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宝说完，爹看向我，一人要96元钱？我看见爹的白眼球上有几条红血丝。对，俩人192元。二宝答道。娘的手哆嗦一下子，手里的水瓢歪了，水洒出来一些。
　　爹坐在八仙桌前，卷了一根老旱烟，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灰落在像长了麻子一样的桌面上。
　　我突然说，我要退学，出去打工挣钱。娘吃惊地看着我，眼看就要上高中了，说不念就不念了？
　　二宝说，大哥退学，我也退。我说咱俩分工，你念书，我挣钱供你。二宝身子一挺，没商量。
　　娘对爹说，当家的，你倒说句话呀！爹吼了一句，别起哄，明儿个一块儿上学去。爹说完扔掉烟头，出了家门。
　　夜像一把锁头，锁住了村子的喧嚣，就连我家爱叫的老黄狗都闭上了嘴巴。爹的鼾声长长短短地响着，二宝的磨牙声此起彼伏，只有娘安静地躺着。我的手心里攥着96元钱，怎么也睡不着了。
　　爹回来时，啥也没说，把手里的钱一分为二交给我和二宝，就躺下了。我和二宝都没问爹的钱是打哪儿借来的，问了爹也不会说。
　　借着朦胧的月光，我看了一眼北墻上嘀嗒嘀嗒走着的挂钟，已经快凌晨三点了，我悄悄爬起来。娘说，干啥去？我一愣，随口说，上厕所。我抱着衣服溜出房门。月光落满院子，我攀过豁牙一样的矮墙，向东边的山上跑去。跑到半山腰，我停下来，回头望去，那座低矮的土坯房被树木遮挡住了，只露着房顶上那根高高的烟囱。我突然想哭，眼泪在眼眶里撞了几个来回，被我硬生生地憋了回去。我咬咬牙，顺着那条出山的蜿蜒小路，走了。
　　我每天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每个月把赚的钱寄给爹，后来直接寄给上大学的二宝。二宝每次收到钱都给我写封信，信的末尾总要写上一句，大哥，你的恩情我要用一辈子来报答！
　　我用自己满是老茧的手给二宝写回信，咱俩孪生，你念书就等于我念书，好好念，将来找个好工作，娶个漂亮媳妇。
　　二宝的书念得很好，大三那年入了党，当上了学生会主席。每年的暑假，二宝都会来工地看我，并在工地做一个月的临时工，每天我俩挤在一个被窝里，像小时候一样踹着脚丫子。二宝毕业前夕，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信里夹着他和一个姑娘的合照。二宝告诉我，他要随女朋友去陕西。不是和我商量，就是把决定告诉我一声，最后说，爹娘就交给你照顾了。我心里别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理解了二宝。
　　二宝去的是陕西的一个贫困县，他的仕途比较顺畅，当年考上了公务员，在县政府机关做文秘工作，3年后成了办公室主任。二宝决定结婚了，婚礼定在当年的国庆节。我高兴得像自己要娶媳妇似的，把仅有的一万元钱寄给了二宝。二宝把钱退了回来。我又寄过去，我说再退回来，咱俩就不是兄弟了。二宝说，你一定把爹娘带来参加我的婚礼。我说必须的。
　　结果工地赶工期，我没请下假来，没我领着，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爹娘，自然也去不成千里迢迢的陕西。那天我约了几个老乡，在一个小饭馆里破天荒地奢侈了一把，我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
　　二宝去陕西后，我开始谈恋爱，女友是一个饭店的服务员。我和女友在市区租了一间房，我俩每天早出晚归，拼着我们的未来。有一天我接到家里的来信，信中说爹腰疼，地里的活儿干不了了。我说服女友，在外漂泊13年后，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我订婚时，选择了“五一”，是因为考虑二宝有个小长假，那时候二宝已经是副县长了，自从他去了陕西，我们就没见过，弟妹也只在照片上看过。
　　二宝告诉我，他在一个叫万家沟的乡镇搞扶贫，事儿太多，实在抽不出时间回来。我说，那就等我结婚时回吧。二宝说，一定回！
　　我结婚那天，二宝也没回来，只给我寄来一床红缎面被子，喜鹊登梅的图案，挂牌上有二宝写的一行字：我实在难以成行。大哥，你一定要幸福！爹气得把烟袋扔了，骂二宝忘恩负义，对不起我这个重情重义的大哥。娘也说，即使官身不由己，也不该这样薄情寡义呀。这次我没替二宝说话，心里生了一个疙瘩。
　　自从我结婚，和二宝的兄弟情就渐渐地薄了，我俩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各行其道。有时候想他，我就把自己灌醉，从不主动联系他。二宝除了一年三节，在电话里问候我和爹娘，平时也很少和我们联系。
　　有一天晚上，看电视的妻子连声喊道，大宝，你快来，二宝上电视了。我忙跑过去，见二宝正在接受采访，问的答的都是二宝扶贫的事，原来二宝刚刚参加完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归来。有几个镜头展示着二宝的生活日常，一双露着几个窟窿的袜子、一双开了胶的胶鞋、一顶破草帽……再看二宝，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夹克衫，黑瘦黑瘦的，发际线已经退到头顶，这哪儿还像印象中二宝的样子，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让妻子把二宝送给我的那床被子拿出来，我抱着被子，跟电视里的二宝挥着手，二宝，我过得很幸福。
　　（常朔摘自《辽宁日报》2021年4月28日/图 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