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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唐代书法家将草书之狂放不羁；篆书之圆润瑞丽；行书之风骨清婉推向极致。而初唐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薜稷四家皆擅楷书，结构严谨、气势雄浑。颜真卿“纳古法于新意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另辟新经，自成一家。中唐至五代，柳公权一变楷法，瘦劲为体，与颜真卿共称“颜筋柳骨”。中国的书法艺术至唐代，中心就是一个“法”字，法生于韵，法长于韵。“法”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和完美的表现。
关键词：书法艺术 楷书 结体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一 初唐严整精绝的“楷书四家”
从魏晋开始，隶书逐步向楷书演变，其到隋代完成定型。楷书书写形式成为普遍使用的字体，而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快速促使书法艺术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并由此达到了高度成熟的时期。尽管隋朝历史很短暂，但作为书法艺术在发展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论是墓志上的石刻书迹，还是书写在麻纸上《千字文》楷书墨迹。智永《真草千字文》中书写技巧的娴熟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高度，为后来唐代富有个性的楷书发展确定了坚实基础。
隋代的短暂，使政权很快与唐代更替，而隋朝的文人士大夫自然顺应了唐朝。这其中有两位最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二人在隋代因擅长楷书而著称，此时己得到深爱书法艺术的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唐代初期的碑版铭文大多由欧阳询和虞世南二人书写。欧阳询到了唐代，他以年近古稀的高龄，在弘文馆教授书法。学习书法艺术，首先需要学习楷书，以楷书为基本功。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九成宫醴泉铭》贞观六年刻，魏徵撰文。正书，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碑高七尺九寸，宽三尺六寸。由于此碑名声太大，故历来捶拓不绝，以致碑面磨损十分严重。九成宫即隋之仁寿宫。据传，唐太宗避暑宫中时，乏水，以杖导地，得水而甘，凿而成泉，因名醴泉。《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的代表作之一。他的楷书点画峭拔精劲，瘦而不枯，结体紧密而平稳，结构安排极其准确。《九成宫》碑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在法度的精准和风格的成熟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峰。
唐太宗即位后，在宫廷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博学之士集弘文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同被选中。世南之德才，极受太宗的赞赏。虞世南是初唐三大家之一，他的书法师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上溯王右军晋朝遗风，加上天赋高，悟解力强，博学识广，故在唐初楷书家中，与欧阳询各领风骚。唐太宗崇二王，世南继承二王遗法，故世南书法在唐以后的尊王风潮中特别受人青睐，法度严谨，外柔内刚，消散洒落的艺术风格，虞世南流传墨迹不多，有《孔子庙堂碑》、《黄庭经》。《孔子庙堂碑》唐武德九年（626）立，虞世南撰并书，贞观中即毁于火，武后时又命重刻，正书，三十五行，行六十四字，后又毁。《庙堂碑》为虞世南晚年得意之作。此碑用笔外柔内刚、端肃静穆、敛气凝心、从容外发，给人一种静中有动之感。点画之间，信手挥毫，舒卷自如，字与字，行与行，井然有序，酣畅协调，艺术效果非常高妙，既体现了虞刚性抗烈的一面，又体现了他气秀色润的一面，阳刚美与阴柔美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故被人称为绝笔。
褚遂良楷书的出现，是其在学习欧阳询和虞世南书楷书基础上的个人风格成熟的突出表现。褚以集大成者的面貌脱颖而出。其楷书用笔瘦劲流畅，起止转折富有轻重虚实节奏变化，结字则疏朗端正，特别注重横向的开阔均衡，在唐代前期的书坛上非常引人注目，褚遂良官至中书令，他学习书法，开始从碑刻中吸取营养，从古文、篆、隶，直到汉魏两晋的碑刻他都师法临习，后来，他由写碑进入学帖，拜虞世南为师。从此上溯到二王，获得艺术的真谛。在欧阳询、虞世南之后，由褚遂良扛起了唐楷尚法的大旗，其一生书写甚丰，传世墨迹有著名的《雁塔圣教序》和《孟法师碑》。
《雁塔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李世民撰，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序》的行列自右至左，《序记》的行列自左而右，而石相对而立，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序》内容，为表彰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往返经历十七年，回长安后翻译佛教三藏要籍的情况，后《序记》内容，则叙述太宗皇帝敕立三藏圣教序之情况。唐玄奘去印度取经，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事，太宗皇帝亲为撰文，褚遂良为之书碑，以志千秋，书法艺术找到了这一永恒的题材，本身的意义就十分深远。褚书写此碑，已近晚年，与早年书作已有变化，多了些韵味，特别是法规更浓烈一些。细观此碑，笔势灵动，体势俏丽，饶有隶意。
薛稷“薛少保”是唐代继褚遂良后又一位著名楷书家。薛传世书迹不多，但书法风格特殊，故能跻身楷书大家之列。继承欧、虞、褚，被列为初唐四大家。后因窦怀贞与太平公主谋逆，稷与窦交往颇多，以知谋，赐死于狱中，在权力争斗中的漩涡中，稷成了殉藏品。而薛稷成为书法艺术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外祖父魏徵，家藏不少虞世南、褚遂良的墨迹，薛稷自幼受到上好书法艺术的熏陶。其字出落得笔态遒丽，楷法精妙，在重视书法的唐王朝，自然得到朝廷内外的垂青。薛稷的难能可贵之处是把褚遂良的书法发展到了至高的境地，特别受到士大夫和上层知识分子的喜爱。《信行禅师碑》唐神龙二年（706）立，越王李贞撰，是一件至极为精彩、铁划银钩的书法杰作。书体结构上以遒丽健劲为要，横向拓展，在宽朗中见出中宫收紧。特别是在表达点、钩、转折上，颇具特色，其有斩钉截铁之雄姿。所以，杜甫曾经写诗称赞：“书贵瘦硬始通神。”这正是在赞扬薛稷的书体艺术。
初唐楷书四家书体发展及演变可谓一脉相承，无论是年近古稀的欧信本书体之丰厚挺拔，还是同时代虞伯施书法之内含刚柔；无论是褚登善楷书之方正严谨，还是薛少保书体之瘦劲洒脱，他们的楷书书体均在不经意间相互渗透与影响，“四人同蒙恩遇，又各展所长，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楷法，使楷书之造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故在今天看来，书家之间在书法艺术上的相互影响成了必然性因素。纵观初唐书法之结体，由饱满方正、大气浑然转向静穆、端庄清瘦书写方式，书法艺术的表现风格在此似乎有着改变的现实。初唐楷书四家不论是结体、运笔、笔法、笔划表现均有明显变化，单就四家笔划的表现上看，就明确地显示出由粗到细，丰满到瘦劲，尤其是虞、褚、薜三人因师承关系及师学上的继承而使他们的楷书笔划表现形成了横划、竖划由粗变细的现象与变化，这样的结果使书学者直观地认识到了楷书风格面貌形成的规律性。这样的结果也对后来宋徽宗瘦金体楷书风格的形成同样具有很大启发。 但是，唐代书家的文化与审美素养使楷体书法艺术的法度在此达到如此高度是唐代书法尚法的必然结果。因此，“法先生于韵，法长于韵”便成为学书的自觉意识，如果说唐代楷书的成就归结于文人“以书为教”这个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以书为学”就成为了唐代书法家学习书法一生的操守。
因此，初唐四家的楷书在唐朝前期与初期具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他们的成就使楷书在唐初就达到了一个相当普及的程度，即使是当时一般书家的作品也足以使后人望尘莫及。
二 中唐个性张扬的“颜筋柳骨”
唐进入中盛时期，楷书艺术进一步向着多样性、多元化的格局发展，书法家们在书法技巧与风格表现上追求个性化的特征越发显著，故由此产生了像颜真卿、柳公权这样杰出的书法艺术家。唐代书法非常普及，而文人们把写出一手严谨、规整以及结体完美的楷体字视为身份的象征，这正是楷书繁荣的重要原因。
颜真卿一生书写碑铭百余种，这在唐代书法家中绝无仅有。他的楷书早期师从张旭，兼容初唐书家楷法、风格几经转变，形成了从严整清秀到雄浑古朴的过程。《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是颜真卿早年的代表作品，这时的书体虽然具有点画精严、字形端稳的特征，但前者工巧后者壮美，但具有对不同技巧驾驭的能力。其晚年作品以《颜勤礼碑》、《大唐中兴颂》、《颜氏家庙碑》而著名，体现了成熟的个人风格。颜真卿的楷书点画圆浑、结体厚重，书写时尤其注重力度的表达，故而具粗壮而不臃肿，字形以宽阔取势，四周向外扩张，结构庄重且不拘谨，其整体气势雄伟饱满，有一种大义凛然与威武刚烈的风度。颜氏一门行以忠义，得到朝廷的赞扬。颜真卿的哥哥和侄子等三十多位亲人在“安史之乱”中为国捐躯，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其书法风格一方面是盛唐时期博大宏壮、文化上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具体反映，同时也是他个人才学修养以及人格魅力的真实体现。因此，颜真卿在书法艺术上获得至尊赞誉，对后世及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颜体仍然是今天人们学习书法的最佳范本。
在楷书艺术上，另一位风格突出、影响巨大的书法家则是柳公权，其作品广为流传的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及《金刚经》等。楷书初师颜真卿书体风格影响，终而将颜体点画从粗壮变为瘦硬，用笔转折提按分明、勾挑利落，在结体上将颜体向外伸张改为向内收敛，字体结构聚合紧密，体现出敦厚坚实和大气稳重。这一风格恰好从颜真卿书法艺术宏厚博书风发展变化而来的，但这又与颜体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终而赢得世人和后世学者的赞许。故将柳公权与颜真卿并列赞美，并把他们各自的特点概括为“颜筋柳骨”，因此，“颜筋柳骨”成为唐代楷书的核心，也成为后世后学者们一代一代为之追遂典范。
柳公权自小工辞赋，官至右拾遗侍书学士，职务虽低，但为爱好，乐在其中，并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次穆宗问他笔法，公权认为这是好机会，正好借机讽谏，说：“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为法矣。”一句话戳到了穆宗的痛处，立时“改容，悟其亦笔谏也”。柳公权是风骨棱然的君子，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他书法上那种铁骨铮铮的独特风格。柳公权书法，因帝王赏识，名播九州。大臣家碑志，若不是公权书写，人们就认为子孙不孝，连外来入贡者，都特地携带专款，购买“柳”字。楷书“柳体”，成为一千多年来流行的四大书体之一，而“柳体”所形成的笔法骨气更显其风格。柳公权传世墨迹较多，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等。《玄秘塔碑》共二十八行，行五十四字，其结体紧密，笔法锐利，筋骨显露，铮铮铁汉。《玄秘塔碑》改变了中唐以来肥腴之法，其用笔骨力深遂，以方济圆，使笔毫之间尽显瘦硬劲挺之姿，“柳骨”便由此产生。笔画之间形成有自家面目，运用软笔能写出这样矜炼之硬字，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迷人之处，柳公权作为一位书法大家，落笔则千毫齐用力，艺术效果才这样显著。
此时柳公权己在中唐以来书法家中成为了一个出师创新的典范，从颜真卿书体中所获得的经验显得弥足珍贵。柳公权之书法在世时即负盛名，有“柳字一字千金”的说法。据史书记载，柳公权通晓音律。柳公权有广博之学养，其心灵滋养出的书艺，性刚毅正直秉性及超尘脱俗的释道修悟，一一呈现于柳体风骨之中，以此开创出了唐中晚期以来的书法艺术新面目，这更是唐代文化呈现给后人的骄傲与自信。
大唐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不论是唐初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薜稷四家结构严谨、气势雄浑之楷体；还是颜真卿用另辟溪径之高度与“纳古法于新意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形成自成一家的“颜体”；至中唐五代时柳公权一变楷法，瘦劲为体，与颜真卿共称“颜筋柳骨”的“柳体”，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其中心就是一个“法”字，“法生于韵，法长于韵”。此时书法之“法”己成为表达和传承中华文明、文化内涵的重要方式，其表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己经成为唐代书法艺术的最高追求。
参考文献：
[1] 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王学俊：《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教材——中国书画欣赏》，香港天马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王学俊，男，1963—，甘肃永登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传统画艺术、书法理论、美学，工作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书法艺术 楷书 结体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一 初唐严整精绝的“楷书四家”
从魏晋开始，隶书逐步向楷书演变，其到隋代完成定型。楷书书写形式成为普遍使用的字体，而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快速促使书法艺术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并由此达到了高度成熟的时期。尽管隋朝历史很短暂，但作为书法艺术在发展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论是墓志上的石刻书迹，还是书写在麻纸上《千字文》楷书墨迹。智永《真草千字文》中书写技巧的娴熟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高度，为后来唐代富有个性的楷书发展确定了坚实基础。
隋代的短暂，使政权很快与唐代更替，而隋朝的文人士大夫自然顺应了唐朝。这其中有两位最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二人在隋代因擅长楷书而著称，此时己得到深爱书法艺术的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唐代初期的碑版铭文大多由欧阳询和虞世南二人书写。欧阳询到了唐代，他以年近古稀的高龄，在弘文馆教授书法。学习书法艺术，首先需要学习楷书，以楷书为基本功。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九成宫醴泉铭》贞观六年刻，魏徵撰文。正书，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碑高七尺九寸，宽三尺六寸。由于此碑名声太大，故历来捶拓不绝，以致碑面磨损十分严重。九成宫即隋之仁寿宫。据传，唐太宗避暑宫中时，乏水，以杖导地，得水而甘，凿而成泉，因名醴泉。《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的代表作之一。他的楷书点画峭拔精劲，瘦而不枯，结体紧密而平稳，结构安排极其准确。《九成宫》碑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在法度的精准和风格的成熟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峰。
唐太宗即位后，在宫廷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博学之士集弘文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同被选中。世南之德才，极受太宗的赞赏。虞世南是初唐三大家之一，他的书法师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上溯王右军晋朝遗风，加上天赋高，悟解力强，博学识广，故在唐初楷书家中，与欧阳询各领风骚。唐太宗崇二王，世南继承二王遗法，故世南书法在唐以后的尊王风潮中特别受人青睐，法度严谨，外柔内刚，消散洒落的艺术风格，虞世南流传墨迹不多，有《孔子庙堂碑》、《黄庭经》。《孔子庙堂碑》唐武德九年（626）立，虞世南撰并书，贞观中即毁于火，武后时又命重刻，正书，三十五行，行六十四字，后又毁。《庙堂碑》为虞世南晚年得意之作。此碑用笔外柔内刚、端肃静穆、敛气凝心、从容外发，给人一种静中有动之感。点画之间，信手挥毫，舒卷自如，字与字，行与行，井然有序，酣畅协调，艺术效果非常高妙，既体现了虞刚性抗烈的一面，又体现了他气秀色润的一面，阳刚美与阴柔美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故被人称为绝笔。
褚遂良楷书的出现，是其在学习欧阳询和虞世南书楷书基础上的个人风格成熟的突出表现。褚以集大成者的面貌脱颖而出。其楷书用笔瘦劲流畅，起止转折富有轻重虚实节奏变化，结字则疏朗端正，特别注重横向的开阔均衡，在唐代前期的书坛上非常引人注目，褚遂良官至中书令，他学习书法，开始从碑刻中吸取营养，从古文、篆、隶，直到汉魏两晋的碑刻他都师法临习，后来，他由写碑进入学帖，拜虞世南为师。从此上溯到二王，获得艺术的真谛。在欧阳询、虞世南之后，由褚遂良扛起了唐楷尚法的大旗，其一生书写甚丰，传世墨迹有著名的《雁塔圣教序》和《孟法师碑》。
《雁塔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李世民撰，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序》的行列自右至左，《序记》的行列自左而右，而石相对而立，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序》内容，为表彰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往返经历十七年，回长安后翻译佛教三藏要籍的情况，后《序记》内容，则叙述太宗皇帝敕立三藏圣教序之情况。唐玄奘去印度取经，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事，太宗皇帝亲为撰文，褚遂良为之书碑，以志千秋，书法艺术找到了这一永恒的题材，本身的意义就十分深远。褚书写此碑，已近晚年，与早年书作已有变化，多了些韵味，特别是法规更浓烈一些。细观此碑，笔势灵动，体势俏丽，饶有隶意。
薛稷“薛少保”是唐代继褚遂良后又一位著名楷书家。薛传世书迹不多，但书法风格特殊，故能跻身楷书大家之列。继承欧、虞、褚，被列为初唐四大家。后因窦怀贞与太平公主谋逆，稷与窦交往颇多，以知谋，赐死于狱中，在权力争斗中的漩涡中，稷成了殉藏品。而薛稷成为书法艺术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外祖父魏徵，家藏不少虞世南、褚遂良的墨迹，薛稷自幼受到上好书法艺术的熏陶。其字出落得笔态遒丽，楷法精妙，在重视书法的唐王朝，自然得到朝廷内外的垂青。薛稷的难能可贵之处是把褚遂良的书法发展到了至高的境地，特别受到士大夫和上层知识分子的喜爱。《信行禅师碑》唐神龙二年（706）立，越王李贞撰，是一件至极为精彩、铁划银钩的书法杰作。书体结构上以遒丽健劲为要，横向拓展，在宽朗中见出中宫收紧。特别是在表达点、钩、转折上，颇具特色，其有斩钉截铁之雄姿。所以，杜甫曾经写诗称赞：“书贵瘦硬始通神。”这正是在赞扬薛稷的书体艺术。
初唐楷书四家书体发展及演变可谓一脉相承，无论是年近古稀的欧信本书体之丰厚挺拔，还是同时代虞伯施书法之内含刚柔；无论是褚登善楷书之方正严谨，还是薛少保书体之瘦劲洒脱，他们的楷书书体均在不经意间相互渗透与影响，“四人同蒙恩遇，又各展所长，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楷法，使楷书之造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故在今天看来，书家之间在书法艺术上的相互影响成了必然性因素。纵观初唐书法之结体，由饱满方正、大气浑然转向静穆、端庄清瘦书写方式，书法艺术的表现风格在此似乎有着改变的现实。初唐楷书四家不论是结体、运笔、笔法、笔划表现均有明显变化，单就四家笔划的表现上看，就明确地显示出由粗到细，丰满到瘦劲，尤其是虞、褚、薜三人因师承关系及师学上的继承而使他们的楷书笔划表现形成了横划、竖划由粗变细的现象与变化，这样的结果使书学者直观地认识到了楷书风格面貌形成的规律性。这样的结果也对后来宋徽宗瘦金体楷书风格的形成同样具有很大启发。 但是，唐代书家的文化与审美素养使楷体书法艺术的法度在此达到如此高度是唐代书法尚法的必然结果。因此，“法先生于韵，法长于韵”便成为学书的自觉意识，如果说唐代楷书的成就归结于文人“以书为教”这个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以书为学”就成为了唐代书法家学习书法一生的操守。
因此，初唐四家的楷书在唐朝前期与初期具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他们的成就使楷书在唐初就达到了一个相当普及的程度，即使是当时一般书家的作品也足以使后人望尘莫及。
二 中唐个性张扬的“颜筋柳骨”
唐进入中盛时期，楷书艺术进一步向着多样性、多元化的格局发展，书法家们在书法技巧与风格表现上追求个性化的特征越发显著，故由此产生了像颜真卿、柳公权这样杰出的书法艺术家。唐代书法非常普及，而文人们把写出一手严谨、规整以及结体完美的楷体字视为身份的象征，这正是楷书繁荣的重要原因。
颜真卿一生书写碑铭百余种，这在唐代书法家中绝无仅有。他的楷书早期师从张旭，兼容初唐书家楷法、风格几经转变，形成了从严整清秀到雄浑古朴的过程。《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是颜真卿早年的代表作品，这时的书体虽然具有点画精严、字形端稳的特征，但前者工巧后者壮美，但具有对不同技巧驾驭的能力。其晚年作品以《颜勤礼碑》、《大唐中兴颂》、《颜氏家庙碑》而著名，体现了成熟的个人风格。颜真卿的楷书点画圆浑、结体厚重，书写时尤其注重力度的表达，故而具粗壮而不臃肿，字形以宽阔取势，四周向外扩张，结构庄重且不拘谨，其整体气势雄伟饱满，有一种大义凛然与威武刚烈的风度。颜氏一门行以忠义，得到朝廷的赞扬。颜真卿的哥哥和侄子等三十多位亲人在“安史之乱”中为国捐躯，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其书法风格一方面是盛唐时期博大宏壮、文化上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具体反映，同时也是他个人才学修养以及人格魅力的真实体现。因此，颜真卿在书法艺术上获得至尊赞誉，对后世及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颜体仍然是今天人们学习书法的最佳范本。
在楷书艺术上，另一位风格突出、影响巨大的书法家则是柳公权，其作品广为流传的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及《金刚经》等。楷书初师颜真卿书体风格影响，终而将颜体点画从粗壮变为瘦硬，用笔转折提按分明、勾挑利落，在结体上将颜体向外伸张改为向内收敛，字体结构聚合紧密，体现出敦厚坚实和大气稳重。这一风格恰好从颜真卿书法艺术宏厚博书风发展变化而来的，但这又与颜体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终而赢得世人和后世学者的赞许。故将柳公权与颜真卿并列赞美，并把他们各自的特点概括为“颜筋柳骨”，因此，“颜筋柳骨”成为唐代楷书的核心，也成为后世后学者们一代一代为之追遂典范。
柳公权自小工辞赋，官至右拾遗侍书学士，职务虽低，但为爱好，乐在其中，并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次穆宗问他笔法，公权认为这是好机会，正好借机讽谏，说：“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为法矣。”一句话戳到了穆宗的痛处，立时“改容，悟其亦笔谏也”。柳公权是风骨棱然的君子，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他书法上那种铁骨铮铮的独特风格。柳公权书法，因帝王赏识，名播九州。大臣家碑志，若不是公权书写，人们就认为子孙不孝，连外来入贡者，都特地携带专款，购买“柳”字。楷书“柳体”，成为一千多年来流行的四大书体之一，而“柳体”所形成的笔法骨气更显其风格。柳公权传世墨迹较多，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等。《玄秘塔碑》共二十八行，行五十四字，其结体紧密，笔法锐利，筋骨显露，铮铮铁汉。《玄秘塔碑》改变了中唐以来肥腴之法，其用笔骨力深遂，以方济圆，使笔毫之间尽显瘦硬劲挺之姿，“柳骨”便由此产生。笔画之间形成有自家面目，运用软笔能写出这样矜炼之硬字，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迷人之处，柳公权作为一位书法大家，落笔则千毫齐用力，艺术效果才这样显著。
此时柳公权己在中唐以来书法家中成为了一个出师创新的典范，从颜真卿书体中所获得的经验显得弥足珍贵。柳公权之书法在世时即负盛名，有“柳字一字千金”的说法。据史书记载，柳公权通晓音律。柳公权有广博之学养，其心灵滋养出的书艺，性刚毅正直秉性及超尘脱俗的释道修悟，一一呈现于柳体风骨之中，以此开创出了唐中晚期以来的书法艺术新面目，这更是唐代文化呈现给后人的骄傲与自信。
大唐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不论是唐初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薜稷四家结构严谨、气势雄浑之楷体；还是颜真卿用另辟溪径之高度与“纳古法于新意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形成自成一家的“颜体”；至中唐五代时柳公权一变楷法，瘦劲为体，与颜真卿共称“颜筋柳骨”的“柳体”，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其中心就是一个“法”字，“法生于韵，法长于韵”。此时书法之“法”己成为表达和传承中华文明、文化内涵的重要方式，其表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己经成为唐代书法艺术的最高追求。
参考文献：
[1] 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王学俊：《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教材——中国书画欣赏》，香港天马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王学俊，男，1963—，甘肃永登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传统画艺术、书法理论、美学，工作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