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对现代剧作家曹禺先生的作品《雷雨》的学习，很容易察觉到剧中两个重要的女性繁漪、侍萍被称为周繁漪、鲁侍萍，她们都分别用了其丈夫周朴园、鲁贵的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女性的称谓及其所反映的封建思想意识和等级观念做一下梳理和深入地探讨，因为“周繁漪、鲁侍萍”并非个例，类似现象在同时期的其它文学作品中也普遍存在着，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深刻体会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大有裨益。
　　现以鲁迅、曹禺等作家的部分作品为例将女性称谓大体作以下分类：
　　
　　一、女性姓名完全隐匿：
　　
　　1．夫姓+夫排行+人们泛称。 一般情况下根据所称对象的年龄来称呼，对年长女性称“奶奶”等，对年轻女性则称“嫂”等，如鲁迅作品《药》中的夏四奶奶、《阿Q正传》中的邹七嫂、《故乡》中的杨二嫂等。
　　
　　2．夫名+人们泛称。如鲁迅作品《风波》中的七斤嫂、八一嫂等。
　　
　　3．夫姓+表征社会地位的称呼。这是人们对那些其丈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已婚女性的称呼，如《雷雨》中的周太太(周朴园的妻子)，《子夜》中的吴少奶奶(吴荪甫的妻子)。纵然这种情况被认作女性社会地位较高，但她们仍是以男性附属品的身份出现的。
　　
　　二、女性姓名部分出现：
　　
　　1．夫姓+己名。除上述提及的周繁漪、鲁侍萍外，曹禺先生的另一部作品《北京人》中曾思懿(曾文清的妻子)、曾瑞贞(曾文清的儿媳)也属此种情况。
　　
　　2．夫姓+己姓+氏或己姓+氏。如曹禺先生《原野》中的焦花氏(焦大星的新媳妇)，据巴金先生小说《家》改编的同名话剧中的王氏(高克安的妻子)、沈氏(高克定的妻子)等。这种情况虽然已经出现了已婚女性自己的姓或名，但却是以其中部分的缺失为前提的，况且大多仍需在其姓或名前面冠以夫姓。
　　从以上例子中不难看出，女名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使用范围是很狭窄的，大多数女性出嫁前名字只在家庭和亲戚邻里中使用，出嫁后名字就基本上销声匿迹。她们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作为男性附庸品的社会地位，在其称谓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梅侍萍何以被称为“鲁侍萍”、繁漪被称作“周繁漪”了。
　　还有一类更为特殊的例子，如我们非常熟悉的鲁迅先生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人，据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只要有一个能够称呼该对象的名词即可，至于她究竟姓甚名谁，他们是不会关心的。再如艾青先生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大堰河，作者在谈到这一人物原型时说：“这位做我奶娘的贫农原是童养媳，连名字也没有；因为她娘家在邻近的大叶荷村，所以大家都叫她大叶荷。”因为没有名字，人们索性以她所在的村名来称呼她。这种情况在当时社会中也不是罕见现象，其中所反映出的女性社会地位的卑下和命运的悲惨是令人痛心的。
　　事实上，女名的缺失现象从古至今都是很普遍的，且不说在旧社会中，即使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沿用原来的称谓来指称女性，如赖大嫂、阿庆嫂、喜旺媳妇、喜旺家等等，当然这种现象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男女平等意识的加强而变得越来越少。在今天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女性往往在她们姓名前加上丈夫的姓，以便与未婚女性相区别，如陈方安生、范徐丽泰等，其中已没有了对女性的歧视意味。
　　
　　（戚俊丽，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