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神情。记得，在他还身着橄榄绿军装的时候，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上。不是那身军服不合他的腰身，而是他的腰身没能撑起军装的一派英豪之气来；因而当我看到他按着导演的指点，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刻，我当真笑出了声，并对正在收拾屋子卫生的妻子说道：“快来看莫言，你也当过兵，看看这个男兵，是不是有点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的内在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
1998年，中国9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访问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你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性格里具有的憨厚，当然啦，与他当过兵也可能不无关系！”
到底孰是孰非，这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出自他的行为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作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是不是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访问德国和访问台湾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该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低迷的时期。这年的年节前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欢聚，迎接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莫言也来了。在我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的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笑。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了年节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今天他的话很少。”
“应当说人家十分腼腆。”
我笑了：“老虎醉酒后也是腼腆而无声的！”
“你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莫言。”
为了论证出一个真实的莫言来，我对妻子说：“你看他的《红高粱》，是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
在我的认知里，进入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但莫言在文苑如日升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又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然通电话时，他常常劝我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褴褛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我除了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还在我主持一家出版社时，责令编辑迅速将其几篇处女作，纳入“文学新星”丛书出版。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40多位，历经10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莫言不仅是其中长明之星，而且创作势态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在文学的马拉松的长跑中，他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纵观莫言30多年的创作，近年来又多了些他昔日作品中没有的幽默，这绝非莫言自作多情，而是他生命中野气的升华和挥发。
谈及莫言作品的幽默，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1998年10月，他在台北图书馆，与两岸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时，莫言曾让在场听众捧腹大笑不止。他似乎不是在发表讲演，而是与在场的听众诙谐地对谈。他那张憨态毕露的熊猫之脸，使会场上笑声一直不绝于耳——在那一刻，我就认定这个山东高密小子，越来越向平民型的作家靠拢。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和近两年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和《蛙》在内，都深深地蕴藏着山东民间文化对他的雕塑。他从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流的作家分开的话，他地地道道属于后者。
在为人上，莫言绝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类，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以他的人品和文品，我相信不管他的职务有何变化，他都不会忘记给他文学营养的北国山河地脉，他会像马拉松长跑那般，续写出更富有中国意味的好作品来的。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的内在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
1998年，中国9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访问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你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性格里具有的憨厚，当然啦，与他当过兵也可能不无关系！”
到底孰是孰非，这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出自他的行为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作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是不是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访问德国和访问台湾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该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低迷的时期。这年的年节前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欢聚，迎接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莫言也来了。在我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的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笑。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了年节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今天他的话很少。”
“应当说人家十分腼腆。”
我笑了：“老虎醉酒后也是腼腆而无声的！”
“你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莫言。”
为了论证出一个真实的莫言来，我对妻子说：“你看他的《红高粱》，是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
在我的认知里，进入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但莫言在文苑如日升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又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然通电话时，他常常劝我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褴褛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我除了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还在我主持一家出版社时，责令编辑迅速将其几篇处女作，纳入“文学新星”丛书出版。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40多位，历经10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莫言不仅是其中长明之星，而且创作势态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在文学的马拉松的长跑中，他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纵观莫言30多年的创作，近年来又多了些他昔日作品中没有的幽默，这绝非莫言自作多情，而是他生命中野气的升华和挥发。
谈及莫言作品的幽默，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1998年10月，他在台北图书馆，与两岸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时，莫言曾让在场听众捧腹大笑不止。他似乎不是在发表讲演，而是与在场的听众诙谐地对谈。他那张憨态毕露的熊猫之脸，使会场上笑声一直不绝于耳——在那一刻，我就认定这个山东高密小子，越来越向平民型的作家靠拢。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和近两年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和《蛙》在内，都深深地蕴藏着山东民间文化对他的雕塑。他从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流的作家分开的话，他地地道道属于后者。
在为人上，莫言绝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类，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以他的人品和文品，我相信不管他的职务有何变化，他都不会忘记给他文学营养的北国山河地脉，他会像马拉松长跑那般，续写出更富有中国意味的好作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