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品德，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可以说是生命的本钱
　　
　　近读两本书，一本是《胡兰成传》（张桂华著），一本是《周作人传》（钱理群著）。本来感兴趣的是近代散文的写作，不可回避地遇到这两位人物。却不料与一门两个汉奸撞了个满怀。
　　我的兴趣，顺便也由写作的思考改变为他们如何成为汉奸的省察。胡兰成开始时是跟随汉奸汪精卫，给人家当吹鼓手，当着当着，获得了些信任，于是乎那种“轻贱”的品性暴露出来，自以为可以“指点江山”了，不想这一指竟让汪烦了，最后干脆甩了，所谓的始乱终弃，落了个丧家犬的结局。汪的特务机构，当时可是以心黑手辣著称的。胡兰成面临着进汪的局子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日本人出面保护了他，就这样成了彻头彻尾的替日本人卖命的汉奸。
　　周作人呢，处境比胡要好一些。守着北大，有着大学者的美名。当时稍有地位声望的学者教授都纷纷南下跑到国统区，周的处境，让其时刚从日本逃回的郭沫若都有些急了，写文章催他赶快南下。但周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就是按兵不动。结果后来呢，当时的日伪又是流氓骚扰，又是夜里放枪，一个读书人，三吓两吓，最终还是软了，替日本侵略者做起了事。
　　这些事实，我读到这里，想的竟是，周和胡在当时“国将不国”或者甚至是“国已不国”的形势下，让周和胡他们，一个人孤零零地去坚守国家意志、民族气节，想来实在是有些难度。尽管，这难度和这些大仁大义比起来的确算不得什么，但当时的处境，如果是活人，皮肉之人，大概都有极大的难处。何况，譬如胡兰成，汪精卫代表的“国”还时时要加害他。我想，这事情若回转到现在，不要说性命威胁，老虎凳和辣椒水有多可怕，就是金钱稍稍地利诱一下，今天的国人里，特别是将名利二字顶在头顶的大学学府或文人圈里，出多少个“汉奸”，恐怕不是以一两个周作人和胡兰成可以计数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面临危难，一个个都指望不上的时候，唯一可指望的是个人品德。而个人的品德，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尤其可以说是生命的本钱。这点本钱丢了，也就甭做什么文人了。这道理，这里面的轻重贵贱，无论是周是胡，恐怕比当今许多骚人墨客，想的都更为深刻和切实。他们难道不知其中的利害？接下来让我联想起的两个字是：叛变。毫无疑问，这二位，在当时的文化人里，思想不可谓是不周纳细致之人，但都叛变了。于是作为一贯爱屋及乌以及以人论文的时人，不再喜欢他们，自在情理之中。这时人，亦包括我自己。时至今日，从感觉上，我仍很难喜欢起他们的文章来。他们的文章之“曲”，那种绕来绕去的徐纡悠缓的文风，咋看都觉着有些别扭。说这么多，说来说去，总之还是叛变不好，不该叛变。
　　这里，再联想近日中央电视台里公开的足球黑哨内幕，那些起初原本是金哨名哨，然而却一个接着一个“叛变”，进了局子的事实，不由得不让人替他们遗憾。特别是那位国际裁判黄俊杰，自称是为了“对得起足协官员”，流着泪说的一番话，让人惊心。况且，这还是足球，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行业。至于其他，譬如我们的官场，有多少“叛变”，一般普通人等恐怕是估计不来的。说到底，由中国文化里建立起来的那一条道德底线，无论何时何地，事实上都是极其脆弱，不堪一击的。最终，还只能是寄希望于环境的改变，制度的更加细致和透明。然这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切切实实地一点点的去做。好东西没人会恩施给我们。在现在时代，说它进步了，是因为大家都明白了，都是明白人。明白了便去做。能做一个站在高处振臂一呼的英雄自然不错，但是默默地从自身做起，在自己没有“叛变”或者没有彻底“叛变”之前，甚至是“叛变”期间，都多多少少多一些良知，替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着想，为一个好的环境和制度，去添块砖加块瓦，在我看来，其实更重要，也更值得尊重。
　　（作者为作家、画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