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钧被业界戏称为我国当代“土行孙”。作为一位隧道工程专业的知名科学家，他的一生都在与“岩土”“洞子”打交道。
　　 崇山峻岭、长城内外、黄土高坡、沙漠荒原、江河海底……祖国大地处处都留下了孙钧奔忙的足迹。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港珠澳大桥……这些重大工程都凝结着他的智慧和汗水。
　　1.苦难童年萌生爱国信念
　　 “爱国奉献、科学救国。”孙钧说这是他幼年时的梦想，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的追梦之路并不平坦。
　　 11岁时，孙钧跟随家人逃难，从南京经苏北辗转来到上海市租界，躲过了南京大屠杀的浩劫。一家七口蜗居在当年法租界内的一间陋室，孙钧回忆道：“我在大街上目睹过形形色色的人，耀武扬威的日本兵、法租界的越南兵……也见识过他们各式各样的行径。”
　　 “我切身感到国家落后就会受到欺辱，由此萌生了爱国图强的坚定信念。”回想当年，孙钧的内心十分痛苦。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孙钧以高分被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录取，当时的录取比为1∶30。读大学时，孙钧成为进步学生会的系科代表。刷标语、呼口号、罢课斗争、游行示威，这些“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他都积极参加。
　　 “那几年的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我，让我逐步树立了爱祖国、爱人民的革命人生观。”多年来，这位永远“闲不住”的人，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每天无论有多忙，孙钧都要抽时间看新闻，“只要看到祖国工程建设有需要，我定毫不迟疑奔赴第一线”。
　　2.数十年未敢有片刻松懈
　　 自称“科班出身”的孙钧，将自己的专业基础功底归功于当年诸多名师的谆谆善诱。
　　 1952年秋，孙钧进入同济大学任教，一干就是67年。由于俄语基础好，26岁时孙钧以讲师身份被派给一位苏联桥梁专家当翻译。工作之余，他坚持学习，完成了苏联基辅工学院副博士全部学位课程的学习任务并写出“连续钢拱桥”方面的专题学位论文。
　　 “文化大革命”时期，孙钧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农活繁重。但每天晚饭后，他总是雷打不动地学习。孙钧回忆说：“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我花了两个月啃完一本‘岩石力学’方面的学术原著，为日后在该学科领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那时造反派来“抄家”，孙钧什么都舍得让他们拿去，可就是舍不得那些英文书和俄文书。每逢夜深，他就偷偷在卧室里耕读至凌晨。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孙钧重新走进实验室，比之前更加抓紧时间搞科研。他说：“世上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它一去不复返呀！自己数十年来始终未敢有片刻懈怠。”
　　 有一次孙钧动完手术后，被安排在疗养院休养。尚未痊愈他便又开始工作、写文章，医生忍不住“教训”道：“孙教授啊，您这是来养病还是来做学问的啊？”此后，孙钧摸清了医生9点准时查房的规律，等查房医生走后再迅速投入工作，后来次次都未“露馅”。
　　3.一定要去工地现场“验明正身”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话孙钧常挂在嘴边，他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
　　 “我是一个工程‘医生’，我的‘病人’在施工现场。如果没见到‘病人’，怎么给它们把脉问诊，又怎能开出对诊药方？”这是孙钧坚持了多年的“行医”原则。他认为，要研究并解决好岩土问题，不能只待在学术殿堂里做“空头学问”，必须要去工地现场“验明正身”。
　　 在国家“大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开展之时，孙钧远赴云贵高原、西北拉西瓦、浙江天荒坪等地，积极投身到一项项工程的勘察、设计和科研工作中，取得丰硕成果，并多次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大奖。
　　 20世紀末，年事已高的孙钧在去湖北恩施市现场察看四渡河一座特大型跨谷悬索桥隧道锚的锚峒时，一脚高、一脚低地从陡峭的坡道一步步艰难下到地下70余米深的峒底。花了一个多小时仔细察看完锚峒岩体结构产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孙钧才艰难爬出来。当他气喘吁吁地爬到峒口时足有5分钟说不出话来，事后他说，那次真是达到体力极限了。
　　 不止如此，孙钧曾顶着44摄氏度的高温酷暑长途跋涉，从乌鲁木齐前往新疆吐鲁番盆地开展勘察工作。他也曾冒着零下18摄氏度的严寒，为察看南水北调中线穿越黄河盾构隧洞的北岸深大竖井井口，手握冰冷扶梯艰难下到50多米深的井底……
　　 在终日忙碌的工程实践中，孙钧以超紧张的工作节奏和饱满的热情，度过了他的花甲之年、古稀之年。哪怕在鲐背之年，他也未曾停下脚步。正如他所言：“做学问就是走完‘问题从实践中来，通过理论探究再转化为实践服务’这一过程。这条路既甜又苦，解决难题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扎实地付出辛勤努力，唯如此才更能体会其中的乐趣。”
　　 惜时如命，不做虚功。孙钧始终坚持不懈追求心中理想，用沾满泥土的双脚丈量着祖国的土地。“国家和我的专业都还需要我，我要注意身体健康，亲眼看看祖国那光辉璀璨的明天，圆我伟大中华的强国隧道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