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及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
　　中国成功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将惠及地区和全球经济。在鼓励中国坚持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上，印度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两国可通过与中国的双边对话及多边论坛、多边协议来推进这一进程。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艰难的结构性调整，欲借此转变增长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失去动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因此其出口额的增速很难比全球市场的增速更快。中国的投资率稳定增加，占整个经济的近50%，如此高的投资率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即生产过剩开始在整个经济中显现，如房地产、重工业以及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不仅存在空置房，甚至还存在空城。重工业部门如钢铁业和水泥业仅以大约二分之一的产能运行。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也显而易见，为其融资的地方政府债务飙升。
　　中国领导层认识到了以上问题，并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出遏制投资浪费的方案。随着投资率下降，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不过这需要供应方有更高的生产率且加强创新，需求方则要增加家庭收入和国内消费。
　　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将有助于这一转型。第一是放松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政策，尤其是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家庭;第二是金融自由化，由市场决定的利率能让储户获得可观的回报，提高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成本;第三是汇率由市场决定，以增强对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激励作用;第四是服务业自由化，目前这一领域是国有企业主导的，对国外投资和贸易不开放。在20国集团（G20）国家中，中国在金融服务、电信、物流和传媒领域对外资开放程度最低，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和印度在这些领域更为开放。印度和美国面临相同的问题，即两国对中国迅速增长的海外投资相对开放，而中国在某些关键领域依然限制外资。
　　虽然中国改革计划的广度令人印象深刻，但旧的模式已经形成了阻碍改革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因而改革的实施目前还很缓慢。在主要的大城市，现有人群对外来务工家庭流入的接纳不够积极;国有企业和当地政府不希望资金成本提高，因为这样会加剧其债务负担;出口企业和地区反对汇率改革;交通、金融、传媒以及电信等大型国有企业已在保护中成长壮大，他们不愿开放本行业而加入国内和国际竞争。
　　中国成功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将惠及地区和全球经济。当前中国投资放缓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和矿物价格疲软的因素。中国应该继续维持对国际能源和矿物出口的需求，只是速度要有别于过去。这样较小的能源和矿物需求不至于引发较大的价格上涨。中国的进口应该更加多元化。例如，去年有1亿中国人赴国外旅游，主要目的地是亚洲。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大，旅游业需求很可能迅速上涨。而中国的海外旅游消费被算作国际收支中的“进口”。中国转型的另一个积极方面是工资快速上涨，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在许多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如鞋类、服装和电子组装等）丧失了比较优势，这些行业开始向南亚和东南亚等工资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促进了那里的增长。如果中国成功提高国内消费，并控制投资，那么其总体贸易顺差——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很大——应该会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但即便这样，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太可能成为全球资本净输出国。因此，新的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使其回收利用盈余。
　　这些积极的发展是必然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领导层针对各级官员刮起了反腐风暴，但尚缺乏对防止腐败产生的体制问题的探索，如资产和收入信息公开和公民社会的完善。如果中国的改革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则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各种问题。如果投资得到遏制而消费却跟不上，中国的贸易顺差就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决定的汇率很可能会贬值，工资增长很可能停滞，中国将努力保住劳动密集型行业。
　　就在上个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符合美国利益，中国不稳定、贫穷和解体才是我们的危险。
　　实际上，在鼓励中国坚持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上，印度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两国可以通过与中国的双边对话，如正在谈判的美中双边投资协定，也可以通过多边论坛（如G20峰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协议（如扩大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推进这一进程。美印合作的核心议题可能还包括：促进中国解除对外资的严格限制、汇率管理和外储积累，以及确保中国主导的国际新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在弥补现有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不足的同时，产生更加积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