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突如其来的非典事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也引发了人们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今年5月30日，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政法中心、《辽宁党校报》与本刊编辑部就非典问题联合召开了理论研讨会。本期“专题研究”发表的就是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
　　恩格斯说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然而，它有一个基本的必需的前提：那就是对灾难进行必须的理性的反思。非典危机应该引起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层次反思，这就敲响了传统的人治型政绩政治运作模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警钟!
　　1.政治透明化，信息公开化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为什么非典没有在发作地广东得到有效控制?而短短数月间非典危机便从初始单一、区域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展成包括公共卫生、政府信誉、经济发展等等的复合型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治型的政绩政治运作模式所致。人治政治处理信息有一定的思维定势，即报喜不报忧，信息本身就容易失真，对一些所谓不能反映社会“光明面”的事实和数字，不惜弄虚作假，因此，“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绩思维就成为人治政治的痼疾。“4·20”之前，非典疫情明明在蔓延，而我们有些官员却在强调“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就是这种政治运作模式的必然反映。21世纪是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报纸、电视、网络这些媒介无时无刻不在传播着大量的信息，由此，传统政治运作的信息处理方式不但无助疫情的控制，反而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这表明现代政府运作必须适应信息开放时代的要求，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建立信息公开化的机制。
　　2.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发展趋势要求改革政府的管理模式。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危机处理模式是靠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这种方式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局限性和成本值得思考。尽管动员是有效的，但反映迟缓和反映过度的弊端共生一体。这缘于人治政治所固有的机构臃肿、家长制作风、等级特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弊病，导致只有在问题积累到危及整体社会利益的时候，由最上层亲自领导，才能把层层的官员调动起来，从而形成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其结果往往是动员过度，造成社会正常秩序打破，发展中断。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抗击非典行动中所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现代社会结构越来越多元，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改革和创新管理模式，有效地将政治动员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只有依靠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才能应对未来可能面对的各种危机。
　　3.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传统政治体制实行的干部委任制，每一级干部的荣誉、地位、升迁都取决于上级，这必然导致干部对上负责，而对下对社会负责的意识淡薄。显然，在预防非典的过程中受到惩处的那些干部，毫无疑问都严重缺乏起码的执政为民的基本意识，有的部署防治非典工作不力，有的擅离职守，有的迟报、瞒报、漏报疫情。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刻反思。因为政府干部是否具有强烈的应对危机的责任意识，直接反映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水平，反映了这些干部是否具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政治意识。民主政治本身应该说就是一种责任政治。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人民授权机制，解决了权力之源，才能最终形成权为民所用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