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天安门东侧的北京警察博物馆里，收藏着两件珍贵文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户口登记簿和他当年给自己报户口时的历史照片。
　　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两件文物，特别是那张历史照片，为到警察博物馆参观的绝大多数人所津津乐道。照片上给爱新觉罗·溥仪上户口的那名警察吴静深和“文革”中数次“救驾”的北京警察史育才自2001年7月警察博物馆开馆后，一度成了“名人”，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众多报刊杂志的记者争相采访他们，于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为公民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渐为人知。
　　
　　一
　　
　　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古今中外的国王和皇帝中，可能没有第二个有他那样沉浮频繁的经历，也没有第二个如他一样能够把旧与新神奇地统一于一身。
　　他3岁登基，在位三年逊位，三次称帝；傀儡政府溃政三天后被苏军俘获；离开北京30年后获准返回；特赦三天后报户口，三个月有了一份工作，成为公民的第三年组成了一个普通家庭；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被海内外称为是一部具有“三奇”的奇书(一奇，皇帝自己写自传，前所未有；二奇，勇于认错并公之于世；三奇，不殉皇位，甘愿做庶民)；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问世三年后病逝，骨灰盒编号193。
　　1959年12月9日，溥仪结束了10年的监狱生活，特赦回京，住在五妹“五格格”金韫馨的家里。第二天，他就在五妹的催促下，到北京市民政局报到。民政局的同志说：“你应该先给自己报上北京市的户口，这样就好安排工作了。”
　　第三天，溥仪准备到当地派出所报户口，可是从小长在宫里，他根本找不到派出所的位置。于是在五妹夫万嘉熙的陪同下，一起到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
　　上午9点多钟，溥仪和五妹夫万嘉熙进了麻状元胡同4号(现群力胡同11号)派出所的小院。户籍办公室位于小院的南屋里间，户籍内勤民警吴静深正伏在办公桌上整理户籍资料。
　　随着几声轻轻的敲门声，吴静深抬头应和，两个男人推门进来。
　　走在前面的年纪大的高个子身穿翻领大衣，黑瘦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跟在他身后的男子年纪稍轻一些。
　　“你有什么事?”吴静深马上热情地站起来问。
　　“我们来办户口。”高个子声调非常轻柔，说着从兜里拿出一张纸，展开，捧在手里，走上前来先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将那张纸郑重地呈送到吴静深面前，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
　　“你们先请坐。”吴静深一面接过那张纸，一面请两人坐下。
　　纸上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特赦通知书
　　1959年度赦字011号
　　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54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1959年12月4日
　　越往下看，吴静深的眼睛睁得越大。看完了，他端详那个高个子：
　　“您是?”
　　高个子清癯的脸黑黑的，薄薄的分头：“我是爱新觉罗·溥仪，他是我五妹夫万嘉熙。”溥仪从凳子上站起来柔和地回答。万嘉熙马上把手里的户口本递给了吴静深。
　　“敢情这位就是宣统皇帝!可是看上去没一点‘龙颜’的影子，倒像个文弱的教书先生。”吴静深心里想着，按照万嘉熙递上的户口本地址，拿出了户口底簿，翻到“西城区前井胡同6号”金韫馨户内页，镇静地开始给溥仪上户口。他先照着特赦令，把“爱新觉罗·溥仪”一笔一划地登记在底簿上，手里写着，他心里想着，以后“皇上”的身份就是公民了。
　　当时户籍底簿上每个居民的填写内容共29项，吴静深先给溥仪填写了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等17项，这是必填项目，另外还有12个项目，如：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宗教信仰、特长、服务处所、生活来源等等，则必须一项一项地询问、填写。溥仪一项项地答，其中有的项目问者难问，答者亦难答。如职业，吴静深问：“你的职业?”
　　溥仪忙先行礼，再回答：“我刚特赦回来，政府还没安排。”
　　于是吴静深在“职业”一栏里填写上“无业”二字。
　　“婚姻状况?”吴静深继续问。话一出口，吴静深顿觉有点儿不妥。溥仪先是一时语塞，愣了一会儿说：“我……现在是一个人……怎么说呐，我的妻子死的死，离的离了。”
　　“最后一个呢?”吴静深问。
　　“最后一个是离婚。”溥仪的声音小得很。
　　于是吴静深便在婚姻一栏内郑重地填上了“离婚”二字。
　　也许是这份户口过于特别，抑或吴静深的文化程度不高，区区百余字的溥仪户口登记，竟写错了两处，一处是溥仪文化程度一栏，私塾的“塾”字错写成“书”，职业栏里无业的“业”字错写成“叶”。
　　20分钟后，吴静深把办好的户口簿双手递给了溥仪。他接过来，深深地给吴静深鞠了第二个躬，然后和万嘉熙一起走出户籍办公室。吴静深一直把他们送出门外。
　　当溥仪走出派出所时，也意识到手中枣红色的户口本改变了他半个世纪来的身份。自从他被推向至高无上的皇位，就剧烈地起伏于风浪的巅峰和低谷，这其中有他人作祟，也有自身无可推卸的罪责。辛亥革命后，按袁世凯拟定的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后，皇帝“尊号仍存不变”，并“暂居宫禁”。1917年7月1日，在张勋等人的拥戴下，溥仪宣布复辟。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复辟失败，7月12日溥仪不得不再次宣布退位。1924年，受革命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溥仪的皇帝称号，限令“即日移出宫禁”。第二年，溥仪到了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侵略者的秘密护持下去东北。次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当上伪满洲国的所谓执政，1934年3月又改称皇帝，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1945年日本投降，他在逃往日本途中于8月17日被苏军俘获。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战犯管理所当阶下囚的日子里，他一度认为自己此后会永远居于命运的深渊。不想自己被第一批特赦，现在北京又接纳他为公民。
　　把“皇上”变成公民，这件事在吴静深心里感到很不平常，于是向所领导汇报了，所领导又向局领导汇报了。一个星期后，公安部也知道了，立即派了一名宣传干部来，说是要补拍一张具有特别意义的照片。于是，吴静深赶快又去通知溥仪：“对不起了您哪，请您和万先生再到派出所走一趟。”
　　


　　溥仪自是遵命前往，不过万嘉熙那天有事没有再陪溥仪去，吴静深灵机一动，“换一个别的亲戚也行。”于是，警察博物馆里珍藏的那张珍贵历史照片上，本应是万嘉熙的位置上，换上了溥仪的六弟溥俭。
　　溥仪有了自己的户口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将他安置在隶属中国科学院的北京植物园工作。次年3月1日，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工作。溥仪过起了自己养活自己的凡人生活。
　　
　　二
　　
　　北京的警察们原以为，给溥仪上了户口，也就把“皇上”这一封建君主制社会的专用词从人们的生活中永远剔除掉了，把他当作北京一般公民管理就算完成任务了，谁知几年后的“文革”中，红卫兵对昔日的封建“皇帝”不依不饶，北京的警察们又不得不承担起了保护“皇上”的任务，数次冒险“救驾”。
　　“文革”一闹起来，溥仪怕背了剥削阶级的“黑锅”，赶快辞掉了家里的保姆。溥仪学着大家样，每天在家里背诵《毛主席语录》，这样做也是为了到医院里看病方便。看病时，医生不是先问病情，而是先让病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时，溥仪已经被确诊为肾癌。为此，溥仪像当年在宫中背诵《四书》、《五经》时一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居然把一整本《毛主席语录》全部背诵下来了，从头到尾，只字不差，还让妻子李淑贤也跟他一起背诵。
　　1966年8月初的一天，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闯进了溥仪的家门，在院里叫嚷着要破“四旧”。领头的一个红卫兵对溥仪夫妇喊：“你们房顶上有一对小狮子，这是四旧!”因为是公房，溥仪就给房管局打电话，要求处理此事。当时房管局说太忙，没来人。第二天，又来了几个红卫兵，他们这次从院里到屋里转了几圈儿，反复查找“四旧”，吓得溥仪跑到距家几十米远的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要求保护。当时的所长方桂山、指导员王泽臣被“造反”靠边站，主持所内工作的是副所长史育才。
　　溥仪找到史育才时，史育才正被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搞得焦头烂额。
　　疲惫不堪的史育才一见溥仪来了，赶快把他领到僻静的后院里。后院里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史育才抱歉地说：“你看见了，屋里都是红卫兵，委屈您，就坐这吧，这安全，也安静。”
　　这时，有人喊史育才，溥仪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葡萄架下等着史育才。
　　原来是一群红卫兵要抄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的家。史育才前去劝说，辩论了半天，红卫兵说程砚秋是地主出身，史育才说他早年曾经掩护过共产党，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红卫兵说他过去演的戏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戏装，史育才说戏装归文化部管，谁也没权力拿走。劝走红卫兵，史育才又让人写了一个“告示”贴在程砚秋家门口，声明41中的红卫兵已经对程砚秋抄过家了，别的红卫兵不能再抄了。
　　忙乱到中午，史育才猛然想到溥仪还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赶快让民警杨清兆弄了些饭给他送去，史育才就琢磨怎么保护溥仪。
　　当时他心里也没底，上面明确要保护统战人物，但现在的局势已经失控了，红卫兵乱来，才不管什么统战人物不统战人物呢。没有“尚方宝剑”不好糊弄红卫兵。于是他拿起电话请示分局，分局领导被揪斗靠边站了，他又向市公安局请示，市局让他请示公安部，公安部又让他再次请示市局。无奈，他斗胆把电话打到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同志说：“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
　　接电话的同志说：“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
　　史育才说：“凭你这句话，再加上我的记忆，我们就保溥仪。”
　　对方说：“好，好。”
　　史育才长出了一口气，放下电话来到后院，对溥仪说：“你踏踏实实回家，我让红卫兵保护您。”
　　“红卫兵怎么能保护我?”溥仪不解地问。
　　“您别问了，这儿的红卫兵听我的。”史育才说着，他把派出所对外对内两部电话机的号码都告诉了溥仪：“一个打不通就打另一个，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送溥仪到门口时，史育才还嘱咐他：“有人敲门别轻易开，问清楚了再开门，有事马上打电话……”
　　第二天晚上，溥仪就慌张地给史育才打电话：“我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了去。
　　史育才带去的红卫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帮助应付混乱局面的，作用既相当于当今的联防队，也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因为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所以，史育才把家住管界的红卫兵总部西城纠察队的陈闯、王建国，还有一个姓于的三名“西纠”队员留在所内，组成红卫兵纠察队，告诉他们，周总理说了，要保护溥仪和许多名人。这些红卫兵就和派出所的民警配合起来，轮流日夜在溥仪住所周围巡逻。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一看，几十名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将溥仪的院子围住。一个红卫兵对溥仪声色俱厉地说：“告诉你溥仪，你至今还那么讲究，那么享受，还吃大米白面啊!你们屋里的沙发必须拿走，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溥仪说：“这是国家安排的，用来接待外宾，是外事工作的需要。”
　　那群红卫兵根本不听，大声嚷着：“现在没有外宾来，就要拿掉!”
　　史育才进了溥仪家院子，他左右跟着两名戴着红箍的红卫兵纠察队队员。他问：“你们来溥仪家为什么不与我们当地派出所联系?”
　　


　　“我们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的。”红卫兵代表答。
　　“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他改好的证据!”史育才说。
　　红卫兵被最高指示唬住了，但他们还是不甘心：“他现在还有客厅、卧室、浴室，住这么多房子，吃着大米白面，就是资产阶级。”
　　“溥仪已由当地红卫兵接管，对他过去的罪行你们可以就地批判，但不能带走批斗!”
　　于是红卫兵们对溥仪一阵声讨后撤走了。溥仪感激地把史所长他们送出家门，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谢谢，谢谢史所长……”
　　第二天，溥仪马上给政协机关打电话，让他们把沙发拉走了。
　　虽然找溥仪“算账”的红卫兵不轻易来了，但保护溥仪的任务仍然很重，许多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总是出于好奇来观光“皇帝”。
　　一天，哈尔滨一中的一些红卫兵来京“串联”，住在南操场小学里。在理发馆理发时，听理发员说，末代皇帝溥仪住在这儿，于是闻风而来。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溥仪先是心惊肉跳，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闯进来一群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溥仪的客厅，溥仪小心地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吗?”
　　红卫兵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看看溥仪！”
　　他们东看西看地闹腾了一会儿，溥仪一看不好，怕出意外，马上给史育才打了电话。
　　史育才马上派民警李志义和陈银生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来，对红卫兵说：“溥仪先生属于保护对象，如果不通过派出所，不能随便来访。”
　　这以后，又发生了多次类似“惊驾”事件，都被派出所民警及时赶来解围，溥仪对此心知肚明，甚至感恩戴德。在抄家风正烈的时候，他能安然睡在家里，不仅免受抄家之祸，更没受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肉体侮辱，靠的是派出所民警的保护。而他以外的在京的皇族和皇亲几乎无一人幸免劫难，不仅全部被抄家，还受到心灵和肉体的折磨，有的被毒打致伤，有的被关进劳改队，有的被“扫地出门”失踪，有的经不住折腾自杀。后来，溥仪被列入禁止购买大米白面、只准吃粗粮的剥削阶级之列，又是史育才所长出面，使他家的细粮没有被停止供应。
　　
　　三
　　
　　史育才再次登溥仪的家门，是陪同西城公安分局新上任的陈局长看望这一地区的重点保护对象。史育才按响门铃，溥仪正在屋里洗脚，他的妻子李淑贤开门后说：“是派出所的史所长来了!”
　　“呦!救命恩人!恩人到，快请，快请!”屋内的溥仪说着忙不迭穿上拖鞋到院子里迎接。
　　因为病情加重，溥仪脸色很不好看。他对史育才说：“最近红卫兵到我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家里只有毛主席像，没有林副统帅的像?二是为什么没有革命对联。我都改正了。”
　　史育才这才看见溥仪家的客厅里挂着的画像和一副对联。画像不新鲜，当年家家贴的都是那张：林副主席手里还拿着红宝书。但他一看对联就暗自笑了——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主席
　　史育才心想，贫苦人出身的用“翻身”一词恰当，皇上怎么也用这词儿呀?并和陈局长小声说了对联的可笑之处。
　　许是溥仪听到了史育才和陈局长的话，过了一些日子，他特意请史育才来家里再“验”一下对联。史育才觉得挺对不起溥仪的，本来就被吓得度日如年了，自己还议论他的对联，但他还是去了。
　　进了溥仪的客厅，史育才发现，原来那副对联的位置换上了一张浅橘红色的硬纸，上边的字既无抬头，也无落款——
　　“时时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史所长，您看，这样合适不合适?”溥仪在旁小心地问史育才。
　　这回史育才安慰着回答：“合适!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您觉得合适就合适!”然后又嘱咐了几句注意身体健康的话，就告辞了。
　　这也许是溥仪一生留下的最后一幅墨迹了。
　　1966年11月份，史育才又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具证明她在伪满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希望史育才给自己出主意怎么应付李玉琴。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时，管理所允许犯人的家属来探监，李玉琴曾去看过溥仪几次，但后来不肯去了，最后与他离了婚，嫁人后过上了正常人家的生活。“文革”降临后，她的“福贵人”历史自然瞒不过红卫兵。不仅她自己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和受批判，丈夫也因为她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大字报贴到她家楼下的大门上，家被抄了，孩子也受到株连。无奈之下想起了让溥仪给她开“证明”来，以度过那场人祸。
　　史育才对惶恐的溥仪说：“你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电话约我，我会派人来的。”
　　1967年3月，局势更加混乱了，溥仪的病也更加严重了。李玉琴带着一群红卫兵找为溥仪治病的人民医院，索要她是伪满宫廷的受害者、受压迫者，而不应该成为“文革”批判对象的证明。同去的红卫兵还要把溥仪揪回东北去斗争，溥仪吓得魂不附体。当时他已经因为肾功能问题引起尿毒症，生活上无法自理，洗脸都费劲了。人民医院的医生对李淑贤说，溥仪可能好不了，而史育才又被通知到北京郊区去“办学习班”，无法再保护溥仪了。溥仪只好在病床上口授一份“证明”给了李玉琴。
　　9月份，溥仪的肾癌到了晚期，他几次让妻子李淑贤告诉史育才，请他到医院来，他想见见恩人。但此时的史育才正在偏远的北京郊区劳动改造，身不由己，没能了却溥仪这最后一桩心愿。1985年香港著名的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龙》里，以史育才为原型的人物史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看了他最后一面。后来，史育才看了这部电影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四
　　
　　作为清进入关后第十代皇帝，溥仪可谓命运多舛，大起大落，荣辱遍尝，他奇特的一生像一面镜子，穿越历史，也折射未来。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与世长辞，终年60岁。他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人民公墓。
　　关于骨灰安放何处，周恩来指示可由家属自由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人民公墓均可。家人考虑应与溥仪的最后身份相符，最后选择了人民公墓，并与其他公民的骨灰一样，采取了收藏在壁架中的最普通形式。
　　其实溥仪曾经有过自己的“帝陵”。根据皇帝登基即选陵址的旧制度，1915年，朝廷在清西陵光绪的崇陵北面为他选定了“万年吉地”，并动工修建。一年后，完成了地营开槽奠基和明楼宝城等基础工程。这时辛亥革命爆发，陵寝工程不得不停止。
　　溥仪火化时，身边仅有妻子李淑贤、弟弟溥杰和李以夫妇。溥杰把溥仪的骨灰装进了一尊极为普通的骨灰盒里，提笔写了四个字：溥仪骨灰。1980年5月29日，全国政协召开溥仪追悼会，溥仪骨灰又被安置于一尊梨花雕漆骨灰盒中。
　　溥仪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骨灰盒上不能没有任何标志。全国政协让李淑贤先提个建议，由谁来为溥仪书写合适。她找溥杰商量，溥杰说只要政协没意见就行。她又找了全国政协商量，政协让她跟溥杰商量着办。李淑贤请正在与她合作撰写《溥仪的后半生》的作者贾英华陪着她去八宝山公墓咨询，工作人员告诉李淑贤，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手书题字，可以花一定费用刻在有机玻璃上。李淑贤觉得刻字不够庄重，又不愿意麻烦溥杰来题写，最后她决定请贾英华捉刀题写溥仪墓志。1980年6月2日，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第一展室东侧室，贾英华蘸着白漆，在装有溥仪骨灰的那尊梨木雕漆骨灰盒正面，用隶书题写了未加任何评论的简明墓志：
　　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生于１９０６年正月１４日，殁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７日。
　　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０日
　　溥仪去世后“文革”依然处在高潮，形势混乱，史育才所在地北京市公安局被“彻底砸烂”，处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打倒”，三分之二的民警被下放劳动，史育才与李淑贤中断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