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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的政策出台较为突然，政策演变方向不明。从冲突视角来看，在招考活动层面，考试内容重基础知识轻专业知识，考核标准重知识轻能力；在制度设计层面，政府招考权力过重而高校自主招生权进一步缩小，一元的招生模式难以适应多元培养模式的需要；在文化和心理层面，民众信任政府而非社会中介考试机构，改革侧重普通民众的意见而忽视学者专家的建议。该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因“无人负责”而产生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因“受众失语”而漠视政府之外的政策相关方的利益，政策出台与演变不知“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关键词]研究生招生考试专业课统考冲突分析政策反思
[作者简介]闫国花(1984-)，女，山西祁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陈何芳(1976-)，女，湖北襄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江苏 南京 210097)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2-0019-03
2007年至今，在我国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中，已经有五个学科门类近百个二级学科专业由国家统一命题进行考试，我们将其简称为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社会舆论对此项改革褒贬不一，赞成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辩论激烈。赞成者认为“统考”大大提高了招生考试的总体效率，也有利于增强考试过程的安全性等；反对者大都担心这种改革不符合高校自主办学要求，不利于高校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特色发展和人才培养创新等。究竟如何评价这些截然相反的观点，并形成较为准确的认识是值得深思的。文章基于冲突的视角，从招考活动、制度设计、文化和心理这三个层面对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力图对政策作出总体的评价与反思。
一、招考活动层面
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中，招考活动层面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考试内容和考核标准这两个方面，追问的是考试内容更注重基础知识还是专业知识，考核标准更注重知识还是能力。
(一)考试内容重基础知识轻专业知识
按照《关于2007年改革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部分学科门类初试科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要求，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需要“改革初试内容，使初试更侧重考察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学科基本素养”，认为“专业基础综合科目考试为大学本科阶段专业基础课的综合考试，考试内容为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所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以及相应能力”。但研究生教育作为高层次的教育，它对学生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并不仅限于此，考试内容的专业性应该得到更多的强调。
研究生教育是本科教育后以研究为主要特征的高层次的专业教育。专业是研究生教育的载体，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研究生教育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围绕专业来进行的。虽然同一学科的不同专业或方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叉，但彼此的侧重点及理念还是差异巨大，这就要求研究生教育要围绕特定的专业、方向甚至领域进行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而不能像颁发学位一样，所有的研究生教育只划分为十余个门类。因此，研究生招考中必须考查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不能过于注重整体的学科基础，否则，考试内容的“效度”不高。以教育学为例，教育学涵盖了多个二级学科，不同专业之间差异巨大，全国统一的“教育学综合”专业课考试，对于不同专业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专业性”，不利于本专业的人才选拔。比如，有学者就曾提出过“教育学综合不适合作为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认为“统考”与教育技术学本科教学脱轨，不利于教育技术学专业优秀人才的选拔，制约了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全国人大代表胡卫平在2009年参会时也提出了“取消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全国研究生统考”的建议，指出大部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都反对这种统考。可见，这种按学科门类而进行的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是“不分专业”的挑选，不符合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性规律。
(二)考核标准重知识轻能力
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研究”，科研是研究生必须参与的最主要活动，它是培养研究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最基本手段，为此，研究生须要具备相应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实践能力、思维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等。可见，知识和能力，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生既要掌握知识，又要增强能力。但是，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的专业教育，知识的掌握与学习并不是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任务，培养学生能力的意义更为重大。为了更好地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必须在研究生招考中体现出对能力的关注，使这种人才选拔考试能够鉴别出考生素质水平的差异，从中选拔出具有创新精神和科研潜力的人才。
“统考”实行后，研究生招生专业课考试按学科门类考查基础知识和学科素养，而不是深入到具体专业考查学生对艰深问题的理解，这样就必然会以记忆性知识考查为主，极易导致一些能力不强的学生通过死记硬背取得好成绩，而无法甄选出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和科研潜力的学生。但是，在我国研究生招生中，初试是筛选的第一步，具有“一票否决”的色彩，考生初试失败就只能止步于此，就没有资格参加高校复试。如果初试不能有效地筛选考生，就会造成初试和复试之间的紧张甚至对立。复试的目的是从通过初试的考生中挑选更优秀的人才，即二次筛选，而现在它的首要任务却成为剔除毫无能力的、应试型的、浑水摸鱼的考生。可见，“统考”所蕴涵的侧重知识而非能力的考核标准，不能有效地鉴别考生的综合素质与研究能力，极有可能会选拔出大批的应试型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质量。
二、制度设计层面
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中，制度设计层面的矛盾冲突集中在政府招考权力和高校自主招生权力的冲突以及招生模式和培养模式的冲突，考问的是政府和高校谁是设考主体，一元的招生模式和多元的培养模式如何匹配。
(一)政府招考权力过重而高校自主招生权进一步缩小
在我国大学的研究生招生中，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往往把招生和考试的权力当做行政主导的选拔权力。自研究生恢复招生以来，政府虽然不断调整招生改革，但大学从未实现完全的招生自主权。即使在“放权”的改革阶段，政府也享有很大的招生考试权，并以“通知”和“文件”等手段直接指导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而一些先进的法律法规并未得到贯彻实施。因此，政府和高校在研究生招考权上的冲突也一直存在。比如，除2003年规定的34所自主划定复试分数线的招生单位之外，政府一直掌握着划定分数线的权力，使各校自主命题、自行阅卷的初试接受统一分数线的控制，既缺乏科学依据，又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2007年开始的“专业课统考”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在以往的“专业课自主命题”阶段，对于众多不需要考数学的专业而言，政治、外语两门公共课共200分，高校自主命题的专业课共300分，在初试成绩中占60％的权重，可以理解为高校在初试中的自主招 生影响权重可以达到60％，而这一比例自2007年起在实行“统考”的学科就被降低为“零”。所以，“统考”收回了高校在研究生招生初试阶段的权力；同时，由于统考分数线的限制，这种权力在复试阶段并未得到相应的补偿，对高校自主招生权力的剥夺是很大的。可见，“专业课统考”政策使政府参与招考的领域越来越细，招考权越来越集中，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自主权受到严重控制，这是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方向相悖的，更加剧了政府与高校在招生自主权上的冲突。
(二)一元的招生模式难以适应多元培养模式的需要
当前的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涉及五个学科门类近百个，二级学科专业，使研究生招生中“统一”的成分越来越多，“多元”的领域越来越窄，研究生招生模式更加走向单一。而实际上，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化发展，社会需要研究生教育增强个性和特色，鼓励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比如，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更加多样化，不仅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型人才，还要培养大量适合技术开发、推广、经营管理、社会服务等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研究生教育的学位类型更加多样，尤其是各种专业型学位层出不穷，成为学术型学位的重要补充，满足了社会的多元需求；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观更加多元，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标准差异巨大。这种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必须以多元化的招生方式为起点，要求研究生招生考试能够鉴别出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个性差异，从中选拔出高层次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性人才。而“统考”恰恰把个性化的选拔“统一化”，筛选中最终注重的是“应试能力”，当然不利于所有类型的研究生教育挑选出符合自身独特要求的学生，这样就会降低生源质量，加大培养难度，不利于多元化培养模式的实施。
三、文化和心理层面
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中，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信任对象和民意听取这两个方面，追问的是信任政府还是信任社会中介考试机构，听取民众的意见还是学者专家的建议。
(一)民众信任政府而非社会中介考试机构
我国大多数重要的教育考试都是由政府举办的，教育部于1987年成立了考试中心，专门负责各项教育考试工作。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法规，参与相关考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参与研究有关考试工作的改革。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之后，统考科目和部分专业基础课的统一命题，试卷印发以及分数线的划定等工作都南考试中心负责，考试中心既是考试组织机构，又是教育行政部门，是政府在教育考试方面的代言人。考生报名参加考试，高校根据考生分数和考试中心划定的分数线开展复试工作。政府主办的研究生人学考试如图1所示：
在探讨研究生招考改革中，许多研究者也提出过引入社会中介考试机构的设想。这种机构主要是提供适应当前研究生入学考试需要的资格考试，同时为考生提供与研究生考试相关的考试信息，包括高校信息、专业信息和历年招生情况等，还为高校提供考生的信息，以便高校选择更适合本校各学科需要的考生。这样的中介考试机构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权威性，能够综合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媒体等手段，网罗各种优质资源用于编制试题、组织考试，使试题编制流程更规范，试题内容更科学，考核导向更合理。社会中介考试机构主办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结构如图2所示：
世界公认的由社会中介考试机构主办的研究生人学考试最成功的模式是以GRE考试为核心的美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它在保证研究生生源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提供GRE考试的ETS(EducationalTesting Service，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就属于社会中介考试机构。在我国建立社会中介考试机构一直都是研究者的构想，但是却无法真正实施。其中的心理性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无论是高校还是民众，明知现行的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招生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还是愿意选择依靠政府。我国没有社会中介考试机构的存在和传统，民众对新事物具有排斥和不信任的态度，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更加重了这种不信任，认为政府尽管也有私利，但组织考试总比其他社会机构更公平、更值得信赖一点。高校也愿意依靠政府来转嫁研究生质量下滑的责任，致使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
(二)改革侧重普通民众的意见而忽视学者专家的建议
在研究生招考政策中，考生是最直接的政策受众，他们最先感知到教育政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考生对招考中的各种问题由于是亲眼所见、感觉最为直接，所反映的问题也最为真实和详细。以考生和家长为主体的政策受众在教育政策制定的整个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诉求，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鲜活的信息。另一方面，当前研究生报考人数增多使得“统考”政策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各种社会舆论对此都非常关注，如果忽视普通民众的声音和诉求，极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考生由于自身不成熟，对于一些政策问题的认识难免出现偏差，对政策问题的表达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民众在参与政策过程中，作为个体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政策的全局性和长远性，因此，这些意见并不能直接作为政策修改的依据，这也显示出在听取民意中要对民意进行信息整理和数据处理，否则就会因“偏听”而制定出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政策，使改革骤始骤停、忽左忽右。
在克服“偏听”方面，学者专家的建议是一种重要的“民意”补充，学者专家参与政策过程是政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学者专家是各专业领域的权威，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学者专家一般与政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作为研究者要坚持“学术中立”原则，可以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政策更理性、科学。所以，研究生招生政策需要学者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提供较为科学稳妥的政策方案。但研究生“专业课统考”政策反映出改革侧重普通民众的意见而忽视学者专家的建议，致使改革的认同度不高、改革前景不明。
四、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反思
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的产生，是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招生单位和考生这三种主要的政策主体通过竞争、博弈与合作而达到的相对均衡的结果。其中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它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实现对社会教育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但是，这种改革在招考活动层面、制度设计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仍然存在诸多冲突，政策执行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一)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
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是对政府、招生单位和考生这三种政策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虽然三方存在着矛盾纠结和利益冲突，但“统考”在某种程度上又为各方带来了一定的潜在利益。相关各方都希望能充分利用政策尽可能地追逐最大化的利益，而忽略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就产生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没有人真正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负责。1968年英国的哈丁(Garrett Hardin)教授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模型，指出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而引发悲剧“公地悲剧”的发生有两个条件：一是人，性的自私和不足；二是缺乏制度约束。
就“自私自利”而言，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中，政府获得了维护考试秩序、保障人才选拔的最基本质量，获取相关经济收益等利益。招生单位虽然招生自主权缩小，专业特色无法体现，生源质量难以保障，但“统考”毕竟也能带来一定的好处：可以使自身的招生工作更为轻松，只参与复试环节即可；更能减少招生单位在研究生招生质量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进而可以推脱研究生教育质量下滑的责任。对于考生而言，“统考”可以减轻备考负担，满足考生考试知情程度相近的要求，那些不擅长“应试”者毕竟是少数，其利益是不受关注的。所以，“统考”政策对于各政策相关方而言，似乎都有利可图，都可以采取绥靖态度，因而也就产生了“研究生招生质量”意义上的“公共牧地”，没有人真正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承担责任，付出积极努力。
就“制度约束”而言，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显然非常缺乏制度约束，从制订招生计划、设置考试科目、组织入学考试到录取的各个环节都体现着政府“行政命令”的权威。自高校本科扩招以来，本科招生考试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研究生招生改革却步履蹒跚，硕士研究生的招考权还是一如既往地高度集中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手中，研究生招考工作的依据依然不是法律规定而是“通知”和“文件”，高校招生自主权也因此变成一纸空文。没有规则和制度，必然导致政策随意性强，政策相关方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部门或个人私利，而把公共利益置之度外，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也就在绥靖中得以推行。
(二)政策相关方的“受众失语”
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存在“受众失语”现象。政策活动中不同的政策相关方对教育政策活动的参与度是不同的，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在整个政策活动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招生单位和考生作为政策的两大受众群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并没有话语权，只发挥了配合执行的作用，其利益诉求往往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而按照科学理论的规定，一项政策的制定一定要体现多元化原则，要在各政策相关方充分参与的条件下制定教育政策。特别是在民主、平等等价值观日益彰显的今天，政策能否保障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又不以牺牲其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就成为当代政策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了改变教育政策活动中的“受众失语”状态，要让各政策相关方自由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防范决策机关在决策中忽视某一方的正当权益，避免因政策相关方利益受损可能带来的问题，最终通过教育决策的集体选择，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保证各方的利益和需求在教育政策中得到全面的反映。
(三)政策演变不知“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有其出台与演变的具体过程：2006年规定从2007年起对教育学、历史学和医学三个学科门类的初试科目和内容进行改革和调整，2007年又规定从2008年起农学类公共基础课和农学学科基础综合也实行国家统一命题，2008年又规定了从2009年起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初试科目进行全国统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似乎进展很顺利，有着改革继续推进的趋势，存在着“历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三门学科专业课参加全国统考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的不断深化，各高校研究生招生实行全国统考将是未来趋势”的说法。但是，此后该项改革停滞，没有继续扩展，处于僵持状态：一方面已有的这几个专业仍在坚持，一方面该项政策改革难以扩展，是继续扩展?是消亡?还是以目前这种情况僵持?改革前景不得而知。该项政策如果继续扩展，会受到更多的质疑和反对，专业课统考对研究生教育发展有许多不利因素：如果消亡，该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政府、高校和考生而言都存在着一定的潜在利益。这些利益关系的牵扯使得该政策“不舍得”消失，以目前这种状况僵持，似乎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统考”政策而言，没有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去向是其最大的困境。归根结底产生这种“去向不明”的困境，主要是由于该政策“来源可疑”，“统考”政策的出台只是政策制定者疲于应付眼前的情况，而缺乏长远规划，导致顾此失彼，使“统考”政策最终表现为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政策相关方的“受众失语”、政策演变不知“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关键词]研究生招生考试专业课统考冲突分析政策反思
[作者简介]闫国花(1984-)，女，山西祁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陈何芳(1976-)，女，湖北襄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江苏 南京 210097)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2-0019-03
2007年至今，在我国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中，已经有五个学科门类近百个二级学科专业由国家统一命题进行考试，我们将其简称为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社会舆论对此项改革褒贬不一，赞成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辩论激烈。赞成者认为“统考”大大提高了招生考试的总体效率，也有利于增强考试过程的安全性等；反对者大都担心这种改革不符合高校自主办学要求，不利于高校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特色发展和人才培养创新等。究竟如何评价这些截然相反的观点，并形成较为准确的认识是值得深思的。文章基于冲突的视角，从招考活动、制度设计、文化和心理这三个层面对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力图对政策作出总体的评价与反思。
一、招考活动层面
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中，招考活动层面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考试内容和考核标准这两个方面，追问的是考试内容更注重基础知识还是专业知识，考核标准更注重知识还是能力。
(一)考试内容重基础知识轻专业知识
按照《关于2007年改革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部分学科门类初试科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要求，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需要“改革初试内容，使初试更侧重考察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学科基本素养”，认为“专业基础综合科目考试为大学本科阶段专业基础课的综合考试，考试内容为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所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以及相应能力”。但研究生教育作为高层次的教育，它对学生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并不仅限于此，考试内容的专业性应该得到更多的强调。
研究生教育是本科教育后以研究为主要特征的高层次的专业教育。专业是研究生教育的载体，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研究生教育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围绕专业来进行的。虽然同一学科的不同专业或方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叉，但彼此的侧重点及理念还是差异巨大，这就要求研究生教育要围绕特定的专业、方向甚至领域进行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而不能像颁发学位一样，所有的研究生教育只划分为十余个门类。因此，研究生招考中必须考查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不能过于注重整体的学科基础，否则，考试内容的“效度”不高。以教育学为例，教育学涵盖了多个二级学科，不同专业之间差异巨大，全国统一的“教育学综合”专业课考试，对于不同专业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专业性”，不利于本专业的人才选拔。比如，有学者就曾提出过“教育学综合不适合作为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认为“统考”与教育技术学本科教学脱轨，不利于教育技术学专业优秀人才的选拔，制约了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全国人大代表胡卫平在2009年参会时也提出了“取消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全国研究生统考”的建议，指出大部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都反对这种统考。可见，这种按学科门类而进行的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是“不分专业”的挑选，不符合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性规律。
(二)考核标准重知识轻能力
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研究”，科研是研究生必须参与的最主要活动，它是培养研究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最基本手段，为此，研究生须要具备相应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实践能力、思维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等。可见，知识和能力，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生既要掌握知识，又要增强能力。但是，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的专业教育，知识的掌握与学习并不是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任务，培养学生能力的意义更为重大。为了更好地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必须在研究生招考中体现出对能力的关注，使这种人才选拔考试能够鉴别出考生素质水平的差异，从中选拔出具有创新精神和科研潜力的人才。
“统考”实行后，研究生招生专业课考试按学科门类考查基础知识和学科素养，而不是深入到具体专业考查学生对艰深问题的理解，这样就必然会以记忆性知识考查为主，极易导致一些能力不强的学生通过死记硬背取得好成绩，而无法甄选出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和科研潜力的学生。但是，在我国研究生招生中，初试是筛选的第一步，具有“一票否决”的色彩，考生初试失败就只能止步于此，就没有资格参加高校复试。如果初试不能有效地筛选考生，就会造成初试和复试之间的紧张甚至对立。复试的目的是从通过初试的考生中挑选更优秀的人才，即二次筛选，而现在它的首要任务却成为剔除毫无能力的、应试型的、浑水摸鱼的考生。可见，“统考”所蕴涵的侧重知识而非能力的考核标准，不能有效地鉴别考生的综合素质与研究能力，极有可能会选拔出大批的应试型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质量。
二、制度设计层面
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中，制度设计层面的矛盾冲突集中在政府招考权力和高校自主招生权力的冲突以及招生模式和培养模式的冲突，考问的是政府和高校谁是设考主体，一元的招生模式和多元的培养模式如何匹配。
(一)政府招考权力过重而高校自主招生权进一步缩小
在我国大学的研究生招生中，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往往把招生和考试的权力当做行政主导的选拔权力。自研究生恢复招生以来，政府虽然不断调整招生改革，但大学从未实现完全的招生自主权。即使在“放权”的改革阶段，政府也享有很大的招生考试权，并以“通知”和“文件”等手段直接指导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而一些先进的法律法规并未得到贯彻实施。因此，政府和高校在研究生招考权上的冲突也一直存在。比如，除2003年规定的34所自主划定复试分数线的招生单位之外，政府一直掌握着划定分数线的权力，使各校自主命题、自行阅卷的初试接受统一分数线的控制，既缺乏科学依据，又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2007年开始的“专业课统考”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在以往的“专业课自主命题”阶段，对于众多不需要考数学的专业而言，政治、外语两门公共课共200分，高校自主命题的专业课共300分，在初试成绩中占60％的权重，可以理解为高校在初试中的自主招 生影响权重可以达到60％，而这一比例自2007年起在实行“统考”的学科就被降低为“零”。所以，“统考”收回了高校在研究生招生初试阶段的权力；同时，由于统考分数线的限制，这种权力在复试阶段并未得到相应的补偿，对高校自主招生权力的剥夺是很大的。可见，“专业课统考”政策使政府参与招考的领域越来越细，招考权越来越集中，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自主权受到严重控制，这是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方向相悖的，更加剧了政府与高校在招生自主权上的冲突。
(二)一元的招生模式难以适应多元培养模式的需要
当前的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涉及五个学科门类近百个，二级学科专业，使研究生招生中“统一”的成分越来越多，“多元”的领域越来越窄，研究生招生模式更加走向单一。而实际上，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化发展，社会需要研究生教育增强个性和特色，鼓励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比如，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更加多样化，不仅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型人才，还要培养大量适合技术开发、推广、经营管理、社会服务等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研究生教育的学位类型更加多样，尤其是各种专业型学位层出不穷，成为学术型学位的重要补充，满足了社会的多元需求；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观更加多元，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标准差异巨大。这种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必须以多元化的招生方式为起点，要求研究生招生考试能够鉴别出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个性差异，从中选拔出高层次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性人才。而“统考”恰恰把个性化的选拔“统一化”，筛选中最终注重的是“应试能力”，当然不利于所有类型的研究生教育挑选出符合自身独特要求的学生，这样就会降低生源质量，加大培养难度，不利于多元化培养模式的实施。
三、文化和心理层面
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中，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信任对象和民意听取这两个方面，追问的是信任政府还是信任社会中介考试机构，听取民众的意见还是学者专家的建议。
(一)民众信任政府而非社会中介考试机构
我国大多数重要的教育考试都是由政府举办的，教育部于1987年成立了考试中心，专门负责各项教育考试工作。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法规，参与相关考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参与研究有关考试工作的改革。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之后，统考科目和部分专业基础课的统一命题，试卷印发以及分数线的划定等工作都南考试中心负责，考试中心既是考试组织机构，又是教育行政部门，是政府在教育考试方面的代言人。考生报名参加考试，高校根据考生分数和考试中心划定的分数线开展复试工作。政府主办的研究生人学考试如图1所示：
在探讨研究生招考改革中，许多研究者也提出过引入社会中介考试机构的设想。这种机构主要是提供适应当前研究生入学考试需要的资格考试，同时为考生提供与研究生考试相关的考试信息，包括高校信息、专业信息和历年招生情况等，还为高校提供考生的信息，以便高校选择更适合本校各学科需要的考生。这样的中介考试机构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权威性，能够综合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媒体等手段，网罗各种优质资源用于编制试题、组织考试，使试题编制流程更规范，试题内容更科学，考核导向更合理。社会中介考试机构主办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结构如图2所示：
世界公认的由社会中介考试机构主办的研究生人学考试最成功的模式是以GRE考试为核心的美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它在保证研究生生源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提供GRE考试的ETS(EducationalTesting Service，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就属于社会中介考试机构。在我国建立社会中介考试机构一直都是研究者的构想，但是却无法真正实施。其中的心理性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无论是高校还是民众，明知现行的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招生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还是愿意选择依靠政府。我国没有社会中介考试机构的存在和传统，民众对新事物具有排斥和不信任的态度，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更加重了这种不信任，认为政府尽管也有私利，但组织考试总比其他社会机构更公平、更值得信赖一点。高校也愿意依靠政府来转嫁研究生质量下滑的责任，致使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
(二)改革侧重普通民众的意见而忽视学者专家的建议
在研究生招考政策中，考生是最直接的政策受众，他们最先感知到教育政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考生对招考中的各种问题由于是亲眼所见、感觉最为直接，所反映的问题也最为真实和详细。以考生和家长为主体的政策受众在教育政策制定的整个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诉求，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鲜活的信息。另一方面，当前研究生报考人数增多使得“统考”政策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各种社会舆论对此都非常关注，如果忽视普通民众的声音和诉求，极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考生由于自身不成熟，对于一些政策问题的认识难免出现偏差，对政策问题的表达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民众在参与政策过程中，作为个体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政策的全局性和长远性，因此，这些意见并不能直接作为政策修改的依据，这也显示出在听取民意中要对民意进行信息整理和数据处理，否则就会因“偏听”而制定出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政策，使改革骤始骤停、忽左忽右。
在克服“偏听”方面，学者专家的建议是一种重要的“民意”补充，学者专家参与政策过程是政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学者专家是各专业领域的权威，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学者专家一般与政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作为研究者要坚持“学术中立”原则，可以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政策更理性、科学。所以，研究生招生政策需要学者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提供较为科学稳妥的政策方案。但研究生“专业课统考”政策反映出改革侧重普通民众的意见而忽视学者专家的建议，致使改革的认同度不高、改革前景不明。
四、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反思
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的产生，是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招生单位和考生这三种主要的政策主体通过竞争、博弈与合作而达到的相对均衡的结果。其中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它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实现对社会教育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但是，这种改革在招考活动层面、制度设计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仍然存在诸多冲突，政策执行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一)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
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是对政府、招生单位和考生这三种政策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虽然三方存在着矛盾纠结和利益冲突，但“统考”在某种程度上又为各方带来了一定的潜在利益。相关各方都希望能充分利用政策尽可能地追逐最大化的利益，而忽略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就产生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没有人真正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负责。1968年英国的哈丁(Garrett Hardin)教授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模型，指出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而引发悲剧“公地悲剧”的发生有两个条件：一是人，性的自私和不足；二是缺乏制度约束。
就“自私自利”而言，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中，政府获得了维护考试秩序、保障人才选拔的最基本质量，获取相关经济收益等利益。招生单位虽然招生自主权缩小，专业特色无法体现，生源质量难以保障，但“统考”毕竟也能带来一定的好处：可以使自身的招生工作更为轻松，只参与复试环节即可；更能减少招生单位在研究生招生质量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进而可以推脱研究生教育质量下滑的责任。对于考生而言，“统考”可以减轻备考负担，满足考生考试知情程度相近的要求，那些不擅长“应试”者毕竟是少数，其利益是不受关注的。所以，“统考”政策对于各政策相关方而言，似乎都有利可图，都可以采取绥靖态度，因而也就产生了“研究生招生质量”意义上的“公共牧地”，没有人真正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承担责任，付出积极努力。
就“制度约束”而言，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显然非常缺乏制度约束，从制订招生计划、设置考试科目、组织入学考试到录取的各个环节都体现着政府“行政命令”的权威。自高校本科扩招以来，本科招生考试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研究生招生改革却步履蹒跚，硕士研究生的招考权还是一如既往地高度集中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手中，研究生招考工作的依据依然不是法律规定而是“通知”和“文件”，高校招生自主权也因此变成一纸空文。没有规则和制度，必然导致政策随意性强，政策相关方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部门或个人私利，而把公共利益置之度外，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也就在绥靖中得以推行。
(二)政策相关方的“受众失语”
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存在“受众失语”现象。政策活动中不同的政策相关方对教育政策活动的参与度是不同的，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在整个政策活动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招生单位和考生作为政策的两大受众群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并没有话语权，只发挥了配合执行的作用，其利益诉求往往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而按照科学理论的规定，一项政策的制定一定要体现多元化原则，要在各政策相关方充分参与的条件下制定教育政策。特别是在民主、平等等价值观日益彰显的今天，政策能否保障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又不以牺牲其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就成为当代政策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了改变教育政策活动中的“受众失语”状态，要让各政策相关方自由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防范决策机关在决策中忽视某一方的正当权益，避免因政策相关方利益受损可能带来的问题，最终通过教育决策的集体选择，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保证各方的利益和需求在教育政策中得到全面的反映。
(三)政策演变不知“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有其出台与演变的具体过程：2006年规定从2007年起对教育学、历史学和医学三个学科门类的初试科目和内容进行改革和调整，2007年又规定从2008年起农学类公共基础课和农学学科基础综合也实行国家统一命题，2008年又规定了从2009年起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初试科目进行全国统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似乎进展很顺利，有着改革继续推进的趋势，存在着“历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三门学科专业课参加全国统考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的不断深化，各高校研究生招生实行全国统考将是未来趋势”的说法。但是，此后该项改革停滞，没有继续扩展，处于僵持状态：一方面已有的这几个专业仍在坚持，一方面该项政策改革难以扩展，是继续扩展?是消亡?还是以目前这种情况僵持?改革前景不得而知。该项政策如果继续扩展，会受到更多的质疑和反对，专业课统考对研究生教育发展有许多不利因素：如果消亡，该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政府、高校和考生而言都存在着一定的潜在利益。这些利益关系的牵扯使得该政策“不舍得”消失，以目前这种状况僵持，似乎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统考”政策而言，没有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去向是其最大的困境。归根结底产生这种“去向不明”的困境，主要是由于该政策“来源可疑”，“统考”政策的出台只是政策制定者疲于应付眼前的情况，而缺乏长远规划，导致顾此失彼，使“统考”政策最终表现为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政策相关方的“受众失语”、政策演变不知“从哪里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