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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和文化是共生的，互为表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基底和内涵。人们常说，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语言的研究应致力于本体结构，也应着眼于不同语言词汇间的传承关系和其文化内涵的开发。本文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文言文学词和以负载外来文化为代表的外来词为研究对象，以文化传承为视角，认为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具有传承关系。
关键词：文言文学词；外来词；传承；文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136-02
悠久的历史传承着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明又孕育着时代的精华，各个时代的精华又汇聚成独具特色的文化，而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承则需要语言的记录。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因此，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以往前人的研究大多致力于语言本体结构，很少有人去关注语言文化内涵的开发和不同语言词汇之间关系，而对不同语言间词汇传承关系的研究更少。
一、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在词语惯用法方面中的传承
古代汉民族的语言交际早已成为历史的绝响，现在我们已无法亲聆昔日“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的壮丽之音了。[1]但是，举世无双的古代文化宝典，却详细而又鲜活地记录了无数个群星璀璨、触手可得的语言交际时代。倘若我们畅游文献典籍，着眼于文化传承的大视野下，就会发现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是有着一脉相传的关系。
文言文学词是指上起先秦，下迄“五四”，包括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中语言。也正如卢绪元所解释的那样：“是指那些由古代传下来而为现代普通话所吸收的具有文言的特点和风格的有生气的词，一般多用于书面，有些在口头上也多习用。”[2]这一定义得出古今汉语具有传承关系，如果古今汉语不具备这种传承关系，那么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将不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繁荣。文言文学词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就不会被后代人所认识和继承，当然也就谈不上引入外来词来丰富汉语了。之所以命名为“文言文学词”，是为了与现代汉语书面语相区别。防止产生误解：文言文学词是指断代史上的古汉语词汇——先秦语言。
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是一对矛盾而现实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我们能否正确地批判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并使之古为今用的问题。众所周知，文言和现代汉语是传承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很微妙，藕断丝连，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显示易学的一面，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具体词语负载的文化信息来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中有异显示出难学的一面，即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某个词语的具体含义，经常会望文生义。这便不能很好地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外来词的引入，不仅填补了现代汉语表达上的语义空白，而且使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新事物，了解更多外来文化。所以，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的有机融合，才能推动汉语和汉文化的发展，人们也才能沿着文化传承之路，推进语言的可持续发展。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周边各地区的民族也多有接触。在远古和上古时期，语言与文化交流融合的情况就异常复杂。[3]以中原地区的华夏语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汉语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体，其中容纳了多种语言的成分。这些语言成分已深入到汉语的血液里，令人不能再认识到它们的来源，其外来色彩也被消磨同化掉，成为汉语里的基本词汇而被传承下来，但这些词在使用上遵循着古今汉语用法一致的原则。这种情况可以分为两类：外来文化词和外来佛教用语。
（一）外来文化词的传承
这些外来文化词自从借入汉语里，就被广泛地使用，发展到今天，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下面试举几例略作分析：
1.苜蓿
《史记•大宛列传》：“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桃肥饶地。”“苜蓿”一词借自伊朗语言，指多年草本植物，叶子互生，复叶由三片叶构成，小叶长圆形，是一种重要的牧草和绿肥作物，也叫紫花苜蓿。如今在游牧地区这一植物已被广泛的种植，以用来饲养牲畜。
2.珊瑚
白居易《新乐府•涧底松》：“君不见，沈沈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珊瑚”一词借自伊朗语言，指美石，现在我们可以把珊瑚当作装饰品，来美化我们的生活。
以上所举的“珊瑚”、“苜蓿”是历史上我国汉族人民在和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吸收进来的文化词，它们都是随着其所表示的事物传到汉地，而又进入到汉语里。如今，这些词仍然在使用，其所传承的文化也依然起着巨大影响。所以研究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国古籍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外来佛教用语的传承
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汉武帝征服西域时期。随后，佛教发展壮大，很快为人们所接受，一些佛教用语也开始进入汉民族的视野里，其中一部分用语被当成基本词汇传承下来，成为全民族常用的语言词汇。试举例来分析：
1.因果
上古时代，“因”、“果”二字是不连用的。上古的“因”是“因依”的意思，“果”是“果实”的意思。佛教教义认为有因者必有果，因此有所谓的“果报”或“报应”。现代则利用“因果”来作哲学名词，如逻辑学中因果关系，便是古今汉语用法的传承。
2.烦恼
佛经《大智论》：“烦恼者能令心烦作恼，故为烦恼。”佛教认为人的主要烦恼是：贪婪、怨恨、痴心等等，认为“人无一切希求，烦恼自然消”。现在是指人的一种不愉快的心理活动，与原来的意思大致相同，这也是古今汉语用法的传承。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圆满”、“世界”、“结果”等。以上所举例子中的词语从来源上看，不仅仅属于外来词的范畴，还属于文言文学词的范畴。这主要是从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时间来说。这些既是文言文学词同时又是外来词在使用方法上的一脉相承。这不仅使我们有机会阅读到丰富的文学作品，而且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因此，古为今用是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的一大特点，也是语言可持续发展、文化可持续繁荣的亮点。
二、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在词义方面的传承
有人认为把它们放在一起研究，会有牵强附会之感。有这种疑问是对的，但从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知道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语惯用法方面是具有整体而贯通的传承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么作为它们之中的两个方面: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也势必会有这种整体而贯通的传承关系。否则外来词凭什么能在我们根深蒂固的语言中大放光彩，难道任凭它是外来的?所以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的交互发展也必须从汉字所“蕴涵”的“原始意象”去理解和领悟，以求揭示外来词进入汉语的发生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音译词来看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的关系
1.音译词字形意化
音译词字形意化是与汉字的表意特点相结合的一种音译方法，有的学术研究也称作表音兼表意的外来词。香港名牌衣服“七喜”，译自“seven up”。“seven”是七，“up”是起，本应对译为“七起”，因在粤方言中，“起”与“喜”同音，故以“喜”代“起”。译名“七喜”，顿时使商品增色，声名远播。
2.音译词加义标法
是指在借音之外再增添一个汉语固有字作义标。例如卡片（card）、沙丁鱼（sardine）中的卡、沙丁为音译，片、鱼为表示其种类的义标。同理，芭蕾舞（ballet）、高尔夫球（golf）中的舞、球皆为义标。
以上音译方法说明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是具有汉字传承方面的关联。以古老汉字为记录基础的文言文学词，贯以现代发展理念，成功地实现了不同语言的融合，使之形象化、具体化。
（二）从民族性来看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之间的关系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有鄙薄、歧视少数民族及其语言的心理。如“南蛮鴃舌”，就是古代封建文人讥笑南方少数民族说话像大鸟的叫声似的难听和未开化。汉朝作为强势国家处于权利中心地位，对外族人原有“南蛮、北狄、西羌、东夷”之称，后来统称“北方”，西方少数民族称为“胡人”。汉胡民族大融合后，胡人说汉语不太标准，于是有了“胡言汉（乱）语”的说法，后又派生出许多词语。如胡闹、胡说、胡搅蛮缠。“胡”与“乱”、“蛮”、“野”都属于同义，又有了胡杨、胡琴、胡萝卜等词语。以上反映出大汉民族的民族主义色彩。
综上所述，以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为主线的词汇研究，对词汇所经过的各个时代语言来说是以基本词汇的传承为主，辅以文化基因为手段，面对世界性的文化主潮，任何传播与接受都是一种双向互动，为提高相互的适应性，每一种语言在影响其他语言的同时也定当削减自己的文化个性。同理，以彰显文化实质的语言势必会做出适应性的让步。否则，语言间的融合也不过是一朵“不开花”的果实。
参考文献：
[1]周一农.词汇的文化意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王力.汉语史稿[M].上海：中华书局，2007.
关键词：文言文学词；外来词；传承；文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136-02
悠久的历史传承着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明又孕育着时代的精华，各个时代的精华又汇聚成独具特色的文化，而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承则需要语言的记录。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因此，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以往前人的研究大多致力于语言本体结构，很少有人去关注语言文化内涵的开发和不同语言词汇之间关系，而对不同语言间词汇传承关系的研究更少。
一、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在词语惯用法方面中的传承
古代汉民族的语言交际早已成为历史的绝响，现在我们已无法亲聆昔日“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的壮丽之音了。[1]但是，举世无双的古代文化宝典，却详细而又鲜活地记录了无数个群星璀璨、触手可得的语言交际时代。倘若我们畅游文献典籍，着眼于文化传承的大视野下，就会发现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是有着一脉相传的关系。
文言文学词是指上起先秦，下迄“五四”，包括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中语言。也正如卢绪元所解释的那样：“是指那些由古代传下来而为现代普通话所吸收的具有文言的特点和风格的有生气的词，一般多用于书面，有些在口头上也多习用。”[2]这一定义得出古今汉语具有传承关系，如果古今汉语不具备这种传承关系，那么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将不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繁荣。文言文学词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就不会被后代人所认识和继承，当然也就谈不上引入外来词来丰富汉语了。之所以命名为“文言文学词”，是为了与现代汉语书面语相区别。防止产生误解：文言文学词是指断代史上的古汉语词汇——先秦语言。
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是一对矛盾而现实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我们能否正确地批判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并使之古为今用的问题。众所周知，文言和现代汉语是传承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很微妙，藕断丝连，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显示易学的一面，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具体词语负载的文化信息来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中有异显示出难学的一面，即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某个词语的具体含义，经常会望文生义。这便不能很好地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外来词的引入，不仅填补了现代汉语表达上的语义空白，而且使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新事物，了解更多外来文化。所以，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的有机融合，才能推动汉语和汉文化的发展，人们也才能沿着文化传承之路，推进语言的可持续发展。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周边各地区的民族也多有接触。在远古和上古时期，语言与文化交流融合的情况就异常复杂。[3]以中原地区的华夏语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汉语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体，其中容纳了多种语言的成分。这些语言成分已深入到汉语的血液里，令人不能再认识到它们的来源，其外来色彩也被消磨同化掉，成为汉语里的基本词汇而被传承下来，但这些词在使用上遵循着古今汉语用法一致的原则。这种情况可以分为两类：外来文化词和外来佛教用语。
（一）外来文化词的传承
这些外来文化词自从借入汉语里，就被广泛地使用，发展到今天，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下面试举几例略作分析：
1.苜蓿
《史记•大宛列传》：“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桃肥饶地。”“苜蓿”一词借自伊朗语言，指多年草本植物，叶子互生，复叶由三片叶构成，小叶长圆形，是一种重要的牧草和绿肥作物，也叫紫花苜蓿。如今在游牧地区这一植物已被广泛的种植，以用来饲养牲畜。
2.珊瑚
白居易《新乐府•涧底松》：“君不见，沈沈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珊瑚”一词借自伊朗语言，指美石，现在我们可以把珊瑚当作装饰品，来美化我们的生活。
以上所举的“珊瑚”、“苜蓿”是历史上我国汉族人民在和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吸收进来的文化词，它们都是随着其所表示的事物传到汉地，而又进入到汉语里。如今，这些词仍然在使用，其所传承的文化也依然起着巨大影响。所以研究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国古籍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外来佛教用语的传承
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汉武帝征服西域时期。随后，佛教发展壮大，很快为人们所接受，一些佛教用语也开始进入汉民族的视野里，其中一部分用语被当成基本词汇传承下来，成为全民族常用的语言词汇。试举例来分析：
1.因果
上古时代，“因”、“果”二字是不连用的。上古的“因”是“因依”的意思，“果”是“果实”的意思。佛教教义认为有因者必有果，因此有所谓的“果报”或“报应”。现代则利用“因果”来作哲学名词，如逻辑学中因果关系，便是古今汉语用法的传承。
2.烦恼
佛经《大智论》：“烦恼者能令心烦作恼，故为烦恼。”佛教认为人的主要烦恼是：贪婪、怨恨、痴心等等，认为“人无一切希求，烦恼自然消”。现在是指人的一种不愉快的心理活动，与原来的意思大致相同，这也是古今汉语用法的传承。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圆满”、“世界”、“结果”等。以上所举例子中的词语从来源上看，不仅仅属于外来词的范畴，还属于文言文学词的范畴。这主要是从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时间来说。这些既是文言文学词同时又是外来词在使用方法上的一脉相承。这不仅使我们有机会阅读到丰富的文学作品，而且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因此，古为今用是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的一大特点，也是语言可持续发展、文化可持续繁荣的亮点。
二、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在词义方面的传承
有人认为把它们放在一起研究，会有牵强附会之感。有这种疑问是对的，但从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知道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语惯用法方面是具有整体而贯通的传承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么作为它们之中的两个方面: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也势必会有这种整体而贯通的传承关系。否则外来词凭什么能在我们根深蒂固的语言中大放光彩，难道任凭它是外来的?所以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的交互发展也必须从汉字所“蕴涵”的“原始意象”去理解和领悟，以求揭示外来词进入汉语的发生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音译词来看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的关系
1.音译词字形意化
音译词字形意化是与汉字的表意特点相结合的一种音译方法，有的学术研究也称作表音兼表意的外来词。香港名牌衣服“七喜”，译自“seven up”。“seven”是七，“up”是起，本应对译为“七起”，因在粤方言中，“起”与“喜”同音，故以“喜”代“起”。译名“七喜”，顿时使商品增色，声名远播。
2.音译词加义标法
是指在借音之外再增添一个汉语固有字作义标。例如卡片（card）、沙丁鱼（sardine）中的卡、沙丁为音译，片、鱼为表示其种类的义标。同理，芭蕾舞（ballet）、高尔夫球（golf）中的舞、球皆为义标。
以上音译方法说明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是具有汉字传承方面的关联。以古老汉字为记录基础的文言文学词，贯以现代发展理念，成功地实现了不同语言的融合，使之形象化、具体化。
（二）从民族性来看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之间的关系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有鄙薄、歧视少数民族及其语言的心理。如“南蛮鴃舌”，就是古代封建文人讥笑南方少数民族说话像大鸟的叫声似的难听和未开化。汉朝作为强势国家处于权利中心地位，对外族人原有“南蛮、北狄、西羌、东夷”之称，后来统称“北方”，西方少数民族称为“胡人”。汉胡民族大融合后，胡人说汉语不太标准，于是有了“胡言汉（乱）语”的说法，后又派生出许多词语。如胡闹、胡说、胡搅蛮缠。“胡”与“乱”、“蛮”、“野”都属于同义，又有了胡杨、胡琴、胡萝卜等词语。以上反映出大汉民族的民族主义色彩。
综上所述，以文言文学词和外来词为主线的词汇研究，对词汇所经过的各个时代语言来说是以基本词汇的传承为主，辅以文化基因为手段，面对世界性的文化主潮，任何传播与接受都是一种双向互动，为提高相互的适应性，每一种语言在影响其他语言的同时也定当削减自己的文化个性。同理，以彰显文化实质的语言势必会做出适应性的让步。否则，语言间的融合也不过是一朵“不开花”的果实。
参考文献：
[1]周一农.词汇的文化意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王力.汉语史稿[M].上海：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