实现的愿望可以说是在《顽主》中得到替代性的满足。在此，《顽主》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涵义。
三、《顽主》是王朔的白日梦
正因为在个人的成长经历中，王朔似乎总是生不逢时，空有一腔热情而无处挥洒，才会在《顽主》的创作中，塑造于观、杨重等与自己经历极为相似的人物：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面对各种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以旁观者的姿态，用调侃、戏谑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和权威进行嘲讽，这是不是正是王朔本人最想要做的呢？
（一）顽主
“顽主”一词来源于地道的北京话。顽主可以用来定义这样一群人：“他们经历了我们无法经历的疼痛青春，也拥有我们难以拥有的自由和激情；他们聪明仗义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但不堕落；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和生存状态就是把玩当成正经事，但又绝不等同于流氓。
（二）《顽主》故事梗概
《顽主》讲述的是于观、马青、杨重三个青年开了一个以“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公司开业之初，生意兴隆，客户络绎不绝：杨重替某医生与女友刘美萍谈恋爱，却因表现出色，刘美萍对其好感倍增；为替三流作家宝康举办颁奖大会，于观现场抓人扮演知名作家；替顾客照料患重病的老太太，三人最后却被其亲属告上法院。正当三T公司停业整顿之际，却发现公司门口站起了一排长龙，延伸至街道尽头，全是上门等候解决生活难题的人。这一系列荒诞的故事揭示了改革开放时期，展现现代都市青年人的各种情绪及对主流虚假道学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嘲讽。
（三）顽主形象
“每部作品都是一场幻想，其中的主角归根结底是‘自我’”[2]。于观、杨重、马青等人可以说是王朔本人的翻版。
杨重替某医院肛门科医生陪其女友刘美萍约会。聊天中，刘美萍“移情”，杨重打电话给于观求救。于观说：“这样吧，我们马上就去救你，你先把话题往低处引，改变形象，让她认为你是个粗俗的人。”“你们可快来，我都懵了，过去光听说不信，这下可尝到现代派的厉害了……她向我走来了，我得挂电话了。”“记住，向弗洛伊德过渡。”[3]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由于西方文艺思潮的引入后涌入，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主流是尼采、弗洛伊德。王朔借于观、杨重之口，对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进行调侃、戏谑，嘲弄了80年代的学院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盲目追求，“用一种不严肃的姿态，轻易就把严肃文学给不严肃了”。由此可以看出，顽主并不是不学无术的流氓，而是具有自我独立意识的、被主流拒之门外、事实上他们也不愿同流的一类人。他们是受部队大院文化氛围熏陶成长起来的一类人。改革开放前，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经济能力又是中等往上。而改革开放后，这个阶层逐渐瓦解，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很大的失落感，经济上不如私营者，政治上的优越感似乎也不如以前明朗，他们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又没受过太多的教育，沦为社会边缘人。虽然地位降低，但他们精神上的优越感却始终占据高位。他们蔑视权威，嘲讽社会精英，对社会主流价值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
四、结语
“我们不能认为这类想象活动的产物——各式各样的幻想，空中楼阁和白日梦——是已经定型或不可改变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随着幻想者对生活的理解的变换而变换，随着幻想者处境的每一个变化而变化，从每一个新鲜活泼的印象中去接受被称为‘日戳’的印象”。王朔童年时代的愿望因压抑而未能实现，于是他在《顽主》中创造了几个与自己身份、经历和思想意识都十分类似的人，这几个人不再有着王朔年少时的愿望——急于投身主流，相反地却是对主流、权威等中心价值的调侃和嘲讽。可以说，《顽主》中的主人公——于观、马青、杨重等人身上流淌着王朔的血，他们的行为方式、语言习惯全是王朔式的。他们在王朔创作的《顽主》中做了王朔曾经想做而未能做的事，说了曾经想说而未能说的话——王朔未能实现的愿望便在《顽主》中得到了替代性的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愿望利用一个现时的场合，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未来的画面。”“一篇具有创见性的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经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这类游戏的替代物。”王朔童年时期受压抑的愿望在现实的诱发下，成为了他创作的内驱力，他的未能实现的愿望也就在对《顽主》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中得到了替代性补偿。通过创作，王朔曾经受潜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顽主》就是王朔的白日梦，他的个人愿望在《顽主》中得到了替代性补偿。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重点是基于弗洛伊德的文艺观来看王朔《顽主》创作的内驱力及王朔个人愿望在《顽主》中的替代性满足。这只是以一个作家和他的一部作品为例，来提供一种研究作家创作与其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能代表全部。按照弗洛伊德的话就是：“至少是目前，它也把我们带到我们讨论的终点。”
参考文献：
〔1〕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卷7）[C].诗人与幻想[M].长春出版社，2010.5.
〔2〕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C].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文艺观[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7.
〔3〕王朔.顽主[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