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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任何时候都将兴奋剂当成社会的常用药，当成治病的特效药，当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药”，也只能说明社会的不正常，有了病态。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兴奋剂是有用处的。除了体育运动、竞技比赛禁用之外，其他人吃一点是无害的，甚而是有益的，可以起到镇痛、克服失眠、化解抑郁的作用。不过离不开此类东西的人，也说明他不是十足的健康人。至于“亢奋剂”，似乎药店里没有这种玩意，常常是海洛因、冰毒、摇头丸之类东西的代称，理应属于禁止的对象。不过在允许范围之内的兴奋剂吃多了，吃久了，而且流行于世，流行于国，成了变相的“国药”，就应当使一切很理性的爱国者鄙弃。
兴奋剂用之于社会现象，古今亦然，数千年未断。连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如妲己、褒姒、西施、杨贵妃，都是商纣王、周幽王、吴王夫差、唐玄宗李隆基的兴奋剂。虽然该王朝的衰败与这些女人有关，但是若无这几个女人来凑趣，连“王政”本身也会乏味。宠姬之外还有一种“宠臣”，也等于君王的兴奋剂，离开他们也兴奋不起来。不过这样的兴奋剂，药效也有正负之分。西汉时的大文人司马相如；唐朝曾写诗赞美过杨贵妃的李白；直至清朝时的幽默大师刘罗锅、纪晓岚等人，以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生大苦而仍然写出“形势一片大好”美文的诗人或作家，虽然都是社会兴奋剂，但其中的某些文采还是应当认可的。至于宋朝靠踢球而获宠的高俅，清朝靠迎合、取悦皇上而爬上高位的和珅等等，那样的兴奋剂就只有恶性效应了。
社会上还有些兴奋剂，偏偏是各式病态之人吃了之后才有生活欲望的。如南唐后主李煜，面对亡国亡命之危，居然还有兴趣搞文艺，且又确实精通诗词歌赋以及对乐曲、乐器、编舞的擅长。那些玩才艺，都是他的兴奋剂。虽然在文学史上留了名，但细想起来，他却连正常人的资格也未达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太多太多的事物都带有兴奋剂性质，而且是社会的必备之物，如文学、艺术或文人、艺人，以及所有人除了苦苦谋生谋利之外的业余兴趣（包括闲谈、说笑）之类，都像是兴奋剂。即使像《诗经》那样的“经”，其中的大多数诗最初的用途无非是“侑酒”，即用吟唱来助酒兴，等于兴奋剂。音乐、绘画、戏剧以及种种杂艺，也无非给社会添加一点兴奋剂。连人们闲下来的说说笑笑，也近于兴奋剂。若是社会消灭了上述的兴奋剂，禁唱、禁写、禁画、禁说、禁笑，只承认直接之利、赤裸之利的价值，社会也会被闷死。但兴奋剂又绝不能成为人人使用、人人争购争销的第一必吃之药，第一高价之物，否则社会也会发疯致死。尤其是在国事艰难、民事悲苦、人事多阻之时，借用兴奋剂来排解，来激发，就像饮鸩止渴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首用了一个贬义词，叫“民族兴奋剂”。他所指的人，是借用“抗日”名义在戏台上取宠的俏歌女、俏戏子。歌女也好，戏子也好，本身是无过错的，也应尊重。但她们在台上的乱扭乱唱，却处在大量的“国军”（包括“国将”、“国帅”）纷纷溃逃，且又对真正的国难麻木不仁的时候。鲁迅在另外的文章里，还很辛辣（其实心理很酸楚）地嘲讽了“雄兵解甲而蜜斯托枪”的事，即大量的男兵都当了逃兵，而美女们却将戎装戏照悬于闹市。
鲁迅将那样的人和事称之为“民族兴奋剂”，我们不难理解，给民族带来的那种“兴奋”其实是在助长民族的麻木和惰化。
当然，在任何时候有一点娱乐，有一点演员或戏子在台上搞笑，向社会发放一点兴奋剂，都是正常的和允许的。但也不要忘记，在任何时候（包括天下太平的时候）将兴奋剂当成社会的常用药，当成治病的特效药，当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药”，也只能说明社会的不正常，有了病态。
十几年前我就写过、发表过《不能依靠戏子治国》一文。文章的内容中，只有一小部分谈到演艺界某些明星越位之事，放肆地大吹其如何有治世、强国、理民的本领。而较多的内容是谈及某些官员、名人的真本领不大而表演能力、作秀能力颇强，很像戏子。今天我要谈的事，就要更加宽泛些。也就是说，社会兴奋剂、亢奋剂使用的对象和剂量都广而大起来。
比如说，假如有人要问当前社会舞台上的第一流主要角色是什么人？我看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是：演员。若是再问戏剧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几种角色中，最“火”的是什么角色？是谁？回答也注定是：丑角。因为丑角、丑星（也称“笑星”）最能起到兴奋剂的作用。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需要演员、戏子，任何戏台上都需要丑角，这是常识，无可非议。但是中国，演员是否价格超高、数量超大了？以卖丑、搞笑为主的角色也是否太过剩了？尤其是在经历种种大型天灾人祸（包括死了很多人）之后，连任何庆功会、表彰会（包括哀悼会）也离不开以演员、笑星为主体的事。而一上台就博得欢呼雷动的又常常是明星，又常常是丑星。真正的大义英雄，享受到的掌声、歌颂声至多只能居于第二位、第三位。在某些时候甚而很多时候，除了预先声明这是义演之外，“戏”要比真人真事的价钱不知要高多少倍！一个社会尊重演艺人员、艺术家是对的，但把他们抬高到不适当的地步，尤其将那些在台上以犯贱、卖弄、耍笑为业的人加封为贵族，打造成富豪，加冕为名流，授衔为大师，总之使那样的兴奋剂成为“国药”，推销给全民族，只能造成社会的日趋浮化，人格的日趋贱化。连艺术本身，也必将日趋浊化、伪化。
“一夜成名”的事很常见，本不该对此说三道四，尤其是对年青人。但发疯般地去吹去炒那“一夜”，我看那样的事所显示出的贱，就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现象了。常识告诉我们：正常的人，健康的人，是不使用兴奋剂的，包括不使用安定剂、安眠药之类的东西。真正的名家，包括艺术家也包括科学家、文学家，当然更包括政治家，虽然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奋斗史，但最终的成功（包括出名）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夜”。但“一夜”之后的状态如何，都与是否使用各式兴奋剂有关。国事也如此，尤其如此。今天的党中央，在工作报告中将“不折腾”那样的通俗词语写了进去，这都等于对“兴奋剂”、“亢奋剂”的停用和禁用，很英明。
但是就中国的顽固世风而论，想彻底禁用兴奋剂（包括政治兴奋剂、经济兴奋剂、文化兴奋剂、艺术兴奋剂以及民间式的生活兴奋剂），难度仍很大！
社会兴奋剂的类别都指哪些？有时指物，如那些能刺激和满足种种“非正常欲望”的奢物、饰物、宠物、赘物，以及虽无实用价值但有助于在市场上哄抬价格的“贵重废物”。有时指人，如官养的权门食客或商养的艳妆优伶。有时还可以指部门、机构、团体，如某些并无实际效益而形同虚设的协会、学会、研究会之类，它们往往是社会楼厦的点缀物或陈设品。为了强化它们的存在价值，又必须用种种办法去刺激社会的兴奋度。在许多兴奋剂中，还包括语言兴奋剂，或称“辞语亢奋剂”。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很活跃，这本来是好事，但一经患了“辞语亢奋症”，就不敢恭维了。向社会推出了那么多的古学问、洋学问、新潮学问，在很多时候最绚丽的是语言羽毛，包括术语成串，概念成堆，古式的或洋式的陈旧史料成山，但从中提炼出的真发现和真见识，尤其是有助于识今的见识，实在不多。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大写特写？只是为了刺激自己和世人的兴奋或亢奋。要想抑制一下当前社会的超度兴奋和病态亢奋，真药只有一种，这就是回归朴素！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兴奋剂是有用处的。除了体育运动、竞技比赛禁用之外，其他人吃一点是无害的，甚而是有益的，可以起到镇痛、克服失眠、化解抑郁的作用。不过离不开此类东西的人，也说明他不是十足的健康人。至于“亢奋剂”，似乎药店里没有这种玩意，常常是海洛因、冰毒、摇头丸之类东西的代称，理应属于禁止的对象。不过在允许范围之内的兴奋剂吃多了，吃久了，而且流行于世，流行于国，成了变相的“国药”，就应当使一切很理性的爱国者鄙弃。
兴奋剂用之于社会现象，古今亦然，数千年未断。连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如妲己、褒姒、西施、杨贵妃，都是商纣王、周幽王、吴王夫差、唐玄宗李隆基的兴奋剂。虽然该王朝的衰败与这些女人有关，但是若无这几个女人来凑趣，连“王政”本身也会乏味。宠姬之外还有一种“宠臣”，也等于君王的兴奋剂，离开他们也兴奋不起来。不过这样的兴奋剂，药效也有正负之分。西汉时的大文人司马相如；唐朝曾写诗赞美过杨贵妃的李白；直至清朝时的幽默大师刘罗锅、纪晓岚等人，以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生大苦而仍然写出“形势一片大好”美文的诗人或作家，虽然都是社会兴奋剂，但其中的某些文采还是应当认可的。至于宋朝靠踢球而获宠的高俅，清朝靠迎合、取悦皇上而爬上高位的和珅等等，那样的兴奋剂就只有恶性效应了。
社会上还有些兴奋剂，偏偏是各式病态之人吃了之后才有生活欲望的。如南唐后主李煜，面对亡国亡命之危，居然还有兴趣搞文艺，且又确实精通诗词歌赋以及对乐曲、乐器、编舞的擅长。那些玩才艺，都是他的兴奋剂。虽然在文学史上留了名，但细想起来，他却连正常人的资格也未达到。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太多太多的事物都带有兴奋剂性质，而且是社会的必备之物，如文学、艺术或文人、艺人，以及所有人除了苦苦谋生谋利之外的业余兴趣（包括闲谈、说笑）之类，都像是兴奋剂。即使像《诗经》那样的“经”，其中的大多数诗最初的用途无非是“侑酒”，即用吟唱来助酒兴，等于兴奋剂。音乐、绘画、戏剧以及种种杂艺，也无非给社会添加一点兴奋剂。连人们闲下来的说说笑笑，也近于兴奋剂。若是社会消灭了上述的兴奋剂，禁唱、禁写、禁画、禁说、禁笑，只承认直接之利、赤裸之利的价值，社会也会被闷死。但兴奋剂又绝不能成为人人使用、人人争购争销的第一必吃之药，第一高价之物，否则社会也会发疯致死。尤其是在国事艰难、民事悲苦、人事多阻之时，借用兴奋剂来排解，来激发，就像饮鸩止渴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首用了一个贬义词，叫“民族兴奋剂”。他所指的人，是借用“抗日”名义在戏台上取宠的俏歌女、俏戏子。歌女也好，戏子也好，本身是无过错的，也应尊重。但她们在台上的乱扭乱唱，却处在大量的“国军”（包括“国将”、“国帅”）纷纷溃逃，且又对真正的国难麻木不仁的时候。鲁迅在另外的文章里，还很辛辣（其实心理很酸楚）地嘲讽了“雄兵解甲而蜜斯托枪”的事，即大量的男兵都当了逃兵，而美女们却将戎装戏照悬于闹市。
鲁迅将那样的人和事称之为“民族兴奋剂”，我们不难理解，给民族带来的那种“兴奋”其实是在助长民族的麻木和惰化。
当然，在任何时候有一点娱乐，有一点演员或戏子在台上搞笑，向社会发放一点兴奋剂，都是正常的和允许的。但也不要忘记，在任何时候（包括天下太平的时候）将兴奋剂当成社会的常用药，当成治病的特效药，当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药”，也只能说明社会的不正常，有了病态。
十几年前我就写过、发表过《不能依靠戏子治国》一文。文章的内容中，只有一小部分谈到演艺界某些明星越位之事，放肆地大吹其如何有治世、强国、理民的本领。而较多的内容是谈及某些官员、名人的真本领不大而表演能力、作秀能力颇强，很像戏子。今天我要谈的事，就要更加宽泛些。也就是说，社会兴奋剂、亢奋剂使用的对象和剂量都广而大起来。
比如说，假如有人要问当前社会舞台上的第一流主要角色是什么人？我看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是：演员。若是再问戏剧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几种角色中，最“火”的是什么角色？是谁？回答也注定是：丑角。因为丑角、丑星（也称“笑星”）最能起到兴奋剂的作用。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需要演员、戏子，任何戏台上都需要丑角，这是常识，无可非议。但是中国，演员是否价格超高、数量超大了？以卖丑、搞笑为主的角色也是否太过剩了？尤其是在经历种种大型天灾人祸（包括死了很多人）之后，连任何庆功会、表彰会（包括哀悼会）也离不开以演员、笑星为主体的事。而一上台就博得欢呼雷动的又常常是明星，又常常是丑星。真正的大义英雄，享受到的掌声、歌颂声至多只能居于第二位、第三位。在某些时候甚而很多时候，除了预先声明这是义演之外，“戏”要比真人真事的价钱不知要高多少倍！一个社会尊重演艺人员、艺术家是对的，但把他们抬高到不适当的地步，尤其将那些在台上以犯贱、卖弄、耍笑为业的人加封为贵族，打造成富豪，加冕为名流，授衔为大师，总之使那样的兴奋剂成为“国药”，推销给全民族，只能造成社会的日趋浮化，人格的日趋贱化。连艺术本身，也必将日趋浊化、伪化。
“一夜成名”的事很常见，本不该对此说三道四，尤其是对年青人。但发疯般地去吹去炒那“一夜”，我看那样的事所显示出的贱，就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现象了。常识告诉我们：正常的人，健康的人，是不使用兴奋剂的，包括不使用安定剂、安眠药之类的东西。真正的名家，包括艺术家也包括科学家、文学家，当然更包括政治家，虽然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奋斗史，但最终的成功（包括出名）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夜”。但“一夜”之后的状态如何，都与是否使用各式兴奋剂有关。国事也如此，尤其如此。今天的党中央，在工作报告中将“不折腾”那样的通俗词语写了进去，这都等于对“兴奋剂”、“亢奋剂”的停用和禁用，很英明。
但是就中国的顽固世风而论，想彻底禁用兴奋剂（包括政治兴奋剂、经济兴奋剂、文化兴奋剂、艺术兴奋剂以及民间式的生活兴奋剂），难度仍很大！
社会兴奋剂的类别都指哪些？有时指物，如那些能刺激和满足种种“非正常欲望”的奢物、饰物、宠物、赘物，以及虽无实用价值但有助于在市场上哄抬价格的“贵重废物”。有时指人，如官养的权门食客或商养的艳妆优伶。有时还可以指部门、机构、团体，如某些并无实际效益而形同虚设的协会、学会、研究会之类，它们往往是社会楼厦的点缀物或陈设品。为了强化它们的存在价值，又必须用种种办法去刺激社会的兴奋度。在许多兴奋剂中，还包括语言兴奋剂，或称“辞语亢奋剂”。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很活跃，这本来是好事，但一经患了“辞语亢奋症”，就不敢恭维了。向社会推出了那么多的古学问、洋学问、新潮学问，在很多时候最绚丽的是语言羽毛，包括术语成串，概念成堆，古式的或洋式的陈旧史料成山，但从中提炼出的真发现和真见识，尤其是有助于识今的见识，实在不多。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大写特写？只是为了刺激自己和世人的兴奋或亢奋。要想抑制一下当前社会的超度兴奋和病态亢奋，真药只有一种，这就是回归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