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讲，我是从大学本科开始写诗，并逐步培养了相对成熟的现代诗歌写作意识。就读于武汉大学期间，我在生活中和网络上都接触到了很多写诗的朋友。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和阅读深受几位武大师兄的影响，同时也得到了来自网络上的，包括其他高校优秀诗人的启发。于我而言，这些交往其实也是在阅读，是一种从同时代人身上学习和捕捉灵晕的过程。那何谓写作上的成熟？我觉得要看写作者是否开始了诗学上的自我建构。波德莱尔和瓦雷里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即伟大的诗人都必然是一位头等的批评家。这句话便涉及诗人和他的诗学观念问题。大概而言，我有一些关于诗歌的判断和理解，有些问题，譬如语言与沉默、修辞与自然、情感与知觉的关系，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但是由于学力不逮，我暂时不能阐释完全，且只好搁置一边。这里仅粗略地谈其他几个问题。
　　第一是音乐性，我所知道的最早谈汉语诗歌音乐性的是黄灿然写多多的文章《多多：最初的契约》，感到深受启发的同时我也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决心。但实际上我深知音乐性是个非常笼统模糊，甚至是晦涩的说法，在每个写作者那里对其含义的理解是不同的，在弗罗斯特那里可能指音调，在奥登那里可能指韵律，在洛威尔那里可能指语感，而我最赞同的是瓦雷里的定义，他在《论诗》中说：“根本没有什么定音笛、节拍器，根本没有人来建立音节，没有关于和声学的理论。除了语音和语义的变化，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东西。何况语言的作用方式丝毫不同于乐音，后者作用于唯一一个的感官，作用于听觉，而且这个感官尤其善于期待和集中注意力。相反，语言将极不协调的感觉和心理刺激混杂在一起。每个词都是一些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效果瞬间的组合。每个词都组合了一个声音和一个意义。”对我来说恰恰是语言音义关系的这种模糊性使得我们的写作具备了多重空间的探索性。
　　第二，我追求一种婉约与肌理兼备的诗风，在诗歌形式上这或许是一种悖论、一种奢望，正如人们用这两个词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面貌一样，似乎两者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在多年的写作中，这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最近几位友人在评价我的诗歌时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诗人李建春认为：
　　王家铭的诗风，紧致而优美，同时又飘忽混沌，他贴近地面行走，被犹疑、乡愁、城市风景所折磨；他既不上扬也不过分下沉，他咀嚼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他在人性的紧张里观察，他在淡淡的情中忧愁，这是宋诗的风度，他的类型，应该是属于黄庭坚。
　　所谓见小曰明，守柔曰强，家铭的诗能见其小，能守其柔，他的语言光照之处，有那么多视幻的细节自言自语。在时代、生活的荒诞和悖论中，他能保持质朴的一面，相信经验，但经验中不乏虚的风景，他的呼吸感觉是人世的，却丝毫不世俗，这令人惊奇。混沌也来自他的经验主义，所触之处是物的精微和常温，他的词语错位的方式，有时令人惊喜，有时令人困惑，随年龄、经验而异。
　　家铭的语感、诗形，堪称完美。只有为诗歌消耗生命的人才能做到。他是真正的会家子，不可不提。他这么早就成为一个宋人，我意识到一点，就很激动。
　　诗人黎衡认为：
　　家铭在大二、大三期间最早确立自己的诗歌感觉，是靠轻逸、收放有度的语言韵律感、呼吸感，蜻蜓点水式的转喻和带着沉思特征的抒情。这使他的作品获得了一种魅力，感性与智性缠绕在娓娓道来的语言的肌理中，在发挥较好的一些时候，形成微妙的共振和声音的高纯度，这并不容易做到。这种写作方式，非常仰赖洞察力的精进及其与感受力的合拍，如投石问路，黑暗中很可能踩空。从他的一批近作中，可以感受到日臻成熟的分寸感。同时，家铭是一个具有感伤主义和颓废倾向的诗人，他的作品多带有自传性质，慵懒地检视着自己，像午后喑哑的蓝调，用诗歌这“苦涩的魔法”来安慰“往日之尘”。
　　很感谢两位老友对我的鼓励，我很吃惊他们的评价果真抓住了我所追求的诗歌风格。同时也提醒了我，虽然写诗以来自己主要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但骨子里中国古典诗词的潜移默化或許更多一些，在具体的细节上它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已深入了我的血脉。
　　第三是一个写作者不应该停留于自己的风格，这貌似是一个写作问题，其实是一个如何处理与时代关系的问题。在我思考范围内，它包含各种具体的小疑问，比如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命运及和大历史的关系？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社会和人生三者的关系？诗人应该在当代保持对共同体的想象力吗？如果不做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写作者，这种坚守乌托邦似的过去和未来的意义又在何处？这些问题也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表达的，他说：一个人如果二十五岁以后还想成为诗人，就必须要有“历史的意识”。相比较他所定义的这个年龄，我觉得自己很惭愧，我落后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