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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池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她的小说“烦恼三部曲”以写生活原生态著称,以最普通的人在最普通的生活里发生的最普通的事为题材,向我们展示了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揭示了当代中国婚姻家庭中的爱情,反映了真实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充满了对生活的思索,三篇小说在创作方面虽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在意义模式和女性意识方面有发展和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池莉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书写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也是池莉的小说逐渐成熟和壮大的过程。
【关键词】烦恼三部曲;意义模式;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1671-1270(2010)04-0011-04
前言
“文革”后众多作家都经历了一个撕裂过程:和刚刚过去的那个非理性的虚幻的理想世界告别,和自己以往种种拔了头发
离开地面的幼稚冲动作了一次“撕裂”。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撕裂后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精英意识,保留了中国文人须臾不离的“庙堂意识”。这种意识驱使他们去探索,去拯救被极度扭曲的思想与文化。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探索的热潮经久不息。作为文坛迟到者的池莉,却选择了一种更为彻底的撕裂,不仅要撕裂“文革”中极端意义化的写作模式,而且“赤裸裸的生与死,赤裸裸的人生痛苦将我的注意力引向注意真实人生的过程本
身”,[1]因此池莉“从云朵锦绣的半空中踏踏实实地踩到了地面上”,[2]她笔下所勾勒的生活,不放大,不矫饰,不搞理想化的拔高,不搞典型化的提纯,也不搞戏剧性的编造,把一切宏大崇高的理想观念都排除出去,她警惕任何理性的先入之见和精神预
设,反对一切主观意愿杜撰生活的做法,生活被重新正名,它不再被理解为某些概念,意义的载体,而是一种自发自由的存在。
在创作中,池莉紧紧地把握住“人的生存问题”这一人生的最大母题,用她那支“还原生活”的笔,择取世俗生活中平凡市民的平凡琐事,试图来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状态,在如实追踪生活的过程中激起我们对世态人情,市民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的思
索,咀嚼。“正如‘先锋小说’把‘意义’规定在小说的叙事形式,新写实小说则把‘意义’规定在描写现实生活本身即生存过程之中”。[3]
《烦恼人生》的问世确立了池莉在当代文坛的地位,以此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她不断有新作问世,《不谈爱情》《太阳出世》
《来来往往》等,而《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这三部作品都以武汉为地域背景,以相同的题材取向(都取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似的叙事构架(都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安排叙事),相似的语言风格(俚语、平实、冷峻)展示了在困窘的生存状态中坚韧地生活,逐渐成熟起来的城市人人生的种种烦恼。池莉分别与1987、1988、1990年发表这三部作品,但倘若以人生历程的生命流程安排三部作品,似应以《不谈爱情》——《太阳出
世》——《烦恼人生》为序更为恰当,三部作品分别侧重于这一代人烦恼人生的某一阶段的生活描写,《不谈爱情》写的是恋爱婚姻的烦恼,《太阳出世》写的是怀孕生子的烦恼,《烦恼人生》写的是带儿子上、下班的生活烦恼,在逻辑上首尾相连,可以作为连续性的系列作品来读,因此我们把它们合称为“烦恼三部曲”。
1.烦恼的根源
池莉是一位公认的以擅长描写平民生活为特征的作家,在“烦恼三部曲”中,她以女性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纤细敏锐的感悟,真切记述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人在最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所经历的最普通的事,并以一种亲切平和的口吻将诸
多平凡、琐屑向人们展示出来。这三部作品中总有一条暗线贯穿于其中:那就是人生无尽的“烦恼”。这种“烦恼”是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诸如:生活的“烦恼”,①婚姻的“烦恼”,②生育的“烦
恼”③等等。
在《烦恼人生》中作者描写了狭窄的住房、菲薄的工资,以及难以应付的物价与日常诸多繁琐杂事的纠缠,把主人公印家厚
压得难以喘息,深陷烦恼而难以自拔。那么,一旦小说的主人公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烦恼是否就不存在了呢?当然不是!
在《不谈爱情》中,庄建非与吉玲的矛盾表面上是一对夫妻问题引发两个家庭及工作问题,而实际代表的社会阶层的问题,是婚姻与爱情、社会的问题。女主人公吉玲出身于花楼街的贫困家庭,她看不起自己的贫民阶层,对父母、姐姐的市民气嗤之以鼻,梦想着有朝一日逃离这个地方。通过恋爱她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庄建非结婚了,表面上看她逃离了小市民阶层,但庄家并不接纳她,她心中的复仇情绪油然而生。她要借助她的家庭向另一个家庭宣战。吉玲要抛弃自身的市民气,但又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欲望与欲望的永远无法满足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她永远无法摆脱的烦恼。
人的本质是欲望,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欲望进行的。正是有了这些欲望,人才成其人,而不是木头或一台任劳任怨的机器。而所谓的烦恼,主要是人的生活欲望及能动追求与环境对人的制约所激起的心理反映。人生活在环境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环境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4]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来分析人生烦恼,便会发现,人的欲望是合理存在的,人为实现这些欲望而努力,同时,生存环境对生活欲望的阻遏,当生存环境抑制生存欲望的实现时,烦恼也随着产生了,生活中也充满了烦恼,烦恼也伴随着人生。由此可见,人们内心深处的烦恼来自于人的欲望,来自于道德、伦理、观念,来自于我们这个社会,这才是真正根源。
池莉的创作视线一直透射在凡俗人生之中,她如实地向读
者提供一种未加修饰的生活影像,真实地复原现实生活中的
人与生活现场。在《烦恼人生》中,池莉侧重于写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展现了当代中国普通人生存意义上的种种烦恼,小说主人公印家厚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他一天的生活状况实际上也
是我国普通老百姓一天生活状况的背景。池莉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通过小说真实而形象地告诉了读者。而在《不谈爱情》中她创作的笔触不再是简单的试图还原现实生活的表层,而是透过
对生活表层的叙写,将物质生活上的烦恼延伸到精神烦恼的叙
写中去,深入地咀嚼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世界,使“烦恼”的内涵更丰富了,更深刻了。这一转变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
表及里的写作过程,这是池莉创作的一次重复和盘旋。
2.意义模式
在“烦恼三部曲”中,池莉对烦恼的描写不是消极的,她深懂生活的严酷——它既不是哲学家在书斋里设计的理想国,也不
是诗人在梦幻中想象的伊甸园,但她并不悲观,她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生烦恼并未流露出不可救药的彻底绝望,也从未对这种烦
恼丧失信心,因此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他们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虽然深陷“烦恼”,但却并没有被“烦恼”压垮,反而表现出对生活的亲和,对世俗生活的真正眷恋和执着。她曾说:“所以,我创造出一系列美好的形象,主人翁个个都能受挫折而不馁,虽有痛苦,虽有曲折,但最终自有完善的境界”。[5]又说:“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的一切,但将竭力去做的信条来面对烦恼,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困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的一种
民族性格”。[6]于是她在《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中构造了一种注意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这种人生模式的特点,是将现世生活的一切甜酸苦辣,喜怒哀乐,都看作是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中去体验人生的意味,领悟人生的真谛。
印家厚对自己生存的状态并不满意,他感到自己生活的琐
碎、庸碌和卑微,他不能按自己意愿去主宰生活,认可了平庸无为的存在,被动与世俗生活同流,也为生存欲望放弃了自我的追求,付出了自己的才智,他无法自拔,也无从超越。为了生存需要他只能隐忍和认同。他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自抛自弃,颓废、消沉或绝望。他把生存中的烦恼看成是生存的要素,踢不掉,摆不脱,砸不烂。在人生舞台上,他是受动者,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施展自己的才华,也不能做他们自己想做或爱做的事,受着社会、家庭、环境、条件等等的制约和限制。池莉再现了像印家厚这样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同时又发现在小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心理状态,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当下体验去求得一种心
理上的顺应和平衡,在平衡中寻找生存的相对幸福。印家厚虽然不满意自己的妻子、家庭情况和工作状态,但当他劳碌一天下班回家,看到自己房子里的灯光,妻子做饭的身影,一股温暖涌上他心头,他感到了人生的幸福;当他收到知青伙伴江南下的来
信,印家厚“相比之下,他感到自己生活正常,家庭稳定,精力充沛,情绪良好,能够面对现实。他的自信心又陡然增强了好几倍”,④“轮到情绪极度颓废的时候,印家厚就强迫自己想想同学(指的是在炼钢厂工作,在遗嘱上写‘在我的葬礼上,请给我穿上雪白的衬衣’的那位)的事,忆苦思甜以解救自己”。这些都让他感到人生的幸福,让原本身心疲惫不堪的他觉得生活原来有时
也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然而不少评论家却理解成印家厚在无奈的现实中利用“精神胜利法”对自己的安慰。我认为,这和鲁迅先生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本质区别。阿Q的“我们先前阔多啦”,“儿子打老子”是用虚构的“事实”和胜利来安慰自己的精神,而印家厚则不然。这些感觉是他个人在某一时刻的生存体验,是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一刻,印家厚是幸福的,是满足的,是愉悦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幸福人生的短暂体验,才有了生存下去的动力和需要,为在充满矛盾的困境中生存的印家厚
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撑。
庄建非和吉玲的家庭纠纷,最终以庄建非的妥协而得以和
解,庄建非对自己的婚姻状态并不满意,他向吉玲妥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生理需要和要赢得一次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
这些他只能隐忍和认同。在婚姻舞台上,他是受动者,他被迫低头去岳母家请求妻子的原谅,结果被岳母骂得狗血淋头,不得已回到父母家中,请求父母放下高傲的架子到花楼街去接吉玲,同时看望小市民亲家母。这可以说在这次家庭纠纷中庄建非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完全中了妻子和岳母的“圈套”,但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为了能成为全国胸外专科的著名医生,为了能争取名额去美国观摩心脏移植手术,他却从婚姻的受动者转变
为一个追求事业的主动者,在受动的婚姻中通过自我当下体验
去求得一种事业上的主动和成功,在这种介于受动与主动之间
的人生模式下,庄建非不能按自己意愿去主宰婚姻,认可了现实生活的存在,被动的接受吉玲的“改造”,但这是为了事业的成功而向婚姻妥协,在婚姻与事业中寻求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在平衡中寻找生存的相对幸福,他的烦恼也在背负现实的过程
中得到了解脱。可见,婚姻使庄建非长大成人了,体验到了生存的实在价值和意义。
赵胜天和李小兰被困于现实生活中,从结婚到生育,无不伴随着许多烦恼,结婚那天就遇到交通拥挤,蜜月旅行由于李小兰怀孕未能实现。赵胜天忙于单位和家庭之间,孩子出生后又带来了许多家庭琐事,诸如买奶粉、请保姆等等。但女儿朝阳的出生及长大给夫妇带来了无比的喜悦,而他们心中的太阳也在“朝
阳”的感召下徐徐升起,他们是在孩子带来的喜悦中不自觉得转变,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而奋斗,他们不再单纯地陷在尿布堆
中,赵胜天变得有耐心,有责任感,成熟稳重了,参加了厂里的技术革新,并且考进了成人大学,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李小兰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她感到了自己的无知与贫乏,她为自己在
图书馆工作而没看过一本书而羞愧。在与同类母亲比照中,让李小兰感到了自己的家庭的幸福并懂得关爱别人。她学会了追求内在韵味,而不是外表的花哨。李小兰上班的第一天成了图书馆的新闻人物。除尽浓妆,全无首饰,一条普通的橡皮筋扎着一头流畅的直发,她变雅致了,决心做一个腹有诗书气的人。他们的精神大变样,生活的无奈应付被未来的理想所代替,从而获得更多的幸福,这是一种注意当下体验的主动的人生模式。真可谓
“只有深刻地体验和反思烦恼,人才能超越烦恼,而人一旦超越了烦恼,烦恼人生也就变成了快乐人生”。[7]
在池莉的“烦恼三部曲”中,苦也罢,乐也罢;烦恼也罢,喜悦也罢,池莉对我们娓娓道来: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既有印家厚面对种种生活困境而最终妥善解决的成熟和实际;也有庄建非对不再浪漫的婚后生活的无所适从到为了事业而认可,背负婚后现实;还有赵胜天,李小兰经历艰辛终于成功进入为人父为人母角色的感叹和欣慰。这三篇小说有着共同的意义模式:生活(爱情、家庭、事业)的烦恼——烦恼的解脱。而池莉最终的创作意义是通过小说告诉读者文本中的主人公是如何从“烦恼人生”中“化蛹成蝶”的。这一创作意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注意当下体验的受动人生模式——注意当下体验的介于主动和受动之间的人生模式——注意当下体验的主动人生模式。小说中的主人公由压抑自己,顺应烦恼逐渐转变为为自己美好的未来而
主动追求,池莉这种重复和盘旋的创作转变是要让人们从生活的矛盾和漩涡中体验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了池莉的积极人
生意味和内涵。
3.女性意识
池莉的“烦恼三部曲”虽然都是循迹于年轻夫妇婚姻生活过程的生活琐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从夫妇双方并行叙述的,而是从男主人公方面来叙述,并以男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女性人物并不占据叙述的中心,但我们还是可以窥测到她隐匿起来的女性意识的客观存在。所谓女性意识,有研究者认为“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处境、历史生成、社会地位、人生价值、权利利益、个性发展等等一系列关涉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8]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观点的变革,作家人生体验的丰富及其对社会洞察的深入,池莉的“烦恼三部曲”中体现的女性意识是发展变化的。
传统文化中,女人的温良娴淑、忘我牺牲、无私奉献一味地被人们津津乐道,在婚恋中,女人对男人的愚忠、顺从乃至崇拜成了女人重要的价值取向。池莉在创作初期,涉世不深,刚刚登上文坛,其人生阅历不广,见识不深,且所受的教育也都深深烙上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她没有条件对此进行审视和扬弃。所以,在创作中,她的女性意识明显的体现了对封建男权意识的一种依附,女人的一切都体现在“稳”中,或情节平稳,或性情稳实,或关系稳定。
在《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老婆虽然没有权力、地位,没有洁白、光滑、娇美的脸庞,但她靠自己的努力弄到了一间连印家厚也弄不到的住房,她以自己的勤劳、体贴维持、营造属于她的实实在在的幸福。印家厚忙碌一天回到家里,“憔悴﹑爱和他扯横皮的老婆”扔过一条湿毛巾,他“深深地吮吸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深感这是最幸福的时刻。小说生动地赞颂了传统女性所具有贤妻良母的美德。
到了八十年代末,在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得极其复杂,传统的婚恋关系受到猛烈的冲击,男人往往在诱惑里坠落,女人往往成了无辜的受害者。面对无奈残酷的现实,面对女人的种种困厄,池莉走进女人的生存空间,激发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她要为解决女性的困境寻找出路,倾注对女性更多的关爱,响起女人自己的声音。池莉自己曾说:“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才渐渐萌发的,我的小说想提示的就
是当下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探索。女人原本不认识女人的,认识自己最不容易”,⑤由此可见她的女性意识演变的艰辛历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池莉结婚生育,先为人妻,后为人母,以自我的经验为根本,体悟到身为女人的更多含义,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女作家,她就会自然地将这些思考与当代女性的
社会困境联系起来。她曾在献给她女儿的长篇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中写道:“身为女人真的是太苦,不漂亮是一大不幸,漂亮又是一大凶险。一想到自己将来的女儿也要来月经﹑结婚﹑生孩子,心里就万分的难受。身为男人就幸福多了,漂亮可以潇洒,丑也可以潇洒,永远不知道血与疼痛是什么滋味,多好!女人的一生,没有爱是不幸,拥有爱也是不幸;无情心寂寞;多情心更寂寞;太强了人疏远,太弱了人欺负。可男人,多情和爱是风流,无情和不爱是冷峻。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社会还是男人的社会,我没法不希望生男孩”。⑤由此可见“她清醒地认识到了传统女性的边缘身份和依附人格,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女性在长期遭遇不平
等的社会待遇之后逐步形成了与男性社会的对立”。[9]因此,池莉的创作意识发生了改变,改变了早期的创作风格,其女性意识明显增强,自觉地寻找女性的独立人格,歌颂女性的主体精神,有着对男性强烈的反叛意识和破坏意识。
《不谈爱情》可以说是池莉创作意识发生改变的标志性作品。吉玲出身粗俗、市侩的家庭,但她不相信“蛤蟆再俏,跳不过五尺高”的祖训,工作上,不愿顶替父亲的班,而是要“自己想办法找工作”,结果她全靠自己声色不动地调换了几次工作,找到了称心如意的新华书店的工作。爱情上,她的一场精彩的浪漫爱情戏“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手帕包的樱花花瓣,零花钱和一管‘香海’香水”,使偶遇的庄建非为之动情。婚后,受到庄父庄母的冷遇和傲视,又受到丈夫的忽视,为确立自己的家庭地位,于是她大胆地与庄建非较量、抗争,被尊重与重视对于吉玲来说高于任何现实利益,吉玲的强烈要求与反应使庄建非和他的父母重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使庄建非开始正视现实,正视女人的真实,并对婚姻问题大彻大悟,认识到婚姻并不是单纯两性间的情感维系,也不是理想的浪漫王国,而是现实的、充满实用意义的一种多重社会契约。在吉玲的身上有着明显的反传统意识:不逆来顺受,不依附男人,个人独立意识强,我行我素,从思想到行为都在向传统女性挑战,向男人“复仇”。
如果说在吉玲的身上体现了处于弱势,忍气吞声地受了委
屈和伤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愚昧女性已经成长起来,那么《太阳出世》中则体现出池莉追求双性和谐、共同发展的理想境界。当然,这种和谐不是靠一方压倒另一方,也不是靠一味地隐忍和退让,而是要建立在理解﹑宽容﹑尊重的基础上,为此,女性因为生理上的弱势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自尊﹑自重﹑自立﹑自强。
李小兰婚前是潇洒女孩一类的,然而在生育孩子的过程中,小生命的孕育、生长,如冉冉而升的朝阳,照亮了她庸俗的人生,净化了她的心灵,为女儿同丈夫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她怀孕前在全市图书馆系统就小有名气。她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她能为图书馆弄来许多难得的藏书,能为图书馆办好多事情,深受领导的喜爱。生完孩子,因买磁带遭人耻笑,她愤愤地想:“你读书我牺牲,我这辈子就带孩子算了!”,和湖北大学老师王珏的相识,激发了积极进取之心,使李小兰更清醒地认识到:女人要自尊自强,要多学习,要有点本事。于是与读成人大学的丈夫齐头并进,决心做一个腹有诗书气的人。在李小兰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池莉女性求谐意识照耀的光辉。
纵观池莉的“烦恼三部曲”中,在《烦恼人生》中,池莉没有给笔下的女主人公取名,仅作为男主人公印家厚的陪衬,但在《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中,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有名有姓,而且塑造了女主人公鲜明的个性,赋予了吉玲和李小兰与男性平等
并存的身份,这一创作转变可以看出池莉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
性意识经历了由隐到显,由粗到密的过程,也是池莉作为一个作家发展进步的例证。
4.结论
关于人生和小说,池莉曾说:“一个人就和一颗星辰一样,他有自己的位置。他只能有一个位置。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自己的命运里,经历着他个人的经历,他的视角,他的感觉,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变化只能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成熟和壮大意义上的变化。那么他的小说与他个人的变化是一致的。他可以在他的表达范畴里写得更深入、更深刻、更广阔、更厚重,却不可能有全新的本质上的变化”。[10]在“烦恼三部曲”中的创作中,池莉在创作上大体经历这样的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书写过程,并形成自己特有的叙写方式,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池莉的小说逐渐成熟和壮大的过程。
【注释】
①池莉,《烦恼人生》。
②池莉,《不谈爱情》。
③池莉,《太阳出世》。
④池莉,《池莉文集2》,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4页,
⑤《上海电视周刊》,2000年10月A期。
⑥池莉,《池莉文集4》,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67页。
【参考文献】
[1]池莉,我坦率说[A].真实的日子·池莉文集(4)[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223。
[2][5][6]池莉,也算一封回信[J].中篇小说选刊,1988,(4):113。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06。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卷[M].人民出版社,1979:167。
[7]易中天,池莉论·预谋杀人·池莉小说近作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55。
[8]周利荣,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兼及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多元型态[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5):70-75。
[9]吴惠敏,试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J].文艺研究,2002,(6):83-88。
[10]池莉,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关于小说的漫想于漫记.当代作家面面观[C].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烦恼三部曲;意义模式;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1671-1270(2010)04-0011-04
前言
“文革”后众多作家都经历了一个撕裂过程:和刚刚过去的那个非理性的虚幻的理想世界告别,和自己以往种种拔了头发
离开地面的幼稚冲动作了一次“撕裂”。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撕裂后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精英意识,保留了中国文人须臾不离的“庙堂意识”。这种意识驱使他们去探索,去拯救被极度扭曲的思想与文化。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探索的热潮经久不息。作为文坛迟到者的池莉,却选择了一种更为彻底的撕裂,不仅要撕裂“文革”中极端意义化的写作模式,而且“赤裸裸的生与死,赤裸裸的人生痛苦将我的注意力引向注意真实人生的过程本
身”,[1]因此池莉“从云朵锦绣的半空中踏踏实实地踩到了地面上”,[2]她笔下所勾勒的生活,不放大,不矫饰,不搞理想化的拔高,不搞典型化的提纯,也不搞戏剧性的编造,把一切宏大崇高的理想观念都排除出去,她警惕任何理性的先入之见和精神预
设,反对一切主观意愿杜撰生活的做法,生活被重新正名,它不再被理解为某些概念,意义的载体,而是一种自发自由的存在。
在创作中,池莉紧紧地把握住“人的生存问题”这一人生的最大母题,用她那支“还原生活”的笔,择取世俗生活中平凡市民的平凡琐事,试图来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状态,在如实追踪生活的过程中激起我们对世态人情,市民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的思
索,咀嚼。“正如‘先锋小说’把‘意义’规定在小说的叙事形式,新写实小说则把‘意义’规定在描写现实生活本身即生存过程之中”。[3]
《烦恼人生》的问世确立了池莉在当代文坛的地位,以此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她不断有新作问世,《不谈爱情》《太阳出世》
《来来往往》等,而《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这三部作品都以武汉为地域背景,以相同的题材取向(都取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似的叙事构架(都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安排叙事),相似的语言风格(俚语、平实、冷峻)展示了在困窘的生存状态中坚韧地生活,逐渐成熟起来的城市人人生的种种烦恼。池莉分别与1987、1988、1990年发表这三部作品,但倘若以人生历程的生命流程安排三部作品,似应以《不谈爱情》——《太阳出
世》——《烦恼人生》为序更为恰当,三部作品分别侧重于这一代人烦恼人生的某一阶段的生活描写,《不谈爱情》写的是恋爱婚姻的烦恼,《太阳出世》写的是怀孕生子的烦恼,《烦恼人生》写的是带儿子上、下班的生活烦恼,在逻辑上首尾相连,可以作为连续性的系列作品来读,因此我们把它们合称为“烦恼三部曲”。
1.烦恼的根源
池莉是一位公认的以擅长描写平民生活为特征的作家,在“烦恼三部曲”中,她以女性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纤细敏锐的感悟,真切记述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人在最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所经历的最普通的事,并以一种亲切平和的口吻将诸
多平凡、琐屑向人们展示出来。这三部作品中总有一条暗线贯穿于其中:那就是人生无尽的“烦恼”。这种“烦恼”是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诸如:生活的“烦恼”,①婚姻的“烦恼”,②生育的“烦
恼”③等等。
在《烦恼人生》中作者描写了狭窄的住房、菲薄的工资,以及难以应付的物价与日常诸多繁琐杂事的纠缠,把主人公印家厚
压得难以喘息,深陷烦恼而难以自拔。那么,一旦小说的主人公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烦恼是否就不存在了呢?当然不是!
在《不谈爱情》中,庄建非与吉玲的矛盾表面上是一对夫妻问题引发两个家庭及工作问题,而实际代表的社会阶层的问题,是婚姻与爱情、社会的问题。女主人公吉玲出身于花楼街的贫困家庭,她看不起自己的贫民阶层,对父母、姐姐的市民气嗤之以鼻,梦想着有朝一日逃离这个地方。通过恋爱她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庄建非结婚了,表面上看她逃离了小市民阶层,但庄家并不接纳她,她心中的复仇情绪油然而生。她要借助她的家庭向另一个家庭宣战。吉玲要抛弃自身的市民气,但又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欲望与欲望的永远无法满足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她永远无法摆脱的烦恼。
人的本质是欲望,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欲望进行的。正是有了这些欲望,人才成其人,而不是木头或一台任劳任怨的机器。而所谓的烦恼,主要是人的生活欲望及能动追求与环境对人的制约所激起的心理反映。人生活在环境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环境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4]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来分析人生烦恼,便会发现,人的欲望是合理存在的,人为实现这些欲望而努力,同时,生存环境对生活欲望的阻遏,当生存环境抑制生存欲望的实现时,烦恼也随着产生了,生活中也充满了烦恼,烦恼也伴随着人生。由此可见,人们内心深处的烦恼来自于人的欲望,来自于道德、伦理、观念,来自于我们这个社会,这才是真正根源。
池莉的创作视线一直透射在凡俗人生之中,她如实地向读
者提供一种未加修饰的生活影像,真实地复原现实生活中的
人与生活现场。在《烦恼人生》中,池莉侧重于写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展现了当代中国普通人生存意义上的种种烦恼,小说主人公印家厚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他一天的生活状况实际上也
是我国普通老百姓一天生活状况的背景。池莉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通过小说真实而形象地告诉了读者。而在《不谈爱情》中她创作的笔触不再是简单的试图还原现实生活的表层,而是透过
对生活表层的叙写,将物质生活上的烦恼延伸到精神烦恼的叙
写中去,深入地咀嚼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世界,使“烦恼”的内涵更丰富了,更深刻了。这一转变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
表及里的写作过程,这是池莉创作的一次重复和盘旋。
2.意义模式
在“烦恼三部曲”中,池莉对烦恼的描写不是消极的,她深懂生活的严酷——它既不是哲学家在书斋里设计的理想国,也不
是诗人在梦幻中想象的伊甸园,但她并不悲观,她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生烦恼并未流露出不可救药的彻底绝望,也从未对这种烦
恼丧失信心,因此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他们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虽然深陷“烦恼”,但却并没有被“烦恼”压垮,反而表现出对生活的亲和,对世俗生活的真正眷恋和执着。她曾说:“所以,我创造出一系列美好的形象,主人翁个个都能受挫折而不馁,虽有痛苦,虽有曲折,但最终自有完善的境界”。[5]又说:“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的一切,但将竭力去做的信条来面对烦恼,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困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的一种
民族性格”。[6]于是她在《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中构造了一种注意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这种人生模式的特点,是将现世生活的一切甜酸苦辣,喜怒哀乐,都看作是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中去体验人生的意味,领悟人生的真谛。
印家厚对自己生存的状态并不满意,他感到自己生活的琐
碎、庸碌和卑微,他不能按自己意愿去主宰生活,认可了平庸无为的存在,被动与世俗生活同流,也为生存欲望放弃了自我的追求,付出了自己的才智,他无法自拔,也无从超越。为了生存需要他只能隐忍和认同。他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自抛自弃,颓废、消沉或绝望。他把生存中的烦恼看成是生存的要素,踢不掉,摆不脱,砸不烂。在人生舞台上,他是受动者,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施展自己的才华,也不能做他们自己想做或爱做的事,受着社会、家庭、环境、条件等等的制约和限制。池莉再现了像印家厚这样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同时又发现在小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心理状态,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当下体验去求得一种心
理上的顺应和平衡,在平衡中寻找生存的相对幸福。印家厚虽然不满意自己的妻子、家庭情况和工作状态,但当他劳碌一天下班回家,看到自己房子里的灯光,妻子做饭的身影,一股温暖涌上他心头,他感到了人生的幸福;当他收到知青伙伴江南下的来
信,印家厚“相比之下,他感到自己生活正常,家庭稳定,精力充沛,情绪良好,能够面对现实。他的自信心又陡然增强了好几倍”,④“轮到情绪极度颓废的时候,印家厚就强迫自己想想同学(指的是在炼钢厂工作,在遗嘱上写‘在我的葬礼上,请给我穿上雪白的衬衣’的那位)的事,忆苦思甜以解救自己”。这些都让他感到人生的幸福,让原本身心疲惫不堪的他觉得生活原来有时
也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然而不少评论家却理解成印家厚在无奈的现实中利用“精神胜利法”对自己的安慰。我认为,这和鲁迅先生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本质区别。阿Q的“我们先前阔多啦”,“儿子打老子”是用虚构的“事实”和胜利来安慰自己的精神,而印家厚则不然。这些感觉是他个人在某一时刻的生存体验,是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一刻,印家厚是幸福的,是满足的,是愉悦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幸福人生的短暂体验,才有了生存下去的动力和需要,为在充满矛盾的困境中生存的印家厚
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撑。
庄建非和吉玲的家庭纠纷,最终以庄建非的妥协而得以和
解,庄建非对自己的婚姻状态并不满意,他向吉玲妥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生理需要和要赢得一次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
这些他只能隐忍和认同。在婚姻舞台上,他是受动者,他被迫低头去岳母家请求妻子的原谅,结果被岳母骂得狗血淋头,不得已回到父母家中,请求父母放下高傲的架子到花楼街去接吉玲,同时看望小市民亲家母。这可以说在这次家庭纠纷中庄建非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完全中了妻子和岳母的“圈套”,但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为了能成为全国胸外专科的著名医生,为了能争取名额去美国观摩心脏移植手术,他却从婚姻的受动者转变
为一个追求事业的主动者,在受动的婚姻中通过自我当下体验
去求得一种事业上的主动和成功,在这种介于受动与主动之间
的人生模式下,庄建非不能按自己意愿去主宰婚姻,认可了现实生活的存在,被动的接受吉玲的“改造”,但这是为了事业的成功而向婚姻妥协,在婚姻与事业中寻求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在平衡中寻找生存的相对幸福,他的烦恼也在背负现实的过程
中得到了解脱。可见,婚姻使庄建非长大成人了,体验到了生存的实在价值和意义。
赵胜天和李小兰被困于现实生活中,从结婚到生育,无不伴随着许多烦恼,结婚那天就遇到交通拥挤,蜜月旅行由于李小兰怀孕未能实现。赵胜天忙于单位和家庭之间,孩子出生后又带来了许多家庭琐事,诸如买奶粉、请保姆等等。但女儿朝阳的出生及长大给夫妇带来了无比的喜悦,而他们心中的太阳也在“朝
阳”的感召下徐徐升起,他们是在孩子带来的喜悦中不自觉得转变,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而奋斗,他们不再单纯地陷在尿布堆
中,赵胜天变得有耐心,有责任感,成熟稳重了,参加了厂里的技术革新,并且考进了成人大学,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李小兰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她感到了自己的无知与贫乏,她为自己在
图书馆工作而没看过一本书而羞愧。在与同类母亲比照中,让李小兰感到了自己的家庭的幸福并懂得关爱别人。她学会了追求内在韵味,而不是外表的花哨。李小兰上班的第一天成了图书馆的新闻人物。除尽浓妆,全无首饰,一条普通的橡皮筋扎着一头流畅的直发,她变雅致了,决心做一个腹有诗书气的人。他们的精神大变样,生活的无奈应付被未来的理想所代替,从而获得更多的幸福,这是一种注意当下体验的主动的人生模式。真可谓
“只有深刻地体验和反思烦恼,人才能超越烦恼,而人一旦超越了烦恼,烦恼人生也就变成了快乐人生”。[7]
在池莉的“烦恼三部曲”中,苦也罢,乐也罢;烦恼也罢,喜悦也罢,池莉对我们娓娓道来: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既有印家厚面对种种生活困境而最终妥善解决的成熟和实际;也有庄建非对不再浪漫的婚后生活的无所适从到为了事业而认可,背负婚后现实;还有赵胜天,李小兰经历艰辛终于成功进入为人父为人母角色的感叹和欣慰。这三篇小说有着共同的意义模式:生活(爱情、家庭、事业)的烦恼——烦恼的解脱。而池莉最终的创作意义是通过小说告诉读者文本中的主人公是如何从“烦恼人生”中“化蛹成蝶”的。这一创作意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注意当下体验的受动人生模式——注意当下体验的介于主动和受动之间的人生模式——注意当下体验的主动人生模式。小说中的主人公由压抑自己,顺应烦恼逐渐转变为为自己美好的未来而
主动追求,池莉这种重复和盘旋的创作转变是要让人们从生活的矛盾和漩涡中体验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了池莉的积极人
生意味和内涵。
3.女性意识
池莉的“烦恼三部曲”虽然都是循迹于年轻夫妇婚姻生活过程的生活琐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从夫妇双方并行叙述的,而是从男主人公方面来叙述,并以男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女性人物并不占据叙述的中心,但我们还是可以窥测到她隐匿起来的女性意识的客观存在。所谓女性意识,有研究者认为“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处境、历史生成、社会地位、人生价值、权利利益、个性发展等等一系列关涉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8]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观点的变革,作家人生体验的丰富及其对社会洞察的深入,池莉的“烦恼三部曲”中体现的女性意识是发展变化的。
传统文化中,女人的温良娴淑、忘我牺牲、无私奉献一味地被人们津津乐道,在婚恋中,女人对男人的愚忠、顺从乃至崇拜成了女人重要的价值取向。池莉在创作初期,涉世不深,刚刚登上文坛,其人生阅历不广,见识不深,且所受的教育也都深深烙上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她没有条件对此进行审视和扬弃。所以,在创作中,她的女性意识明显的体现了对封建男权意识的一种依附,女人的一切都体现在“稳”中,或情节平稳,或性情稳实,或关系稳定。
在《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老婆虽然没有权力、地位,没有洁白、光滑、娇美的脸庞,但她靠自己的努力弄到了一间连印家厚也弄不到的住房,她以自己的勤劳、体贴维持、营造属于她的实实在在的幸福。印家厚忙碌一天回到家里,“憔悴﹑爱和他扯横皮的老婆”扔过一条湿毛巾,他“深深地吮吸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深感这是最幸福的时刻。小说生动地赞颂了传统女性所具有贤妻良母的美德。
到了八十年代末,在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得极其复杂,传统的婚恋关系受到猛烈的冲击,男人往往在诱惑里坠落,女人往往成了无辜的受害者。面对无奈残酷的现实,面对女人的种种困厄,池莉走进女人的生存空间,激发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她要为解决女性的困境寻找出路,倾注对女性更多的关爱,响起女人自己的声音。池莉自己曾说:“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才渐渐萌发的,我的小说想提示的就
是当下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探索。女人原本不认识女人的,认识自己最不容易”,⑤由此可见她的女性意识演变的艰辛历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池莉结婚生育,先为人妻,后为人母,以自我的经验为根本,体悟到身为女人的更多含义,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女作家,她就会自然地将这些思考与当代女性的
社会困境联系起来。她曾在献给她女儿的长篇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中写道:“身为女人真的是太苦,不漂亮是一大不幸,漂亮又是一大凶险。一想到自己将来的女儿也要来月经﹑结婚﹑生孩子,心里就万分的难受。身为男人就幸福多了,漂亮可以潇洒,丑也可以潇洒,永远不知道血与疼痛是什么滋味,多好!女人的一生,没有爱是不幸,拥有爱也是不幸;无情心寂寞;多情心更寂寞;太强了人疏远,太弱了人欺负。可男人,多情和爱是风流,无情和不爱是冷峻。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社会还是男人的社会,我没法不希望生男孩”。⑤由此可见“她清醒地认识到了传统女性的边缘身份和依附人格,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女性在长期遭遇不平
等的社会待遇之后逐步形成了与男性社会的对立”。[9]因此,池莉的创作意识发生了改变,改变了早期的创作风格,其女性意识明显增强,自觉地寻找女性的独立人格,歌颂女性的主体精神,有着对男性强烈的反叛意识和破坏意识。
《不谈爱情》可以说是池莉创作意识发生改变的标志性作品。吉玲出身粗俗、市侩的家庭,但她不相信“蛤蟆再俏,跳不过五尺高”的祖训,工作上,不愿顶替父亲的班,而是要“自己想办法找工作”,结果她全靠自己声色不动地调换了几次工作,找到了称心如意的新华书店的工作。爱情上,她的一场精彩的浪漫爱情戏“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手帕包的樱花花瓣,零花钱和一管‘香海’香水”,使偶遇的庄建非为之动情。婚后,受到庄父庄母的冷遇和傲视,又受到丈夫的忽视,为确立自己的家庭地位,于是她大胆地与庄建非较量、抗争,被尊重与重视对于吉玲来说高于任何现实利益,吉玲的强烈要求与反应使庄建非和他的父母重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使庄建非开始正视现实,正视女人的真实,并对婚姻问题大彻大悟,认识到婚姻并不是单纯两性间的情感维系,也不是理想的浪漫王国,而是现实的、充满实用意义的一种多重社会契约。在吉玲的身上有着明显的反传统意识:不逆来顺受,不依附男人,个人独立意识强,我行我素,从思想到行为都在向传统女性挑战,向男人“复仇”。
如果说在吉玲的身上体现了处于弱势,忍气吞声地受了委
屈和伤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愚昧女性已经成长起来,那么《太阳出世》中则体现出池莉追求双性和谐、共同发展的理想境界。当然,这种和谐不是靠一方压倒另一方,也不是靠一味地隐忍和退让,而是要建立在理解﹑宽容﹑尊重的基础上,为此,女性因为生理上的弱势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自尊﹑自重﹑自立﹑自强。
李小兰婚前是潇洒女孩一类的,然而在生育孩子的过程中,小生命的孕育、生长,如冉冉而升的朝阳,照亮了她庸俗的人生,净化了她的心灵,为女儿同丈夫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她怀孕前在全市图书馆系统就小有名气。她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她能为图书馆弄来许多难得的藏书,能为图书馆办好多事情,深受领导的喜爱。生完孩子,因买磁带遭人耻笑,她愤愤地想:“你读书我牺牲,我这辈子就带孩子算了!”,和湖北大学老师王珏的相识,激发了积极进取之心,使李小兰更清醒地认识到:女人要自尊自强,要多学习,要有点本事。于是与读成人大学的丈夫齐头并进,决心做一个腹有诗书气的人。在李小兰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池莉女性求谐意识照耀的光辉。
纵观池莉的“烦恼三部曲”中,在《烦恼人生》中,池莉没有给笔下的女主人公取名,仅作为男主人公印家厚的陪衬,但在《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中,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有名有姓,而且塑造了女主人公鲜明的个性,赋予了吉玲和李小兰与男性平等
并存的身份,这一创作转变可以看出池莉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
性意识经历了由隐到显,由粗到密的过程,也是池莉作为一个作家发展进步的例证。
4.结论
关于人生和小说,池莉曾说:“一个人就和一颗星辰一样,他有自己的位置。他只能有一个位置。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自己的命运里,经历着他个人的经历,他的视角,他的感觉,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变化只能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成熟和壮大意义上的变化。那么他的小说与他个人的变化是一致的。他可以在他的表达范畴里写得更深入、更深刻、更广阔、更厚重,却不可能有全新的本质上的变化”。[10]在“烦恼三部曲”中的创作中,池莉在创作上大体经历这样的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书写过程,并形成自己特有的叙写方式,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池莉的小说逐渐成熟和壮大的过程。
【注释】
①池莉,《烦恼人生》。
②池莉,《不谈爱情》。
③池莉,《太阳出世》。
④池莉,《池莉文集2》,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4页,
⑤《上海电视周刊》,2000年10月A期。
⑥池莉,《池莉文集4》,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67页。
【参考文献】
[1]池莉,我坦率说[A].真实的日子·池莉文集(4)[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223。
[2][5][6]池莉,也算一封回信[J].中篇小说选刊,1988,(4):113。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06。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卷[M].人民出版社,1979:167。
[7]易中天,池莉论·预谋杀人·池莉小说近作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55。
[8]周利荣,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兼及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多元型态[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5):70-75。
[9]吴惠敏,试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J].文艺研究,2002,(6):83-88。
[10]池莉,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关于小说的漫想于漫记.当代作家面面观[C].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