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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琐事起争执，丈夫离家夫妻分居
朱勤和苏雯，都是从名校毕业后留京，分别在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12年初两人相识相恋，半年后，苏雯答应了朱勤的求婚。随后，两人在北京市的三环以内，用公积金贷款买了婚房。2013年元旦，两人举行了婚礼，相互承诺：“将来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贵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携手共同面对。”
婚后，因两人都在业务一线，经常被单位派驻外地开展审计工作，出差比较频繁，有时甚至整月滞留在外地。这给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两人屡屡在处理家务琐事上发生争执。特别是在生孩子问题上，苏雯想趁着年轻多打拼几年，等升职加薪后再怀孕;朱勤则让她对单位领导指派的出差任务能推则推，安心备孕，最好生下一儿一女。对此，两人多次争吵，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渐渐有了隔阂。
2017年7月初，苏雯的母亲李悦芬因胰腺炎发作，从江苏老家赶到北京治病，出院后暫住在女儿家里休养。8月上旬，苏雯要到深圳出差半个月，临行时再三拜托丈夫照顾好母亲。朱勤忙于工作和应酬，根本抽不出时间做饭，就在网上订外卖给岳母吃。李悦芬身体不好，也吃不惯外卖，就打电话向女儿告状。苏雯在微信上责备了丈夫几句，朱勤秒回：“你老妈就是喜欢搞事儿。”
8月25日晚上，苏雯出差刚进门，李悦芬就哭哭啼啼向女儿抱怨诉苦，正好被从外面应酬回来的朱勤听见。他借着酒劲，对岳母出言不逊。苏雯与朱勤大吵起来。李悦芬见状上前护着女儿，被朱勤推倒在地。苏雯扑上去与朱勤扭打。见母亲双手抱着左脚坐在地上呻吟，苏雯赶紧送她去医院检查。次日凌晨，朱勤收拾了随身衣物离开家，临时居住在酒店。
一段时间后，苏雯心里的怨气渐渐平复。2017年9月12日傍晚，她放低姿态，在朱勤的单位附近等候，想好言好语跟丈夫沟通，劝他回家。但是，朱勤似乎对苏雯余怨未了，执拗地表示：“除非让你老妈立刻回江苏，否则我们一拍两散！”苏雯感到自尊心很受伤，据理力争：“我妈被你推倒受伤不轻，你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居然还要赶她走！”然后怒气冲冲转身走了。当晚，苏雯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盼着丈夫回家，听到室外的电梯有动静就起床查看。可是直到天亮，朱勤也没有回来。一气之下，苏雯找人换了门锁。
过了几天，朱勤回家拿换洗衣物，却打不开门，盛怒之下，挂失了由苏雯保管的工资卡，并在微信上给苏雯留言：“你给我等着！”随后，他在单位附近租住了单身公寓。
妻子屡屡受挫，失业生病陷入困境
见两人的关系陷入僵局，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李悦芬对女儿说：“我还是回去吧，你们好好过日子。”她主动打电话给女婿，谁知刚刚开口，朱勤听出是她的声音，立即就挂断了。2017年11月19日，朱勤到法院起诉，要求与苏雯离婚，并主张分割住房等共同财产。
苏雯接到法院传票后委屈地对法官说，自己与丈夫并没有根本性矛盾，不同意离婚。法院召集双方调解，朱勤的态度坚决而明朗。办案法官提议给朱勤和苏雯60天的离婚冷静期，并劝两人珍惜感情，慎重对待婚姻。朱勤仍然表示：“长痛不如短痛，幸好没有生孩子，离了婚不会再有牵连，一别两宽，各自安好。”
朱勤执意离婚的态度让苏雯始料未及，严重影响了她的情绪。2017年12月，她提交的多份审计报告出现低级错误，被业务主管严肃批评。苏雯与上司大吵了一架。
苏雯工作的单位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年1月，人力资源部门都要对员工进行全方位评估。如果员工评估得分排名居于末位，将受到调岗、降级甚至辞退的处理。
2018年1月15日，会计事务所内网发出了2017年员工评估结果的公示，苏雯排在末位。恰在这个月，苏雯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也到期了。直到公示结束，苏雯也没有提出申诉。人力资源部经理找苏雯谈话，说公司进行人性化处理，不以“末位淘汰”方式直接辞退她，而是不再与她续签合同，但会发给她足额的经济补偿金。
失去工作后，苏雯的心情更加沮丧，健康也受到影响，连续出现头痛、肠胃炎、肾上腺支增粗等疾病。2月中旬，她与母亲李悦芬回江苏过春节。
春节期间，苏雯经常从噩梦中惊醒，整夜失眠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除了去卫生间，整天不下床，母亲将饭菜端到她面前她也不想吃。一次，李悦芬像哄小孩一样拍着女儿的脊背，嘴里念念有词，终于哄苏雯入睡了。但半夜时分，苏雯突然从床上惊坐起来，继而号啕大哭。李悦芬担心不已，天一亮就拉着苏雯去南京脑科医院看急诊。医生检查后认为，苏雯患了抑郁症，有加重的趋势，并伴有惊恐症状，建议她住院治疗。因心里惦记着离婚官司，苏雯没有同意。
过完春节，李悦芬陪苏雯一起回了北京。苏雯又去北京一家专科医院的心理诊所进行测试，确诊为中重度抑郁症，需要药物治疗并辅助心理治疗。经询问，心理咨询费用每次需要300元，药物治疗每月则要花费3000元以上。
苏雯失去了工作，医保卡上的积余已全部用光，并且没有单位为她续交医疗保险。因即将发生的巨额医疗费加重了心理负担，她的情绪波动很大，心境更加糟糕。李悦芬到法院把女儿患病的事实反映给了法官。
2018年2月26日，法院下达判决书，不准予离婚。法官认为，朱勤与苏雯系自由恋爱结婚，具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现已查明，苏雯因心理疾患正在治疗，朱勤作为丈夫应与妻子共渡难关，不应置夫妻情分于不顾。
夫妻有互相扶养扶助的义务
法院不准离婚的判决生效后，朱勤仍然住在外面与妻子分居。苏雯发微信、打电话给朱勤，讨要医疗费和生活费，朱勤不予理睬。2018年6月9日，苏雯直接去朱勤工作的事务所索要，又被朱勤严厉拒绝。苏雯的心理本就脆弱，再次急诊入院，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加重了苏雯的心理负担。2018年6月30日，苏雯坚持出了院。第二天，她径直到法院起诉，要求朱勤履行夫妻扶助义务，支付她生活费和医疗费（其中包括欠款）共13.5万元;并从2018年7月1日开始，每月支付她扶养费1.8万元。 法庭上，苏雯哭着说，她工作期间的收入已全部用于家庭生活和偿还房贷，几乎没有积蓄。失业后，因为朱勤不支付她生活费和医药费，她迫不得已通过网络借贷和透支信用卡。现在借贷已无法继续周转和持续，后续的生活费、医疗费也失去了来源。朱勤作为她的丈夫，独自支配每年50多万元的工资奖金收入，却不顾她的死活。
朱勤当庭要求中止审理扶养费纠纷，声称他已再次起诉离婚。他辩称苏雯并非没有工作和劳动能力，也并非没有经济来源。她此前在会计事务所任职，每月收入和加班费将近2万元，还掌管了夫妻共同存款，根本不需要借贷维持生活。自离婚诉讼后，苏雯自行辞掉了工作，并虛构债务，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苏雯说她有抑郁症等疾病，与夫妻感情破裂没有任何关联。即使她患抑郁症属实，也是因工作受挫导致的。
与此同时，朱勤还提出对苏雯的反诉，要求她支付因两人扭打给他造成的创伤治疗费6000元，并按每月8400元的标准支付他生活费和医疗费。
朱勤声称，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苏雯多次到他工作单位骚扰，并散布谣言，导致他身心受到折磨。由于夫妻共同存款由苏雯掌握，他被赶出家门时身无分文，现需承担高额的房租，且经常需要请假休息，收入锐减。
针对朱勤的反诉，苏雯答辩说：朱勤一直保管自己的工资卡，且长期隐瞒收入，直到2017年6月，她提出始终没有共同积蓄对家庭生活不利，再三索要，朱勤才将工资卡交由她保管，但当时卡上没有余额。2017年9月，朱勤离家后更换了工资卡。朱勤主张存在共同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朱勤是在职员工，他的薪酬福利中包括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即便产生了医药费也可以走保险，因此，不论朱勤所称医疗费用是否属实，均不至于使其经济困难。因此，她不同意他的反诉请求。
庭审中，法院组织双方举证和质证，苏雯提交了南京脑科医院、北京心理诊所的检查报告，还有她的住院证明和病历及医嘱等，证明其患病严重，需频繁住院治疗，无法正常工作与生活。朱勤当庭提交了苏雯名下银行账户明细，证明苏雯在2017年5月时卡内有余额近115万元，至2018年7月卡内余额为0元，用以证明苏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对此，苏雯提交了向南京市某公司刷卡支付106万元购房款的凭证，证明为买房支出。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根据苏雯提供的医疗费用票据以及失业的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认定苏雯现因身体原因需要扶养，朱勤作为苏雯丈夫，在苏雯失业且需要就医的情况下应履行扶养义务。关于苏雯主张的扶养费，根据苏雯就医所需费用、日常生活支出、偿还房贷、朱勤收入情况，酌情确定为1万元。关于朱勤所称苏雯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考虑到苏雯已在南京购置房产，并对相关款项进行了说明，故在本案扶养费纠纷中不予理涉。关于朱勤反诉的扶养费，因朱勤有稳定收入来源，不予支持。若今后苏雯重新工作，或者双方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再另行就扶养费问题进行处理。
2019年7月18日，一审法院判决，朱勤支付苏雯分居期间的扶养费17万元;从2019年5月起，朱勤每月支付苏雯扶养费1万元;驳回朱勤的全部反诉请求。
朱勤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12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点评：
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婚内扶养义务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有扶养能力的一方必须自觉履行这一义务，特别是在对方患病，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更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一方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另一方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扶养责任的承担，既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本案中，朱勤与苏雯虽然分居，但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苏雯患有多种疾病，亦无生活来源，有权要求朱勤给付一定的扶养费。
〔编辑：潘金瑞〕
朱勤和苏雯，都是从名校毕业后留京，分别在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12年初两人相识相恋，半年后，苏雯答应了朱勤的求婚。随后，两人在北京市的三环以内，用公积金贷款买了婚房。2013年元旦，两人举行了婚礼，相互承诺：“将来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贵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携手共同面对。”
婚后，因两人都在业务一线，经常被单位派驻外地开展审计工作，出差比较频繁，有时甚至整月滞留在外地。这给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两人屡屡在处理家务琐事上发生争执。特别是在生孩子问题上，苏雯想趁着年轻多打拼几年，等升职加薪后再怀孕;朱勤则让她对单位领导指派的出差任务能推则推，安心备孕，最好生下一儿一女。对此，两人多次争吵，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渐渐有了隔阂。
2017年7月初，苏雯的母亲李悦芬因胰腺炎发作，从江苏老家赶到北京治病，出院后暫住在女儿家里休养。8月上旬，苏雯要到深圳出差半个月，临行时再三拜托丈夫照顾好母亲。朱勤忙于工作和应酬，根本抽不出时间做饭，就在网上订外卖给岳母吃。李悦芬身体不好，也吃不惯外卖，就打电话向女儿告状。苏雯在微信上责备了丈夫几句，朱勤秒回：“你老妈就是喜欢搞事儿。”
8月25日晚上，苏雯出差刚进门，李悦芬就哭哭啼啼向女儿抱怨诉苦，正好被从外面应酬回来的朱勤听见。他借着酒劲，对岳母出言不逊。苏雯与朱勤大吵起来。李悦芬见状上前护着女儿，被朱勤推倒在地。苏雯扑上去与朱勤扭打。见母亲双手抱着左脚坐在地上呻吟，苏雯赶紧送她去医院检查。次日凌晨，朱勤收拾了随身衣物离开家，临时居住在酒店。
一段时间后，苏雯心里的怨气渐渐平复。2017年9月12日傍晚，她放低姿态，在朱勤的单位附近等候，想好言好语跟丈夫沟通，劝他回家。但是，朱勤似乎对苏雯余怨未了，执拗地表示：“除非让你老妈立刻回江苏，否则我们一拍两散！”苏雯感到自尊心很受伤，据理力争：“我妈被你推倒受伤不轻，你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居然还要赶她走！”然后怒气冲冲转身走了。当晚，苏雯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盼着丈夫回家，听到室外的电梯有动静就起床查看。可是直到天亮，朱勤也没有回来。一气之下，苏雯找人换了门锁。
过了几天，朱勤回家拿换洗衣物，却打不开门，盛怒之下，挂失了由苏雯保管的工资卡，并在微信上给苏雯留言：“你给我等着！”随后，他在单位附近租住了单身公寓。
妻子屡屡受挫，失业生病陷入困境
见两人的关系陷入僵局，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李悦芬对女儿说：“我还是回去吧，你们好好过日子。”她主动打电话给女婿，谁知刚刚开口，朱勤听出是她的声音，立即就挂断了。2017年11月19日，朱勤到法院起诉，要求与苏雯离婚，并主张分割住房等共同财产。
苏雯接到法院传票后委屈地对法官说，自己与丈夫并没有根本性矛盾，不同意离婚。法院召集双方调解，朱勤的态度坚决而明朗。办案法官提议给朱勤和苏雯60天的离婚冷静期，并劝两人珍惜感情，慎重对待婚姻。朱勤仍然表示：“长痛不如短痛，幸好没有生孩子，离了婚不会再有牵连，一别两宽，各自安好。”
朱勤执意离婚的态度让苏雯始料未及，严重影响了她的情绪。2017年12月，她提交的多份审计报告出现低级错误，被业务主管严肃批评。苏雯与上司大吵了一架。
苏雯工作的单位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年1月，人力资源部门都要对员工进行全方位评估。如果员工评估得分排名居于末位，将受到调岗、降级甚至辞退的处理。
2018年1月15日，会计事务所内网发出了2017年员工评估结果的公示，苏雯排在末位。恰在这个月，苏雯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也到期了。直到公示结束，苏雯也没有提出申诉。人力资源部经理找苏雯谈话，说公司进行人性化处理，不以“末位淘汰”方式直接辞退她，而是不再与她续签合同，但会发给她足额的经济补偿金。
失去工作后，苏雯的心情更加沮丧，健康也受到影响，连续出现头痛、肠胃炎、肾上腺支增粗等疾病。2月中旬，她与母亲李悦芬回江苏过春节。
春节期间，苏雯经常从噩梦中惊醒，整夜失眠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除了去卫生间，整天不下床，母亲将饭菜端到她面前她也不想吃。一次，李悦芬像哄小孩一样拍着女儿的脊背，嘴里念念有词，终于哄苏雯入睡了。但半夜时分，苏雯突然从床上惊坐起来，继而号啕大哭。李悦芬担心不已，天一亮就拉着苏雯去南京脑科医院看急诊。医生检查后认为，苏雯患了抑郁症，有加重的趋势，并伴有惊恐症状，建议她住院治疗。因心里惦记着离婚官司，苏雯没有同意。
过完春节，李悦芬陪苏雯一起回了北京。苏雯又去北京一家专科医院的心理诊所进行测试，确诊为中重度抑郁症，需要药物治疗并辅助心理治疗。经询问，心理咨询费用每次需要300元，药物治疗每月则要花费3000元以上。
苏雯失去了工作，医保卡上的积余已全部用光，并且没有单位为她续交医疗保险。因即将发生的巨额医疗费加重了心理负担，她的情绪波动很大，心境更加糟糕。李悦芬到法院把女儿患病的事实反映给了法官。
2018年2月26日，法院下达判决书，不准予离婚。法官认为，朱勤与苏雯系自由恋爱结婚，具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现已查明，苏雯因心理疾患正在治疗，朱勤作为丈夫应与妻子共渡难关，不应置夫妻情分于不顾。
夫妻有互相扶养扶助的义务
法院不准离婚的判决生效后，朱勤仍然住在外面与妻子分居。苏雯发微信、打电话给朱勤，讨要医疗费和生活费，朱勤不予理睬。2018年6月9日，苏雯直接去朱勤工作的事务所索要，又被朱勤严厉拒绝。苏雯的心理本就脆弱，再次急诊入院，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加重了苏雯的心理负担。2018年6月30日，苏雯坚持出了院。第二天，她径直到法院起诉，要求朱勤履行夫妻扶助义务，支付她生活费和医疗费（其中包括欠款）共13.5万元;并从2018年7月1日开始，每月支付她扶养费1.8万元。 法庭上，苏雯哭着说，她工作期间的收入已全部用于家庭生活和偿还房贷，几乎没有积蓄。失业后，因为朱勤不支付她生活费和医药费，她迫不得已通过网络借贷和透支信用卡。现在借贷已无法继续周转和持续，后续的生活费、医疗费也失去了来源。朱勤作为她的丈夫，独自支配每年50多万元的工资奖金收入，却不顾她的死活。
朱勤当庭要求中止审理扶养费纠纷，声称他已再次起诉离婚。他辩称苏雯并非没有工作和劳动能力，也并非没有经济来源。她此前在会计事务所任职，每月收入和加班费将近2万元，还掌管了夫妻共同存款，根本不需要借贷维持生活。自离婚诉讼后，苏雯自行辞掉了工作，并虛构债务，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苏雯说她有抑郁症等疾病，与夫妻感情破裂没有任何关联。即使她患抑郁症属实，也是因工作受挫导致的。
与此同时，朱勤还提出对苏雯的反诉，要求她支付因两人扭打给他造成的创伤治疗费6000元，并按每月8400元的标准支付他生活费和医疗费。
朱勤声称，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苏雯多次到他工作单位骚扰，并散布谣言，导致他身心受到折磨。由于夫妻共同存款由苏雯掌握，他被赶出家门时身无分文，现需承担高额的房租，且经常需要请假休息，收入锐减。
针对朱勤的反诉，苏雯答辩说：朱勤一直保管自己的工资卡，且长期隐瞒收入，直到2017年6月，她提出始终没有共同积蓄对家庭生活不利，再三索要，朱勤才将工资卡交由她保管，但当时卡上没有余额。2017年9月，朱勤离家后更换了工资卡。朱勤主张存在共同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朱勤是在职员工，他的薪酬福利中包括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即便产生了医药费也可以走保险，因此，不论朱勤所称医疗费用是否属实，均不至于使其经济困难。因此，她不同意他的反诉请求。
庭审中，法院组织双方举证和质证，苏雯提交了南京脑科医院、北京心理诊所的检查报告，还有她的住院证明和病历及医嘱等，证明其患病严重，需频繁住院治疗，无法正常工作与生活。朱勤当庭提交了苏雯名下银行账户明细，证明苏雯在2017年5月时卡内有余额近115万元，至2018年7月卡内余额为0元，用以证明苏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对此，苏雯提交了向南京市某公司刷卡支付106万元购房款的凭证，证明为买房支出。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根据苏雯提供的医疗费用票据以及失业的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认定苏雯现因身体原因需要扶养，朱勤作为苏雯丈夫，在苏雯失业且需要就医的情况下应履行扶养义务。关于苏雯主张的扶养费，根据苏雯就医所需费用、日常生活支出、偿还房贷、朱勤收入情况，酌情确定为1万元。关于朱勤所称苏雯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考虑到苏雯已在南京购置房产，并对相关款项进行了说明，故在本案扶养费纠纷中不予理涉。关于朱勤反诉的扶养费，因朱勤有稳定收入来源，不予支持。若今后苏雯重新工作，或者双方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再另行就扶养费问题进行处理。
2019年7月18日，一审法院判决，朱勤支付苏雯分居期间的扶养费17万元;从2019年5月起，朱勤每月支付苏雯扶养费1万元;驳回朱勤的全部反诉请求。
朱勤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12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点评：
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婚内扶养义务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有扶养能力的一方必须自觉履行这一义务，特别是在对方患病，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更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一方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另一方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扶养责任的承担，既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本案中，朱勤与苏雯虽然分居，但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苏雯患有多种疾病，亦无生活来源，有权要求朱勤给付一定的扶养费。
〔编辑：潘金瑞〕