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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是民国初期的文化人，人们对他的评价都说他非常的傲岸，说他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说他敢在洋人面前指手画脚，也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不但是文化界议论的焦点人物，更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风头人物。但无论怎么样，说他傲岸也罢，说他敢为别人不敢为也罢，都是因为他有骄傲的资本。
他学识渊博。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少见的学者，不但通晓汉学典籍，熟知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更娴习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深谙西方世界。同时，他既有文学的天才，更有哲学、法学、工学、兼及文理各科，均有深刻的造诣。这些深厚的功底是他骄傲的资本，因为别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功底。
据说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上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得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主张学术自由，因而当时的北大校院里有不少的外国教授，若是看到辜鸿铭走过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候。而辜鸿铭到了他们面前，见到英国人就用英语骂英国不行；见着德国人则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了法国人，又用法语骂法国人如何不堪，而那些被骂的洋人无不被骂得个个心服口服。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我们谁还能有这样的本事？
还有一件事，他当年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他的讲演却要两元。结果海报一出，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就全给包圆了，别人想买还买不上呢！由此可见，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也到了痴迷的地步。
他思维敏捷、机智多谋。一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說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他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有微笑颔首的份了。
对自己的同胞，他同样也不留情面，有话直说。据说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厉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萃萃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他胆大，敢做敢说，绝不虚伪。表现最突出的是在民国以后北平知识界中，堪称独一无二的辫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一个成就便是那根在中国男子头顶的辫子一夜之间剪光推净，他却偏偏留了起来，并且自鸣得意。连他的黄包车夫刘二，也与他一样，留着辫子，堪称天下无二，举世无双。一主一仆，从东城柏树胡同寓所出来，穿过王府井，穿过农民巷，直奔六国饭店，成了京城的一大风景。试问谁又有那么大的胆，惟有他有。
对于他的辫子，他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话。据说民国初年，他受邀请到北大讲授《英国诗》，他首次出现在北大红楼教室里时，戴瓜皮帽，穿官马褂，登双脸鞋，跨四方步，好像刚从琉璃厂古董店里发掘出来的文物，再配上一根系着红缨的滑稽小辫子，引起哄堂大笑。等到众学生笑到没有力气了再笑时，他开口了，声调不急不徐，声音不高不低，“诸位同学，你们笑我的辫子，可我头顶上这根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顿时，全场哑然。
当然，还有比这更胆大的。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还有一次，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趁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想想看，他这话往报纸上一登，还能不炸锅？还能不招致各路强梁的忌恨？但他就是敢直言不讳。
他敢叫真碰硬。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大寿，祝贺的客人中有一位进士出身，誉为“中国大儒”的沈曾植，作为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自然要应酬接待，尽地主之谊。在席中，辜鸿铭高谈阔论东方文化之长，在张之洞面前挞伐西方文化之弊。他发现自己讲了许多之后，却不见这位贵宾张嘴说过一句话，无任何反应。他不禁奇怪起来，就问先生为何缄默，不发一言？没料到沈曾植的回答，差点将他噎死。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可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他立即叫手下人将张之洞收藏的典籍搬到会客厅里，快堆满一屋子，几无站脚之处的沈曾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辜鸿铭说请教沈公，你要读二十年中国书，我用了两年全读了，现在无妨试一下，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能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这就对了，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如今谁还有这样的胆识和勇气？
正因为这样，辜鸿铭在外国人眼里才会有这样的一句口头语：“来到这座古城，可以不看紫禁城，不逛三大殿，却必须要看辜鸿铭。”在国人眼里，他倔得有点可爱，有点滑稽，但却有着大学问，有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这就够了。
他学识渊博。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少见的学者，不但通晓汉学典籍，熟知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更娴习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深谙西方世界。同时，他既有文学的天才，更有哲学、法学、工学、兼及文理各科，均有深刻的造诣。这些深厚的功底是他骄傲的资本，因为别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功底。
据说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上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得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主张学术自由，因而当时的北大校院里有不少的外国教授，若是看到辜鸿铭走过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候。而辜鸿铭到了他们面前，见到英国人就用英语骂英国不行；见着德国人则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了法国人，又用法语骂法国人如何不堪，而那些被骂的洋人无不被骂得个个心服口服。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我们谁还能有这样的本事？
还有一件事，他当年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他的讲演却要两元。结果海报一出，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就全给包圆了，别人想买还买不上呢！由此可见，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也到了痴迷的地步。
他思维敏捷、机智多谋。一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說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他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有微笑颔首的份了。
对自己的同胞，他同样也不留情面，有话直说。据说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厉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萃萃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他胆大，敢做敢说，绝不虚伪。表现最突出的是在民国以后北平知识界中，堪称独一无二的辫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一个成就便是那根在中国男子头顶的辫子一夜之间剪光推净，他却偏偏留了起来，并且自鸣得意。连他的黄包车夫刘二，也与他一样，留着辫子，堪称天下无二，举世无双。一主一仆，从东城柏树胡同寓所出来，穿过王府井，穿过农民巷，直奔六国饭店，成了京城的一大风景。试问谁又有那么大的胆，惟有他有。
对于他的辫子，他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话。据说民国初年，他受邀请到北大讲授《英国诗》，他首次出现在北大红楼教室里时，戴瓜皮帽，穿官马褂，登双脸鞋，跨四方步，好像刚从琉璃厂古董店里发掘出来的文物，再配上一根系着红缨的滑稽小辫子，引起哄堂大笑。等到众学生笑到没有力气了再笑时，他开口了，声调不急不徐，声音不高不低，“诸位同学，你们笑我的辫子，可我头顶上这根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顿时，全场哑然。
当然，还有比这更胆大的。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还有一次，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趁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想想看，他这话往报纸上一登，还能不炸锅？还能不招致各路强梁的忌恨？但他就是敢直言不讳。
他敢叫真碰硬。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大寿，祝贺的客人中有一位进士出身，誉为“中国大儒”的沈曾植，作为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自然要应酬接待，尽地主之谊。在席中，辜鸿铭高谈阔论东方文化之长，在张之洞面前挞伐西方文化之弊。他发现自己讲了许多之后，却不见这位贵宾张嘴说过一句话，无任何反应。他不禁奇怪起来，就问先生为何缄默，不发一言？没料到沈曾植的回答，差点将他噎死。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可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他立即叫手下人将张之洞收藏的典籍搬到会客厅里，快堆满一屋子，几无站脚之处的沈曾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辜鸿铭说请教沈公，你要读二十年中国书，我用了两年全读了，现在无妨试一下，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能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这就对了，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如今谁还有这样的胆识和勇气？
正因为这样，辜鸿铭在外国人眼里才会有这样的一句口头语：“来到这座古城，可以不看紫禁城，不逛三大殿，却必须要看辜鸿铭。”在国人眼里，他倔得有点可爱，有点滑稽，但却有着大学问，有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