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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十分复杂，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结构问题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是变革的函数，产业结构规定着经济发展的质和量的边界。产业结构的“固化”会导致一国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例如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产业结构，使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引领经济蓬勃发展的，引领时代潮流的产业结构总能使一国经济持续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充分展示了一国经济体的活力。
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特点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遍地开花的基础建设项目，各地普遍推崇的房地产业等为主打产业。尖端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不足。如果GDP可以用称称重量，单位美元的GDP重量比发达国家明显偏重。这样的产业结构长期累积的结果就是低层次的产能过剩。
从一定意义上讲，创新与结构调整是同等的，没有创新就很难有结构调整和提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源于产业空间巨大，搞什么都可以发展，是粗放经营，是靠产业空间、政策空间发展起来的，总体上没有培育起充满活力的微观机制。一旦产业空间饱和，政策空间变窄，需要通过创新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马上显现。更由于创新不是号召层面的事，而是制度安排层面的事，短时间难以见效。
鉴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是结构问题，创新问题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选择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正确的。然而供给管理必须有适合供给管理的制度安排，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革的问题。其具体内容包括：
必须明确，供给管理所讲的供给是企业的供给。企业的供给以“真”企业为前提，“真”的企业是产权明确，约束硬化，唯市场马头是瞻的企业。真正的企业的供给遵循效益原则，遵循投入产出的原则。如果供给对它是有利的，它会选择供给；如果供给对它是不利的，它会选择不供给。如果供给某项产品和服务对它是有利的，它可以选择供给，如果对它不利它可以选择不供给。一旦发现产能过剩，它会立即止步。资本再便宜，也不会盲目上项目。即使上了项目发现无利可图，也会及时终止，因为所有的亏空都要由企业的所有者承担。企业的供给既有创新，又有退出。但这一切都以企业是真正的企业为前提。先天有缺陷的企业会扭曲自己的行为，或响应号召，或追求某种不当的非经济利益。如果我们在以后的改革中，不能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那就很难有供给管理意义上的供给。
特别应当研究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的问题。地方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已有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案例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地方政府基本上不负责经济增长的问题，那是企业自觉行为的结果。他们的地方政府只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样的构架有利于经济良性增长。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职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这样的架构有利于粗放性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容易直接干预经济，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应当让地方政府角色回归市场经济的基本角色，总的原则是提供基本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行供给管理，地方政府要做的是：尽可能减轻企业负担，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防止环境污染。
中央政府应当切实转变职能，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要减少审批，破除垄断，精兵简政，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设置政府机构，规范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要在培育完善的市场机制上下工夫，为破产、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创造制度性条件，使之成为日常的正常性的行为，以有效配置资源。政府可以发挥对产业发展方向的指导作用，但不要直接支持具体产业。不要干预企业，要给企业留下足够广阔的选择空间。人们可以发现，创新最多的地方，通常是政府管的少，市场体制规范的地方，世界如此，中国如此。要改变思维方式，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功夫，要尽可能低少调控，让市场体制经济规律自身起作用。健全的体制就像健全的人体一样，其机制本身是具有调控能力的，是很少看医生的机体。最好的、最有效的体制是最少调控的体制。政府各部门要恪守其基本职能，过多、过细、过频繁，甚至基本精神矛盾的文件不利于稳定的市场秩序的建设。要像供给学派强调的那样，切实减税、费，切实减轻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创新是当务之急，然而创新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号召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结果，而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市场经济下的创新主体是企业。这源自于市场经济下创新的特点，即创新的回报性和风险性。创新包括技术上的风险和市场上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创新状况取决于民众的普遍参与制度，取决于商业氛围。商业氛围的浓厚，不仅会使创新的参与者绝对人数增加，而且会提高创新的成功率。政府要做的是创造浓厚的商业氛围，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社会文化要高度评价创新者，要包容创新一开始的异想天开。政府要有规划，但规划不能太细，且要富有弹性。要发挥规划在战略层面，基础层面的主导作用。在微观层面，给企业留下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
当前调整产业结构，清理过剩产能，可以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但总体方向还是要建立起健全的、本身具有自我强调调节功能的、充满活力的体制。最少宏观调控的体制是最健康的体制。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本文转载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有删减）
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特点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遍地开花的基础建设项目，各地普遍推崇的房地产业等为主打产业。尖端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不足。如果GDP可以用称称重量，单位美元的GDP重量比发达国家明显偏重。这样的产业结构长期累积的结果就是低层次的产能过剩。
从一定意义上讲，创新与结构调整是同等的，没有创新就很难有结构调整和提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源于产业空间巨大，搞什么都可以发展，是粗放经营，是靠产业空间、政策空间发展起来的，总体上没有培育起充满活力的微观机制。一旦产业空间饱和，政策空间变窄，需要通过创新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马上显现。更由于创新不是号召层面的事，而是制度安排层面的事，短时间难以见效。
鉴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是结构问题，创新问题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选择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正确的。然而供给管理必须有适合供给管理的制度安排，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革的问题。其具体内容包括：
必须明确，供给管理所讲的供给是企业的供给。企业的供给以“真”企业为前提，“真”的企业是产权明确，约束硬化，唯市场马头是瞻的企业。真正的企业的供给遵循效益原则，遵循投入产出的原则。如果供给对它是有利的，它会选择供给；如果供给对它是不利的，它会选择不供给。如果供给某项产品和服务对它是有利的，它可以选择供给，如果对它不利它可以选择不供给。一旦发现产能过剩，它会立即止步。资本再便宜，也不会盲目上项目。即使上了项目发现无利可图，也会及时终止，因为所有的亏空都要由企业的所有者承担。企业的供给既有创新，又有退出。但这一切都以企业是真正的企业为前提。先天有缺陷的企业会扭曲自己的行为，或响应号召，或追求某种不当的非经济利益。如果我们在以后的改革中，不能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那就很难有供给管理意义上的供给。
特别应当研究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的问题。地方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已有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案例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地方政府基本上不负责经济增长的问题，那是企业自觉行为的结果。他们的地方政府只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样的构架有利于经济良性增长。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职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这样的架构有利于粗放性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容易直接干预经济，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应当让地方政府角色回归市场经济的基本角色，总的原则是提供基本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行供给管理，地方政府要做的是：尽可能减轻企业负担，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防止环境污染。
中央政府应当切实转变职能，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要减少审批，破除垄断，精兵简政，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设置政府机构，规范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要在培育完善的市场机制上下工夫，为破产、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创造制度性条件，使之成为日常的正常性的行为，以有效配置资源。政府可以发挥对产业发展方向的指导作用，但不要直接支持具体产业。不要干预企业，要给企业留下足够广阔的选择空间。人们可以发现，创新最多的地方，通常是政府管的少，市场体制规范的地方，世界如此，中国如此。要改变思维方式，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功夫，要尽可能低少调控，让市场体制经济规律自身起作用。健全的体制就像健全的人体一样，其机制本身是具有调控能力的，是很少看医生的机体。最好的、最有效的体制是最少调控的体制。政府各部门要恪守其基本职能，过多、过细、过频繁，甚至基本精神矛盾的文件不利于稳定的市场秩序的建设。要像供给学派强调的那样，切实减税、费，切实减轻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创新是当务之急，然而创新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号召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结果，而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市场经济下的创新主体是企业。这源自于市场经济下创新的特点，即创新的回报性和风险性。创新包括技术上的风险和市场上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创新状况取决于民众的普遍参与制度，取决于商业氛围。商业氛围的浓厚，不仅会使创新的参与者绝对人数增加，而且会提高创新的成功率。政府要做的是创造浓厚的商业氛围，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社会文化要高度评价创新者，要包容创新一开始的异想天开。政府要有规划，但规划不能太细，且要富有弹性。要发挥规划在战略层面，基础层面的主导作用。在微观层面，给企业留下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
当前调整产业结构，清理过剩产能，可以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但总体方向还是要建立起健全的、本身具有自我强调调节功能的、充满活力的体制。最少宏观调控的体制是最健康的体制。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本文转载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