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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途经保加利亚、罗马利亚、马其顿、希腊。我们的特约作者毛豆子骑着摩托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把奥斯曼从14世纪到20世纪的征服和衰落一路碾过。这是一次地理和历史此起彼伏的旅途。这一路的际遇让人发现，阻挡我们抵达的不再是签证，而是未知，而这个未知有时带来的并非奇遇，而是恐惧。
让2016.7.15 第8日 希腊 塞萨洛尼基
我先快进到十天路旅的第八天，我们在酷热的午后抵达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因为这一天，我们的“路旅搅拌机”发出了高昂的异声和糊味。
那天深夜，我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滨海大街散步，为即将结束的摩托之旅感到惆怅，也为一路摩托没有故障、人身安全而庆幸。酒吧里坐着满满的人，发出震耳的音乐，大家在欢度仲夏周五之夜，好像前晚尼斯滨海大道的屠杀没有发生过一样。23：00，伊尔汗的手机响了，他开始用土耳其语讲电话，语气渐渐倾向于气急败坏。挂断电话，他试图消化刚听闻的消息：“土耳其政变了！”因为诸如政变和宵禁都是我们平时不使用的英语词汇，以至于他对每个单词的正确性都存在质疑，甚至该事件本身。
接下来是一个漫长而超现实的夜晚。我们第一次在“脸书”上观看军事政变直播……直升机在半空炸议会了……战斗机掠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了…一坦克车在伊斯坦布尔商业大街上隆隆驶过了……而我们此刻就在这个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出生的城市，他一手建立的军队，在近百年后发动了“高举凯末尔主义”旗帜的政变。
2016.7.8 第1日 保加利亚 布尔加斯
我们当时计划的巴尔干之旅只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但是显然后来在路旅中的所遇将我们引向了一张悄悄修改过的历史地理的行程表。当我和伊尔汗以及他的摩托教穆拉特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一个茶馆敲定最后路线时，我发现土耳其语里的保加利亚是保加利亚斯坦（Bulgalistan），希腊是于纳尼斯坦（Yunanistan）.匈牙利是马加里斯坦（Macalistan），这些国家好像仍是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地。
我们在保加利亚的第一站是布尔加斯，在一个连可乐自动贩卖机也要装上坚实铁栅栏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停放一辆崭新的摩托是否明智，我们就此询问街沿的土耳其烤肉店伙计，他用土耳其语对我们说了颇有禅意的见解：“尽人事，看天意。”
因为对于天意的恐惧，我们最终选择了停在一家路边餐馆，我们的视线可以触及摩托。摩托车手在路上很容易交朋友，总有人忍不住要对你的坐骑赞不绝口一番，我们和邻桌的Feynur的交谈就是这样开始的。她几乎有些夸张地一看到我们走进餐厅，就大叫起来：“AfricaTwin？！”
她口中的这些神秘代号都和摩托有关。我们这次路旅的坐骑是伊尔汗医生新买的本田多功能探险巡航摩托：CRF1000L。CRF1000L有一个更生动易记的名字：“Afiica Twin”。
Feynur是一位满头红发的骑士。我们的交谈从英语开始，可是伊尔汗很快发现她原来也说土耳其语，虽然Feynur出生在保加利亚，但她现在生活在土耳其，而她離开保加利亚是被迫。这个被迫，要追溯到14世纪末的奥斯曼苏丹。他为了巩固在保加利亚的统治，曾将安纳托利亚的牧民像牧歌一样的迁徙到保加利亚，但近两百年来，这些当年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子民不停面临着被保加利亚迫害和驱逐的动荡命运，直到1989年，东欧局势巨变时，整个夏季有26万名土耳其族的保加利亚人主动或被动离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园，这次土耳其族大规模离开保加利亚的事件有一个诗意的名称：“大旅行”。
Feynur就是那场民族“大旅行”中的小旅客，那年她十岁，一夜间突然被自认的祖国驱逐，失去了车子、房子，来到和自己只有宗教认同的故国，一切从头开始。她说一开始很艰难，但现在她喜欢土耳其，也为那些当年没离开的朋友感到惋惜，“她们没有了根，我们毕竟属于土耳其”。
2016.7.9 第2日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七月初，从保加利亚到罗马尼亚的乡村公路颇为迷人，因为沿路有大片的向日葵在盛开。穿过多瑙河后，我们进入罗马尼亚国境，竟然是一阵亲切：令人费解的西里尔字母变成了可以读出来的拉丁字母，如果有意语或西语基础，甚至大致能猜出它的意思。
我们在黄昏时抵达布加勒斯特老城，东正教堂里虔诚祈祷的人的轻吟声和老城中心酒吧街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声无缝衔接着。我们漫步至斜阳中颇有几分浪漫拉丁气息的老城正中，在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堡垒式建筑前，一尊面色阴沉、脸如三角钉锥的青铜胸像出现在眼前，他披盔带甲，带着肃杀之气，伊尔汗哆嗦了一下：“啊！弗拉德三世！！”
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弗拉德三世，但必定熟知惊情四百年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他就是伯爵的原型。在罗马尼亚人的历史书里，他代表着不屈不挠和奥斯曼帝国侵略者做斗争的民族英雄：拒绝向奥斯曼帝国纳贡，将奥斯曼遣来催问供品的使者活活钉死，对，这个弗拉德三世诨号“穿刺公”，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施行这个将人钉死在木桩上的穿刺酷刑。
这位颇为骁勇的“民族英雄”屡次将奥斯曼土耳人击退，用的大多也是颇为不入流的伎俩，比如将瘟疫病人将混入奥斯曼军队。而最终让他获得这个“穿刺公”诨号的事件发生在1462年6月4日，他一举击败饥渴交加的奥斯曼士兵，并将两万名败兵穿刺在特尔戈维什特城门外旷野里，绵延长达60公里。弗拉德三世的死因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头颅被奥斯曼士兵用蜂蜜防腐后带往君士坦丁堡，并插在木桩上示众。
2016.7.10 第3日 罗马尼亚 特拉斯法格拉萨就在我们前往锡比乌城的路上，伊尔汗飞快地掠过了和“穿刺公”有关的场景：特尔戈维什特城和德古拉城堡，毫无停留之意，不过伊尔汗的理由更为冠冕堂皇：等待我们的是被BBC 2王牌汽车节目Top Gear评为世界最佳公路的特拉斯法格拉萨（Tmnsfagarasan）！好吧，单是冲着字母上那些此起彼伏的小半环，你也能猜出这是一个充满发夹弯的公路，毕竟，这是一次摩托之旅，之前大多平直的公路已经让伊尔汗的脚尖发痒了。特拉斯法格拉萨公路是闻名世界的盘山公路，这条公路连接了南喀尔巴阡、摩尔多瓦奴和内戈尤三座山脉，不得不说在一路的人文历史喧嚣的回响后，我们需要自然景色沉默的抚慰。眼前的公路如波浪起伏，我们屏住呼吸，在连续转弯中，随着公路的节奏和摩托车车身一起扭动着腰肢，或者攀升。 这样精彩的盘山公路让我想起在意大利时，从多洛米蒂的加维亚山口到斯泰尔维奥山口，那37个犹如平地过山车的发夹弯，每一次转弯都能邂逅壮美的风景，但这里又多了巴尔干山区风情，即那些牧羊人和羊群：羊群密布在山坡上，就好像巨大羊毛质地的布匹，被山峦大力地一抖，它们开始颤颤巍巍地抖动，竟然开始接二连三地滚落到公路当中！我们紧急刹车，才没有血溅公路。
2016.7.13 第6日 马其顿 奥赫里德如果说Transfagarasan的盘山公路是整个路旅中最壮阔的一段，那么接下去从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到联合国遗产古城奥赫里德，则是整个路旅中最柔美的一段：狭窄的乡间公路在薄暮笼罩下，两边都是农田和点缀其中的清真寺、东正教堂、老加油站，起伏的山峦和三三两两的牛羊，如果不是发现路边停着一辆缺了车轱辘被一个纸板箱苦苦支撑着的Yugo汽车，我几乎忘记了这是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一部分。
马其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作《暴雨将至》的电影：在那个时间不逝、圆圈不圆的马其顿世界里，总是乌云密布。但此刻，正是夏季，它呈现着巴尔干半岛这个季节应有的气象：干燥、炎热，男女老人在柳梢下的湖滨避暑，孩子们依次纵身跃入有着400百万年历史的奥赫里德湖。
奥赫里德湖岬角上的圣约翰教堂就是《暴雨将至》的取景地。在这个以波黑内战为背景的电影开场时，一个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女孩为了躲避东正教徒的追杀，躲进了这个教堂。当我抵达教堂时，它的大门紧闭着，掌管钥匙的人和他朋友们却在教堂门前的小广场上喝着啤酒。
我们加入了对话。长桌旁还有一个游客，他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年轻人Mike，肥胖，说话不停，走路有些轻微得跛，他说他正从一个更肥胖的境地过来，所以他的脚关节还没有适应他现在轻了50磅的体重。
我问起他是如何减肥的，他有些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我的沙特阿拉伯饮食！每天都是难吃的鸡和饭、饭和鸡！再加上豆子！”Mike本来在洛杉矶一所公立小學做老师，后来申请到一个被他称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沙特一所私立学校担任英文老师。这个大嘴巴显然非常享受他在中东的教职：“我在美国什么也不是，又胖又穷，但在那里，我可受欢迎了，不愁找不到女朋友，我的学生还要贿赂我。”
这是怪老师Mike的第一次欧洲之旅，他选择了一个比较另类的旅行线路：奥斯曼帝国的撤退之路，也就是遵循帝国开始在欧洲节节败退的路线一路往回走，从维也纳到伊斯坦布尔，也进一步探索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引起的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后果。他指了指我们身后的教堂，“正是民族分界线的犬牙交错，才会有《暴雨将至》这个故事”。
我突然无端地想起《暴雨将至》的开头引用的诗句：“当鸟群飞越过阴霾天际时，人们鸦雀无音。我的血因等待而沉痛。”它描写了巴尔干半岛在暴雨将至前令人窒息的静谧。我们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两天后，伊斯坦布尔就会降落暴雨，Mike还在热烈地向伊尔汗打听着关于伊斯坦布尔的一切。
2016.7.17 第10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我们的旅途回到了文章开始的地方：希腊塞萨洛尼基，距离伊斯坦布尔600公里。政变发生次日，伊尔汗本来归心似箭立刻就要回伊斯坦布尔，但当时土耳其希腊边境情况还不明朗，我们决定在希腊待上一天，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向土耳其和希腊的边境伊斯帕拉出发。
伊斯帕拉是一个和希腊接壤的土耳其边境城市，等待入境的车辆排成平常不多见的长龙，因为每辆车都必须仔细检查行李，边境人员对急于赶回风暴中心的土耳其人耸耸肩：“没有办法，特殊时期。”有人在边境凉亭下看一张土耳其报纸，头条是投降的政变士兵们被剥光了除内衣外的所有衣服，正在等待处置的照片。边检人员看我们在400℃的天气还穿着厚厚的摩托夹克，倒也起了恻隐之心，放我们先行。伊尔汗在车轮滚过土耳其边境线的霎那，通过耳机向我宣布：“现在你可以亲自体验一场军事政变了！”
我不禁想起了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伊斯坦布尔旅行记》中，他以诗人的笔触悲伤地描述“一个游牧部落成员永远朝着落日的方向骑去”，我不禁有些苦笑起来，因为我正在和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如假包换的游牧部落的成员朝着落日的方向骑去，诗人就好像有预知一样地描述了我们此刻的情形。布罗茨基接着用调查记者般的冷静笔触写道：“这里人们只有一种不值得羡慕的、三流的现在，他们勤奋，但遭到本地历史强度的掠劫。这里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了，也许除了街头骚乱和地震。”
政变平定两天后的伊斯坦布尔，即使周日，通往城里中心区域的交通依然有些拥挤而且凌乱，十字路口总有各种车辆用各种姿势堵在路中间，就好像这个在伊斯兰教、民族国家和世俗主义三条道路交汇的三岔路口，一盏三种颜色同时亮起的出了乱子的交通灯让整个交通停滞了下来。
不少机动车前后都挂起了国旗，车上的天线都延伸了一个功能—旗杆。有的人在车上找不到地方扎国旗，竟然就一手扶方向盘，一手举着国旗伸在车窗外，好像自由男神；坐在后座的孩子们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使劲地挥舞着国旗，这成为他们无聊路旅中一扫疲惫的新游戏。我没有料想到当我置身于土耳其街头时的第一印象，可能会让自己错觉这是不是举国在欢庆一场球赛的胜利，事实上，一场军队和公民间的杀戮刚在大约四十小时前发生。
我们把Africa Twin驶到了艾米诺努码头边上。也正是在这里，两千六百多年前，一个叫Byzas的希腊国王航至巴尔干半岛的东端，驶入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交汇的这里时，看到的是同一片海天。Byzas接受了太阳神的神谕，在这里建城，于是，一个叫拜占庭的城市诞生了。
被政治的惊涛骇浪吓到的伊斯坦布尔人现在只是安静地在喝红茶，海鸟在倾听周末最后一抹余晖擦过天际的声音.这个城市此刻处于一种有些疯狂的宁静。我收到了朋友发来的微信，“伊斯坦布尔还好吗？”我说：“还好，这里一切平静，甚至带有诡异的快乐气氛。”
新清真寺传来了太阳落山后的昏礼祷告声，我的耳边还有孩子们被海鸥咬走他们手上的芝麻圈后发出的欢叫声。就在这些或宏大或微小的交响声中，我闭上了眼睛，以此庆祝我们的抵达，经过3，183公里，10天，5个国家和一场政变以后。
让2016.7.15 第8日 希腊 塞萨洛尼基
我先快进到十天路旅的第八天，我们在酷热的午后抵达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因为这一天，我们的“路旅搅拌机”发出了高昂的异声和糊味。
那天深夜，我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滨海大街散步，为即将结束的摩托之旅感到惆怅，也为一路摩托没有故障、人身安全而庆幸。酒吧里坐着满满的人，发出震耳的音乐，大家在欢度仲夏周五之夜，好像前晚尼斯滨海大道的屠杀没有发生过一样。23：00，伊尔汗的手机响了，他开始用土耳其语讲电话，语气渐渐倾向于气急败坏。挂断电话，他试图消化刚听闻的消息：“土耳其政变了！”因为诸如政变和宵禁都是我们平时不使用的英语词汇，以至于他对每个单词的正确性都存在质疑，甚至该事件本身。
接下来是一个漫长而超现实的夜晚。我们第一次在“脸书”上观看军事政变直播……直升机在半空炸议会了……战斗机掠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了…一坦克车在伊斯坦布尔商业大街上隆隆驶过了……而我们此刻就在这个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出生的城市，他一手建立的军队，在近百年后发动了“高举凯末尔主义”旗帜的政变。
2016.7.8 第1日 保加利亚 布尔加斯
我们当时计划的巴尔干之旅只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但是显然后来在路旅中的所遇将我们引向了一张悄悄修改过的历史地理的行程表。当我和伊尔汗以及他的摩托教穆拉特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一个茶馆敲定最后路线时，我发现土耳其语里的保加利亚是保加利亚斯坦（Bulgalistan），希腊是于纳尼斯坦（Yunanistan）.匈牙利是马加里斯坦（Macalistan），这些国家好像仍是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地。
我们在保加利亚的第一站是布尔加斯，在一个连可乐自动贩卖机也要装上坚实铁栅栏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停放一辆崭新的摩托是否明智，我们就此询问街沿的土耳其烤肉店伙计，他用土耳其语对我们说了颇有禅意的见解：“尽人事，看天意。”
因为对于天意的恐惧，我们最终选择了停在一家路边餐馆，我们的视线可以触及摩托。摩托车手在路上很容易交朋友，总有人忍不住要对你的坐骑赞不绝口一番，我们和邻桌的Feynur的交谈就是这样开始的。她几乎有些夸张地一看到我们走进餐厅，就大叫起来：“AfricaTwin？！”
她口中的这些神秘代号都和摩托有关。我们这次路旅的坐骑是伊尔汗医生新买的本田多功能探险巡航摩托：CRF1000L。CRF1000L有一个更生动易记的名字：“Afiica Twin”。
Feynur是一位满头红发的骑士。我们的交谈从英语开始，可是伊尔汗很快发现她原来也说土耳其语，虽然Feynur出生在保加利亚，但她现在生活在土耳其，而她離开保加利亚是被迫。这个被迫，要追溯到14世纪末的奥斯曼苏丹。他为了巩固在保加利亚的统治，曾将安纳托利亚的牧民像牧歌一样的迁徙到保加利亚，但近两百年来，这些当年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子民不停面临着被保加利亚迫害和驱逐的动荡命运，直到1989年，东欧局势巨变时，整个夏季有26万名土耳其族的保加利亚人主动或被动离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园，这次土耳其族大规模离开保加利亚的事件有一个诗意的名称：“大旅行”。
Feynur就是那场民族“大旅行”中的小旅客，那年她十岁，一夜间突然被自认的祖国驱逐，失去了车子、房子，来到和自己只有宗教认同的故国，一切从头开始。她说一开始很艰难，但现在她喜欢土耳其，也为那些当年没离开的朋友感到惋惜，“她们没有了根，我们毕竟属于土耳其”。
2016.7.9 第2日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七月初，从保加利亚到罗马尼亚的乡村公路颇为迷人，因为沿路有大片的向日葵在盛开。穿过多瑙河后，我们进入罗马尼亚国境，竟然是一阵亲切：令人费解的西里尔字母变成了可以读出来的拉丁字母，如果有意语或西语基础，甚至大致能猜出它的意思。
我们在黄昏时抵达布加勒斯特老城，东正教堂里虔诚祈祷的人的轻吟声和老城中心酒吧街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声无缝衔接着。我们漫步至斜阳中颇有几分浪漫拉丁气息的老城正中，在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堡垒式建筑前，一尊面色阴沉、脸如三角钉锥的青铜胸像出现在眼前，他披盔带甲，带着肃杀之气，伊尔汗哆嗦了一下：“啊！弗拉德三世！！”
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弗拉德三世，但必定熟知惊情四百年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他就是伯爵的原型。在罗马尼亚人的历史书里，他代表着不屈不挠和奥斯曼帝国侵略者做斗争的民族英雄：拒绝向奥斯曼帝国纳贡，将奥斯曼遣来催问供品的使者活活钉死，对，这个弗拉德三世诨号“穿刺公”，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施行这个将人钉死在木桩上的穿刺酷刑。
这位颇为骁勇的“民族英雄”屡次将奥斯曼土耳人击退，用的大多也是颇为不入流的伎俩，比如将瘟疫病人将混入奥斯曼军队。而最终让他获得这个“穿刺公”诨号的事件发生在1462年6月4日，他一举击败饥渴交加的奥斯曼士兵，并将两万名败兵穿刺在特尔戈维什特城门外旷野里，绵延长达60公里。弗拉德三世的死因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头颅被奥斯曼士兵用蜂蜜防腐后带往君士坦丁堡，并插在木桩上示众。
2016.7.10 第3日 罗马尼亚 特拉斯法格拉萨就在我们前往锡比乌城的路上，伊尔汗飞快地掠过了和“穿刺公”有关的场景：特尔戈维什特城和德古拉城堡，毫无停留之意，不过伊尔汗的理由更为冠冕堂皇：等待我们的是被BBC 2王牌汽车节目Top Gear评为世界最佳公路的特拉斯法格拉萨（Tmnsfagarasan）！好吧，单是冲着字母上那些此起彼伏的小半环，你也能猜出这是一个充满发夹弯的公路，毕竟，这是一次摩托之旅，之前大多平直的公路已经让伊尔汗的脚尖发痒了。特拉斯法格拉萨公路是闻名世界的盘山公路，这条公路连接了南喀尔巴阡、摩尔多瓦奴和内戈尤三座山脉，不得不说在一路的人文历史喧嚣的回响后，我们需要自然景色沉默的抚慰。眼前的公路如波浪起伏，我们屏住呼吸，在连续转弯中，随着公路的节奏和摩托车车身一起扭动着腰肢，或者攀升。 这样精彩的盘山公路让我想起在意大利时，从多洛米蒂的加维亚山口到斯泰尔维奥山口，那37个犹如平地过山车的发夹弯，每一次转弯都能邂逅壮美的风景，但这里又多了巴尔干山区风情，即那些牧羊人和羊群：羊群密布在山坡上，就好像巨大羊毛质地的布匹，被山峦大力地一抖，它们开始颤颤巍巍地抖动，竟然开始接二连三地滚落到公路当中！我们紧急刹车，才没有血溅公路。
2016.7.13 第6日 马其顿 奥赫里德如果说Transfagarasan的盘山公路是整个路旅中最壮阔的一段，那么接下去从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到联合国遗产古城奥赫里德，则是整个路旅中最柔美的一段：狭窄的乡间公路在薄暮笼罩下，两边都是农田和点缀其中的清真寺、东正教堂、老加油站，起伏的山峦和三三两两的牛羊，如果不是发现路边停着一辆缺了车轱辘被一个纸板箱苦苦支撑着的Yugo汽车，我几乎忘记了这是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一部分。
马其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作《暴雨将至》的电影：在那个时间不逝、圆圈不圆的马其顿世界里，总是乌云密布。但此刻，正是夏季，它呈现着巴尔干半岛这个季节应有的气象：干燥、炎热，男女老人在柳梢下的湖滨避暑，孩子们依次纵身跃入有着400百万年历史的奥赫里德湖。
奥赫里德湖岬角上的圣约翰教堂就是《暴雨将至》的取景地。在这个以波黑内战为背景的电影开场时，一个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女孩为了躲避东正教徒的追杀，躲进了这个教堂。当我抵达教堂时，它的大门紧闭着，掌管钥匙的人和他朋友们却在教堂门前的小广场上喝着啤酒。
我们加入了对话。长桌旁还有一个游客，他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年轻人Mike，肥胖，说话不停，走路有些轻微得跛，他说他正从一个更肥胖的境地过来，所以他的脚关节还没有适应他现在轻了50磅的体重。
我问起他是如何减肥的，他有些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我的沙特阿拉伯饮食！每天都是难吃的鸡和饭、饭和鸡！再加上豆子！”Mike本来在洛杉矶一所公立小學做老师，后来申请到一个被他称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沙特一所私立学校担任英文老师。这个大嘴巴显然非常享受他在中东的教职：“我在美国什么也不是，又胖又穷，但在那里，我可受欢迎了，不愁找不到女朋友，我的学生还要贿赂我。”
这是怪老师Mike的第一次欧洲之旅，他选择了一个比较另类的旅行线路：奥斯曼帝国的撤退之路，也就是遵循帝国开始在欧洲节节败退的路线一路往回走，从维也纳到伊斯坦布尔，也进一步探索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引起的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后果。他指了指我们身后的教堂，“正是民族分界线的犬牙交错，才会有《暴雨将至》这个故事”。
我突然无端地想起《暴雨将至》的开头引用的诗句：“当鸟群飞越过阴霾天际时，人们鸦雀无音。我的血因等待而沉痛。”它描写了巴尔干半岛在暴雨将至前令人窒息的静谧。我们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两天后，伊斯坦布尔就会降落暴雨，Mike还在热烈地向伊尔汗打听着关于伊斯坦布尔的一切。
2016.7.17 第10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我们的旅途回到了文章开始的地方：希腊塞萨洛尼基，距离伊斯坦布尔600公里。政变发生次日，伊尔汗本来归心似箭立刻就要回伊斯坦布尔，但当时土耳其希腊边境情况还不明朗，我们决定在希腊待上一天，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向土耳其和希腊的边境伊斯帕拉出发。
伊斯帕拉是一个和希腊接壤的土耳其边境城市，等待入境的车辆排成平常不多见的长龙，因为每辆车都必须仔细检查行李，边境人员对急于赶回风暴中心的土耳其人耸耸肩：“没有办法，特殊时期。”有人在边境凉亭下看一张土耳其报纸，头条是投降的政变士兵们被剥光了除内衣外的所有衣服，正在等待处置的照片。边检人员看我们在400℃的天气还穿着厚厚的摩托夹克，倒也起了恻隐之心，放我们先行。伊尔汗在车轮滚过土耳其边境线的霎那，通过耳机向我宣布：“现在你可以亲自体验一场军事政变了！”
我不禁想起了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伊斯坦布尔旅行记》中，他以诗人的笔触悲伤地描述“一个游牧部落成员永远朝着落日的方向骑去”，我不禁有些苦笑起来，因为我正在和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如假包换的游牧部落的成员朝着落日的方向骑去，诗人就好像有预知一样地描述了我们此刻的情形。布罗茨基接着用调查记者般的冷静笔触写道：“这里人们只有一种不值得羡慕的、三流的现在，他们勤奋，但遭到本地历史强度的掠劫。这里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了，也许除了街头骚乱和地震。”
政变平定两天后的伊斯坦布尔，即使周日，通往城里中心区域的交通依然有些拥挤而且凌乱，十字路口总有各种车辆用各种姿势堵在路中间，就好像这个在伊斯兰教、民族国家和世俗主义三条道路交汇的三岔路口，一盏三种颜色同时亮起的出了乱子的交通灯让整个交通停滞了下来。
不少机动车前后都挂起了国旗，车上的天线都延伸了一个功能—旗杆。有的人在车上找不到地方扎国旗，竟然就一手扶方向盘，一手举着国旗伸在车窗外，好像自由男神；坐在后座的孩子们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使劲地挥舞着国旗，这成为他们无聊路旅中一扫疲惫的新游戏。我没有料想到当我置身于土耳其街头时的第一印象，可能会让自己错觉这是不是举国在欢庆一场球赛的胜利，事实上，一场军队和公民间的杀戮刚在大约四十小时前发生。
我们把Africa Twin驶到了艾米诺努码头边上。也正是在这里，两千六百多年前，一个叫Byzas的希腊国王航至巴尔干半岛的东端，驶入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交汇的这里时，看到的是同一片海天。Byzas接受了太阳神的神谕，在这里建城，于是，一个叫拜占庭的城市诞生了。
被政治的惊涛骇浪吓到的伊斯坦布尔人现在只是安静地在喝红茶，海鸟在倾听周末最后一抹余晖擦过天际的声音.这个城市此刻处于一种有些疯狂的宁静。我收到了朋友发来的微信，“伊斯坦布尔还好吗？”我说：“还好，这里一切平静，甚至带有诡异的快乐气氛。”
新清真寺传来了太阳落山后的昏礼祷告声，我的耳边还有孩子们被海鸥咬走他们手上的芝麻圈后发出的欢叫声。就在这些或宏大或微小的交响声中，我闭上了眼睛，以此庆祝我们的抵达，经过3，183公里，10天，5个国家和一场政变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