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城宣武门外的八大胡同,是清末世界级的著名“风化区”,是“高尚”人士们休闲、娱乐、party时最受欢迎的去处。这里每天迎来送往,使数以千计政界、商界、学界的风流人物享受到满意的“服务” ,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位天皇贵胄、金枝玉叶（翻译成“文革”时代的术语叫“出身干部家庭”）,作风一向“爽呆了、酷毙了”的“振贝子”载振的身影。
　　要说这载振的来头可真不小,他老子可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略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庆亲王。老子英雄儿好汉,载振出门自然少不了一群虎背熊腰、吆五呵六的“王府侍卫”（现在叫保卫科）前呼后拥。一日,载振又“今天心情不错”地出现在了八大胡同一处“老地方”,兴致勃勃地去找一位老相好,不料却意外碰上一位熟人。
　　载振这位熟人叫王竹轩,是英国汇丰银行的驻北京买办（现在叫驻华代表）,也是八大胡同有名的阔绰主顾,与载振认识很久了。这天可巧两人相遇的不是时候,王竹轩和载振那位老相好闹得正欢,被载振撞见,气不打一处来,不由分说,就让“保卫科”的弟兄们把王竹轩给“教训”了一顿……这一顿打不要紧,打没了一笔折合人民币超过一亿元的巨款！
　　原来,这庆亲王在英国汇丰银行里,存有一张六十万两银子的折子,是老爷子几十年升沉荣辱的心血结晶,因为听说汇丰银行信誉好,有储户保密制度,于是通过王竹轩存到了汇丰银行里。如今,这王竹轩却平白挨了庆亲王公子一顿胖揍,好不气恼,便把一个在朝廷里当监察御史（相当于中纪委的处级检察官）的好朋友蒋式叫到家里密议,一定要出出这口恶气。
　　六十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依照粮食价格折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亿三千万元人民币。身为国家领导干部,拥有如此巨额财产,要是放在今天,就大有被指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风险。在清代,这当然也成不了合法财产,所以,庆亲王才需要把这沉甸甸的银子偷偷摸摸地存到外国银行。
　　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就是一整套成文或不成文的契约体系,而这套契约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划分清楚人们彼此之间的权利边界,从而达到保护财产的目的。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比如“党纪国法”、“夹皮沟村民公约”之类,你理解了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否则“治”你;而非正式制度则是没法儿印成字挂在墙上的种种“规矩”,形式千变万化,像什么“习惯” 、“家规” 、“土政策”之类的都算,靠你“理解”着去执行,你要是不理解,还真没法儿执行,但是你要是不执行,嘿嘿……庆亲王之所以得偷偷摸摸把银子存到外国银行的原因,从现代经济学观点来看,就可以说,是因为“非正式”的收入,在正式制度里是无法得到保护的,所以,要通过非正式制度来求得财产的安全。
　　然而,非正式制度是靠参与者的“理解”去执行的,如果有人理解得太透了,就大有空子可钻了。
　　于是王竹轩与他“处长”朋友蒋式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王竹轩:“兄弟,近来日子过得可好？”
　　蒋式:“不瞒老兄说,这清水衙门的滋味可真不好受。”
　　王竹轩:“要是让你弹劾一个人,赚三十万两银子,你干不干？”
　　蒋式:“天！别说三十万两,哪怕三万两,把官儿丢了都值！”
　　王竹轩:“真的三十万两,而且不会丢官儿。就看你胆子够不够大。”
　　蒋式:“有三十万两银子在,哪怕弹劾首席军机大臣我都敢干！”
　　王竹轩看时机合适了,就把他的计划如此这般地给蒋式和盘托出。
　　于是,庆亲王遭到了御史蒋式的弹劾,说他在英国汇丰银行有巨额存款。慈禧太后看到弹劾奏章大惊,赶忙下令派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兼民政部长）鹿传霖为钦差大臣,火速查实奏报。
　　鹿传霖接到命令,自然不敢耽搁,当即备轿出发,屁颠屁颠跑到了位于东郊民巷的英国汇丰银行北京分号。时间才不过下午两点,可是汇丰银行却大门紧锁,空无一人。鹿传霖非常纳闷,四下一打听才知晓,原来这天是洋人的“礼拜天” ,人家休息,要到明天,也就是“礼拜一”才开始上班。鹿尚书只好悻悻而回了。
　　自从听到被弹劾的信儿,庆亲王父子就一直紧张得大气儿都不敢出。此时打听到鹿传霖扑了个空,才些许倒吸了口气儿,计议一下对策。奕说:“如今只有一个法子:赶快求王竹轩给咱们提款销户,不留痕迹。”于是载振只好低三下四地去求王竹轩,有多么窝囊就别提了。王竹轩戏弄够载振之后,缓缓地说:“洋人规矩,提款即不能销户,销户即不予提款。”
　　载振急了:“提款不销账,这话还说得通,销账不提款怎么行？账都销了,存款在哪里？”
　　王竹轩:“于今之计,只有你先把‘庆记’的存折和图章给我,我把款给你转存到别的户名里。至于‘庆记’的户名,保险销得一干二净。款,可以先在汇丰再存三个月,等风声过了,再取不迟。”载振觉得可以接受,就改了个“安记”的户名,放心地回家了。
　　果然,当鹿传霖第二天又来核查的时候,没有查到任何证据。就回奏慈禧:“没有实据。”于是庆亲王就平安过关了。蒋式因为“弹劾无据”,被“发回原衙门行走”。他原是由翰林院编修（其声望相当于中科院院士）考试当的御史,就此又回去当编修去了。
　　三个月后,当载振拿着“安记”的存折去取款的时候,却发现里面竟然没有分文！银子呢？六十万两银子呀！相信读者早已猜出其下落了。
　　何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宗室贵胄兼首席军机大臣,竟会被两个权力、地位都远远逊于自己的“小人物”算计得血本无归呢？
　　答案是:正式制度所保护的,是社会的合法性秩序所容许的利益,其所依赖的知识背景,是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的“共享的知识”,有一定章法可循,比如法律。而庆亲王奕的那相当于一亿多元人民币的巨款,并不属于合法的收入,得不到正式制度的认可和保护,只能通过个人的权力保护网、关系网所编织起来的“非正式制度”寻求保护。而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它所依赖的知识背景,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个人经验、认知背景上的。这被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称为“个人知识” 的知识,具有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在内。因此,这样的规则是因人、因场合而异的。所以,当王竹轩他们掌握了适用此时此事的游戏玩法,而庆亲王纵有再大权威,也无从掌握时,就只能乖乖地被“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