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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从学校回来，老爸站在家门口等我。
“学校什么样子？”他问。
“绿色的！”
“我问你学校什么样子，不是问你颜色！”老爸瞪着我。
我没出声，低着头，强忍着，不让泪水滴下来。在学校一整天，我都是这样低着头，盯着地上看，我只记得绿色———学校的绿色地毯。
到美国的第二天，老爸就带我走到路口，指着不远处一个尖顶的教堂说： “过两个礼拜，送你进那个学校。”
我只看到教堂和它前面的停车场，没见到学校，心想：“原来美国人上教堂，就是上学。”直到上学的前一天，老妈带我去注册，绕过教堂，经过一大片红砖墙，看到一扇小门，上面挂了一个白色的十字架，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圣家（Holy Family）。几个穿蓝色宽条纹制服的小孩，主动跟老妈打招呼，我才知道原来学校躲在教堂后面。
老爸决定送我上天主教私立小学，大概因为听说去公立小学的东方孩子，常因为种族歧视而挨揍。
这里的同学果然很友善，他们排成一行，主动跟我握手。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同学问。
我怔了一下，不懂他说的话，四周所有的同学居然一齐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惊慌得愈发不知所措，终于想起自己会的一句，低着头，小声说： “我不知道！”
一下子全安静了。接着整个教室笑成一团。老师赶忙挥手，把笑声压下去。
“他叫‘轩刘（Shiuan Liu）’。”老师拿着资料卡，念出我的名字。她的发音很怪，读成了“尚卢”。
从此，我就变成了“尚卢”。
其实来美国之前，我已经会了英文的大小写，也学了几句基本的会话。
但是那天，我为什么连最简单的一句也没听懂呢？ 我发觉，跟老爸、老妈学的英语好像不管用，因为美国孩子都不那么说。即使说，也不是那个调调。学英语，由过去最没道理的事，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变成我心里最重要的事。
我知道：如果我不学，我会孤独。
如果我不学，我会被欺负。
如果我不学，就像上学的第一天，即使别人不侮辱我，我也会有被侮辱的感觉。
这就是半句英语不通的孩子，到美国没多久，英语都能講得呱呱叫的原因。
把你丢进河里，让你浮浮沉沉、自生自灭，若你不想淹死，自然就会游泳了。
而且，父母的教育水准愈低，他们孩子的英语可能说得愈道地，说得没一点中国腔，跟老美一模一样。
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以自己不标准的英语教孩子，孩子完全是跟美国人学的。对我的导师，一头蓬松白发、五十多岁的普兰蒂太太（Mrs.Pruntey）来说，我必定是她教学生涯中的一大挑战。
她把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交到我手上，看着我把黑板上她规定的功课，一个字、一个字地照抄下来。
我只是照抄，不懂字的意思，也不知道单词与单词需要间隔。
但是普兰蒂老师并不立刻纠正我，更从来没帮我抄过一个字。她只是不断点头： “很好！很好！”
我感谢她，她懂得教语文的道理——把我丢下去，让我自己挣扎。
挣扎中，学得最快。
我也感谢莉莉（Lily）。她是希腊人，有着一头深褐色的鬈发和像日本卡通娃娃一样大大的、湖水般的眼睛。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搭上线”的。
只记得每次，我都用一个耸耸肩，加上手势和几个支离破碎的单词和她开始“交谈”。
我们居然很来电。
我没有玫瑰花可以向她示好，但我很会折纸，每天都折几只鹤和船送给她。看她抽屉里有我的一大堆折纸，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甚至发明了几个花样，折出非常复杂的太空船，送给她。
小学二年级，我居然证实：爱情，是艺术创作最大的原动力！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她居然把我折的一只鸟，送给另一个女生。
我很不高兴，整天不理她。
她急了，用很快的速度向我解释，快得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扮了个鬼脸，在我贫乏的词汇里，想找一个恰当的字。我终于想到电视上，当人生气时，常说的一句话： “我恨你！（I hate you！）”
她突然呆住了，眼睛里涌出泪水，猛转身，冲出教室。
我没有向她道歉，直到看见她放学时，扔掉了所有的折纸，才意识到——我说错了话。
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家搬到离市中心较远的湾边（Bayside）。
最后一天，老师代我发饼干给每个小朋友。
然后，全班排成一列，跟我握手道别。
这时候，我已经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并说一大堆感性的离别赠言。
但是握到莉莉的手时，我沉默了，眼睛又转向地面，好像我上学的第一天。
多年后，我上了高中，有一个暑假，在圣若望大学修了几门课。
每次去学校，巴士都得经过圣家小学，使我想到玛莉修女如何教我们过马路，普兰蒂老师怎么要我们排队上厕所。
每次，看到有褐色鬈发的女孩上车，我的心都一惊，觉得那会是莉莉……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叛逆年代》
“学校什么样子？”他问。
“绿色的！”
“我问你学校什么样子，不是问你颜色！”老爸瞪着我。
我没出声，低着头，强忍着，不让泪水滴下来。在学校一整天，我都是这样低着头，盯着地上看，我只记得绿色———学校的绿色地毯。
到美国的第二天，老爸就带我走到路口，指着不远处一个尖顶的教堂说： “过两个礼拜，送你进那个学校。”
我只看到教堂和它前面的停车场，没见到学校，心想：“原来美国人上教堂，就是上学。”直到上学的前一天，老妈带我去注册，绕过教堂，经过一大片红砖墙，看到一扇小门，上面挂了一个白色的十字架，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圣家（Holy Family）。几个穿蓝色宽条纹制服的小孩，主动跟老妈打招呼，我才知道原来学校躲在教堂后面。
老爸决定送我上天主教私立小学，大概因为听说去公立小学的东方孩子，常因为种族歧视而挨揍。
这里的同学果然很友善，他们排成一行，主动跟我握手。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同学问。
我怔了一下，不懂他说的话，四周所有的同学居然一齐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惊慌得愈发不知所措，终于想起自己会的一句，低着头，小声说： “我不知道！”
一下子全安静了。接着整个教室笑成一团。老师赶忙挥手，把笑声压下去。
“他叫‘轩刘（Shiuan Liu）’。”老师拿着资料卡，念出我的名字。她的发音很怪，读成了“尚卢”。
从此，我就变成了“尚卢”。
其实来美国之前，我已经会了英文的大小写，也学了几句基本的会话。
但是那天，我为什么连最简单的一句也没听懂呢？ 我发觉，跟老爸、老妈学的英语好像不管用，因为美国孩子都不那么说。即使说，也不是那个调调。学英语，由过去最没道理的事，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变成我心里最重要的事。
我知道：如果我不学，我会孤独。
如果我不学，我会被欺负。
如果我不学，就像上学的第一天，即使别人不侮辱我，我也会有被侮辱的感觉。
这就是半句英语不通的孩子，到美国没多久，英语都能講得呱呱叫的原因。
把你丢进河里，让你浮浮沉沉、自生自灭，若你不想淹死，自然就会游泳了。
而且，父母的教育水准愈低，他们孩子的英语可能说得愈道地，说得没一点中国腔，跟老美一模一样。
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以自己不标准的英语教孩子，孩子完全是跟美国人学的。对我的导师，一头蓬松白发、五十多岁的普兰蒂太太（Mrs.Pruntey）来说，我必定是她教学生涯中的一大挑战。
她把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交到我手上，看着我把黑板上她规定的功课，一个字、一个字地照抄下来。
我只是照抄，不懂字的意思，也不知道单词与单词需要间隔。
但是普兰蒂老师并不立刻纠正我，更从来没帮我抄过一个字。她只是不断点头： “很好！很好！”
我感谢她，她懂得教语文的道理——把我丢下去，让我自己挣扎。
挣扎中，学得最快。
我也感谢莉莉（Lily）。她是希腊人，有着一头深褐色的鬈发和像日本卡通娃娃一样大大的、湖水般的眼睛。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搭上线”的。
只记得每次，我都用一个耸耸肩，加上手势和几个支离破碎的单词和她开始“交谈”。
我们居然很来电。
我没有玫瑰花可以向她示好，但我很会折纸，每天都折几只鹤和船送给她。看她抽屉里有我的一大堆折纸，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甚至发明了几个花样，折出非常复杂的太空船，送给她。
小学二年级，我居然证实：爱情，是艺术创作最大的原动力！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她居然把我折的一只鸟，送给另一个女生。
我很不高兴，整天不理她。
她急了，用很快的速度向我解释，快得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扮了个鬼脸，在我贫乏的词汇里，想找一个恰当的字。我终于想到电视上，当人生气时，常说的一句话： “我恨你！（I hate you！）”
她突然呆住了，眼睛里涌出泪水，猛转身，冲出教室。
我没有向她道歉，直到看见她放学时，扔掉了所有的折纸，才意识到——我说错了话。
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家搬到离市中心较远的湾边（Bayside）。
最后一天，老师代我发饼干给每个小朋友。
然后，全班排成一列，跟我握手道别。
这时候，我已经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并说一大堆感性的离别赠言。
但是握到莉莉的手时，我沉默了，眼睛又转向地面，好像我上学的第一天。
多年后，我上了高中，有一个暑假，在圣若望大学修了几门课。
每次去学校，巴士都得经过圣家小学，使我想到玛莉修女如何教我们过马路，普兰蒂老师怎么要我们排队上厕所。
每次，看到有褐色鬈发的女孩上车，我的心都一惊，觉得那会是莉莉……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叛逆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