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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颁给了于敏。因为核事业的特殊性，这份荣誉显得有些“迟到”。在此之前，于敏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长达30多年，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也鲜见于报端。在他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我看到国家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BBS上有人评论：“记得当时‘两弹一星’元勋表彰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名字，当时感觉特别陌生，这人干吗的，为啥他排第一，还代表讲话。当时以为是以姓氏笔画排序的。现在才知道这真是国之巨匠啊！”
称于敏“国之巨匠”实不为过，掌握氢弹爆炸技术的国家有五个。氢弹构型只有两种，一种是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使用的“T-u构型”，另一种是中国的“于敏构型”。
于 敏：在原子弹攻关的关键时刻，我们就认识到氢弹比原子弹更复杂，必须预先组织队伍，早做准备，打下基础。当时领导希望我参加这项工作。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惨痛的印象，而我周围很多同事都是在国外留学，出于爱国热情，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祖国从事这项工作，这都对我影响很大，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年轻的新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这促使我下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杨 琳：氢弹是公认的从原理和结构上都十分复杂的系统，如果说原子弹尚有苏联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氢弹则完全是从零开始。你们最初遇到了什么困难？ 于老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20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惯性约束聚变研究长远的目标是为人类提供能源，中、近期目标是研究核武器物理。可以在实验室通过惯性约束聚变，开展实验室研究。氢弹爆炸就是人类在地球上实现的惯性约束聚变，但氢弹是不可控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惯性约束聚变是可控的。惯性约束聚变靶的物理过程可以模拟大尺度的核武器系统整体行为，两者性质相同，量上逼近。在禁核试条件下，应用实验室数值模拟，是了解库存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性的唯一手段。于敏一直关注惯性约束聚变，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积极促进相关科研单位的合作，在我国惯性约束聚变还处于初级研究阶段时，他和王淦昌、王大珩等给中央写信，争取把ICF列入国家“863计划”，提出了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指导方针，制定了发展战略，使惯性约束聚变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杨 琳：作为于老唯一的博士生，请您谈谈于老在学风、作风上对您的影响？他培养年轻人的有关情况以及于老的科学方法及精神品质？
蓝 可：我倍感荣幸能成为于老唯一的一个博士生。最初我对X光激光一窍不通，于老就由浅入深，从最基本的概念讲起，他讲述的物理图像非常清晰，再复杂的数学公式一经他指点就成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过程图像。尽管于老很忙，但只要他在北京，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安排一次讨论，每次讨论于老都会仔细分析我们的计算结果，一个个查看数据，一个个分析物理量，他还会让助手把打印的计算结果用自行车驮回家继续分析，把他在家分析的结果详细写在纸上，下一次讨论的时候讲给我们听。
于老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记得在用逃逸概率方法处理柱对称等离子体中共振线的输运时，计算公式含四重复杂的积分，而共振线有成百上千条，计算量非常大。我觉得是不可完成的，于老凭他的经验和直觉认定可以用一个近似表达式来处理，当我好多天找不到方法准备放弃时，于老坚定地说：“必须要有近似表达式，你一定要给出一个来。”说这话时他的眼神十分坚定而严厉。经过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一个近似表达式，多亏于老的严格要求，我心里充满了对于老的感激。
于老业务上对我们严厉但生活上对我们非常关心。我在德国工作时，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并马上在德国开始治疗。于老获悉我得病后非常焦急。因为盛家田知道我的情况较多，当时已经77岁的于老几乎天天向盛家田询问我的病情和治疗进展，并通过盛家田再三询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这还有一些美元”。在德国艰难度过三个疗程的化疗后，我回国继续接受治疗，在我住院期间，于老和孙阿姨经常来医院看望并鼓励我，那时“非典”刚刚过去，大家对医院还心存顾虑，但于老每次到医院都坐很长时间，安慰鼓励我，和大夫详细了解治疗情况，我非常感动……
于老虽然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我从来没有听于老讲过任何一点自己的成绩，也从来没有看他流露过丝毫的骄傲。我在于老指导下学习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于老对人对事给予激烈的言辞，从来没有听到于老高声调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不同意见，无论对方年纪大小、地位高低，于老阐述完他的观点后，最后总会用征询的语气说：是不是这样更好一些？是不是那样更合理一些？语气永远非常温和，态度永远非常真诚。
于老曾不止一次讲过，“科技人员一定要服从国家需要。研究方向的选择，要把国家任务放在第一位！”“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立志，要与国家科学发展方向和需要相符。”其实，于老自己就是这句话的实践者，最初他对高能物理很有兴趣，学的是量子场论。参加工作以后，因国家急需发展核物理，当领导提出要求后，他就全力投入到核物理研究中去。后来国家又需要他从事国防科技研究，他就放下核物理，全力投入新的研究领域。而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是国家需要，他都全力以赴地干好。
采访过程中，我能由衷地感受到于老身上具有的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他的人格魅力在深深影响着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他一直能坚持治学、锲而不舍，他不争功、不倨傲，国家培养了他，他用一生回报，刻苦钻研，用科学报国。他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推崇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作者是《百年潮》杂志编辑，副编审）
称于敏“国之巨匠”实不为过，掌握氢弹爆炸技术的国家有五个。氢弹构型只有两种，一种是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使用的“T-u构型”，另一种是中国的“于敏构型”。
于 敏：在原子弹攻关的关键时刻，我们就认识到氢弹比原子弹更复杂，必须预先组织队伍，早做准备，打下基础。当时领导希望我参加这项工作。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惨痛的印象，而我周围很多同事都是在国外留学，出于爱国热情，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祖国从事这项工作，这都对我影响很大，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年轻的新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这促使我下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杨 琳：氢弹是公认的从原理和结构上都十分复杂的系统，如果说原子弹尚有苏联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氢弹则完全是从零开始。你们最初遇到了什么困难？ 于老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20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惯性约束聚变研究长远的目标是为人类提供能源，中、近期目标是研究核武器物理。可以在实验室通过惯性约束聚变，开展实验室研究。氢弹爆炸就是人类在地球上实现的惯性约束聚变，但氢弹是不可控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惯性约束聚变是可控的。惯性约束聚变靶的物理过程可以模拟大尺度的核武器系统整体行为，两者性质相同，量上逼近。在禁核试条件下，应用实验室数值模拟，是了解库存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性的唯一手段。于敏一直关注惯性约束聚变，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积极促进相关科研单位的合作，在我国惯性约束聚变还处于初级研究阶段时，他和王淦昌、王大珩等给中央写信，争取把ICF列入国家“863计划”，提出了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指导方针，制定了发展战略，使惯性约束聚变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杨 琳：作为于老唯一的博士生，请您谈谈于老在学风、作风上对您的影响？他培养年轻人的有关情况以及于老的科学方法及精神品质？
蓝 可：我倍感荣幸能成为于老唯一的一个博士生。最初我对X光激光一窍不通，于老就由浅入深，从最基本的概念讲起，他讲述的物理图像非常清晰，再复杂的数学公式一经他指点就成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过程图像。尽管于老很忙，但只要他在北京，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安排一次讨论，每次讨论于老都会仔细分析我们的计算结果，一个个查看数据，一个个分析物理量，他还会让助手把打印的计算结果用自行车驮回家继续分析，把他在家分析的结果详细写在纸上，下一次讨论的时候讲给我们听。
于老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记得在用逃逸概率方法处理柱对称等离子体中共振线的输运时，计算公式含四重复杂的积分，而共振线有成百上千条，计算量非常大。我觉得是不可完成的，于老凭他的经验和直觉认定可以用一个近似表达式来处理，当我好多天找不到方法准备放弃时，于老坚定地说：“必须要有近似表达式，你一定要给出一个来。”说这话时他的眼神十分坚定而严厉。经过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一个近似表达式，多亏于老的严格要求，我心里充满了对于老的感激。
于老业务上对我们严厉但生活上对我们非常关心。我在德国工作时，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并马上在德国开始治疗。于老获悉我得病后非常焦急。因为盛家田知道我的情况较多，当时已经77岁的于老几乎天天向盛家田询问我的病情和治疗进展，并通过盛家田再三询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这还有一些美元”。在德国艰难度过三个疗程的化疗后，我回国继续接受治疗，在我住院期间，于老和孙阿姨经常来医院看望并鼓励我，那时“非典”刚刚过去，大家对医院还心存顾虑，但于老每次到医院都坐很长时间，安慰鼓励我，和大夫详细了解治疗情况，我非常感动……
于老虽然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我从来没有听于老讲过任何一点自己的成绩，也从来没有看他流露过丝毫的骄傲。我在于老指导下学习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于老对人对事给予激烈的言辞，从来没有听到于老高声调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不同意见，无论对方年纪大小、地位高低，于老阐述完他的观点后，最后总会用征询的语气说：是不是这样更好一些？是不是那样更合理一些？语气永远非常温和，态度永远非常真诚。
于老曾不止一次讲过，“科技人员一定要服从国家需要。研究方向的选择，要把国家任务放在第一位！”“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立志，要与国家科学发展方向和需要相符。”其实，于老自己就是这句话的实践者，最初他对高能物理很有兴趣，学的是量子场论。参加工作以后，因国家急需发展核物理，当领导提出要求后，他就全力投入到核物理研究中去。后来国家又需要他从事国防科技研究，他就放下核物理，全力投入新的研究领域。而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是国家需要，他都全力以赴地干好。
采访过程中，我能由衷地感受到于老身上具有的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他的人格魅力在深深影响着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他一直能坚持治学、锲而不舍，他不争功、不倨傲，国家培养了他，他用一生回报，刻苦钻研，用科学报国。他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推崇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作者是《百年潮》杂志编辑，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